第四章 清代考據學派的地名學成就
第二節 分
論
清代考據學派在地名學上所取得的具體成就，以地名方位考證為核心，在地名沿革、地名含義、地名用字、地名讀音、地名典籍考證與辨誤等各個方面均取得了豐碩的成果，蔚為大觀，而規律性的總結反而少見。現各撮舉一二以說明之。
一、關于地名方位
清代學者的輿地著作，幾乎都涉及地名方位問題，絕大部分內容均是地名的具體方位考定。今試舉閻若璩、江永、程恩澤、李兆洛、楊守敬五人的輿地著作為例。
閻若璩（1636～1704年）字百詩，號潛邱，祖籍山西太原，至五世祖時遷居江蘇淮安府山陽縣（今江蘇淮安市）。其考證《大學》、《中庸》、《論語》、《孟子》中地名的專門之作叫《四書釋地》，本編加上續、又續、三續共有六卷。
《四書釋地》本編一卷，共57條，所釋地名則有蓋、嬴、雪宮、石門、闕里、武城、泰山北海、淇河西、漯滄浪、南陽、華岳、海濱、水滸、莘、匡、汶沂、晝、東山、任、滕、薛、轉附朝儛、棠、溫泉、平陸、靈丘、畢郢、虞虢、溱洧、陽城箕山之陰、幽州、崇山、屈邑、傅巖、莒父中牟、南山、淇、邦畿千里、周舊邦、垤澤之門、范、魯昌平鄉陬邑、微箕、河河內、首陽，共45條。其中大部分地名方位的考辨頗具學術價值。例如“雪宮”，閻氏云：“齊宣王見孟子于雪宮，解者謂：‘雪宮，孟子之館，宣王就見于此’，因夸其禮遇之隆……《元和郡縣志》：‘齊雪宮故址在青州臨淄縣即齊故都東北六里，《晏子春秋》所謂齊侯見晏子于雪宮’。然則先孟子，雪宮又為晏嬰館舍耶？蓋齊離宮之名、游覽勝跡。宣延見孟子于其地，非就見之謂。益信地理宜究”。閻氏通過雪宮位置的考訂，將人們誤以為宣王赴雪宮看望孟子糾正為宣王召見孟子于雪宮；雪宮原來是齊國離宮之名，而非孟子居所。可見地名方位考證是多么的重要！
《四書釋地續》一卷，因釋地而牽涉人名，共80條，所釋地名有汶水、泰山、川上、柳下、休、鄹、海隅、東蒙等46條。例如“休”，閻氏云：“孟子致為臣而歸，歸于鄒也，中間經過地名‘休’者，少憩……故休城在今兗州府滕縣北一十五里，距孟子家約百里。《路史·國名紀》：休在潁川，或云介休。介在膠西，并非”。
《四書釋地又續》兩卷，因釋地名、人名而及物類訓詁典制，共163條，所釋地名有闕里、闕黨、四海、少梁、句繹、召陵等24條。例如“四海”，胡渭（朏明）據《爾雅》認為九夷八狄七戎六蠻為四海，閻氏云：“按古書所稱四海，皆以地言，不以水言，故《爾雅》此條系《釋地》、不系《釋水》……自宋人拋棄舊詁，直以海為海水，而古書所稱四海之義始有不可得通者矣。余曾以書往質《孟子》‘放乎四海’、‘禹以四海為壑’，此得謂不以水言耶？朏明不覺欣然。大抵四海之義有二，有宜從今《爾雅》解者，四海遏密八音是卻少；有宜從康成《周禮注》，四海猶四方也”。其最終結論是：“四海即天下字面也”。
《四書釋地三續》兩卷，系閻氏其它解釋經義者，共126條，但地名考證成份不多，僅有湍水、闕里闕黨、湯居亳與葛為鄰三條。
總計《四書釋地》及其續編共426條，其中詮釋地名118條。有人問閻若璩：《四書釋地》中的說法為什么與朱熹《四書章句集注》不同？閻氏回答：“吾老矣，著書冀以垂后，豈必同于應考諸生？”他認為，朱子可以正孟子，則后人未嘗不可以正朱子。正因為閻氏治學嚴謹，因而李慈銘認為“所著書自當以《四書釋地》為最，故此書所論地理亦多確核”。
江永（1681～1762年）字慎修，徽州府婺源縣江灣村（今江西婺源縣東北江灣鎮）人，一生雖僅以明經終老于家，卻對皖派學術影響甚大。所著《春秋地理考實》四卷，是一部關于《春秋》及《左傳》地名的考證之作，涉及古今地名方位、沿革，雖多承襲前人之說，而又多所補正，“核其虛實，精者益精，詳者益詳”
。該書體例是先出《春秋》地名，繼標所在文句，然后列杜注、孔疏及《春秋傳說匯纂》，再加自己的“今按”，是者從之，非者辨之。茲于前三卷各舉一例：
卷一莊公三十一年：“薛，[經]筑臺于薛。[杜注]魯地。[匯纂]今兗州府滕縣東南有薛城。[今按]薛國在滕縣南四十里，魯豈筑臺于其國？當是魯地有名薛者耳”。
卷二宣公八年：“舒蓼，[經]楚人滅舒蓼。[傳]楚為群舒叛，故伐舒蓼，滅之。[杜注]舒蓼，二國名。[疏]舒蓼二國名者，蓋轉寫誤，當為一國名。《釋例土地名》有舒、群舒、舒蓼、舒庸、舒鳩，以為五名，則與文五年滅蓼同。蓋蓼滅后，更復故，楚令更滅之。劉炫以杜為一國而規之，非也。[匯纂]今廬州府廬江縣故舒城是也。[今按]杜于文十四年注云：舒蓼即群舒，此言二國，非也。然二國亦非轉寫之誤。劉炫規之不得，謂其非此舒蓼，與文五年之蓼不同。彼蓼在安豐，此舒蓼在舒城，《疏》合為一，亦誤”。
卷三定公四年：“容城，[經]許遷于容城。[今按]《水經注》：容城即華容縣，今荊州府監利縣也”。
該書卷四則為“王朝列國興廢說”，詳細敘述了周王朝和魯、蔡、曹、衛、滕、晉、鄭、吳、燕、齊、秦、楚、宋、杞、陳、薛、邾、莒、小邾、許二十個諸侯國的興衰變遷，其中注出了列國國都的今地。
書名雖為《春秋地理考實》，而實際上考實《左傳》的地名大大多于《春秋》。據筆者統計，全書前三卷考實《春秋》地名316處，考實《左傳》地名達1029處，后者是前者的三倍多。其考《左傳》地名，亦依前例釋地。茲于前三卷亦各舉一例說明之：
卷一隱公元年：“費，[傳]費伯帥師城郎。[匯纂]魯大夫費，
父之食邑，讀如字，與季氏費邑讀如秘者有別。魏武封費亭侯，即此。今魯臺縣西南有費亭。[今按]費伯者，費 父也，見隱二年；郎亦在魚臺縣，故知此費為其食邑。陸德明《釋文》：音秘。非也。季氏之費，見僖元年”。該書同卷僖公元年“費”下云：“[今按]費音秘,今山東沂州府費縣也”。
卷二宣公十二年：“滎澤，[傳]及滎澤。[杜注]在滎陽縣東。[今按]此即《禹貢》濟水溢為滎者也。今無水，滎陽人猶謂其處有滎澤”。
卷三昭公十二年：“鮮虞，[傳]假道于鮮虞。[杜注]白狄別種，在中山新市縣。[匯纂]今直隸真定府新樂縣西南有新市故城，俗名新城鋪。其地有鮮虞亭，《史記索隱》曰：中山，古鮮虞國，姬姓也。[今按]如《索隱》說，則鮮虞非白狄別種。真定府今改正定府，新樂屬本府之晉州”。
清四庫館臣認為，江永《春秋地理考實》于經、傳地名“皆確指今為何地，俾學者按現在之輿圖，即可以驗當時列國疆域及會盟侵伐之跡，悉得其道里、方向”，“于名同地異、注家牽合混淆者，辨證尤晰”，從而得出了“其訂訛補闕，多有可取，雖卷帙不及高士奇《春秋左傳地名考》之富，而精核較勝之矣”
的結論。
程恩澤（1785～1837年）字云芬，號春海，安徽歙縣人。嘉慶十六年進士，官至戶部右侍郎。傳世著作有《國策地名考》二十卷。
《國策地名考》專考《戰國策》中出現的地名，于每一地名下先列原文，次列原注，次加案語，次詳眾說，次列當時的“今名”。全書以地名所地各諸侯國國別為序，詳細情況見下表：
表4-4 《國策地名考》中的地名考證
| 卷次 |
國別 |
地名數 |
| 一 |
周 |
22 |
| 二、三 |
秦 |
92 |
| 四、五 |
齊 |
87 |
| 六、七 |
楚 |
92 |
| 八、九 |
趙 |
90 |
| 十、十一、十二 |
魏 |
138 |
| 十三、十四 |
韓 |
68 |
| |
燕 |
31 |
| |
宋 |
7 |
| 十五 |
衛 |
11 |
| |
中山 |
6 |
| 十六 |
諸小國 |
21 |
| |
諸夷國 |
16 |
| 十七 |
諸國隙地 |
26 |
| |
諸國姓氏地 |
58 |
| 十八 |
古國 |
38 |
| 十九、二十 |
古邑 |
61 |
| 總計 |
|
864 |
書中有少許地名是重復的，故所考地名不及表中統計的864條之多，程氏在該書的自序里說有七百多條，大致與實際情況相合。
該書考證地名頗為詳確，今可舉孟津、蒲坂二地名為例。卷一周朝“孟津”條：“《秦策》謂秦王曰：‘章驅十二諸侯，以朝天子于孟津’。原注：在河內河陽縣南。恩澤案：孟津與孟津縣非一地。孟津縣在河南，漢為河陰縣，今屬河南府；孟津在河北，漢為河陽縣，今為孟縣，屬懷慶府；中隔大河，相距約七十里。孟津與河陽又非一地，河陽故城在今孟縣西三十五里，孟津在今孟縣南十八里。《尚書正義》曰：孟是地名，津是渡處，在孟地置津，謂之孟津，蓋即《左傳》盟地。《書》所云東至于孟津、師畢渡孟津皆是也。《后漢書·光武紀注》：俗名冶戍津，即此。《十三州記》云：‘河陽縣治河上，即孟津也’。以孟津為河陽。《元豐志》從之，非是；《方輿紀要》以孟津為漢平陰縣，即以孟津縣為孟津，亦非”。
又，卷一一魏國“蒲坂”條云：歷代學者以為見于《楚策》中的“蒲坂”在河東。作者認為作為舜都的河東蒲坂系魏國地名，當時存在著另一叫“蒲坂”的秦國地名，他論述道：“蒲坂在唐虞時已有此名，不始于春秋戰國間。若垣與蒲坂本是兩地，何得相混？然《正義》云：前秦取蒲坂，復以與魏，魏以為垣，今又取魏垣，以為蒲坂、皮氏，其后又歸魏，魏復以為垣（俱本《史記》）。是當時實屢經更名，并非無因。蓋垣為今長垣縣，本衛之蒲邑，秦嘗取之，后既歸魏，而又歸秦，故秦人以為蒲反，而魏則仍其故名曰垣。此自為一地，與舜都全不相涉。《國策》所云蒲坂，蓋即指此……自漢以來，俱列之河東郡，則其名稱之相混久矣”。
正因為該書對列國地名有如此詳細的考證，所以書前所附《戰國輿地總圖》及周、秦、齊、楚、趙、魏、韓、燕、宋、衛、中山等國的12幅歷史地圖中地名定位也大都準確。楊守敬《歷代輿地圖》中的“戰國疆域圖”圖組，亦全賴此書繪出。
阮元評價《國策地名考》時，指出像孟津、蒲坂這樣的條目考證“皆確不易”
。有的學者稱：該書自“胡朏明《禹貢錐指》、全謝山《地理志稽疑》后，此其盛業矣” 。
以上所舉閻若璩、江永、程恩澤三人的輿地著作，均以考證先秦典籍中的地名方位見長。像這樣的輿地著作，清儒所撰還有許多，已見上文表4-1中。隨著地名方位考證的日趨增多，成果日積月累，時代呼喚著有系統、有條理也便于檢索的地名著作的誕生。于是，由李兆洛主編的第一部歷史地名辭典——《歷代地理志韻編今釋》，于道光十七年（1837年）問世了。
李兆洛（1769～1841年）字申耆，號養一，常州府陽湖縣大寧鄉三河口（今江蘇武進市東三河口鄉）人。師從著名學者盧文弨。嘉慶十年（1805年）進士。據其弟子蔣彤記載：“先生自幼年即留意地輿之學，凡史部有涉地理者無不備致，尤得力于顧氏書（指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
，并且“備購各省通志，較五千余年來水地之書，證以正史” 。
清朝“自乾隆中葉后，海內士大夫興漢學，而大江南北尤甚”
，漢學昌盛、考據發達，李兆洛有感于“歷代地理建置沿革，變亂紛總，名實訛淆，或同地而異名，或同名而異地，南北相乖、東西易向”的復雜情況，集門下十余弟子“編錄古來史書中地志所載郡縣之名，以韻次之，分別時代，條其同異，鉤稽今代所在之處，以著其實，閱史者易于尋檢焉”
。二十卷的《歷代地理志韻編今釋》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編成的，編纂工作自道光二年李兆洛到暨陽書院講學始、至道光十七年完成，艱苦地持續了16年，“雖非日日致力于此，而暇日之力則無不致焉，可謂勞矣”
。
《歷代地理志韻編今釋》收錄地名的對象是歷代正史《地理志》中的政區地名，即漢、續漢、晉、宋、南齊、（北）魏、隋、新唐、新五代、（趙）宋、遼、金、元、明十四部正史《地理志》中所載全部州、郡、府、縣和唐、宋、金、元、明各志中的鎮、堡、羈縻州郡、長官司之類以及南北朝有實地可考的僑置州郡。歷代所無而清代新置的政區，也一并收錄，下加“本朝”二字，以示區別。全書地名依平水韻106個韻部編排
，在1667個同韻字下編排了一萬個左右的地名，全都注出了今地。這個數量是空前的，也是地名方位研究的一次大總結。
《歷代地理志韻編今釋》詮釋地名具有精、全、明三個特點，即釋文盡量用簡潔的文字，包含盡量可能多而全的內容，并且敘述簡明、條理清晰，是一部頗具學術價值的地名工具書。茲舉卷十八入聲“屋”
韻下“福”字為例：
祿福：[西漢]縣，酒泉郡，（今）甘肅肅州治。
永福：[北魏]縣，徐州蕃郡，（今）山東兗州府滕縣東南一百二十。●[隋]縣，揚州江都郡，（今）安徽泗州天長縣西北。●[唐]縣，嶺南道桂州，[宋]縣，廣南西路靜江府，[元]縣，湖廣省靜江路，[明]縣，廣西省桂林府永寧州，（今）廣西桂林府永福縣治。●[宋]縣，福建路福州，[元]縣，江浙省福州路，[明]縣，福建省福州府，（今）福建省福州府永福縣治。
延福：[隋]縣，雍州雕陰郡，[唐]縣，關內道綏州，（今）陜西綏德州東南。
安福：[隋]縣，豫州淅陽郡，（今）湖北襄陽府均州西。●[隋]縣，揚州廬陵郡安復之訛。●[唐]縣，江南道吉州，[宋]縣，江南西路吉州，[元]縣，江西省吉安路，[明]縣，江西省吉安府，（今）江西吉安府安福縣治。
福：[唐]州，江南道，[五代]州，（今）福建福州府閩縣東北。●[唐]州，羈縻，江南道，[宋]州，羈縻，夔州路紹慶府，（今）闕。按：當在貴州思南府境。●[宋]州，福建路，[元]州、路，江浙省，[明]州、府，福建省，（今）福建福州府閩縣治。●[遼]州，上京道，（今）闕。按：當在盛京境。
建福：[宋]縣，廣南東路韶州，（今）廣東韶州府曲江縣東南。
正因為《歷代地理志韻編今釋》收錄并詮釋方位的地名比以往著作為多，在歷史地名研究方面跨上了一個新臺階，故而一百多年以來備受贊譽。毛岳生在序中說：該書“取諸史，郡縣分隸韻書，以今為本，推諸前代，或地名皆同，或同名異地，與今昔增損有無殊異，皆列其疆域廣袤所在”，使讀者“不出戶庭而時代之遷嬗、裔徼之荒遼，源流俱在，其絕舛馳何如哉！”李鴻章盛贊此書：“每閱乙部，于郡縣疑名輒用檢視，應手可得，覺向者肝膽楚越，忽如盧醫之遇長桑，飲以池上水，盡見癥結”，因而于同治十年（1871年）在直隸總督任上將李兆洛著作匯刻為《李氏五種》，并作了一篇長序，“重付剞劂，冀永其傳”
。譚其驤先生稱此書為“空前之創著，與讀史者以一大便利，誠所謂嘉惠后學者不淺” 。
地名方位的考證既可以用文字敘述，也可以用地圖表達。在歷史地圖研制方面，清末楊守敬的成就最為突出。
楊守敬（1839～1915年）字鵬云，號惺吾，晚年自號鄰蘇老人，湖北宜都（今宜都市陸城鎮）人。學問通博，于歷史地理、版本目錄、金石書法均有精深造詣，友人潘存謂其“妙悟若百詩，篤實若竹汀，博辨若大可，尤精輿地之學”，謂其學問為“曠世絕學，獨有千古”
。羅振玉視楊守敬的地理學與王念孫段玉裁的小學、李善蘭的算學“為本朝三絕學” ，今方志學家朱士嘉也說：“楊惺吾先生崛起楚北，竭數十年精力于此，遂集諸家之大成，蓋近百年來治歷史地理者無能出其右焉”
。在他八十三種著作之中，最享有盛譽的為《歷代輿地圖》和《水經注疏》。前者便是用地圖表示歷史地名方位考證成果的杰出的代表之作。
《歷代輿地圖》可分為兩大部分，前一部分為《歷代輿地沿革險要圖》，共71幅，系楊守敬先于同治二年（1863年）與鄧承修、后于光緒五年（1879年）與饒敦秩合作繪成，主要是歷代疆域形勢圖、四裔圖等，性質相當于總圖。后一部分為歷代《地理志》圖，始繪年代已不可考，熊會貞出力尤多，最終完成于宣統三年（1911年），共繪出春秋、戰國、嬴秦、前漢、續漢、三國、（西）晉、東晉、前趙、后趙、前燕、后燕、南燕、北燕、前秦、后秦、西秦、前涼、后涼、南涼、北涼、西涼、夏、后蜀、劉宋、南齊、蕭梁、陳、北魏、北齊、西魏、北周、隋、唐、后梁、后唐、后晉、后漢、后周、宋、遼、金、元、明總計四十四組地圖，性質相當于分幅圖。春秋圖組畫出《左傳》地名，戰國圖組畫出《戰國策》地名，漢代以后各圖以相應的各史《地理志》為主畫出各朝政區和山川形勢，最多的元朝圖組由91幅圖組成，最少的西秦圖組也有5幅地圖。整套圖集共有1714幅地圖，分裝成三十四冊。這是我國歷史上朝代最為完整、內容最為詳細的一套大型歷史地圖集，譚其驤先生稱：“這是歷史地圖繪制史上的里程碑”
。
《歷代輿地圖》采用朱墨套印，朱圖即是作為底圖的胡林翼《大清一統輿圖》，墨圖即清代以前的歷代各圖，是楊守敬博考群書、為歷代正史《地理志》中地名確定方位、里距后上圖的。如果每幅地圖的地名承載量平均以二十個計，則這套地圖集共收有地名三萬四千多個。我國歷史悠久、疆域遼闊，大大小小的山川地名成千上萬，而郡縣的遷徙、地名的改易、水道的變遷十分復雜；為了考證每一個地名的確切位置、弄清每一條河流的變遷過程，楊守敬往往翻檢許多典籍，甚至對《水經注》、歷代正史《地理志》作了詳盡的疏證，這方面的傳世著作便有《漢書地理志補校》（2卷）、《三國郡縣表補正》（8卷）、《隋書地理志考證附補遺》（9卷）、《水經注疏》（40卷）等。所以應該說，《歷代輿地圖》以地圖的形式表達地名方位，是楊守敬畢生考證歷史地名的結晶。
有些清人的學術著作，即使不以輿地作書名，內也多含地名方位考證的內容，今可舉顧炎武、沈垚二人的著作為例。
顧炎武（1613～1682年）系清朝的“開國儒宗”
，江蘇昆山人，代表性著作為《日知錄》（32卷）。《日知錄》是一部體大思精、內容龐雜的著作，作者自稱“平生之志與業皆在其中”
，但卷三一具體考證了向、韓城、四海、九州、南武城、夏謙澤、綿上、箕、唐等古地名的含義和位置。例如《春秋》隱公二年“莒人入向”，杜預注：“譙國龍亢縣東南有向城”；宣公四年“公伐莒、取向”，杜預注：“向、莒邑，東海丞縣東南有向城”。《日知錄》卷三一“向”條寫道：“按《春秋》，‘向’之名四見于經，而杜氏注為二地，然其實一‘向’也。先為國，后并于莒，而或屬莒、或屬魯，則以攝乎大國之間耳。丞縣今在嶧”。顧氏先辨“向”之名，然后考“向”之實，考證了“向”地地名的來龍去脈。又如夏謙澤，見于《晉書·載記》及《通鑒》卷一0九，顧炎武考證道：“胡三省注：夏謙澤在薊北二百余里，恐非。按《水經注》：‘鮑丘水東南流，徑潞城南，又東南入夏澤。澤南紆曲渚一十余里，北佩謙澤，眇望無垠也’……今三河縣西三十里，地名夏店
，舊有驛，鮑丘水徑其下，而泃河自縣城南至寶坻，下入于海。疑夏店之名因古夏澤，其東彌望盡陂澤，與《水經注》正合” 。在這里，顧氏的地名方位考證還結合了他在京東作實地考察的體會。再如，關于綿上、箕、唐的位置，傳統認為分別在山西介休、陽邑、晉陽，《日知錄》卷三一“晉國”、“綿上”、“箕”、“唐”諸條從晉國疆域逐漸擴展而作出論證，“吾于杜氏之解綿上、箕而不能無疑，并唐叔之封晉陽亦未敢以為然也”，認為綿上、箕“必在近國都之地”
，“必其近國之地也”，“竊疑唐叔之封以至侯緡之滅，并在于翼（今山西翼城縣）”。這些觀點，不失為一家之言。
沈垚（1798～1840年）字子敦，浙江省烏程縣南潯鎮（今屬湖州市）人。“喜研金元輿地掌故之學”，“尤精輿地之學”
，可惜懷才不遇，在京師貧病而死，年僅43歲。遺稿零落，好友張穆編為《落颿樓文稿》四卷。書中有許多內容是考證地名方位的論文，如卷一的《六鎮釋》、卷四的《<西游記>金山以東釋》等。
《六鎮釋》是一篇考釋北魏六鎮地名的文章，認為北魏初年為防御柔然而設置的六鎮是指沃野鎮、懷荒鎮、懷朔鎮、武川鎮、柔遠鎮、撫冥鎮，而不包括御夷鎮，并且一一考定了其中五鎮的具體位置，只是“不知撫冥鎮在今何地”。在沈垚考定六鎮確數之前，錢大昕還犯過“當時名為六鎮、實不止六矣”的錯誤。
《<西游記>金山以東釋》則是沈垚的代表作，撰成于去世前兩年。《西游記》是《長春真人西游記》的簡稱，金山即今阿爾泰山。長春真人姓丘名處機，金朝末年從山東登州到燕京（今北京），然后北出西游去中亞謁見成吉思汗。《西游記》所記多為蒙古族聚居區的地名，蒙、漢文字、讀音均異，地名歧議頗多，加以北徼懸遠，交通不便，流傳至清時人們對丘處機所經過的地方已不甚清楚，甚至對大蒙古帝國的首都和林也不知所在了。沈垚憑藉他的“地學之精”
和勇于探索的精神，著成此文，詳細考證了《西游記》燕京至金山之間的道路、山脈、河流、湖泊、驛站、城鎮、關隘等古今地名，使游記中的地名處處有著落，成為研治西北邊疆地理的重要文獻。該文共分九節，第一節所釋地名野狐嶺、翠帡口、會河堡、得勝口等，均在當時直隸西北部；第二節所釋地名蓋里泊、昌州，在內蒙古南部；第三節所釋地名魚兒濼則在今內蒙古巴林左旗西北沙漠中；第四節詮釋了地名臚朐河（今克魯倫河）、土兀剌河（今蒙古國土拉河）；第五節所釋地名“和林”，在和林川之東，為大蒙古帝國首都（今有哈喇和林遺址），辨明建都始于太宗而非太祖；第六節所釋地名契丹城，認為就是遼鎮州城，位于和林東北；第七節所釋地名唐古河疑為哈瑞河（今哈綏河）、駐夏之地窩里朵疑在齊老圖河（今楚魯滕河）側近；第八節所釋地名杭海，認為即是杭愛山；第九節所釋地名鎮海城，亦名稱海，因鎮海（1169～1252年在世）所筑而得名，位于外蒙古科布多之東。由此往南即達金山。沈垚分節考釋長春真人西游經過蒙古地區的具體線路、山脈、河流和地名，使蒙古地區歷史地理輪廓清晰，從而成為繁榮的清代西北史地之學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程恩澤對沈垚的考證十分佩服，張穆轉述道 ：“程春海侍郎嘗讀《西游記》，擬為一文，疏通春廬中丞跋所未盡；及見子敦跋，嘆曰：地學如此，遐荒萬里，猶目驗矣，我輩粗才，未足語于是也”。
考據學派大量地理類論文中的地名方位考證，真可謂多如牛毛，如全祖望《祁連山考》
、陳遹聲《涂山考》 、沈登瀛《原鄉非孝豐地辨》 、張澍《曲江在廣陵考》 、舒潤《五月渡瀘今地證》 、莫與儔《漢且蘭縣故地考》
、曾朝佑《楚地今名考》 、汪之昌《旸谷明都昧谷幽都今地釋》 、蔣湘南《大 山在成皋說》 等文，一望選題便知其研究對象是地名的方位。對于同一地名的方位，不同學者或有異說，例如張澍《涂山考》認為禹娶于涂山的方位在蜀之巴縣（今屬重慶直轄市）、《首陽山考》
認為夷齊不食周粟而餓死的首陽山在甘肅渭源縣，然陳遹聲《涂山考》認為涂山在安徽懷遠，金鶚《首陽山考》 認為首陽山在平陽府（今山西臨汾市）。類似的論文很多，例繁不備舉。
二、 關于地名沿革
考據學派對地名沿革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歷代政區地名沿革方面，錢大昕、洪亮吉、陳芳績、段長基、楊丕復的著作可作代表。
錢大昕（1728～1804年）系乾嘉考據學大師，字曉征，一字及之，號辛楣，又號竹汀居士，太倉州嘉定縣（今上海市嘉定區）人。乾隆十六年（1751年）特賜舉人，三年后考中進士。歷任翰林院庶吉士、《一統志》纂修官、詹事府少詹事、廣東學政等職，晚年長期執教于鐘山、婁東、紫陽等書院。他“深于經史之學”，“不專治一經而無經不通，不專攻一藝而無藝不精”，被后人視為“開國以來蔚然一代儒宗”。
錢氏總結了考證政區地名沿革應遵循的普遍原則，其《秦四十郡辨》
開篇有云：“言出于古人而未可信者，非古人之不足信也；古人之前尚有古人，前之古人無此言，而后之古人言之，我從其前者而已矣”。在這個理論指導下，他認為秦郡數目當以班固《漢書·地理志》為據，而闞骃和《晉書》的秦四十郡說均系后出，不足信
。與此同理，他論述了《水經注》可否補漢初侯國地名問題。有人問：漢初功臣封侯者一百四十余人，封邑所在班固已不能言，酈道元《水經注》始考得十之六七，可否補孟堅之闕？錢氏答道：“此史家之謹慎，即其闕而不書，益知其所書之必可信也；酈氏生于后魏，距漢已遠，雖勤于采獲，未必皆可盡信。”接著他列舉了九個實例，如劉蒼封安成侯，《贛水篇》以為長沙之安成，而《汝水篇》以為汝南之安成；又如劉拾封建成侯，《贛水篇》以為豫章之建成，而《淮水篇》以為沛之建成；更有甚者，酈道元以東晉僑置之山陽郡當作漢劉荊所封山陽公之邑，從而認為“班氏得古史闕文之遺意矣”，而酈注“其誤更不待辨矣”
，因而在漢侯國地名記載方面，錢大昕的結論是：“《水經注》難盡信”。
錢氏在進行政區地名沿革的考證中，有兩大重要發現。一是晉僑置州郡無“南”字。他在深入鉆研東晉南朝僑置政區的基礎上，發現晉室南渡后在南方僑置的州郡并非如《晉書·地理志》所說的那樣冠有“南”字，僑置政區地名前加“南”字實始于永初受禪（公元420年6月）以后。唐初修《晉書》不察，遂有此誤，至錢氏始正之。他說：“唐初史臣誤認宋代追稱為晉時本號，著之正史，沿訛者千有余年，至予始覺其謬”，從而認為“史家昧于地理，無知妄作，未有如《晉志》之甚者”
。二是闡發《宋書·州郡志》去京水陸里程的含義。他論述道：“案休文志州郡，于諸州書去京都水陸若干，唯州所治郡不云去京都水陸若干者，已見于州也。南徐州領郡十七，南東海為州所治，此外則南瑯邪、晉陵、義興皆有實土，故有水陸里數；南蘭陵以下十三郡，有戶口而無水陸里數者，僑寓無實土也。諸州皆仿此”
。這一發現，為后人根據《宋書·州郡志》所載水陸道里判斷州郡是否僑置、僑置是否割實提供了重要依據。
就具體的地名沿革而言，可舉漢廬江郡為例。當時，姚鼐的觀點是：“夫廬江者，其水出陵陽東南，而西北流經彭蠡，以入于江，至今猶命彭蠡之山為廬山云”；到了漢武帝時，“江南遂無廬江名矣，其后改衡山郡曰廬江，然后廬江之名遂移于江北也，然則衡山之為廬江，其昭、宣間乎？”
據其所考，廬江郡初在長江以南，漢武帝后此名移植到了長江以北，移置時間推測為昭、宣年間。此論一出，反應甚大，然則錢大昕頗有疑義，他寫信給姚鼐說：“廬江之為郡，在孝景初，自后別無廢省之人。伍被說淮南王安云：南收衡山以擊廬江。是衡山與廬江絕非一地。今欲并而合之，難矣”。就在這封信中，錢大昕結合漢廬江郡的考證，闡述了進行地名沿革考證的一條重要原則：“讀史之病，在乎不信正史，而求之過深、測之太密。班孟堅志郡國沿革，精矣；間有未備，以紀傳考之，無不合也。孟堅所不能言，后儒闕其疑可矣。謂漢初之廬江在江南，武帝時已罷，昭、宣之間改衡山為廬江，皆孟堅所未嘗言。所據者僅廬江出陵陽一語，然陵陽乃鄣郡之屬縣，非淮南故地，恐難執彼單辭以為定案也”
。
洪亮吉（1746～1809年）字君直，又字稚存，號北江，晚號更生居士。常州府陽湖縣（今江蘇常州市）人。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中舉，十年后考中一甲第二名進士。歷任翰林院編修、貴州學政、上書房行走等職。嘉慶四年（1799年）因直諫而被論死，從寬發落，遣戍伊犁，次年詔諭釋回。晚年執教于旌德洋川書院。他完全生活在乾、嘉時代，自己謙稱“粗知湛濁，稍別方輿”
，史稱“洪氏深于地理之學” ，“經、史、注、疏、說文、地理靡不參稽鉤貫” 。所著沿革地理著作，即有《補三國疆域志》、《東晉疆域志》、《補十六國疆域志》等。
眾所周知，《三國志》無志，正如洪亮吉所說：“其尤要而不可闕者，惟地理一志”
。補作三國的地理志，既要克服資料不足的困難，也要分辨前人舛誤，他博考群書，花了兩年功夫，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撰成《補三國疆域志》兩卷。該書仿《宋書·州郡志》體例，上卷為魏國司、豫、兗、青、徐、涼、秦、冀、幽、并、雍、荊、揚十三州，下卷為蜀漢益州和吳國荊、揚、交、廣四州。此書的編成，令錢大昕“嘆其奇絕”，錢氏認為該書“勝仆數倍”，因而放棄了“留意三國疆域有年、常欲作志”的打算
。這是清人補作《地理志》之始 。
洪亮吉認為，歷代正史《地理志》各有得失，“其最舛者則惟晉史地理志”，該志“惟詳泰始、太康，而永嘉以后僅掇數語”，所以“止可稱西晉之地志，而于江左則尚無預焉，此東晉疆域之不可不作也”
，因而也用了兩年時間，于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在畢沅幕中纂成了《東晉疆域志》四卷，十年之后刊刻行世。該書前三卷為實州郡縣，輯考了揚、北徐、兗、豫、北青、司、荊、湘、江、梁、益、寧、廣、交十四實州所轄162實郡、882實縣共凡1058個政區地名的沿革；卷四則探討了荊、益、揚三個實州所轄12僑郡，徐、秦二僑州所轄7實郡，遙立北雍、東秦、司、并四州所轄17郡以及豫、徐、兗、幽、冀、青、并、司、雍、秦、梁11僑州所轄61僑郡，即自序所謂“僑州至十數、僑郡至百、僑縣至數百”等政區地名的沿革。此書的編成，極為錢大昕贊賞，親自為此書作序，認為“其才大而思精，誠史家不可少之書也”，“稚存生于千載之后，乃能補苴罅漏，抉摘異同，搜酈、樂之逸文，參沈、魏之后史，闕疑而慎言，博學而明辨，俾讀者了然，如聚米之在目前，詎非大快事哉！”
。錢序雖可能溢美，書中問題亦復不少，然亮吉纂輯此書，對地名沿革的考辨是下了很大功夫的。
《十六國疆域志》與《東晉疆域志》相輔而行，共有16卷，即每國一卷（卷一二后燕附有西燕），詳考各國州、郡、縣等政區地名沿革，即使赫連勃勃以城名代替郡縣地名也照錄不誤（見卷一六）。此志補成后，洪亮吉總結了補撰《地理志》同時也是研究歷史政區地名沿革所面臨的十大困難。
陳芳績字亮工，清初江蘇常熟人，康熙六年（1667年）撰成《歷代地理沿革表》四十七卷，道光十三年（1833年）始得刊行。該書分為部表（3卷）、郡表（15卷）、縣表（29卷）三部分，部表首列虞十二州及交州，每州下列自唐虞至明代轄境內之州、國、道、路、府、省等地方區劃；郡表首列秦四十郡，每郡下列自秦至明歷代轄境內之郡、州、路、府、軍、衛等地方區劃；縣表按《漢書·地理志》次序，列舉自秦至明各縣之置廢，并旁注其沿革年、月。“自古至今，凡添設、并省、更名、徙治之類，纖悉具載”
，因而后人稱贊“是讀一書而九州之疆土、古今之名號、城邑之變遷了如指掌，誠前此未有之書也” 。清代類似的著作還有段長基的《歷代沿革表》和楊丕復的《輿地沿革表》。河南偃師人段長基，于嘉慶十九年（1814年）撰成《歷代沿革表》三卷，以當時的府縣為綱，每一地名下依次考其先秦至明代的沿革，與陳芳績的做法相近。湖南常德人楊丕復（字愚齋）系嘉慶十二年舉人，其四十卷的《輿地沿革表》大約成書于道光年間。梁啟超曾將陳芳績、楊丕復兩書作了比較：“陳書按古以察今，楊書由今以溯古；陳書以朝代為經、地名為緯，楊書以地名為經、朝代為緯”，結論是：“兩書互勘，治史滋便”
。此言得之。
清人有關政區地名沿革考證的單篇論文，數量也很可觀，除上文提到的之外，具有代表性的還有劉師培《秦四十郡考附秦郡建置沿革考》
、沈家本《漢豫章郡名考》 、黃以周《漢縣道考》 、洪頤煊《漢淮陽置郡考》 、汪士鐸《三國廬江郡考》 、陳壽祺《唐置建州辨》
、鄒漢勛《貴陽沿革》 、江藩《六安州沿革說》 、劉恭冕《沔陽州沿革考》 、繆荃孫《江陰沿革考》 等，恕不一一詳細介紹。
需要特別說明的是，本文將地名學的成就分為幾個方面，不是絕對的，這些方面之間并不是孤立的，而是有機地聯系在一起的。例如上文提及的李兆洛、楊守敬著作，這里也可看作是用地名辭典、歷史地圖的形式來表現的政區地名沿革；下文將要齒及錢大昕在地名典籍考證與辨誤方面的貢獻，其實也是有關地名沿革的考證；而本節有關洪亮吉的政區地名沿革著作中，也不乏地名定位、用字、讀音等的考證性內容。
三、 關于地名含義
清儒關于地名含義的討論，要數“三江”問題最為典型。
《尚書·禹貢》：“三江既入，震澤底定”。此處“三江”的含義到底是什么？漢代以來論爭紛起，群言淆亂，迄無定論。程瑤田早就感嘆：“三江為解經者之一大惑也久矣！欲辨其惑，言人人殊”
。蕭穆也說：“前人之說地理，言人人殊、不能劃一者，莫過于《禹貢》之三江” 。清人考證“三江”的論著，多至三十余種，歸納起來主要有六種觀點：
（1） 主班固《漢書·地理志》北、中、南三江說者，
有朱鶴齡《禹貢三江辨》 、錢塘《三江辨》 、許宗彥《禹貢三江說》 、張澍《三江考》 、張海珊《三江考》 、蕭穆《禹貢三江說》
、汪士鐸 《三江說》 、胡薇元《三江說》 、黃家辰《三江既入解》 、鄒漢勛《三江彭 蠡東陵考》 等十余文。王鳴盛《尚書后案》、阮元《浙江圖考》亦持此觀點。
（2）主鄭玄以岷江、漢水、彭蠡諸水為三江者，有程瑤田《荊州江漢揚州三江異名同實說》、《三江辨惑論》
、陳一麒《禹貢三江解》 、管世銘《彭蠡三江說》 等文，以及胡渭《禹貢錐指》、金榜《禮箋》等著作。
（3）主韋昭以松江、錢唐江、浦陽江為三江者，見趙一清《答禹貢三江震澤問》
。
（4）主郭璞以岷、松、浙為三江者，見顧炎武《日知錄》卷二“三江”條。
（5）另出別說，以中江、北江、九江為三江，見李紱《三江考》
、黎庶昌《禹貢三江九江辨》 等文。
（6）亦另出別說，以松江、蕪湖江（永陽江）、毗陵江《孟瀆河》為三江，見
楊 椿《三江論》。
由上所述可知，當以主班固說者居多。雖然，北江、中江之名已見于班固《漢書·地理志》，卻獨不見“南江”一名，大多推論“有北、有中，則有南可知”，邢澍《南江考》維護傳統觀點，還具體考證了從皖南經蘇南入太湖的所謂“南江故道”
，程廷祚《禹貢南江辨》則以洞庭湖為南江 。然而，推論代表不了事實，王舟瑤《論近人考<禹貢>南江之失》一針見血地指出：“《禹貢》三江，中、北見于經，而南江無明文，近金輔之、錢溉亭、阮文達、邵二云、洪稚存諸人皆據《漢書·地理志》‘分江水首受江、東至余姚入海’者以當《禹貢》之南江，自以為根據班志、《水經》、《說文》等書，實則以意牽合，而終無明證也”
。
經過清代學者的不懈努力，現在學界對此大致取得了共識。顧頡剛先生認為：《禹貢》三江“其實是江、湖分歧錯雜的意思”，“并不必確指其地”
。李長傅先生也認為：“《禹貢》中之三、九等數字，只不過是公式數字，表示多數與次數多之意義；三江，大概是指長江三角洲之支流而言，并不專指哪三條江；若一定要考出三條江之名稱及經流，恐難得出定論”
。
四、 關于地名用字
在清人論述中，沒有關于地名用字的專門著作，只是在一些論著中涉及到這個問題，其中顧炎武、胡渭、錢大昕、吳卓信的著作較為典型。
顧炎武論述了“嶗山”、“濰水”等地名的用字。《日知錄》卷三一“勞山”條謂：“勞山之名，《齊乘》以為‘登之者勞’，又云一作‘牢丘’，長春又改為‘鰲’，皆鄙淺可笑。按《南史》：‘明僧紹隱于長廣郡之嶗山’。《本草》：‘天麻生太山、嶗山諸山’。則字本作‘嶗’”
。同書“濰水”條則云：“其字或省‘水’作‘維’，或省‘系’作‘淮’，或又從‘心’作‘惟’，總是一字。《漢書·地理志》瑯邪郡朱虛下、箕下作‘維’，靈門下、橫下、折泉下作‘淮’，引《禹貢》‘惟甾其道’又作‘惟’，一卷之中，異文三見。《通鑒·梁武帝紀》：‘魏李叔仁擊邢杲于惟水’，胡三省注：‘惟’當作‘濰’。古人之文或省，或借其旁，并從‘鳥隹’之‘隹’則一爾。后人誤讀為‘淮沂其乂’之‘淮’，而呼此水為槐河，失之矣”。
胡渭考證了《漢書·地理志》“ 哉水”實為“涐水”之誤，《禹貢錐指》卷九“和夷底績”句下：“渭按：《水經注》引鄭說云：和夷，和上夷所居之地。和水即涐水，和、涐聲相近，字從而變。《地理志》云：‘青衣縣，《禹貢》蒙山溪大渡水東南至南安入
哉。 哉水出汶江縣徼外，南至南安，東入江，過郡三，行三千四十里’。‘ 哉’乃‘涐’字之誤。《說文》：涐水出蜀汶江徼外，東南入江。從水、我聲。徐鉉音五何切。故知‘
哉’當作‘涐’，和夷者，涐水南之夷也……道元敘涐水甚略，自《漢書·地理志》‘涐’誤作‘ 哉’，而師古曰音哉，世遂不知有涐水，且不知
哉水之所在，徒以其下流與南安之沫水號為大渡者，合而入江，因目涐水曰大渡河”。在這里，胡渭論證了《漢書·地理志》“ 哉水”實為“涐水”之誤
。此說得到了錢大昕、王紹蘭、《大清一統志》、吳卓信、徐松、楊守敬的同意和肯定 。然而，今《中國歷史地圖集》第二冊仍從《漢書·地理志》誤字作“
哉水”。
錢大昕對正史《地理志》中的地名用字發表過一些精辟的見解。《續漢書·郡國志》河東郡垣縣“有王屋山，兗水出”，《廿二史考異》卷一四：“兗，即流字，古人從水，字或橫寫如
、 之類， 作兗亦是以立水為橫水，隸省為六爾，兗州本以 水得名，非兩字也”。《晉志》武威郡有揖次縣，《廿二史考異》卷一九：“當作揟次，漢隸胥、揖二字多相亂，故訛為揖；隋開皇初改廣武縣曰邑次，又因揖、邑同音而訛也”。《魏書·地形志》南青州州治作“國城”，《
廿二史考異》卷二九：“國城，《通鑒》作圂城，胡三省云：圂城，當在唐沂州沂水縣界；圂，戶困翻。予按：《高閭傳》以本官領東徐州刺史，與張讜對鎮團城；《劉休賓傳》亦云東徐州刺史張讜所戍團城，領二郡。則‘國城’當為‘團城’之訛，或作‘圂城’亦誤”。《隋書·地理志》渤海郡有滴河縣，《廿二史考異》卷三三：“滴當作滳，讀如商”。
吳卓信字立峰，號頊儒，蘇州府昭文縣何家市（今江蘇常熟市東何市鎮）人，生活在乾、嘉年間，道光三年（1823年）去世時享年六十余歲
。一生著書甚多，可惜大部分均已散佚，惟103卷之巨的《漢書地理志補注》因李兆洛的保存而得以流傳至今。吳卓信恐怕是清代學者中對地名用字發表意見最多的學者，在此僅舉二十例：
《漢書·地理志》京兆尹新豐有驪山，《補注》卷一：“按驪字，或作麗、作酈，又作離，古通用”。
《漢書·地理志》左馮翊有鄜縣，《補注》卷二：“按《說文》作鄜
，《始皇本紀》有 公，應劭曰： ，秦邑。考秦邑別無名‘ ’者，當即此 字。古 、 二字本通用”。
《漢書·地理志》弘農郡弘農縣下有燭水，《補注》卷四：“按
灟即燭字，據《水經注》燭入門水、門水入河水也。《太平寰宇記》所謂鴻臚澗，即顏注所云洪溜澗，聲之轉也”。
《漢書·地理志》太原郡有界休縣，《補注》卷六：“按界休本因介子推死而名，當作介，隋開皇十八年始改界休為介休，至今因之。然界、介二字古實通用”。
《漢書·地理志》東郡有茬平縣，《補注》卷一0：“按‘茬’字，《續志》、《晉志》、《水經注》并作‘茌’，宋祁曰：當作茌。今俗皆作茌，讀若治”。
《漢書·地理志》汝南郡有吳房縣、常山郡有房子縣，《補注》卷一三：“按《史記·項羽本紀》、杜預《左傳注》并作吳防，房、防古通用”；卷二四又云：“按《后書光武紀》作防子，注云：防與房同，古字通用”。
《漢書·地理志》江夏郡有 縣，《左傳》、《史記·信陵君傳》作冥，《淮南子》作澠，《補注》卷一六：“按古字
、冥聲相近， 與澠亦通用”。
《漢書·地理志》山陽郡有湖陵縣，《補注》卷一九：“按《說文》作胡陵，《史記》諸紀傳亦作胡陵，湖、胡古通用”。
《漢書·地理志》清河郡有 縣，《補注》卷二五：“按
，史表作俞，如淳曰：俞即 也，蓋古通用”。
《漢書·地理志》平原郡有瑗縣，《左傳》作轅，《水經注》作援，《補注》卷二八：“按古瑗、援、轅三字并通用”。
《漢書·地理志》千乘郡有 沃縣，《補注》卷二九：“按諸書引者皆作漯沃或隰沃，不知何故，其實此三字皆有意義，不可混也”。
《漢書·地理志》泰山郡蛇丘縣下有隧鄉，《補注》卷三一：“按隧當作遂，《春秋》、《史記》、《郡國志》并同，此真是流俗之訛，而顏氏不能正之，反曰‘隧音遂，可謂謬極”。
《漢書·地理志》桂陽郡有含洭縣，《補注》卷四一：“按洭水，即桂陽縣下誤作匯水者也，《集韻》洭本作
，隸省作 ，亦有作 者，蓋因避（宋）太祖諱”。
《漢書·地理志》武陵郡鐔成縣下有潭水，《補注》卷四二：“按潭當作鐔，縣所名也”。
《漢書·地理志》蜀郡湔氐道下有崏山，《補注》卷四六：“按岷山，本志作崏，《說文》作
，省作岷，漢人隸書皆作汶，蓋古字通用也”。
《漢書·地理志》犍為郡 縣，《補注》卷四七：“按《晉書·地理志》作存
，《水經》亦作存。據《說文》，本無 字，則存字是也。 ，今《玉篇》、《廣韻》俱訛為鄢，《廣韻》并兩載郁鄢、 二縣，尤誤”。
《漢書·地理志》天水郡冀縣下引《禹貢》有朱圄山，《水經注》、《通典》、《元和郡縣志》、《大清一統志》俱作朱圉山，《補注》卷五五：“按圄、圉，古通用，《說文》及本書《東方朔傳》囹圄皆作囹圉”。
《漢書·地理志》北地郡直路縣下有沮水，《補注》卷六一：“按沮水，《說文》作
，水出北地直路，從水、 聲；沮水出漢中房陵，從水、且聲。今概從省文作沮，而北地之 與漢中之沮并無分別。據《史記索隱》云：沮水，《地理志》無文，《水經》以為
水，此可見唐時《水經》亦作 水，與《說文》合也”。
《漢書·地理志》漁陽郡有路縣，《補注》卷七一：“按路當從《續志》及《水經注》作潞，蓋縣以潞水得名也”。
《漢書·地理志》中山國有新處縣，《補注》卷八七：“按《表》作薪處，又作辛處，又作宣處，古字薪、辛、宣皆通用”。
在考據學派有關地名用字研究的單篇論文中，也不乏高見，可舉伊雒、朐忍二地為例。段玉裁《伊雒字古不作洛考》
云：“今學者作伊雒字皆作洛，久無有知其非者矣。古豫州之水作雒字，雍州之水作洛字，載于經典者劃然。漢四百年未嘗混淆，至魏而始亂之”。他查考了《詩經》、《周易》、《春秋》、《左傳》、《逸周書》、《淮南子》等古文獻，最后得出的結論是：“字一作洛、一作雒，亦分別皎然，與《周禮》合。是亦見古二水二字之分矣”。
又，漢巴郡有朐忍縣（治所在今重慶直轄市云陽縣城附近），《漢書·地理志》、《續漢書·郡國志》均作“朐忍”，但后代多誤作“朐
”、“朐 ”，段玉裁《朐忍考》 認為：“《郡國志》作朐忍，而《吳漢傳》、《劉焉傳》作朐 者，因朐字從肉而誤增也”。他分析道：“《吳漢傳》注引《十三州志》：朐音春，
音閏。闞骃在唐以前，不宜有誤，蓋注《十三州志》者見忍既訛 、朐又訛朐，不知改正，妄為此音，而章懷引之。自后杜佑《通典》上字此順切、下字如尹切，讀如蠢閏，又誤以為地屬漢中。宋徐鉉等校《說文》，肉部增‘
’二字，而仍其音，且仍屬漢中之誤。至《廣韻》則上字音蠢、下字音閏。總之，承訛襲謬，上字形、聲俱舛，下字聲近似而形實舛也”。由此感嘆“六書不明，論古之難非一日矣！”
陳漢章《朐忍 辨》一文 ，列出十條證據證明作“朐忍”者是、作“ ”者非。例如第二條證據是：“《樊毅修華岳齋亭碑》、《巴郡太守張納功德敘》、《郃陽令曹全碑》、《趙國相雝勸闕碑》皆作‘朐忍’，至《晉書·宣帝紀》、《地理志》‘忍’字始沿‘朐’之肉旁，誤作‘
’”。第三條證據是：“維時‘忍’雖誤‘ ’，而‘朐’尚未誤‘ ’。《晉書》紀、志而外，《宋書·州郡志》、《隋書·地理志》注皆作‘朐
’。《后漢書·吳漢傳》注雖引《十三州志》讀為蠢閏，而章懷先有‘劬忍’二音，可見其字亦本作‘朐’矣”。第十條證據是：“《水經·江水注》引《華陽記》曰：朐忍縣出靈龜；又曰：常璩曰朐忍縣在巴東郡西二百九十里；又云：彭溪水徑朐忍縣西六十里，江水右徑朐忍縣南。是晉、魏人仍作‘朐忍’”。經過這樣深入的探討，“朐忍縣”地名用字已得到圓滿的解決。
五、 關于地名讀音
清人著作中也沒有關于地名用字的專門著作，即使在論著中涉及這個問題，也是筆墨不多，但發表的意見都很重要。可舉顧炎武、錢大昕二人著作為例。
顧炎武詳細注明了“徐州”、“東 ”的讀音。《史記·魯世家》：“頃公十年，楚伐我，取徐州”。《日知錄》卷三一“徐州”條原注：“《索隱》曰：徐音舒，徐州，齊邑薛縣是也，非九州之徐”，并且說：“《說文》：‘
，邾之下邑，在魯東’。又《竹書紀年》云：‘梁惠成王三十一年，邳遷于薛，改名曰徐州’。則徐與 并音舒也。今讀為《禹貢》徐州之‘徐’者誤。《齊世家》：‘田常執簡公于徐州’，《春秋》正作‘舒州’！”漢陳留郡有東
縣（治今河南蘭考縣北），而山陽郡有東緡縣（治今山東金鄉縣），“ ”、“緡”二字形近易混，《日知錄》卷三一“東 ”條特別注明：“屬陳留者，音
；屬山陽者，音旻”。并且指出：“《水經注》引《王海碑辭》曰：‘使河堤謁者山陽東 司馬登’，是以‘緡’為‘ ’，誤矣”。
錢大昕在地名讀音方面發表的意見較多。《漢書·地理志》千乘郡
沃，《廿二史考異》卷七：“ 當作濕，音它合反”；齊郡鉅定，《廿二史考異》卷七：“《水經注》作巨淀，定有澱音，語之轉也，后人又加水旁”。《續漢書·郡國志》卷縣有垣雝城，或曰古衡雍，《廿二史考異》卷一四：“垣、衡聲相近”；陳留郡封丘有桐牢亭，或曰古蟲牢，《廿二史考異》卷一四：“古音蟲如同，《詩》‘蘊隆蟲’，徐仙民：音徒冬反，《韓詩》亦作烱烱，故蟲牢轉為桐牢也”。《魏書·地形志》太原有靡溝，《慕容白曜傳》作糜溝，《廿二史考異》卷二九：“靡、糜，音相近”。《舊唐書·地理志》歙州黟縣：“漢縣，屬丹陽郡，晉同醫縣”，《
廿二史考異》卷五八：“按晉無同醫縣，當是‘音’字之訛，謂黟音近醫耳，‘縣’字衍”。
錢大昕發明的“古無輕唇音”之說，在地名讀音上也有四例：（1）“古讀文如門，《水經注》漢水篇：文水即門水也。今吳人呼蚊如門。《書》：岷嶓既藝，岷山之陽，岷山導江，《史記·夏本紀》皆作汶山。《漢書·武帝紀》文山郡注，應劭曰：文山，今蜀郡崏山”。（2）“古讀汾如盆，《莊子·逍遙游篇》‘汾水之陽’，司馬彪、崔譔本皆作盆水”。（3）“古讀房如旁，《廣韻》：阿房，宮名，步光切。《釋名》：房，旁也，在堂兩旁也。《史記·六國表》：秦始皇二十八年為阿房宮，二世元年就阿房宮，宋本皆作旁。旁、房古通用”。（4）“古讀望如茫，《釋名》：望，茫也，遠視茫茫也。《周禮·職方氏》：其澤藪曰望渚……即宋之孟渚，古音孟如芒”。
錢大昕也探討過音譯地名問題，認為譯音地名無定字。例如蒙古語地名“插漢”，《明史李成梁傳》作“叉漢”，《張學顏傳》作“察罕”，《大清一統志》又作“察哈爾”
。又如北朝時北方有一強悍的少數民族政權柔然，他說：“按柔然，北方之國，不通中華文字，史家據譯音書之，或稱茹茹，或稱芮芮，其實即柔然二字之轉也。柔然、茹、芮，同屬日母。明元（帝）易茹為蠕，不過借同音字寓蚩鄙之意，元非改其國號”。
清人單篇論文論述地名讀音的，可舉汜與氾、陽狐與陽孤二例。王舟瑤有《辨氾汜二水》
一文，大意是說：氾、汜本是二水，氾水故道在山東曹州府定陶縣界，顏師古注《漢書》音敷劍反；汜水在河南開封府汜水縣境，讀如祀；氾、汜二字形近易訛，古文獻中多互為混淆，但是“二水本別，許書（指《說文》）氾從
聲，汜從巳聲，則音亦別也”。由此他判定張晏注《漢書》云汜水在濟陰界、司馬貞《史記索隱》標氾音似，皆誤。又如，《資治通鑒》卷一周安王元年：“秦伐魏，至陽孤”，《史記·六國年表》與《魏世家》俱作“陽狐”，《水經·河水注四》又作“陽壺”。汪之昌《陽孤、陽狐、陽壺辨略》
一文在引證大量文獻后寫道：“狐駘可作壺駘，與陽狐之或作陽壺同是地名，尤堪引證；若狐與孤，雖同以從瓜得聲，然易混淆，經傳罕見通假”，但是“同音通假，經傳恒例，據諸書之作‘壺’，即可決魏地之是陽狐，而非陽孤”。在這里，汪之昌據同音通假之例考證出一處《通鑒》地名之誤。
六、 地名典籍考證與辨誤
典籍考證是清人治學的重點之一，所以考據學派在地名典籍的考證與辨誤方面成績顯著，許多著作都涉及到這個問題（詳見表4-1），其中以顧炎武、錢大昕、吳卓信、趙紹祖、楊守敬五人的成就較為突出。
顧炎武旅居山東十余年，對齊魯大地了如指掌，他說：齊地東環大海，海岸之山莫大于勞、成二山。《史記·秦始皇本紀》：“自瑯邪北至榮成山”，《正義》：“榮成山即成山也”。顧氏論證道：“按史書及前代地理書并無‘榮成山’，予向疑之，以為其文在瑯邪之下、成山之上，必‘勞’字之誤。后見王充《論衡》引此，正作‘勞成山’，乃知昔人傳寫之誤，唐時諸君亦未之詳考也，遂使勞山并成之名、成山冒榮之號。今特著之，以正史書二千年之誤”。
對于《大明一統志》，顧炎武重點指出了十處錯誤
，言辭比較激烈，今舉其三：
《大明一統志》：“楊令公祠在密云縣古北口，祀宋楊業”。顧氏查考了楊業一生行跡，結論是：“是業生平未嘗至燕，況古北口又在燕東北二百余里，地屬契丹久矣，業安得而至此？且史明言雁門之北口，而以為密云之古北口，是作志者東西尚不辨，何論史傳哉！”
漢樂浪郡有朝鮮縣，箕子所封，故地在今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平壤特別市的大同江南岸。顧氏云：“慕容氏于營州之境立朝鮮縣（今遼寧義縣北），魏又于平州之境立朝鮮縣（今河北遷安縣東北），但取其名，與漢縣相去則千有余里。《一統志》乃曰：‘朝鮮城在永平府（治今河北盧龍縣）境內，箕子受封之地’。則是箕子封于今之永平矣！當日儒臣，令稍知今古者為之，何至于此？為之太息”。
《明一統志》登州府名宦下云：“劉興居，高祖孫……封東牟侯，惠澤及于邦人，至今廟祀不絕”。顧氏考證了劉興居事跡，寫道：“興居之侯于東牟僅三年，其奉就國之令至立為濟北王相距僅五月，其曾到國與否尚不可知，安得有惠澤及人之事歷二千年思之不絕者乎？甚矣，修志者之妄也！”
錢大昕考證地名，用力最勤、研究最深的當推各正史的《地理志》，指正政區地名錯誤、不當、衍脫及釋疑等情況共有895處，茲統計如下：
表4-5 錢氏考證中的地名訂誤與釋疑
| 地理志名稱 |
訂誤與釋疑條目 |
出 處 |
| 《漢書·地理志》 |
96 |
《廿二史考異》卷七、《三史拾遺》卷三 |
| 《續漢書·郡國志》 |
199 |
《廿二史考異》卷一四、《三史拾遺》卷五 |
| 《晉書·地理志》 |
52 |
《廿二史考異》卷一九、《諸史拾遺》卷一 |
| 《宋書·州郡志》 |
49 |
《廿二史考異》卷二三、《諸史拾遺》卷二 |
| 《南齊書·州郡志》 |
6 |
《廿二史考異》卷二五 |
| 《魏書·地形志》 |
82 |
《廿二史考異》卷二九、卷三0 |
| 《隋書·地理志》 |
93 |
《廿二史考異》卷三三 |
| 《新唐書·地理志》 |
17 |
《廿二史考異》卷四四、《諸史拾遺》卷二 |
| 《舊唐書·地理志》 |
97 |
《廿二史考異》卷五八 |
| 《五代史·職方考》 |
46 |
《廿二史考異》卷六五 |
| 《宋史·地理志》 |
55 |
《廿二史考異》卷六九、《諸史拾遺》卷四 |
| 《遼史·地理志》 |
7 |
《廿二史考異》卷八三 |
| 《金史·地理志》 |
12 |
《廿二史考異》卷八四、《諸史拾遺》卷五 |
| 《元史·地理志》 |
84 |
《廿二史考異》卷八八、八九及《諸史拾遺》卷五 |
至于錢大昕指正正史《地理志》地名不當甚至錯誤之處，那更是俯拾皆是，茲于各正史《地理志》均僅舉一例，列表說明如下：
表4-6 錢氏地名訂誤舉例
| 書 名 |
原 文 |
訂 誤 舉 例 |
| 《漢書·地理志》 |
漁陽郡白檀縣：洫水出北蠻夷。注：洫音呼貝鳥反。 |
《考異》卷七：“按《水經注》：濡水流逕漁陽白檀縣故城，《地理志》曰：濡水出縣北蠻中。蓋酈道元所見之《漢書》本作濡水，不知何時訛濡為洫，師古不能正也”。 |
| 《續漢書·郡國志》 |
樂安國，高帝西平昌置，為千乘。 |
《三史拾遺》卷五：“前撰《考異》，指此條‘西平昌’三字衍，西平昌縣名當屬上文平原郡，誤脫竄入于此。今檢《魯峻碑陰》有門生‘平原西平昌王端子行’一人。此以漢人述漢郡縣，尤可信吾言之非妄”。 |
| 《晉書·地理志》 |
其后又立巴渠……等十郡。 |
《考異》卷一九：“蓋《晉志》敘江左僑置州郡，多不可信”。 |
| 《宋書·州郡志》 |
徐志有邊城兩，領雩婁、史水、開化、邊城兩縣 |
《考異》卷二三：“此上、下‘兩’字皆誤。詳其文義，謂立邊城郡，領雩婁等四縣也。上‘兩’字疑是‘郡’字之訛，下‘兩’字疑‘四’字之訛。” |
| 《南齊書·州郡志》 |
有平陽石鼈，田稻豐饒，所領惟平陽一郡。 |
《考異》卷二五：“據下文，當為‘陽平郡’轉寫顛倒耳，《周山圖傳》亦云于石鼈立陽平郡”。 |
| 《魏書·地形志》 |
幽州宣都城。 |
《考異》卷二九：“按幽州無宣都城，一本作宜都，亦誤。當是軍都之訛。” |
| 《隋書·地理志》 |
后置魯州。 |
《考異》卷三三：“永安中，置廣州于魯陽，而齊、周因之。史未見魯州之名，當為廣州之誤也”。 |
| 《新唐書·地理志》 |
思唐州武朗縣。 |
《諸史拾遺》卷二：“郎當作朗，史臣避宋諱缺筆，后人訛為郎耳。《元和郡縣志》正作武朗。 |
| 《舊唐書·地理志》 |
晉置泰州，北齊為泰州。 |
《考異》卷五八：“泰，當作秦州“。 |
| 《五代史·職方考》 |
乾州，李茂貞置，治奉先縣。 |
《考異》卷六五：“奉先，當作奉天。《唐志》京兆奉天縣，乾陵在北五里。乾寧二年，以縣置乾州，蓋州以乾陵得名，非同州之奉先縣也”。 |
| 《宋史·地理志》 |
句容，天禧四年改名常寧。 |
《考異》卷六九：“案《景定建康志》，初無改句容為常寧之事，但云天禧元年置常寧鎮于句容縣，又云以鎮置寨耳。此志誤”。 |
| 《遼史·地理志》 |
北安州興化軍領縣一，利民縣。 |
《考異》卷八三：“遼之北安州有興化縣，無利民縣，惟金承安中嘗升利民寨為縣，未久旋廢。作《遼史》者乃以金所置之利民為遼時舊縣，而不及興化，誤矣”。 |
| 《金史·地理志》 |
薊州縣五，舊又有永濟縣，大定二十七年，以永濟務置，未詳何年廢。 |
《考異》卷八四：“案元至元七年，孫慶瑜撰《豐閏縣記》云：金大定間改永濟務為縣，大安初避東海郡侯諱，更名曰豐閏，史不知豐閏即永濟之改名，而分而為二，乃以豐閏為泰和間置，又謂永濟已廢，而未得其年，皆誤之甚也”。 |
| 《元史·地理志》 |
建德路，唐睦州，又為嚴州，又改新定郡。 |
《考異》卷八九：“案唐時為睦州，天寶初為新定郡，乾元初仍為睦州，宋初亦為睦州，宣和中平方臘之亂，始改睦為嚴。志云：唐為嚴州，誤之甚矣”。 |
除此之外，錢氏因考《通鑒》胡注地名之誤而著有《<通鑒注>辨正》兩卷，指正胡注地名72處錯誤；又因參加《鄞縣志》的編纂而指出了小江湖非西湖、甬橋非甬水橋等三則地名錯誤
。
錢大昕在古代地名問題上發現前人這么多錯誤，其目的并不是為了挑剔前人，而是讓它們更加完善，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就是“訂訛規過，非以訾毀前人，實以嘉惠后學”
，“去其疑，乃能堅其信；指其瑕，益以見其美；拾遺規過，匪為齮龁前人，實以開導后學” 。
前賢對吳卓信成就的認識不足。其實，吳氏在地名研究方面很有遠見卓識，上文已略有述及，下面所論亦說明了這一點。
吳卓信針對前人論述地名的錯誤，在《漢書地理志補注》中時時指正。即如《漢書·地理志》本文，他就指正了十二處：
（1）《漢書·地理志》京兆尹南陵縣下有沂水，《補注》卷一：“按今本《漢書》京兆尹南陵縣下，‘浐水’并作‘沂水’，師古曰：沂音先歷反。據《說文》則作‘浐水’，而《水經注·浐水篇》首尾再引班志，是‘沂水’即‘浐水’無疑，不知何以誤‘浐’為‘沂’。
（2）《漢書·地理志》右扶風鄠縣下有燏水，《補注》卷三：“按本志作燏水，誤也，據《說文》乃是澇水，然唐本已誤為燏，故顏師古音決”。
（3）《漢書·地理志》上黨郡泫氏縣下云：“楊谷，絕水所出，南至野王入沁”。《補注》卷七：“按泫水合丹水始入沁，在高都縣，非野王也，本志誤”。
（4）《漢書·地理志》河內郡山陽縣下云：“東太行山在西北”。《補注》卷八：“按‘東’字疑衍，孔氏《書正義》及《詩譜正義》并引本志此文皆無‘東’字”。
（5）《漢書·地理志》泰山郡蓋縣下有臨樂于山，《補注》卷三一：“按《說文》及《水經》并作臨樂山，無‘于’字，故后世地志多宗之。則‘于’字當衍”。
（6）《漢書·地理志》：“北海郡益縣，莽曰探陽”。《補注》卷三三：“舊作探陽，誤。按《后書·劉盆子傳》有王莽探湯侯田況，章懷注：莽改北海益縣曰探湯，則知舊本‘陽’字之誤矣”。
（7）《漢書·地理志》蜀郡下有《禹貢》桓水，《補注》卷四六：“按《禹貢》桓水即廣漢郡甸氐道之白水，亦即墊江水；蜀郡之桓水，自別是一水入南海者，孟堅以當《禹貢》之桓水，實誤”。
（8）《漢書·地理志》蜀郡有汶江（縣級政區），《補注》卷四六：“按《續志》、《華陽國志》、《水經注》并作汶江道，縣有蠻夷謂之道，今本《漢書》脫‘道’字耳”。
（9）《漢書·地理志》：“張掖郡，故匈奴昆邪王地”。《補注》卷五七：“按張掖非昆邪王所屬，志誤也，《武帝紀》明言‘分武威所置’是矣”。
（10）《漢書·地理志》代郡且如縣下云：“于延水出塞外，東至寧入沽”
。《補注》卷六九：“按上谷郡有寧縣、有廣寧縣。據《水經注》：于延水東至廣寧入治，則本志作‘寧’誤也”。
（11）《漢書·地理志》上谷郡且居縣下有樂陽水，《補注》卷七0：“按樂陽水，當從《水經注》作陽樂為是，遼西郡有陽樂縣，此水所出也”。
（12）《漢書·地理志》漁陽郡白檀縣下有洫水，《補注》卷七一作濡水，并云：“舊作洫水，今改正。按洫當作濡，濡水即遼西肥如之水，今之灤河也。《水經注·濡水篇》引本志亦作濡水而不別出洫水，可知即濡水矣”。
以上除第（5）、（11）兩處標點本已改正，第（7）、（9）兩處屬一家之言，第（8）一處指出脫字之外，其余第（1）、（2）、（3）、（4）、（6）、（10）、（12）七處地名錯誤今中華書局標點本《漢書·地理志》既未改正，又未出校勘記。看來標點本《漢書·地理志》吸收前人成果似尚不足。
吳氏指正其它學者或地名典籍之誤的，書中也隨處可見，今僅舉十例：
（1） 應劭之誤。《漢書·地理志》泰山郡有肥成縣，《補注》卷三一：“按應仲遠謂肥成即古肥子國。據本志真定國綿蠻縣注云：故肥子國。又杜氏《左傳注》：肥子國在巨鹿下曲陽縣西南，今有肥纍城。則肥子國屬真定者為是。《元和郡縣志》復主應氏之說，非也”。
（2） 《續漢書·郡國志》之誤。《漢書·地理志》瑯邪郡有不其縣，《補注》卷三五：“按《續郡國志》作不期，非是。伏湛封不其侯，不作期也”。
（3） 《水經注》之誤。《漢書·地理志》會稽郡有山陰縣，《補注》卷三八：“按《續志》云：會稽郡，秦置，本治吳，立吳郡乃移山陰。然則《水經注》謂山陰縣秦會稽郡治者，誤也”。
（4） 顏師古之誤。《漢書·地理志》張掖郡角樂得縣下顏師古注：“角樂得，匈奴中地名，縣取其名耳”。《補注》卷五七：“按角樂得，本匈奴地，為去病所取乃置郡縣，非取其名也，顏說誤”。
（5） 李賢《后漢書注》之誤。《漢書·地理志》勃海郡有重平縣，《補注》卷二七：“按今濟南府德平縣西北亦有重平故城，乃后魏孝昌中所改置，非漢縣也。《后漢書注》及《太平寰宇記》、《方輿紀要》諸書所言皆誤”。
（6） 《史記正義》之誤。《漢書·地理志》桂陽郡有臨武縣，《補注》卷四一：“按《史記·樊噲傳》：漢王賜爵為列侯，號臨武侯。《正義》曰：即桂陽臨武縣。考戰國、秦時之際，趙亦有臨武君，未必遠取桂陽之臨武也”。
（7） 司馬貞之誤。《漢書·地理志》武陵郡有義陵縣，《補注》卷四二：“按《功臣侯表》：義陵侯吳郢，高祖九年以長沙王柱國封，即此。徐廣云：一作義陽。司馬貞遂謂義陽縣在汝南，誤矣”。
（8） 《太平寰宇記》之誤。《漢書·地理志》上郡有膚施縣，《補注》卷六二：“按《太平寰宇記》謂，耆老云：佛書言昔尸毘王割身肉飼鷹，后人言膚施即其地。據《史記》，膚施乃戰國時趙地，秦以為縣，其時未有佛書也。荒唐附會，不足與辨。今膚施為延安府附郭縣，出城東北里許為清涼山，上有尸毘巖。予于嘉慶乙丑（1805年）秋過此，土人猶指以為證，可哂也”。
（9） 顧祖禹之誤。《漢書·地理志》泰山郡有東平陽縣，《補注》卷三一：“按魯有兩平陽……顧宛溪、高江村于‘宣八年城平陽’并引哀二十七年盟越后庸事，是誤以鄒縣之西平陽為即此東平陽矣”。
（10） 閻若璩之誤。《漢書·地理志》平原郡高唐縣下有漯水，《補注》卷二八：“按閻百詩謂漯水有二，一出東武陽，一出高唐。析一水而二之。甚矣，其妄也”。
吳卓信《漢書地理志補注》指出他人之誤，雖屬一已之見，未必全都正確，但都是經過縝密考證后得出的結論。
趙紹祖（1752～1833年）字繩伯，號琴士，安徽涇縣人。著作等身，《通鑒注商》為其代表作之一。該書18卷，依《通鑒》編年順序對胡三省的注提出商榷，共731條，前人評價說：此書“視顧炎武《日知錄》所列及陳景云之《舉正》，不啻倍蓰，一一有成處可核”
。
表4--7 清儒有關《通鑒》胡注著作一覽表
| |
作 者 |
指正胡 注誤處 |
其中正地 名之誤 |
備 注 |
| 《日知錄》 |
顧 炎 武（1613～1682） |
16 |
6 |
見黃汝成集釋本卷二十七。 |
| 《通鑒胡注舉正》 |
陳 景 云（1669～1747） |
63 |
18 |
影印《四庫全書》本。原 為十卷，今僅存一卷。 |
| 《通鑒注辨正》 |
錢 大 昕（1728～1804） |
140 |
72 |
《潛研堂全書》本，共二卷。 |
| 《通鑒注商》 |
趙 紹 祖（1752～1833） |
731 |
365 |
《安徽叢書》本，共十八卷。 |
胡注詳于地名，因而趙氏的商榷也以地名居多，或糾胡注地名之誤，或補胡注地名之疏。全書前17卷中指出的胡注地名疏誤，秦漢時期31處、三國兩晉時期33處、南北朝59處、唐時期40處、五代時期15處，共計178處，占前17卷指出胡注疏誤544處的三分之一。下面將每個時期各舉一例以說明之：
（1）《通鑒》卷四二漢光武帝建武八年：“田弇、李育保上邽”。胡注：“上邽縣屬天水郡”。《注商》卷二：“余按《續漢書·郡國志》：漢陽郡，本天水郡，明帝時改名，其屬縣有上邽，故屬隴西。則此時上邽屬隴西也”。
（2）《通鑒》卷九三晉成帝咸和二年：“（桓）彝退保廣德”。胡注：“何承天曰：廣德，漢舊縣。沈約曰：二漢志并無，疑是吳所立，屬宣城郡。《桐川志》：后漢置廣德縣，晉并入宣城。今廣德軍是也”。《注商》卷五：“余按《晉志》：宣城郡有宣城縣，又有廣德縣，未嘗并廣德于宣城，《桐川志》不足據也。且胡氏既引沈志以為吳立，何又引《桐川志》以為漢置耶？”
（3）《通鑒》卷一四三齊東昏侯永元二年二月戊戌：“魏以彭城王勰為司徒，領揚州刺史，鎮壽陽”。胡注：“壽陽自東漢以來為揚州治所，宋始為豫州治所，今復其舊”。《注商》卷九：“余按魏非能盡得揚州之地也，但以新得壽陽，故假揚州刺史之名以鎮之耳；而胡氏曰‘今復其舊’，不思之甚也”。
（4）《通鑒》卷一九六唐太宗貞觀十七年：“太子曰：‘當率萬騎獵于金城西’”。胡注：“金城，恐當作金河”。《注商》卷一三：“余按《承乾傳》本作金城，《地理志》延州敷政縣：本因城，武德二年更名金城，天寶元年曰敷政。是此時為金城也”。
（5）《通鑒》卷二八二后晉高祖天福四年：“康化節度使兼中書令楊珙稱疾，罷歸永寧宮”。胡注：“康化軍亦吳于統內所置節鎮，或南唐置之，其地今無考”。《注商》卷一七：“余按陸放翁《南唐書》云：昇元二年六月甲申，升池州為康化軍”。
趙紹祖還曾考證了《通鑒》原文地名之誤和《通鑒考異》中的地名錯誤。例如《注商》卷一五指出《通鑒》卷二四九南詔國“拓東”為“柘東”之誤，卷一六又指出：《通鑒》卷二五0唐咸通四年七月“復置安南都護府于行交州”句下《通鑒考異》以為無“郡州”這一政區亦誤，“溫公偶失考耳，胡氏亦未之舉正”。這種發現是非常難能可貴的。
《隋書地理志考證附補遺》（九卷）是楊守敬研究歷代正史《地理志》諸多著作中成就最高的一種。早在年青時，楊守敬研讀《隋書·地理志》就發現該書錯漏甚多，加之后世傳抄之訛，誤、脫、衍、倒時有發生，于是下決心詳加考證。他廣集史料，多方考核，在熊會貞的協助下，經過三十多年的辛勤努力，終于完成了《隋書地理志考證》這部著作，光緒甲午（1894年）刻成，刊刻時每卷均附有《補遺》。書末跋云：“溯自草創之初，迄今繕寫之日，稿凡五易，時閱卅年”。該書體例上是按《隋書·地理志》逐條書寫的。在考訂各條內容之前，他先用宋版《隋書》對當時流行的各種版本作了校勘，然后廣泛引用《元和郡縣志》、《太平寰宇記》、《通典》、《太平御覽》、《輿地廣記》、《輿地紀勝》、《方輿勝覽》、《天下名勝志》、《方輿紀要》、《大清一統志》及正史紀傳和金石文字等各種史料，對《隋書·地理志》加以考證。其記載無誤的，舉諸書為證較簡；其記載有誤的，則舉諸書訂誤較詳；有可疑而不可決者，則姑且存疑。綜觀楊守敬考證《隋書·地理志》之成績，約有六個方面：一是糾正因字形相似而產生的訛誤，二是糾正總管為西魏置之誤，三是訂正《隋書·地理志》記各州郡縣置廢時間的舛誤，四是補脫文、刪衍文，五是乙正《隋書·地理志》中多處倒文，六是補充《隋書·地理志》缺漏之州、郡、縣
。經過楊守敬這一番考證和訂誤，《隋書·地理志》不但內容較以前翔實可信，地名大多有了著落，并且文義不通之處也大大減少了。
但是，楊守敬在考證《隋書·地理志》地名沿革時，犯過以封爵補政區的錯誤，并為后人所承襲 。對此筆者已有專文論及 ，茲不贅述。
七、 規律性總結
相對于上述十分豐富的具體地名考證與研究而言，清代學者對地名學的規律性總結很是稀少。這種重實證、輕理論的特點，本身就是傳統地名學的顯著特征之一。
筆者孤陋寡聞，所見僅顧炎武、胡渭、王鳴盛、錢大昕、吳卓信等人在這方面有一些零星的論述。
顧炎武、王鳴盛總結了漢代區別異地同名地名的規律。《日知錄》卷二0“史書郡縣同名”條指出：“漢時，縣有同名者，大抵加‘東’、‘西’、‘南’、‘北’、‘上’、‘下’字以為別”。《十七史商榷》卷一七“《漢書》十一”則云：“郡國縣邑名同者，則加‘東’、‘西’、‘南’、‘北’、‘上’、‘下’或‘新’字以別之”。比顧氏多總結出一“新”字。錢大昭、吳卓信對此也有所論述
，不過其總結的規律不及顧、王二氏嚴密。
胡渭總結了山名相同而以大小（太、少）相區別的規律，他說：“山有名同而系之以大小者，如大別、小別、太華、少華、太室、少室之類是也，古書太、少與大、小通用”
。
錢大昕關于譯音地名無定字、古無輕唇音的規律性總結，以及在地名沿革研究方面的兩大發現，均已見上文，恕不復述。
吳卓信指出了地名用字的同音通假之例。《漢書地理志補注》卷四五于廣漢郡下寫道：“按《華陽國志》繩鄉，《水經注》作乘鄉，繩、乘字同音假借用耳”。具體地說，汪之昌還根據同音通假這一“經傳恒例”，考證出先秦魏地作“陽狐”者是，《通鑒》卷一作“陽孤”者非
。
晚清學者阮惟和（今上海市奉賢縣人），在其所著《元祕史地理今釋》
的自序中總結了蒙語地名漢譯的四大弊端，而從本文角度來看則是總結了地名譯名的四條原則，其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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