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圍棋在朝廷的禁錮中曲折發展，這應是不同其他時期的特點。

　　明太祖朱元璋雖然出身卑微，沒念過什么書，然而在他叱咤風云的軍事、政治生涯中，卻養成了愛下棋的習慣?！盁熡旰搅瘔?，英雄兒女一枰棋”。據說朱元璋常與徐達“在南京莫愁湖邊下棋。一次朱元璋連吃徐達兩子，自以為勝局已定，徐達卻說：“請陛下仔細觀局?！敝煸耙豢?，原來徐達的棋子隱約連成“萬歲”二字，不禁心花怒放。于是將湖邊的一棟樓賜給徐達，后人稱此樓為“勝棋樓”。

朱元璋像

　　如今“勝棋樓”仍點綴在莫愁湖畔的綠蔭之中，勾引游人醉賞。樓里樓外有不少對聯，其中有一副云：

　　占全湖綠水芙蕖，勝國君臣棋一局；
　　看終古雕梁玳瑁，盧家庭院燕雙飛。

　　記述了明初開國君臣下棋遣興的一番勝事。

　　朱元璋善下模仿棋，據清魏瑛《耕蘭雜錄》載：

　　明太祖智勇天縱，于藝事無所不通，惟于弈棋不耐思索。相傳其與人對弈，無論棋品高低，必勝一子。蓋每局必先著，輒先于枰之中間，孤著一子。此后，黑東南，則白西北；黑右后，則白左前，無不遙遙相對，著著不差。至局終，則輒饒一子也。帝王自有真，非幾手所能擬議矣。

　　這里所說即“模仿棋”，先行者于“天元”置一子，然后對手走在那里，即手相對的地方著棋，招招模仿。模仿棋從戰略上講，有一定的實用價值，可以在布局階段盡量保持局面的均衡。但如魏瑛所說，模仿棋必勝一子，則是不正確的。因為后走的一方，也有破模仿棋的方法。況且專事模仿，也就將圍棋變成了枯燥無味的游戲，失去了其中藝術的魅力。如果《耕蘭雜錄》中的傳說屬實，則朱元璋雖然愛下棋，而棋藝水平卻不高。

第一節 名禁實倡，繼續發展

　　在下棋的問題上，朱元璋也有嚴酷的一面，據明周漫士《金陵瑣事》載：

　　明太祖造逍遙樓，見人博弈者、養禽鳥者、游手游食者，拘于樓上，使之逍遙，盡皆餓死。

　　懲罰的方法。非常理可以忖度。又據顧啟元《客座贅語》載：

　　洪武二十二年三月二十五日，奉圣旨：在京但有軍官、軍人學唱的割了舌頭，下棋、打雙陸的斷手。

　　明初，在多年戰亂以后，需要恢復經濟、發展生產。因而朱元璋痛恨游手游食的人是可以理解的，但把下棋這樣正當的娛樂活動也加以禁止，甚至施行苛刻的懲罰，不免是極為過火的作法。明末董含對此評論說：“明初立法之酷，何以至此，幾乎桀紂矣！”

　　看來朱元璋雖然自己喜歡下棋，也不反對皇室、官吏、士人下棋，但卻反對百姓和軍人下棋。這就是封建統治者不能出以公心的一種表現。在他們眼里，平民百姓只是一些能干活的機器，不必有娛樂活動。你要娛樂，他就說你不務正業、游手好閑。甚至明令禁止、予以嚴懲。但是，朱元璋這種“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的作法，并未取得什么顯著的效果。明朝的圍棋照樣蓬勃發展，不僅在官僚、士人中間，既使在城市市民階層中，也得到廣泛的普及。

　　明初的國手相禮和樓得達，二人都曾受到皇帝的禮遇。

　　相禮，寧子先，華亭人?；嘀锹?，能詩善畫，談論縱橫不窮，尤精于弈，當世無敵。洪武中，相禮被召至京師，厚賜遣還。誠意伯劉基還曾為文贈之。相禮在京期間，燕王朱棣曾與之對弈，并賜給他“龍弈具”等物。

　　樓得達比相禮成名要晚一些，但后來居上，曾多次戰勝相禮。據明陸深《玉堂漫筆》載：

　　國初，書法以詹孟舉希原為第一，弈棋以江陰相子先為國手。奉化胡廷鉉，與孟舉同書千字文，太祖以廷鉉書法過于孟舉，令書皇陵碑。鄞人樓得達亦屢勝子先，得賜冠帶。都南濠亦記一僧屢勝子先云。

　　從這一段記載看，明初朱元璋對圍棋、書法這樣的傳統藝術，給予充分重視。他所采取的方法就是在高手之間進行比賽或比較，以分出優劣高下。這種作法本身即含有倡導的意思。

　　關于樓得達弈勝相禮，得賜冠帶一事，清《寧波府志》有較詳地記載：

　　樓得達，性尚閑雅，博于文藝，于弈稱專門。永樂初，驛召至京，偕江陰相子先入覲。子先自謂天下無敵手，視得達蔑如也。上命二人對弈，顧中官密取紙畫冠帶置局下。得達弈屢勝，啟視之，遂命吏部給冠帶。

　　樓得達是初次入京，相禮則是二次入京了。樓、相二人都屬于封建士大夫階層的人物，他們多才多藝，但還不是靠下棋為生的職業棋手，只是他們于圍棋有較深的造詣，聲名遠播京師，為最高統治者所知，所以才將他們千里迢迢召進京進行比賽，并賜以冠帶以示恩寵。這對倡導圍棋藝術，提高棋手的社會地位，起了很大的作用。在官僚士紳階層也引起深刻反響，促進了全國圍棋活動的開展。明初以后，一時縉紳紛紛效尤，爭相招致名手弈棋，成為朝野的一種時尚。

　　考察明朝民間圍棋的發展狀況，有三點特殊情況需要首先加以考慮。一、史料中有關民間圍棋的記載絕少，不獨明朝如此，歷代都一樣。這是因為一般史家比較忽視圍棋的情況，某些有志于圍棋的史家如王世貞、馮元仲等人雖然撰著圍棋史，但也只注力于國手名流，無暇顧及民間的圍棋。二、明代的統治者曾幾次禁止包括棋類在內的文娛活動在民間開展。除前述洪武年間，朱元璋兩次禁止下棋以外，天啟五年，熹宗朱由校又下圣旨：禁止打流星、擊鼓、踢球等民間娛樂活動，嚴令波及之下，圍棋也不能不受影響。由此可以看出，明代統治者對民間文化娛樂活動的態度是嚴厲的。逐步衰落的明朝統治者一貫奉行“閉關自守”的政策，文化方面禁錮極嚴，形同苛政。不但知識分子的思想受到人為的束縛，老百姓的身心發展也受到嚴重的阻礙。禁止平民百姓下棋，無疑是明朝統治者愚民政策的一部分，也是對人性的剝奪和摧殘，沒有任何積極的意義。三、明代中期，象棋在民間大為盛行。唐寅《譜雙·書后》云：“今樗蒲、彈棋俱格廢不傳，打馬，七國棋、漢官儀、五木等戲，其法俱在，時亦不尚。獨象棋雙陸盛行?！比缜八?，明中期圍棋在士大夫階層相當興盛，象棋雖然也在士大夫階層流行，但比起圍棋，則不免小巫見大巫。唐寅所云“獨象棋雙陸盛行”，顯然是綜合社會各階層中象棋流行的狀況所作的判斷。這里民間象棋的流行要占較大的比例。象棋棋具簡單便于攜帶，變化少便于思維，形象具體便于理解。楊慎《升庵全集》說：“今之象棋，蕓夫牧豎，俄傾可解?！币蛑笃逶谖幕仞B相對較低的民間大受歡迎而迅速普及。“弈貴象賤”在明代士大夫中似乎是一種定論，這是因為圍棋、象棋既有難易之不同，也就因文化水平的高低而區分出愛好的不同。自然，象棋在民間盛行，勢必對圍棋的普及產生不利的影響。

　　只要了解以上三點情況，就會對明代民間圍棋的發展有比較清晰地認識。

　　圍棋發展到明代，畢竟已有兩千多年的歷史，已經成為社會各階層人民的傳統愛好。盡管明初的統治者嚴禁下棋，但要在民間割斷這種愛好也是不可能的。平民百姓下圍棋應是民間常見的現象，只是不如象棋那么興旺罷了。

　　有關明代民間圍棋活動的史料僅只一鱗半瓜，似乎還不如宋代的史料多。如果要舉例的話，可以舉沈周日常下棋的一些情況。如前所述，沈周常步出街坊，與“粗俚下人”對弈。這里的“粗俚下人”系指城鎮中的勞作平民。又謝肇淛《文波披沙》中有云：“予有小童頑黠，每與賓朋博弈，則通宵侍立，遇開卷觀書，輒遁去?！边@里說的是童仆受主人的影響，雖不喜讀書，卻喜歡圍棋。由此可以看出，士大夫階層中盛行圍棋，自會對平民百姓產生相當影響。

　　如果僅從史料中的記載去判斷明代民間圍棋的狀況，不免會得出錯誤的結論。幸好明代的小說中，對民間的圍棋活動有較多的描述，使我們可以正確地認識明代民間圍棋的發展。

　　明代小說中較有史料價值的是《金瓶梅》，書中所描寫的城市市民階層的圍棋活動，在前面已作介紹。從這些描寫分析，明代城市市民階層的圍棋活動十分活躍。市民階層中的各類人物，如亦官亦商的西門慶、他的眾侍妾、家里的仆婦、丫環，以及社會上的妓女和市井幫閑都十分喜愛圍棋，是他們日常生活中比較常見的文娛活動。結合明中期圍棋無比興盛的情況，可以說市民階層中的圍棋活動有很大發展，完全適應了整個社會圍棋發展的狀況。在此基礎之上，也產生了象黃旦那樣的民間圍棋高手。據清《登州府志》載：

　　黃旦者，登州文登縣村民也。未嘗學弈，自幼即能之。既長，挾技行游，遂稱國手。

　　黃旦的事跡不詳，大約是明代民間出現的唯一高手。他的經歷與“小道士一著饒天下”里的國能，有某些相似之處。這或許能夠說明，凌濛初寫“小道士一著饒天下”時，是根據生活中的原型進行加工創造的。從黃旦的經歷，我們還可以了解明代農村中圍棋的些微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