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節 圍棋活動

　　兩宋時期的圍棋風俗，因社會的發展、圍棋觀念的分化和文人士大夫圍棋觀念的最終確立，又有了一些新的內容和特色。

　　兩宋時期，隨著社會文化生活的發展，象棋逐漸興起并普及開來。象棋的興起和逐漸普及，自然要吸引走一些原本可能成為圍棋棋手的人。同時，作為一種新興的簡便易學的棋藝項目，它也因其新奇獨特而受到封建帝王的垂青。南宋時期宮廷中象棋待詔多于圍棋待詔的現象，就是一個明顯的反映。不過，總的看來，象棋的興起和普及乃至其他文娛活動的日漸豐富，并沒有影響圍棋的發展。反過來，它們還給圍棋的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使圍棋棋藝水平更加提高，使圍棋愛好者的隊伍更加擴大，圍棋仍保持著在棋藝活動和藝術活動中的地位。洪遵《譜雙》序曾說：“弈棋、象棋，家喻戶曉。”說明圍棋象棋在南宋時都很普及，但圍棋顯然占有更重要的地位，因而排在象棋之前。另外，南宋時開始出現了將圍棋叫作“大棋”的稱呼。周密《志雅堂雜抄》卷五就說：“東都承平時，大棋則劉仲甫較高。”將圍棋稱作大棋，顯然不僅僅是為了使它和象棋有所區別，也是對它在棋藝活動中的地位的肯定。另外，兩宋時期文人士大夫中出現了不少象棋愛好者。如司馬光、劉克莊、文天祥等就是其中的知名者，但他們都不是只喜好象棋，而是既愛好象棋又喜好圍棋。這表明，在文人士大夫心目中，圍棋無論如何還是棋藝活動的正宗，只會下圍棋不會下象棋無可厚非，而若只會下象棋不會下圍棋，則很可能被認為是藝術修養不高，情趣不雅。從這一點上，也反映出圍棋與象棋地位的差別。

　　兩宋圍棋之風極盛，上至帝王公卿、文人士大夫，下至平民百姓、市井無賴，都不乏愛好者。其中一些人嗜之過甚，終日沉迷其間，不能自拔，往往廢業去官。邢居實《拊掌錄》：“弈者多廢事，不以貴賤。嗜之者率皆失業，故人目棋枰為‘木野狐’，言其媚惑人如狐也。”明人沈德符《萬歷野獲編》卷二十四《技藝·宋時渾語》：“北宋全盛時，士大夫耽于水厄（指品茶），或溺于手談，因廢職業被白簡去位者不絕，時人因目茶籠曰‘草大蟲’，楸枰曰‘木野狐’。”但盡管如此，愛好圍棋的人還是很多，社會上的棋仍然日盛一日。

　　兩宋時期賭博之風也很盛，對社會造成不少的危害。為此，宋太宗淳化二年（991）還曾令開封府禁坊市賭博，犯者問斬。文人士大夫對賭博，待別是用博戲等來賭博是十分鄙視的，或認為“勝則傷人，敗則傷儉”，或嘲之為“日勝日貧”，“日勝日負”（《宋稗類抄》卷六《稱譽》）。圍棋不是主要的賭博方式，但也有不少人用它來賭博，特別是在民間。這給圍棋的聲譽造成一定的損害，也是文人士大夫棋手瞧不起專業棋手的原因之一。文人士大夫圍棋總的說來是講求情趣，不是博彩射利。但由于世風的影響，賭詩、賭文具等“雅賭”也極流行。徐鉉曾與劉奐下棋賭詩，結果他輸了，作了一首《棋賭賦詩輸劉起居奐》。王安石與薛昂曾下棋賭梅花詩，王安石輸了作有《與薛肇明弈棋賭梅花詩輸一首》，而薛昂輸棋卻作不出詩，只好請王安石代作，此事在棋壇人所周知。辛棄疾也曾同客人下棋賭詩，結果客敗作不出詩，辛棄疾只好步王安石的后塵，作了一首《客有敗棋者代賦梅》。賭文房用具也是文人士大夫的弈棋雅趣。文同就曾與蘇軾賭茶墨，蘇軾輸了卻未履行前約，不久文同便作《子平棋負茶墨小章督之》一詩，一方面打趣，一方面表示自己對棋友的思念。孔平仲也曾同友人下棋賭張遇墨。張遇是五代著名墨工，他制的墨在宋代十分名貴。友人輸了棋舍不得拿出張遇墨，孔平仲便作了《子明棋戰兩敗輸張遇墨并蒙見許夏間出篋中所藏以相示詩索所負且堅原約》一詩。意思是枰間無戲言，定要友人踐約，兌現金諾。《東坡志林》卷九載：“張懷民與張昌言圍棋，賭仆，書字一紙，勝者得此，負者出錢五百足，作飯會以飯仆。”下棋賭仆，賭飯會，趣雖有趣，但違情悖理，未免游戲太甚了。

　　圍棋必須兩人對弈，從本質上講，與書、畫、琴不同，是不存在自娛性的，必須娛己而又娛人。可是在宋人手下竟也出現了純粹自娛的圍棋，如鄭俠就是顯例。鄭俠棋癮本來就大，自稱“賓來酒一樽，興來棋一局”，但就是這樣還不覺了然，于是乎別出心裁，發明了自己和自己下棋的方法。陸游《渭南集》載：“鄭介夫，名俠……好強客弈棋，有辭不能者，則留使旁觀，而自以左右手對局。左白右黑，精思如真敵。白勝則左手斟酒，右手引滿，黑勝反是。如是凡二十三年如一日。”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竟能興趣盎然，數十年不輟，堪稱宋代文人士大夫棋的一個奇觀。劉克莊也是以自娛標榜棋情的，他在《棋》詩中說：“十年學弈天機淺，技不能高漫自娛。……未肯人間稱拙手，夜齋明燭按新圖。”打譜按圖，自娛棋趣，前人多有其例，但不以此為手段，純以此為目的，并且明確宣稱自娛，則是宋人發明的。

　　對下棋的人來說，不管是否系心于勝敗，但只要參與對局，就會有勝負，要徹底地超脫在勝負之上是十分困難的。于是，在文人士大夫中，漸漸形成了不以勝敗系心的觀棋之風。旁觀他人下棋，徹底地擺脫勝負的羈累，可以更純粹地領略圍棋的藝術魅力，獲得更完滿的藝術享受和藝術趣味。觀棋在唐代文人士大夫中就已很流行，并流下了不少觀棋詩。那時喜好觀棋的人畢竟不是很多，對圍棋的變化莫測和高雅情趣的稱美贊嘆，沒有什么更深的含義。宋人卻不同，喜好觀棋的人日益增多。像石介、邵雍、蘇軾、鄭俠、黃庭堅、陳與義、張繼先、陸游、戴昺、羅公升、艾性夫等都喜好觀棋，并留下了大量觀棋的詩作。而且他們觀棋的感受也更深入，更具有一種對棋理對社會人生的探求意識。不少是將自己的身世之感并入棋情。這種觀棋之好，從表面上看，是人們棋情棋興的一種反映，從更深層次看，它同社會文化心理和社會旁觀行為有著極為密切的聯系，反映了封建時代的知識分子，在專制統治之下，既不愿完全地同統治者同流合污，又不能完全地逃避開去置身其外的矛盾、苦惱，和一種扭曲變形的心態。這種觀棋之風到宋以后愈演愈烈，更為熾盛，成為圍棋史及中國文化史上一個十分值得注意的現象。

　　兩宋時期的專業棋手理論修養較以前大為提高，馬融、蔡洪、曹攄、梁武帝、梁宣帝的《圍棋賦》，班固《弈旨》，應玚《弈勢》，沈約《棋品序》已成為經典，深入棋手之中，有了“五賦三論”的稱呼。高似孫《緯略》就說：“棋之賦五，棋之論三。有能悟其一，當所無敵，況盡得其理乎？”張靖的《棋經十三篇》問世后，也很快受到棋手們的歡迎，出現了“人人皆能誦此十三篇”，“《棋經》，盤也；弈者，丸也”的現象和說法。

　　兩宋時期的專業棋手，藝成之后，往往挾技而游，一來遍會各地高手，交流棋藝，二來靠棋注棋彩維持生活。象劉仲甫、晉士明等即是如此。洪邁《夷堅志》卷二十五《蔡州小道人》記一善棋村童，自稱小道人，也是挾技出游，到汴京，過太原、真定，最后到了金國都城。一般說來，這些專業棋手最終有三條路可走：一是當棋待詔，一是當棋師、門客，一是當棋工。棋待詔收人較豐，而且穩定，地位亦較高，但畢竟只有少數國手或者著名高手才能躋身其間，一般專業棋手是不可能問津的。所以，一些棋手就以教棋課徒為生。姚寬《西溪叢語》卷上曾提到“蔡州褒信縣有棋師閔秀才”，就是一例。還有一些名顯一方的棋手，可以受邀到達官顯貴府上，專門陪他們下棋或教習其家人下棋。洪邁《夷堅志》卷二十六：“范元卿的棋品著聲于士大夫間……其弟端智，亦優于技，與兄相埒，而碌碌布衣，獨客于楊太傅府。楊每引至后堂，使諸小姬善弈者賭物，然率所約，不過數千錢之值，范常常得之。楊一日謂曰：‘聞君家苦貧，小小有獲，無濟于事。吾欲捐金幣三千緡，用明日為某妾一局之資。君能取勝，立可小康。’范喜謝歸邸，不能旦。同寓之士，竊言范骨相之甚薄，恐無由能致橫財。如是，及對局，既有勝矣，思行太過，失應一著，遂變捷為敗，素手而出。”這段記載很明白地告訴我們門客的地位、收入和日常的圍棋生活。吳自牧《夢梁錄》卷十九：“閑人本食客……有訓導蒙童子弟者，謂之館客。又有講古說今，吟詩和曲，圍棋撫琴，投壺打馬，撇竹寫蘭，名曰食客。此之謂閑人也。”這種閑人食客也是門客性質的人，按耐得翁《都城紀事》所說，他們“藝俱不精，專陪涉富家子弟游宴及相伴外宦官員到都干事”。一些專業棋手，不愿意或不足以作棋師和被邀作門客，往往在市肆設局，靠陪人對弈和指導人對弈而獲取收入。陸象山在市肆遇到自稱“臨安第一手”的棋工就是這類棋手。所謂“棋工”，當是文人士大夫對這類棋手帶有輕賤意味的稱呼，社會地位更下一等。但做棋工束縛較少，比較自由，收入也不低，還能得到一般人的尊重，故走這條路的也不乏其人。兩宋時期，特別是南宋還流行一種蓄養棋童的風氣。當時，由于宮廷和士大夫圍棋游樂的需要，除喜歡找成人侍棋外，也經常找一些會下棋的貌美伶俐的兒童主要是童女來侍棋。北宋宮廷的情況不甚清楚，但南宋宮廷肯定有錄用棋童的制度的，周密《武林舊事》載，宋高宗趙構淳熙十一年六月初一日就曾命“小內侍張婉容至清心堂撫琴，并令棋童下棋”。這就促使社會蓄養棋童現象的出現。棋童的家庭一般都不富裕，父母為了減輕家庭負擔同時也是為子女謀一出路，便找棋師教以棋藝，以供宮廷和士大夫選用。南宋洪{艸巽}《暘谷漫錄》有一則廚娘美饌的傳奇，其中講道：

　　京都中下之戶，不重生男，每生女，則愛護如捧擎珠。甫長成，則隨其資質教以藝業，用備士大夫采拾娛侍。名目不一，有所謂身邊人、本事人、供過人、針線人、堂前人、劇雜人、琴童、棋童、廚子等級，截乎不紊。

　　這段話很明確地反映了當時中下人家謀生的艱辛和培養棋童等情況。明人瞿佑《剪燈新話》有一篇《綠衣人傳》，記趙源游學至錢塘，僑居西湖葛嶺宋代權相賈似道舊宅旁，遇賈似道侍女的故事，這個侍女就是棋童出身。她自稱“本臨安良家子，少善弈棋，年十五，以棋童入侍。每秋壑（即賈似道）朝回，宴坐半閑堂，必召兒侍弈，備見寵愛”。宋人劉鎮有《八歲女善棋》詩：“慧黠過男子，嬌癡語未真。無心防敵手，有意惱詩人。得路逢師笑，輸機伯父嗔。汝還知世事，一局一回新。”從詩中描繪來看，這個8歲女有可能也是一個棋童。

　　為適應文人士大夫娛樂生活的需要，歷史上很早就出現了歌伎、樂伎等以一技之長侍奉客人的女子。而在宋代，隨著琴棋書畫藝術觀念的確立，坊間妓女無不學習琴棋書畫，唯有色藝雙絕，方能遠播芳名，提高身價。北宋名妓李師師就是這樣。據《李師師外傳》，宋徽宗曾賜給她片玉棋盤、碧白二色玉棋子，與她下棋、打雙陸，結果都輸了。當時還出現過專以棋藝侍客的棋伎。謝薖就曾與一個棋伎過往甚密，還作了《減字木蘭花·賜棋伎》一詞：“纖纖露玉，風雹縱橫飛鈿局。顰歙雙蛾，凝停無言密意多。”描繪了一個擅長圍棋的伎女慵懶優裕的生活場景。

　　棋童、棋伎的出現，一方面反映了圍棋深入普及的發展狀況，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封建專制制度下一些柔弱女子的不幸遭遇和不合理的現象。

　　兩宋時期，都市生活已很發達，而棋會又成為都市生活中的一個特色。北宋時，錢塘（今浙江杭州）、汴京（今河南開封）是最著名的城市，也是當時圍棋活動的中心和棋會最活躍的地方。《春渚紀聞》說劉仲甫在錢塘“日就棋會觀諸名手對弈”，“數土豪集善棋者會城北紫霄宮”，祝不疑到汴京后，“為里人拉至市庭觀國手棋集”。《忘憂清樂集》所載當時國手局譜，其對弈地點多是道觀寺院，如南婆召寺、萬壽觀、長生宮、上清官、興國寺、戒壇院等，而且棋譜就是以其地方為名。說明棋會大多在道觀寺院舉行，并且基本上是每日有會，云集各路高手。

　　南宋臨安（今浙江杭州）的都市生活更為繁榮，棋會除保留北宋的一些習慣外，又有新的變化，這主要表現在茶肆的圍棋活動上。南宋茶肆生意十分興旺，各色人等都愛在此聚會。吳自牧《夢梁錄》卷十六《茶肆》：“大凡茶樓，多有富室子弟諸司下直人等會聚……又有茶肆專是五奴打聚處，亦有諸行借工賣伎人會聚，……又中瓦內王媽媽家茶肆、名一窟鬼茶坊、大亍車兒茶肆、蔣檢閱茶肆，皆士大夫期朋約友會聚之處。”茶肆中每每置棋設局，供茶客們對弈消閑取樂。洪皓《松漠紀聞》：“燕京茶社設雙陸局，或五或六，多至十。博者就局，如南人茶肆中置棋具也。”此書是洪皓出使金國后回來所作。他對比了北方和南方茶肆的習俗，發現南方茶肆盛行圍棋（可能也有象棋），而北方則盛行雙陸。

　　兩宋時期，下聯棋開始流行起來，從有關記載看，當時多是由四人下聯棋。這很可能同四皓弈棋的傳說有關。如劉仲甫、王玨、楊中和、孫侁四人就曾在彭城下聯棋。正因為四人下聯棋的時候居多，所以沈括專門設想了類似孫武賽馬的四人下聯棋的方法。下聯棋需要二人以上的默契配合，別有趣味，以后遂盛行開來。

　　宋人對棋具也很講究，他們在梁武帝廣羊文犀、白瑤玄玉，唐人響玉盤和檀心龍腦等精美之制的基礎上，又發明了織錦棋盤。織錦棋盤產于絲織手工業十分發達的成都，質地柔軟精美絕倫，又便于攜帶，深受棋客喜愛。詩人樓鑰得到一件織錦棋盤后，心花怒放，愛不釋手，作下《織錦棋盤詩》：“錦城巧女費心機，織就一枰如許齊。仿佛田文仍具體，縱橫方罫若分畦。爛柯未易供仙弈，畫紙何須倩老妻。如欲枯棋輕且稱，富求白象與烏犀。”為此，他還想求得象牙做的白子和犀角做的黑子與之相配。珠聯璧合之后，整套棋具的富麗精美不難想象。

　　圍棋題材的繪畫，到唐代已很盛行。兩宋時期繼其勢頭，出現了文人畫、畫工畫更多地以圍棋入畫，作品豐富多彩、琳瑯滿目的時代風尚和繁榮景象。宋代有關圍棋的圖畫很多，著名的如王齊翰《圍棋圖》，石恪《帝仙對弈圖》、《四皓圍棋圖》，陸瑾《水閣閑棋圖》，孫知微《弈棋圖》，劉松年《春亭對弈圖》，李唐《松臺對弈圖》、《水莊琴棋圖》，馬運《松下對弈圖》、《竹溪吟弈圖》，劉宗古《松下弈棋圖》，馬麟《弈棋圖》，吳明喻《水閣閑棋圖》，夏珪《靈客對弈》，執煥《四皓圍棋圖》，范中立《溪亭對弈圖》，胡亭輝《草事對弈圖》，趙希遠《秋亭對弈圖》，趙千里《水閣對弈圖》，以及不明作者的《明皇太真對弈圖》、《美人觀弈圖》、《十八學士圖》等。由于唐人之畫傳品越來越少，宋人之畫相對說來較多，因而宋代圍棋圖畫對后世的影響也要大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