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節(jié) 晚清：圍棋的衰落

　　乾隆后期，自施定庵、范西屏為代表的盛清國手先后下世，中國棋界后繼乏人，呈現(xiàn)青黃不接的跡象。

　　乾隆、嘉慶年問，馳譽棋壇的有韓學元、李步青、顧審音、金仲柳、姜杰士等一批名手。其中韓、李曾達到程蘭如、范西屏等國手讓先的程度，但其余名手棋力相對稍弱。從整體的水平的下降，可以看出中國封建時期圍棋鼎盛的年代已經(jīng)逐漸消逝。

　　從嘉慶、道光直至鴉片戰(zhàn)爭前后崛起的國手，一般被稱為“晚清國手”。其中以任惠南、董六泉等為代表，他們在中國圍棋衰微之際，起了承前啟后的作用，但棋力比盛清國手已有大幅度的下降。

　　當時文士趙紹祖（1752—1833）曾撰有一篇《贈弈者任位（惠）南序》，其中有如下記載：

　　任君位（惠）南善于弈者也，而與余對弈，余固知其勿? 及也。蓋任君之弈可高余三品，雖然任君之弈未為絕技也。余先伯祖侍御星閣公好弈，弈之品與余同，嘗自言與徐星友、程蘭如、施襄夏、范西屏前后弈皆受六七子。然則以先伯祖之言準之余，以余準之任君之弈，而任君尚當下于徐、程、施、范三品。特以時未有徐、程、施、范者出，而以弈名者皆任君之流而任君亦遂以善弈名。

　　文中清晰地闡述了任位（惠）南及其同時善弈者的圍棋水準，他們與盛清國手在棋力上已存有很大的差距。迄今流傳有緒的多種棋譜，也有力地證實了這一點。

　　從乾隆后期至鴉片戰(zhàn)爭，其間超過整半個世紀，此時中國圍棋為什么會節(jié)節(jié)下降?在文獻不足的今日，我們不宜輕易臆斷。但乾隆后期清王朝已顯出由盛而衰的征兆，在史書上是有明確記載的。清史家蕭一山在《清代通史》中將乾隆、嘉慶年間中衰的原因歸納為：和坤（當時權政）之專政、官吏之貪黷、軍事之廢弛、財用之虛耗、弘歷（乾隆）之逸侈、民亂（人民起義）之漸起等類。這些都是有大量史實為依據(jù)的。鄧之誠在《中華二千年史》中也稱：“康（熙）、雍（正）之世，庫存儲常盈二千四百萬兩；乾隆中葉，增至七千萬，末年乃無一存?！笨梢姶角⊥砟辏瑤齑驵驯缓慕咭豢?。國勢的下降，對包括圍棋在內(nèi)的文化、藝術，無疑會帶來不小的影響。

　　嘉慶、道光年間，經(jīng)濟蕭條，社會動蕩。從經(jīng)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關系來看，“棋運”與“國運”竟不謀而合地先后下降，此種狀況絕非偶然?？梢哉J為：正是清代“國運”的不斷衰落，才引起圍棋活動的迅速走向滑坡。

　　及至道光二十年（1840）爆發(fā)了鴉片戰(zhàn)爭，日益腐朽的清王朝抵擋不住帝國主義者的侵略炮火，被迫屢次簽訂不平等條約，從此中國進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白銀的大量外流，給包括棋手在內(nèi)的中國人民帶來了極其深重的災難，中國圍棋也從此急劇地轉入低潮。

　　有關鴉片戰(zhàn)爭時期圍棋發(fā)展的狀況記載較少，但通過一些可信資料，也可隱約看出當時中國圍棋是怎樣地一瀉千里。

　　周小松在《餐菊齋棋評》中有這樣一段關于前輩國手董六泉情況的記載：

　　同時對手，（董）六泉先生齒最長。道光丙午（1846年）由揚（州）客甘肅，余（周小松）與分手，后遂不復相見。

　　聞其投謁定制軍，幾至不遇。幸晉見后，定公念舊甚篤，資送頗豐。然歸不數(shù)年，清貧如故，易簀之日，四壁蕭然……

　　這段文字如實記下了一代國手的悲涼晚景，引人注目?！爸栖姟笔菍偠降淖鸱Q，當時陜甘總督布彥泰曾封“定西將軍”，或即其人。

　　董六泉與周小松“分手”時間（1846年）距鴉片戰(zhàn)爭后僅六七年。此時，董六泉被譽為國手已不下30年，在棋界負有盛譽。而“分手”的地點，又是自清初以來棋風極盛的揚州。顯然，董六泉如能在揚州安身立命，是不必千里迢迢去投奔“幾至不遇”的陜甘總督的。由此不難想見，鴉片戰(zhàn)爭后的棋手（即使是國手）生活已窘困到了怎樣的地步。

　　其次，參考其他有關文獻，也可窺見此時揚州棋界的沒落。

　　從清初以來，揚州一帶是海內(nèi)高手云集的中心，據(jù)《弈墨?王燮序》等記載，如過伯齡、周懶予、汪漢年、周東侯、黃龍士、范西屏、施定庵等眾多國手，無不在揚州長期切磋棋藝，傳誦一時的名句“香生玉局，花邊圍國手之棋”（見李麓《谷雨放船吟》），正是盛清時期國手們在揚州對壘的如實寫照。但待到乾隆后期，知名國手已漸漸凋零。如李斗《揚州畫舫錄》即稱當時揚州籍國手“僅韓學元一人而已”（李斗的記載或許不夠全面，但國手數(shù)量的銳減，則是顯，易見的）。至鴉片戰(zhàn)爭前后，競連著名國手在此也不易謀生，足見這座曾被贊為“天下人士之大逆旅，凡懷才抱藝者莫不寓寄廣陵（揚州），蓋如百工之居肆焉”（引自《孔尚任詩文集》的淮左名都，此時棋界狀況已大非昔比。

　　董六泉的命運，代表著這一時期多數(shù)棋手的共同命運。而揚州地區(qū)圍棋的由盛轉衰，實際上正是封建時期中國圍棋由盛轉衰的縮影。

　　封建時代的棋手，對社會經(jīng)濟的榮枯盛衰有著獨特的敏感。市場的蕭條，人民的貧困，通都大邑為支持圍棋活動而“爭具采幣”現(xiàn)象的銳減，等等，這一切與中國棋手的切身利益無疑息息相關。地位的低下與收入的微薄，迫使他們?nèi)绮涣碇\職業(yè)，就只能終生為衣食勞碌奔走，根本無法專心致志地從事棋藝進修。宣統(tǒng)年間李子干在《爭談隨錄》中稱：“近年以來，流風（提倡圍棋的風氣）頓歇或者世運（指社會動蕩）益繁，人口謀生之不遑，遂無暇于藝（圍棋）事?！币仓赋隽锁f片戰(zhàn)爭以后中國圍棋每況愈下的社會原因。

　　1842年中英《南京條約》簽訂后，上海逐漸上升為全國最大的商埠，它的繁榮程度超過了揚州、蘇州、杭州等江、浙名城，而當時棋手也唯有進入經(jīng)濟、文化繁榮的地區(qū)，才可能廣泛接觸各層次的棋界支持者。于是中國國棋活動的中心也漸漸向上海、北京、南京等大型城市轉移。當然，這種人地方面的變遷，遠不足以改變中國圍棋江河日下的總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