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圍棋活動場所及競賽

　　民國時期，由于沒有國家創辦的大型棋社、棋院，茶樓(館、室)、棋會(社或俱樂部)就成為棋藝愛好者的主要活動場所。凡圍棋普及面較廣的地區，這類茶樓、棋會也相對地比較興隆。成為不同層次的圍棋愛好者聚會的中心。

　　茶樓面向群眾，來客不論棋藝高低，均可出入茶樓觀摹或對局。有時，知名棋家也坐鎮茶樓設擂或下指導棋。但茶樓是以供應茶水為主要營業形式的，很難避免來人過于龐雜的現象。利用圍棋進行賭博的情況也很普遍。而且茶樓一般基礎薄弱，無論人事變遷還是營業虧損，都可能導致茶樓的倒閉或改業。可是，多數圍棋愛好者正是通過在茶樓中的長期切磋，才逐漸步人高手的行列。

　　民國時期北京、上海、南京等地棋風較盛，這類以接待圍棋愛好者為業的茶樓也自然座無虛席。茶樓或設于市區通途，或借用公園建筑一角，或選擇風景地區，盡可能為棋手提供適宜于切磋棋藝的環境。其中在民國初期知名的有：北京武進館一帶的“心余弈社”；上海廣東路一帶的“文明雅集”，上海城隍廟一帶的“樂圃閬”、“玉液清”、“春風得意樓”、“四美軒”；南京秦淮河文德橋一帶的“得月樓”等。二三十年代間知名的有北京宣武門外的“海豐軒”，東安市場一帶的“德昌茶樓”，中山公園的“來今雨軒”，什剎海一帶的“東和順”，西城的“會友軒”；上海有福州路一帶的“天蟾茶樓”，南泥城橋一帶的“龍國茶館”(見《象棋報·秦淮畫舫棋壇滄桑》)。四十年代北京有西城一帶的“白塔寺”，東四一帶的“益茂大院”；上海有重慶北路的“凌云閣”，金陵西路與鉅鹿路交匯處的“品芳茶樓”；無錫有屬三陽一部分的“長興茶樓”；重慶有臨江門一帶的“世盛齋圍棋茶座”等。

　　棋會(社或俱樂部)的情況比較復雜，根據其性質與形式，大致可區分為由地方棋手聯合組織的棋會與私家棋會兩類。

　　地方棋手聯合組織的棋會，主要由熱衷于提倡圍棋活動的地方人士自發組成，與會者一般棋藝已有基礎，對局時可以避免不必要的外來干擾，有時會內還訂有會規、章程，標明會員的棋力級別與升降條件，甚至還有明確的棋會“宗旨”。這雖然僅是在小范圍內開辟的圍棋陣地，但在舊中國的社會條件下，使長期任其自流的圍棋愛好者凝集成一種“團體”，對地方圍棋活動的開展肯定具有促進作用。例如：1922年由鄧元鏸、陳覆悅等與成都地方棋手共同創辦的“成都圍棋俱樂部”，三十年代初過惕生與武漢地方棋手共同創辦的“中華圍棋社”，1931年薛匯東聚集無錫地方棋手在城中公園池上草堂創辦的“無錫圍棋社”(見1983年《無錫文史資料·無錫圍棋史話》)，三十年代中期南京公務人員在南京香鋪營創辦的“公余聯歡社圍棋組”，楊壽生聚集蘇州地方棋手在蘇州貝氏義莊獅子林成立的“獅子林消夏弈社”，抗戰前夕崔云趾、過旭初等組織北京地方棋手創立的“北平(京)圍棋會”，上海尹澄宇、余孝曾等在漢口路創辦的“中國圍棋社”，上海棋手在貴州路一帶創辦的“知音集團棋部”，袁裕成、胡漢波等在蚌埠組織地方棋手創辦的“公余圍棋社”，抗戰時期劉棣懷等聯合重慶地方棋手在臨江門一帶創立的“中國圍棋(總)會”，過旭初在安徽屯溪聯合地方棋手創辦的“東南圍棋會”等，均屬于這一類。

　　私家棋會，所指范圍很廣，它除了由知名棋手主持的棋會、棋社(如三十年代吳祥麟在上海創辦的“聽秋弈社”，王子晏在上海創辦“正風弈社”等)外，還包括由圍棋愛好者組織、承辦的各種定期或不定期的圍棋交流活動。多數被安排在私人住宅或單位余屋進行，由于舉辦者財力、社會地位及對圍棋支持程度的不同，棋會的規模、影響也大小懸殊。較小型的或僅是少數幾人的聚會，如1948年間，上海圍棋愛好者徐潤周、李德之、趙云浦、陸成爻等曾采取輪流坐莊形式，每星期日邀集名手到私宅對局，同時召集三五同好觀摹，就被稱為“星期棋會”(見《圍棋通訊》)。財力雄厚而影響顯著的如：1919年前后，任中國銀行總裁的王克敏在北京石老娘胡同私宅舉辦的棋會，因條件優越，曾先后延聘日本棋家廣瀨平治郎、秀哉、高部道平、瀕越憲作、巖本薰等蒞會交流(見日本巖本薰《支那漫游記》及1942年日本《圍棋俱樂部·話說中國棋界》)。與此同時、富豪李律閣在北京大方家胡同私宅也設有棋會，不時接待中、日圍棋高手前來對局，成為當時北方棋手交流的場所之一。影響更大的棋會甚至足以左右所在地區的棋界盛衰。例如：民國前期由北洋軍閥頭目段祺瑞先后在北京西堂子胡同、府學胡同、吉兆胡同等私宅舉辦的棋會；南方實業家張澹如先后在上海福熙路、薩坡賽路私宅創建的“上海圍棋研究會”。這類棋會的主持者不僅有足夠的財力支付與會名手賞金、聘金，使棋手生活得到暫時的安定，而且還能不時邀請日本棋家來訪。以至當時海內高手多數都與段、張兩家往來，客觀上促進了北京、上海兩地棋界的繁榮。

　　上述各種棋會，規模與活動形式雖然各不相同，但它們與舊中國的茶樓一樣，都很難長期堅持。例如三十年代興起的“公余聯歡社圍棋組”與“無錫圍棋會”已經具有規模，經常開展交流活動。可是，待到1937年抗戰爆發，頓時棋友星散，棋社無形瓦解。即使如段祺瑞把持的棋會(段1933年由天津移居上海，棋會又曾興旺一時)，延續至1936年11月段病歿后，棋會也自然消失。當時報道：“現在我們圍棋高手們自段合肥(祺瑞)一瞑不視之后，惶惶然有曙后孤星之感。”(引自1938年陶菊隱《從下棋講到做人》)可見僅靠少數人的財力物力維持棋會，終究不是長久之計。它們也無法改變“一曝十寒”的中國棋手的實際生活狀況。

　　民國時期的圍棋競賽，主要由棋會或棋手自發組織，因此多數只在市、縣以內的小范圍內進行。三十年代初期，一度出現如“蘇(蘇州)錫(無錫)圍棋聯歡會”等跨越地區的棋會之間的對抗賽。水平較高的當推1935年6月在南京舉辦的“京(南京)滬(上海)埠際杯賽”。當時南京、上海兩地名手顧水如、劉棣懷、馮震、過惕生、張恒甫、朱叔莊、宋溫善等均登場角逐，這樣頗具聲勢的比賽在民國時期是相當罕見的。待到抗戰前夕，南京“公余聯歡社”負責人又曾籌備大型全國圍棋比賽，終因時局陡變，未能實現。所以，民國時期的競賽始終屬于中、小類型．不易引起人們的注目。而真正受到重視的對局當推著名棋手之間與聲譽相關的對局或升降棋。如1927年問顧水如、王子晏對局，1929年冬劉棣懷、王子晏對局，1941顧水如、魏海鴻十局等。

　　從茶樓、棋會、競賽等方面情況分析，民國圍棋顯然還處于落后的狀態。但在災難深重的舊中國，圍棋活動卻能如此綿延不斷、屢廢屢興，這除了它本身具有感人的藝術魅力外，廣大民眾間無疑蘊有支持圍棋活動的巨大潛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