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宋代宰相的職權
諸葛憶兵
第四節 宰相代行用人權
在“人治”的封建社會，各級官吏的任命和使用的權力，關系到一個王朝的興亡盛衰。元祐年間，翰林學士梁燾說：“政事之本，在于用人”（《長編》卷468）。皇帝的中央集權，總是以控制用人權為主要目的之一。用人決策權是中央決策的最主要組成部分，所以，這里單獨討論。
宋代中央政府的用人權大概可以分為三個層次：皇帝冊授高級和要害部門官員、宰相除授朝廷次要官員、吏部差注全國基層官員。元祐初，呂陶奏章中說明三者之間的大致區分云：
自兩府而下至侍從官，悉稟圣旨，然后除授，此中書不敢專也；自卿監而下及已經進擢，或寄祿至中散大夫者，皆由堂除，此吏部不敢預也；自朝議大夫而下，受常調差遣者，皆歸吏部，此中書不可侵也。（《長編》卷370）
這三個層次用人權的劃分，也是言其大概，實際操作中并不能如此界線分明。但無論哪一個層次，宰相或唱主角、或唱配角，都參預其中，而且發揮越來越多的影響，作用越來越重要。以下分別討論。
1、皇帝控制用人權。
宋代君王汲取唐代君主失柄、用人權歸于下的歷史經驗教訓，試圖將用人權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中。臺諫也時常提醒皇帝注意用人權的有效利用，慶歷八年（1048）三月，御史中丞魚周詢對仁宗說：“臣愿陛下聽政之外，選材識之臣，獨對便殿，訪諸臣能否，曰某人宜何用，某人不足用，然后廣詢博采，參驗異同，俟其得實，則行進退�！�（《長編》卷163）對此，皇帝有系列得力的措施。
�、� 高層或要害部門官員的任命。
皇帝的用人決策權，主要體現在高層官員的任命方面。唐代，“凡諸王及職事官正三品以上，若文武散官二品以上，及都督、都護、上州刺史之在京師者”，都由皇帝親自除授（《通典》卷15《選舉》）宋代承繼唐人做法，以制度的形式確定高層官員的任命必須由皇帝發布制書，《宋史》卷162《職官志》云：凡“拜宰相、樞密使、三公、三少，除開府儀同三司、節度使，加封，加檢校官，并用制。”此外，凡“執政、侍從、臺諫、給舍之選，與三衙、京尹之除，皆朝廷大綱所在，故其人必出人主之親擢，則權不下移”（《宋史》卷401《柴中行傳》）。皇帝的親自提拔和任用，稱為“特旨除授”，或稱“御筆除授”、“上批”、“中批”、“御批”、“內降”、“直筆”、“旨授”等等�；实鄣奶刂加萌耍谒未呛茴l繁的，如二府宰輔的任命，經常出自皇帝獨裁，二府大臣的榮辱進退，與帝王的賞識與否休戚相關。嘉祐五年（1060）四月，樞密副使程戡罷，“宰臣進擬”繼任者名單，仁宗說：“朕欲用舊人”，因此任命孫抃（《長編》卷191）�；兆诩次�，執政闕員，皇帝親自一一篩選進擬的名單，最后確定為韓忠彥、李清臣、黃履三人（《長編》520）�！独蠈W庵筆記》卷9載：“王冀公自金陵召還，不降詔，止于茶藥合中賜御飛白‘王欽若’三字，而中使口傳密旨，冀公即上道，至國門，輔臣以下皆未知。政和中，蔡太師在錢塘，一日中使賜茶藥，亦于合中得大玉環，徑七寸，色如截肪。京拜賜，即治行。后二日，詔至，即日起發�！庇�，《朝野雜記》乙集卷8載云：
孝宗初政，命相多不以次。史（浩）文惠自宗正少卿再閱月而執政，又五閱月而為相，相四閱月而罷。洪（適）文惠自太常少卿九閱月而執政，又五閱月而相，相三閱月而罷。魏（杞）文節自宗正少卿期年而執政，又九閱月而相，相未一年而罷。
孝宗登基后亟欲有所作為，所以不次命相，稍不如意又匆匆更替，任用大臣，隨心所欲，將皇帝的用人權表現得淋漓盡致。孝宗任用二府大臣沈夏時，與宰相梁克家的一段討論，也充分說明了皇帝用人的主動權。孝宗賞識沈夏，問宰相梁克家說：“侍郎有過政府例否？”梁克家回答說：“陛下用人，何以例為？”孝宗因此特除沈夏為簽書樞密院事（詳見《癸辛雜識》別集下）。這一系列任命中，皇帝的旨意體現的十分明顯。
兩宋時期，“一代天子一代臣”的現象十分突出，新皇帝登基或親政，總是要大批更換二府和其它要害部門的大臣，以起用自己信賴或與自己政見相同的臣下。兩宋還沿襲唐代一條不成文傳統，即皇帝去世，以首相為山陵使，喪葬事畢，宰相便“堅請去位”，依例皆得新即位的皇帝同意。元豐末年神宗去世、哲宗登基，首相蔡確沒有依上述傳統行事，便成為政敵攻擊他的主要理由之一（詳見《長編》卷362）。這種傳統，事實上不過是為新即位的皇帝起用自己信賴的大臣提供一種便利。得新皇帝信賴的舊宰輔，也總是能以種種籍口留任�？梢哉f，在兩宋多數時間里，帝王把握住高層或要害部門的用人決策權。
② 其他官員的任命。
皇帝精力有限，原則上不過問具體部門和地方官員的任命。然而，有時皇帝為了顯示自己的明察秋毫，或對某一任命特別感興趣，同樣可以插手其他各級官吏的任命或升遷，有時直接下達指示。這種出自“宸斷”的決策方式，并不算違制，被朝野所接受。開寶七年（974）二月，軍校史珪進讒言，誣陷權知德州梁夢升，太祖明察其奸，“曰‘夢升真清強吏也�！∷浖堈僖稽S門令赍付中書，曰：‘即以夢升為贊善大夫�！刃�，又召還，曰：‘與左贊善大夫，仍知德州。’”（《長編》卷15）太祖的決斷，可以不必咨詢任何部門的意見。景德二年（1005）正月，真宗分別任命了定州、鎮州、大名府等十余名知州、知府，真宗錄任命名單付中書，中書宰相立即要求施行（《長編》卷59）。天圣四年（1026）九月，以“王博文為兵部員外郎、戶部副使。時三司闕官，中書議除人”，仁宗以為“博文饋軍有勞，此可用也”，故得任命。
為了在用人權上取得主動地位，使人盡其才，宋代帝王花費了更多的心思，注意臣下的賢愚、才干等�！朵乘浡劇肪�1載：“太祖聰明豁達，知人善任使，擢用英俊，不問資級。察內外官有一材一行可取者，密為籍記之。每一官缺，則披籍選用焉�！碧谄饺瞻l現有才干者，總是“記其名于御屏”（《長編》卷34），用人之時就可以發表自己的意見。如淳化四年（993）七月，太宗“御筆飛白書（向）敏中及虞部郎中鄄城張詠姓名付宰相，曰：‘此二人，名臣也，朕將用之�！笥乙蚍Q其材。”（同前）太宗曾對臣下說：“朕每日后殿自選循吏，候選及三二百人，天下郡縣，何愁不治？迂懦因循之人，并與諸州副使、分司西京�；蚯医o俸祿，不與差遣，然此輩又如何消國家祿食也？”（《長編》卷36）太宗不但掌握著高級官員的任命權，甚至過問地方下層官吏的任命，在兩宋帝王中是一個十分極端的例子。
其他帝王作為，如《長編》卷96載：
（呂）夷簡治開封，嚴辦有聲，上（真宗）識其姓名于屏風，意將大用之也。
《長編》卷117載：
太子中允、知淮陽軍梁適，亦上疏論朱全忠乃唐之賊臣，今錄其后，不可以為勸。上（仁宗）是其言，記適姓名于禁中，尋召為審刑院詳議官。
《朝野雜記》甲集卷5載：
紹興初，樓仲輝（炤）資政有左史請命：“從官舉可為監司者，令中書籍記姓名，遇闕除授。”上從之。已而，謂輔臣曰：“朕亦當書之屏風，以時揭貼。其不任職而無他過者，以自陳公觀與之。”乾道初，孝宗新創選德屏于御座后，作金漆大屏，分畫諸道，各列監司、郡守為兩行，以黃簽標識居官者職位、姓名，其背為《華夷圖》云。
③ 皇帝用人決策時與宰輔的合作。
在用人的決策方面，宋代許多帝王與宰輔之間有較好的協調合作關系。皇帝重視宰輔的人選推薦，宰輔則在用人問題上，尤其是在高層官員的任用方面，特別尊重皇帝的意見，推尊皇帝的最終決策權。真宗朝宰相王旦得病久不愈，真宗問天下事可付誰，王旦答云：“知臣莫如君，惟明主擇之。”（《長編》卷84）英宗時，宰相韓琦、曾公亮欲用歐陽修為樞密使，歐陽修以為不可，說：“二三大臣自相位置，何以示天下？”韓、曾服其言。（《長編》卷205）《湘山野錄》卷中記載著這樣一段政壇、文壇佳話：
呂申公（夷簡）累乞致仕，仁宗眷倚之重，久之不允。他日，復叩于便座，上度其志不可奪，因詢之曰：“卿果退，當何人可代？”申公曰：“知臣莫若君，陛下當自擇�！比首趫灾�，申公遂引陳文惠堯佐，曰：“陛下欲用英俊經綸之臣，則臣所不知。必欲圖任老成，鎮靜百度，周知天下之良苦，無如陳某者�！比首谏钊恢�，遂大拜。后文惠公極懷薦引之德，無以形其意，因撰《燕詞》一闋，攜觴相館，使人歌之曰：“二社良辰，千秋庭院，翩翩又見新來燕。鳳凰巢穩許為鄰，瀟湘煙暝來何晚？ 亂入紅樓，低飛綠岸，畫梁時拂歌塵散。為誰歸去為誰來，主人恩重朱簾卷�！鄙旯牳�，醉笑曰：“自恨卷簾人已老�！蔽幕輵�；“莫愁調鼎事無功。”
這里，君臣之間在用人問題上有很好的合作，后任宰輔則深感前任薦引之德。可以這樣說，在兩宋絕大多數時間內，皇帝都沒有失去用人的主動權。
帝王在理論上、同時也是在實際中掌握著高級和要害部門官員的任用權，在這一方面，宰輔享有參議權，提出候選人名單供皇帝抉擇，或對皇帝決定的人選提供個人意見，皇帝也常常主動征詢宰輔的看法。皇帝征詢宰輔的意見之做法，大約也分成三種，一是事先要求宰輔推薦合適人選，以供選擇，如：
（太宗淳化五年十一月）詔（呂）蒙正以下至知制誥，各舉有器業可任以事者一人。（《長編》卷36）
（真宗天禧元年六月）上封者言：“邊鄙雖寧，武備難闕。望令群臣各舉將帥之才。如邊上未有員闕，即且于內地州軍差遣，緩急足副推擇�！蹦嗽t王旦等各舉所知三兩人，具名以進。已而，樞密院又請令宰相以下，各于京朝、幕職等官及閤門祇候已上，舉堪任將帥者各三兩人。（《長編》卷90）
（哲宗元祐二年七月）手詔付呂公著等，令于文臣中擇有才行風力、兼知邊事、堪大用者三五人，具姓名親書實封進入。（《長編》卷403）
二是拿自己的任命意見去咨詢宰輔，以彌補缺失。《長編》卷59載真宗景德二年（1005）正月事云：
上以河北守臣宜得武干善鎮靜者，乙卯，命西上閤門使馬知節知定州，孫全照知鎮州，刑部侍郎趙昌言知大名府，給事中馮起知澶州，洺州團練使上官正知貝州，莫州團練使楊延朗知保州，滁州刺使張禹珪知石州，崇儀使張利涉知滄州，供備庫使趙繼昇知邢州，西上閤門副使李允則知雄州，供備庫副使趙彬知霸州。上親錄其姓名付中書，且曰：“朕如此裁處，當否？卿等供詳之。”畢士安曰：“陛下所擇，皆才適于用，望付外施行�！�
三是否定宰輔們的推薦，提出自己的人選；或在宰輔議論用人時，直接提出自己的意見�！堕L編》卷105載：
（仁宗天圣五年正月）命樞密直學士、禮部侍郎劉筠權知貢舉。中書初議擇官，上曰：“劉筠可用也。”筠時在穎川，遂驛召之。
在上述的用人過程中，中書或樞密院僅僅有向皇帝推薦合適人選的職責，決策權卻掌握在皇帝手中。二府推薦的人選，如不合皇帝之意，一般說來要依照皇帝的旨意辦理。如：
（康定元年九月）己未，右正言、知制誥葉清臣為龍圖閣直學士、起居舍人、權三司使事。中書進擬三司使，清臣不在選，帝（仁宗）曰：“葉清臣才可用�！彼煲悦�。（《長編》卷128）
紹興初，劉大中以監察御史宣諭諸路回，宰臣以其稱職，擬除殿中侍御史。太上皇帝（高宗）云：“且令除秘書少監�！痹壮紗⑵渌�，太上曰：“大中所至多興獄，尚有未決者。一除言路，外方觀望，恐累及無辜�！�（《揮麈前錄》卷1）
反過來，帝王決意要重用的人選，臣下的反對是無濟于事的，哪怕是舉朝反對。慶歷四年（1044）九月，仁宗欲選拔陳執中為參知政事，《長編》卷152載：
（仁宗）謂宰相曰：“執中在青州久，可召之。”遂召執中參知政事。于是諫官蔡襄、孫甫等爭言執中剛愎不學，若任以政，天下不幸。上不聽。諫官爭不止，上乃命中使赍敕告即青州賜之，且諭意曰：“朕用卿，舉朝皆以為不可，朕不惑人言，力用卿爾�！泵魅�，諫官上殿，上作色迎謂之曰：“豈非論陳執中耶？朕已召之矣�！敝G官乃不敢復言。
2、宰相的用人權。
宋代皇帝雖然握有用人決策權，但是，無論以何種方式貫徹皇帝的意志，都必須通過中書宰相，包括宮廷賓妃的冊命。通例，“凡制詞既授閤門宣讀，學士院受而書之，送中書結三省銜，官告院用印，然后進內�！�（《長編》卷165）皇帝的接觸面、視野、精力都是有限的，在用人問題上許多時候只是起象征性的決策作用，主要依賴臣下的推薦或決斷。二府宰輔是皇帝身邊的輔佐大臣，是皇帝依賴的主要對象，所以，宋代帝王往往是將用人權委諸宰輔，如仁宗要求“中書門下其采端實之士，明進諸朝”（《長編》卷192）。宋代任選官員的基本做法是“中書日進呈差除，退即批圣旨，而同列押字”（《春明退朝錄》卷下）。即中書草擬任選方案，得皇帝同意，為制詞頒布。宋初，太祖就強調“京朝官將命出入，及受代歸闕者”，由中書派人“考校勞績，及銓量材器，候有闕，中書類能以授之”（《宋朝事實》卷9《官職》）。中書用人具體表現為“堂除”、“部注”兩種方式�！疤贸本褪钦绿弥苯拥某�；“部注”則是通過人事主管部門吏部經辦的除授，同樣置于宰輔的領導之下。其中以“堂除”的方式更直接地體現了宰輔的用人意志。
① “堂除”范圍的膨脹。
“堂除”制度由來已久，“堂除之說，天子托大臣以選擇人才，無資格之拘，無關鍵之限”（《古今源流至論》別集卷6《堂除》）。唐代中央政府次一級的官員就由“宰相商議奏可，而除拜之”。宋代“堂除”制度屢有變化，一種總的趨勢是：隨著相權的強化，宰相將越來越多的用人權攬到自己手中，“堂除”的范圍也越來越開闊。
北宋初年，兵荒馬亂，制度不健全，“除授皆由中書，不復由吏部”（《長編》卷22），用人主要是以“堂除”方式。太平興國八年（983）八月，太宗特別詔曰：“自今應臨軒所遣官吏，并送中書門下，考其履歷，審取進止。”（《長編》卷24）如此可以比較靈活主動，易于應付各種復雜緊急情況。太平興國末年以后，朝廷行政管理逐漸正規化，中央先后設立差遣院、考課院、審官院等，掌握不同層次官員的任選，宰相的人事權受到一定限制。但是，皇帝還是經常將更多的信任給予宰輔，對關鍵地區地方長官的任命，要求中書直接過問。嘉祐五年（1060）九月詔曰：“齊、登、密、華、邠、耀、鄜、絳、潤、婺、海、宿、饒、歙、吉、建、汀、潮凡十八州，并繁劇之地，自今令中書選人為知州”（《長編》卷192）。神宗年間，皇帝企圖更多地將權力攬歸己有，對“堂除”的限制逐漸嚴厲，甚至有廢除的想法和詔令（詳說見后）。然而“堂除”作為一項制度，始終沒有真正退出歷史舞臺。哲宗年幼即位，宰相在中央機構中的作用得以加強，“堂除”侵占吏部闕額的事情經常發生，對此朝廷中爭論不斷。元祐元年（1086）三月，“詔自今堂差不得沖吏部已注授人”（《長編》卷371），對“堂除”加以限制，不過奏效甚微。同年六月，又“詔：新復州縣知州、軍并堂除選，余吏部選�！�（《長編》卷379）欲對“堂除”范圍做一些劃分。元祐二年（1087）八月，詔令大臣討論確定制度，使堂闕和部闕“兩不相妨”，結果是將104個知州闕歸堂除，98個知州闕歸吏部，堂除知州數比仁宗時增加了近一倍。這種劃分并不能遏制堂除膨脹的勢頭，元祐三年（1088），右正言劉安世說：“近來堂除差遣多取吏部之闕”（《盡言集》卷11《論堂除之弊》），同年十一月只得再度劃分堂除和部注的范圍，三省言：
在京堂除差遣，累有增改，尚書吏部闕少官多。今裁定：門下、中書省正言，尚書省左右司、六曹郎中，御史臺監察御史，秘書省正字，館職校理以上，寺監長、貳、丞，太常博士，太學博士、正、錄，侍講、說書，開封推判官、府司錄，開封府祥符、咸平、尉氏、陳留、襄邑、雍丘知縣，登聞鼓院、檢院，王府翊善、侍讀、侍講、記室、小學教授，知大宗正丞事，諸王府講書、記室，睦親、廣親宅講書，左藏庫、三京留司御史臺、商稅院、進奏院，并中書省差。寺監主簿，太常寺太祝、奉禮，光祿寺太官令，元豐庫、牛羊司，京東排岸司，諸宮院教授，太康、東明、考城、長垣知縣，并吏部差。（《長編》卷417）。
太皇太后同意三省的詳細劃定。元祐六年（1091）六月又詔曰：“見今堂除闕內，單、利、耀、溫州知州，石州、霸州、順安軍通判，并送吏部差注�！�（《長編》卷460）
元祐年間一次又一次地限制“堂除”的努力，正說明了“堂除”范圍的不斷膨脹。元祐臣僚的做法，為北宋末年以來權相濫用人事權開了先路。
哲宗以后，皇帝不斷發布各種詔令，限制堂除，卻沒有實際效果。到南宋紹興年間，堂除知州軍89處，吏部僅27處，甚至“京官知縣并堂除”（《中興圣政》卷9），此外，諸路監司的屬官、坑冶監官等也被收為堂闕。孝宗時以至“知州軍闕盡歸于堂，而吏部更無知州軍一闕以待孤寒資格之人”（韓元吉《南澗甲乙稿》卷9《集議繁冗虛偽弊事狀》）。南宋后期皆權相當政，用人如同囊中取物，更加隨心所欲。
② 宰輔以用人為己任。
皇帝在任用官員時對二府宰輔的依賴過多，就往往將用人權不知不覺地轉移到二府宰執的手中。在任用官員的問題上，無論是哪一層次的，皇帝主動發表意見的時候總是比較少見，經常性的是二府大臣做出推薦并決斷。然而，更多的時候，皇帝是有意將用人的決策權委之于宰輔，發揮相權的中樞調配作用，皇權只是做一種宏觀調控。大中祥符九年（1016）九月，中書請以盛度權知開封府，真宗回答說：“可更問王旦”，事后證明了咨詢的必要性，真宗評價說：“王旦銓量才品極當，必使人各得其所，此豈可不問也？”（《長編》卷88）熙寧年間，神宗特別信任宰相王安石，曾令參知政事馮京傳諭王安石說：“自今進用人，或不可于意，但極論。”（《長編》卷237）此時，皇權和相權是相輔相成的。從理論上到實質上，皇帝都沒有失去用人的決策權，在實際操作中，又是宰輔把握著用人決策權�；蕶嗪拖鄼�，在宋代有著很好的協調合作關系。
宋代在任命高級官員時的一般程序如下：首先由二府進擬準備任用者的名單，以供皇帝決斷，得到皇帝最后首肯，中書依據所授予的詞頭，轉入起草詔書之類的第二步具體工作。如果二府進擬名單不合皇帝意，就需要做再三的修訂，以協調君臣的意見。例如，仁宗天圣元年（1023）八月，朝廷任命陜西轉運使，“先是，宰相連進數人，不稱旨。”最后，所擬的名單中有權開封府判官、侍御史俞獻卿，“上曰：‘此可矣�！疵I卿往。”（《長編》卷101）《宋會要·職官》1之16言：“朝廷有除拜，中書吏赴院納詞頭；其大除拜，亦有宰相召舍人面受詞頭者�！敝邢聦庸賳T的任命，就更加簡化，不必征求皇帝意見，“凡所除授，先由大臣進擬，而后下于中書、門下兩省，臣僚無異論，則命詞省審授之�！�（《宋會要·職官》1之48）在這一系列任命官員的運作過程中，中書宰相起著承上啟下的關鍵性作用。此外，中央和地方上各級官員的任用和升遷，也都必須經過二府審核這一道關卡。大中祥符三年（1010）四月，真宗詔曰：中央和地方官員才干“如實有可取，即送中書、樞密院，再加考核取裁”；或“先送中書、樞密院參詳，別與引見”（《長編》卷73）。天圣七年（1029）九月，“詔審官院，自今定差知州軍，令中書審視，若懦庸老疾不任事者，罷之”（《長編》卷108）。
這種“委任責成”的方式，也固定為制度，使宰相將進退官吏、選拔賢能視為自己份內之事。宰相呂蒙正對太宗說：“臣備位宰相，可以進退百官。”（《長編》卷36）右正言魯宗道則說：“審官之任，本宰相之責，宜妙選英哲以委之。”（《長編》卷90）元祐初宰相司馬光說自己“備位宰相，遴選百官，乃其職業�！�（《長編》卷382）元祐末執政梁燾論蘇頌說：“頌為宰相，理會差除，可謂稱任矣。”（《長編》卷482）他們所說的“百官”，應該是各個層次的官員任用。承認皇帝有用人最終決策權和委任于宰輔，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二者并不沖突。宋代帝王和士大夫對此已有共識。
�、� 宰輔插手高層和要害部門官員的任用。
皇帝雖然直接掌握高層和要害部門官員的任用權，但是，他們的決策往往得自宰輔的推薦，許多時候更是由宰輔代替行使決策權。甚至宰相闕任，也由現任宰相或樞密使等推薦。天圣六年（1028），宰相張知白去世，中書闕員，“宰相王曾薦呂夷簡，樞密使曹利用薦張士遜”，太后劉氏最終用張士遜為相（《長編》卷106）。宰輔插手這些方面的官員任選，表現方式是多樣的，主要有以下三種：
其一，堅持自己的正確用人主張，迫使皇帝聽從。
宰輔有時推薦的人選，不合皇帝之意，被屢屢駁回。然宰輔認定自己的選擇是正確的，便一而再、再而三地堅持，最終獲得君王的首肯。這種決策方式，從表面上來看依然是帝王最后拍板，但實際上的決策是由宰輔做出。當然，這時候必須是一位明智、有納諫容量的帝王在位。
（趙普）嘗欲除某人為某官，不合上（太祖）意，不用。明日，普復奏之，又不用。明日，又奏之，上怒，裂其奏投諸地，普顏色自若，徐拾奏，歸補綴。明日，復進之，上悟，乃可其奏。后果以稱職聞。又有立功者當遷官，上素嫌其人，不與，普力請與之，上怒曰：“朕故不與遷官，將奈何？”普曰：“刑以懲惡，賞以酬功，古今之通道也。且刑賞者，天下之刑賞，非陛下之刑賞也，豈得以喜怒奪之�！鄙细ヂ�，起，普隨之。上入宮，普立于宮門，良久不去，上卒從其請。（《長編》卷14）
它日，上（太宗）欲使人遣朔方，諭中書選才而可以責以事者。（呂）蒙正退，以名上，上不許。他日又問，復以前所選對，上亦不許。他日又問益急，蒙正終不肯易其人。上怒，投其手奏于地曰：“何太執耶！必為我易之。”蒙正徐對曰：“臣非執，蓋陛下未諒爾�！币蚬谭Q：“其人可使，余不及。臣不欲用媚道妄隨人主意以害國事�！蓖蕴柘⒉桓覄樱烧龘|笏，俛而拾其書，徐懷之而下。上退，謂親信曰：“是翁氣量我不如。”既而卒用蒙正所選，復命，大稱旨。（《長編》卷35）
王珪嘗三薦（張）璪，不用。珪曰：“璪果賢，陛下未嘗用以為不賢，讒也。臣恐士弗得進矣。臣為宰相，三薦賢三不用，臣失職，請罷�！鄙�（神宗）喜曰：“宰相當如是。朕姑試卿德不回，朕復何慮？”（《長編》卷311）
趙普、呂蒙正都以直言著稱。王珪則是北宋有名的“三旨宰相”，“以其上殿進呈，云‘取圣旨’；上可否訖，又云‘領圣旨’；既退，諭稟事者，云‘已得圣旨’故也�！�（《長編》卷356）連王珪如此阿諛圣意的宰相，有時在用人問題上也要堅持己見，原因是宋代宰相將薦人、用人視為自己的當然職責。熙寧年間，王安石為相，朝廷任命大臣，神宗意見多次與王安石相左，反復討論爭議，最終采納的總是王安石的用人方案�？軠蕠L自言用人標準：“宰相所以器百官，若用例，非所謂進賢退不肖也�！�（《長編》卷62）寇準在中書時，因此大膽破格用人，在這一方面，宰相有決定性的發言權。
其二，宰輔雖然是用人的最后決策者，卻將恩德歸諸帝王。
在用人推薦與決策過程中，宰輔默默地做實際工作，皇帝享受“用人之明”的稱譽，對外維護了皇帝用人之決策權。宰輔這樣謙和的行為和態度，維持了皇帝用人決策權表里的諧和，避免了帝王可能生發的嫉妒之心，使得帝權和相權處于一種融洽的關系之中。
（李）昉居中書日，有求進用者，雖知其材可取，必正色拒絕之，已而擢用�！拥軉柶涔�，曰：“用賢，人主之事。若受其請，是市私恩也，故峻絕之，使恩歸于上。”（《宋史》卷265《李昉傳》）
（王）旦為相，賓客滿堂，無敢以私請。察可與言及素知名者，數月后召與語，詢訪四方利病，或使疏其言而獻之。觀才之所長，密籍其名，其人復來，不見也。每有差除，先密疏四三人姓名以請，所用者帝以筆點之。……旦凡所薦，皆人未嘗知。旦沒后，史官修《真宗實錄》，得內出奏章，始知朝士多旦所薦云。（《宋史》卷282《王旦傳》）
（王）曾進退士人，莫有知者。范仲淹嘗問曾曰：“明揚士類，宰相之任也。公之盛德，獨少此耳�！痹唬骸胺驁陶�，恩欲歸己，怨使誰歸？”仲淹服其言。（《宋史》卷310《王曾傳》）
（范）純仁凡薦引人材，必以天下公議，其人不知自純仁所出。或曰：“為宰相，豈可不牢籠天下士，使知出于門下？”純仁曰：“但朝廷進用不失正人，何必知出于我邪？”（《宋史》卷314《范純仁傳》）
其三，權相當政時，用人權成為他們結黨運私的一種主要手段。
權相當政時，往往采取多種方法蒙騙君王，使帝王的用人決策權成為一句空話�！堕L編》卷96云：“自寇準貶斥，丁謂浸擅權，至除吏不以聞�！痹陬愃魄闆r下，相權對帝權產生離心作用，二者之間矛盾加劇，同時帶來政局和社會的動蕩。以至“競進之徒，趨走權門，經營捷徑，靡所不至。是恩命未出于上，而請托已行于下矣�！�（《長編》卷121）或者“丞相不進賢者為將來之資，但用不如己者為自固之計�！�（《長編》卷139）這種情況大多發生在北宋末年或南宋年間。例如：
呂夷簡執政，進用者多出其門。仲淹上《百官圖》，指其次第曰：“如此為序遷，如此為不次；如此則公，如此則私。況進退近臣，凡超格者，不宜全委之宰相。”（《宋史》卷314《范仲淹傳》）
附己者立與擢用。自其獨相，至死之日，易執政二十八人，皆世無一譽�！桓θ爰闯�，或一閱月，或半年即罷去。（《宋史》卷473《秦檜傳》）
南宋后期權相韓侂胄、賈似道當政時，門生、故吏、仆夫皆躋身朝廷顯貴，用人尺度已被敗壞到無以復加的地步。如“陳自強則以侂胄童子師，自選人不數年致位宰相，，而蘇師旦、周筠又侂胄廝役，亦皆預聞國政，超取顯仕。……惟所欲用，三省不預知也�！�（《宋史》卷474《韓侂胄傳》）賈似道則憑賄賂授人以官職，“吏爭納賂求美職，其求為帥閫、監司、郡守者，貢獻不可勝計�！�（《宋史》卷474《賈似道傳》）
這種權相任人唯親的現象，甚至發展到逐步把持科舉考試。《續宋編年資治通鑒》卷6稱：紹興二十四年（1154）三月，“親試舉人，考官以秦檜孫秦塤為第一，……同榜三百三十余人，檜之親黨居多，天下為之切齒�！�
但是，兩宋這種權相操縱用人權的特殊情況，時間即短，皇帝的最終決策權也沒有被完全侵奪�；实壑皇沁^于依賴某一宰相，或過于懦弱、昏庸。如果皇帝想發揮作用，權相立即退居其次。如徽宗曾輕易地將蔡京貶謫出朝，高宗輕易地從秦檜手中取回權力等等。這與其他朝代成為傀儡的皇帝，雖個人有才干，且“有心殺敵”，卻“無力回天”的情形有天壤之別。所以說，宋代皇帝始終從理論到實質上都握有用人的最終決策權。
3、中下層官員的任用。
中下層官員的任選，歸吏部負責，所注授的官闕稱“部闕”。無論是元豐改制以前還是以后，這類吏部審官機構都是宰相的下屬單位，歸宰相領導，所以，宰相對其依然可以過問，“部注”人選，依然要通過中書審核。如熙寧四年（1071）十一月詔：“審官東院每季具知州軍、通判闕，及合入知州、通判人姓名、功狀赴中書，委中書審問，主判官詳察人材，不以次選差。”（《長編》卷228）只不過宰相不直接插手中下層官員的任選，而是一種間接領導。以下對吏部的任選官員的機構做一簡介。
北宋前期設吏部尚書銓（簡稱尚書銓），掌七品以下文臣選授。建隆三年（962），代之以吏部流內銓（簡稱流內銓、吏部銓、吏部流內選等）。淳化四年（993）五月考課院并入后，并掌選人奏舉與考核。元豐三年（1080）八月，改名為尚書吏部；元豐五年（1082）五月改制，再改為吏部侍郎左選。又設流外銓，歸屬吏部，掌在京師百司人吏考試與奏差。
此外，掌管中下層官吏的選用、磨勘、考核、升遷的，還有吏部南曹：掌選人履歷驗審，將按吏部格式可以敘資遷調的選人材料送往流內銓，經流內銓注擬遷資的選人，再由南曹發給歷子。這是流內銓的一個輔助性機構，熙寧五年（1072）七月并入流內銓；差遣院（京朝官差遣院）：始置于太平興國六年（981）九月，淳化四年（993）五月并入審官院，掌考核、比較少卿監以下京朝官任滿歸朝待命者，據中書所下員缺，量材錄用，授以新官；磨勘院（磨勘京朝官院）：淳化三年（992）十月始置，次年二月改名審官院，掌考核京朝官，以定黜陟；考課院：淳化四年（993）二月，由磨勘幕職州縣官院改名（淳化三年十月始置），同年五月并入流內銓，掌幕職州縣官（選人）的奏舉及歷任有過失人的考察等；審官院：淳化四年（993）二月，改磨勘京朝官院為審官院，又將差遣院并入，熙寧三年（1070）五月改為審官東院，考核六品以下京朝官殿最，排列其爵名、秩位，提出相應的內外職務任命方案，上報待批，神宗改制后，并入吏部尚書左選。審官西院：熙寧三年（1070）五月始置，元豐五年（1082）五月改為尚書省吏部尚書右選，掌閤門祇候、大使臣以上武臣磨勘、差遣。這些部門，在不同的時期內職能有所交叉或取代。
元豐改制，審官機構經過演變、合并，確立為“吏部四選”，即吏部尚書左選、右選和吏部侍郎左選、右選，其具體分工為：
文臣之（寄）祿官自朝議大夫、職事官自大理正以下，非中書省敕授者，歸尚書左選；武臣外朝官自皇城使、職事官自金吾街仗司以下，非樞密院宣授者，歸尚書右選；自初仕至州縣幕職官，歸侍郎左選；自借差、監當至供奉官、軍使，歸侍郎右選。（《宋會要·選舉》23之1）
四選制度確立后，宋代中下層官員的管理、任選機構從此定型，一直綿延到南宋末年。
4、皇帝和宰輔之間用人權的相互控制。
宋代皇帝和宰輔在用人方面基本上能協調一致，如上所述，同時又有矛盾之處。兩者既相輔相成、相互依賴，又有相互控制的一面。
�、� 皇帝對宰輔用人權的控制。
首先，好猜忌的皇帝并不能對臣下完全放心，他們要耍弄各種權術，以達到控制宰輔用人權的目的，使自己處于一種主動的地位，或有更多的發言權。這種情況一般發生在君王（包括垂簾的太后）對自己和二府大臣沒有信心的時候。
章獻太后智聰過人。其垂簾之時，一日，泣語大臣曰：“國家多難如此，向非宰執同心協力，何以至此？今山陵了畢，皇親外戚各已遷轉推恩，惟宰執臣僚親戚無有恩澤。卿等可盡具子孫內外親族姓名來，當例外一一盡數推恩�！痹讏滩晃�，于是盡具三族親戚姓名以奏聞。明肅得之，遂各畫成圖，粘之寢殿壁間。每有進擬，必先觀圖上，非兩府親戚姓名中所有者，方除之。（《默記》卷上）
章獻是宋代第一位垂簾的母后，她生恐臣下不服或欺瞞，就使詐以操縱用人權。
而且，帝王也一再公開告戒宰輔用人要出自公心，不要任用私人。太宗曾對宰相李昉等說：“中書、樞密，朝廷政事所出，治亂根本系焉。且天下廣大，卿等與朕共理當各竭公忠，以副任用。人誰無姻故之情，茍才不足稱，不若遺之財帛耳。朕亦有舊人，若果無取，未嘗假以名器也。卿等其戒之�！�（《長編》卷26）太宗登基素有“燭影斧聲”之說，所以，對人、對環境多疑忌之心，與宰輔之間的用人矛盾也因此產生。然而，宰執不可用其親戚、子弟，也成為慣例。元祐元年（1086）五月，朝廷除平章軍國重事文彥博之子文及為右司員外郎、門下侍郎韓維之侄韓宗師直秘閣，既引來臺諫的一致攻擊，文及和韓宗師不久因此罷去。元祐二年（1087），文彥博向朝廷推薦呂大臨、楊國寶，侍御史王巖叟進諫說：“楊國寶、呂大臨二人，是見任執政之親，士大夫口語籍籍，以為不平�！币蟆梆B之以重其名實”。（《長編》卷396）在正常情況下，宰輔用其親戚或子弟，必定會遭到言官的彈劾。
皇帝對用人權的控制，還典型地表現在對宰相“堂除”用人的限制上。相對來說，宰相比較喜歡采用“堂除”的方式用人，將人事權直接操縱在自己手中�！疤贸钡姆秶m一定之規，但并不嚴格，因人因時而異。神宗時，皇帝與宰相曾為此有過爭執，《宋會要·職官》1之18載：
（熙寧）二年，宰臣曾公亮欲知州皆選于中書，上曰：“中書數人，所總事已多矣，知州材否，何暇盡詳。且中書，三公職事，在于論道經邦。”公亮曰：“今中書，乃六卿冢宰之職，非三公也�！鄙显唬骸摆Ｔ坠逃汹Ｔ字�。唐陸贄言宰相當擇百官之長，知審官是也。今不擇知審官人，而但堂選知州，所選人不精，徒令中書事更煩，況非國體也�！蓖醢彩唬骸罢\如陛下所諭。”
根據神宗意見，宰相不應該直接插手下面地方人事任免，“堂選”范圍不應該過于寬泛，宰相應該將精力投注于“擇百官之長”，關注中央高層的人事任用。對于“百官之長”，宰相則僅有推薦權，決策在皇帝，所以，進一步連“堂除”也可以廢除。元豐四年（1071）八月一日詔：“中書自今堂選并歸有司”。同年十一月六日詔：“自今堂選、堂占悉罷，以勞得堂除者，減磨勘一年�！�（《宋會要·職官》1之19）不過，“堂除”并沒有因為一紙詔書而廢罷，在兩宋選官制度中依然盛行“堂除”方式。元祐三年（1088）十二月，三省因“在京堂除差遣累有增改，而吏部闕少官多”，具體裁定“中書省差”和“吏部差”的界限（詳見《宋會要·職官》3之9、10）�；实蹫榱丝刂啤疤贸庇萌�，又規定“堂除簿每月一次進納，逐名下聲說出身、歲月、歷任、資序，如有功過，即述其要，仍具系與不系宰執有服親”（《宋會要·職官》8之7）等，以便皇帝審閱瀏覽。“親屬，其舊法不系堂除”（同上）。
在監督過程中，皇帝還可以隨時糾正宰相“堂除”過程中“任人唯親”的傾向或做法，《齊東野語》卷1載：
舊法，未經任人，不許堂除。時相欲示私恩，則取部闕而堂除之。上（孝宗）知其故，遂令根刷姓名進呈。降旨云：“宰執當守法度，以正百官。梁克家違戾差過員數最多，候服闕日落職，曾懷可降觀文殿學士�！�
朝廷多次立法，抑制任用宰輔子弟。熙寧四年（1071）三月八日，“詔在京官不得舉辟執政官有服親。以御史知雜舒亶言：近論蒲宗孟不當薦舉同知樞密院韓縝侄宗弼，乞立奏舉法故也�！�（《宋會要·職官》1之19）其意圖也是抑制“任人唯親”的做法。
皇帝對宰相用人權控制的極端就是剝奪其權力，這樣的事例在南宋也曾發生過。理宗時的參知政事崔與之曾描述當時用人的情況說：“宰相進擬多沮格不行，或除命中出，而宰相不與知�！�（《宋史》卷406《崔與之傳》）皇帝破壞“委任責成”的模式，意味著朝綱已亂。南宋寧宗時宰相余端禮就曾意識到這一點，他說：“除從官中書不知，朝綱已紊，禍根已滋。”（《宋史》卷398《余端禮傳》）這些不正常態，多數發生在南宋。
�、� 宰輔對皇帝用人的諍諫。
從宰輔的角度出發，則要求帝王用人不能獨斷獨行，隨心所欲，上面曾舉例宰相在用人時的堅持己見。當宰輔被不同程度地剝奪用人權時，他們就要提出抗議意見。右補闕田錫在上書時指出太宗的處事不當，其一是“宰相不得用人”，建議“宰臣若賢，愿陛下信而用之；宰相非賢，愿陛下擇可用而任之”（《長編》卷25）�？傊瑧摮浞职l揮宰相的職能作用，將用人權放心地交到宰相手中。
皇帝“內降”用人，這種做法往往是為了酬謝私情，更多的時候是為宵小打開方便之門，在兩宋時期雖然比較少見，但臣下依然要對此提出抗議，要求君主改正。慶歷元年（1041）五月，左正言孫沔對仁宗說：“天圣之間，多有內降，莫測夤緣，盡由請托，蓋頗邪之輩，巧宦進身，求左右之容，僥榮濫賞，假援中闈，實玷朝直。”“近歲以來，此路復起，未知以何事跡達于聰明？妨公起謗，無甚于此�！薄胺匕l宸衷，止絕內降，如有合自中出之事，令兩府及諸司依公執奏，勿使阿諛上累圣明。”（《長編》卷132）慶歷二年閏九月，直集賢院尹洙上疏說：“近時貴戚、內臣以及士人，或因緣以求恩澤，從中而下，謂之‘內降’。臣聞唐氏衰政，或母后專制，或妃主擅朝，結恩私黨，名為‘斜封’。今陛下威柄自出，外戚、內臣賢而才者，當與大臣公議而進之，何必襲‘斜封’之弊哉！”（《長編》卷137）元祐元年（1086）閏二月，左司諫王巖叟告誡垂簾聽政的太皇太后說：“斜封墨敕，不宜于今日有，自古此事盡出于外人交結宦官、女謁，遂賣官鬻獄，無所不至，不可不防微”（《長編》卷386）�！芭c大臣公議”是用人的唯一正常途徑，“公議”的結果往往是宰輔代行用人決策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