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 《古今歲時雜詠》
詩總集，四十六卷，北宋宋綏初編，蒲積中續編。
綏（９９１～１０４０）字公垂，趙州平縣（河北省趙縣）人。年十五召試中書，遷大理評事，歷官知制誥、翰林學士，知應天府、參知政事卒贈司徒，謚宣獻。積中，眉山（今屬四川）人，生平履歷不詳。晁公武《郡齋讀書志》載，宋綏在中書省曾手編古詩，將魏晉迄唐人詠歲時篇什十卷，晁氏益為二十卷，蒲氏又增成此書，主要是增添了北宋著名詩人如歐陽修、梅堯臣、王安石、蘇軾、黃庭堅等人的詩篇。宋書只收一千五百零六首，蒲書增加到二千七百四十九首，其分目不變。此書從“元日”到“除夜”共二十八目，計四十二卷。四十三卷至四十六卷按月編排，從正月到十二月。全書所收多為點綴風景，應時應節之作，還有大量的詩作是為皇帝、太后、太妃、郡王、夫人而作，作為他們所居殿閣張貼的帖子，如《春帖子》《端午帖子》之類，這類作品占的比重很大，多讀令人生厭。
有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32 《佩文齋詠物詩選》
詩總集，四百八十六卷，清陳廷敬奉康熙皇帝敕編纂。
廷敬，本名敬，奉旨改為廷敬，字子端，號悅巖，山西澤州（山西省晉城縣）人。順治十五年（１６５８）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官至大學士，謚文貞。陳氏多次奉旨編書，此即其一。
詠物詩為中國古典詩歌中重要門類，孔子論及詩教就有“多識鳥獸之名”之說，后世詩托物詠懷，更成為古詩寫作的一個重要傳統。因此編纂類書，在各種事物門類中都附有詠物的篇章。宋代宋綏、蒲積中所編《古今歲時雜詠》專收節序之詠，南宋末陳景沂之《全芳備祖》則惟取賞玩草木之什，此皆編纂詠物詩之濫觴。
清初統治者熱衷編寫此集，一則用以表明國家清明、文治之盛；二則是于“名物度數中求合乎溫柔敦厚之指”并期望這些作品“于詩教有裨益”，從而“使一物之情而關乎忠孝之旨”。此集“包羅諸品，匯聚群材”，上起天地日月宇宙之大，下至鳥獸蟲魚之微，無不囊括以盡，共分四百八十六類，又附見四十九類。其時間起自上古，終于明末，收錄各體詩共一萬四千五百九十首。各代詠物之作多薈于此，使研究詠物詩者便于查考，并對研究博物史者有參考價值。
有清初內務社刻本，分裝六十四冊。
33 《御定歷代題畫詩類》
詩總集，一百二十卷，清陳邦彥奉康熙皇帝圣旨編纂。邦彥字世南，號匏廬道人，海寧（浙江海寧縣）人。康熙癸未（１７０３）進士，官至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
南宋孫紹振有《聲畫集》收錄歷代題畫之作，康熙病其收錄面狹，只收唐、北宋二代，數量少，體制紊亂，故敕廷臣重編。此書所收起于唐終于明末，共收錄各體詩歌八千九百余首，歸為三十類，包括天文、地理、山水、名勝、古跡、故實、閑適、古象、寫真、行族、羽獵、仕女、仙佛、漁樵、耕織、牧養、樹石、蘭竹、花卉、禾麥蔬果、禽類、獸類、鱗介類、花鳥合景、草蟲、宮室、器用人事、雜題。其分類比《聲畫集》也高明不了多少。其實一家之畫，各景俱備，如有題目可挑題意分類，如無題，或題類不在這三十類內，于是就隨意劃分，仍然十分混亂，但近千年的題畫詩歌，匯聚一編，“不逾幾席，而得流觀山川險易之形，近在目前，而可考鏡往代遺留之貴。以至農耕蠶織，纖悉必具，雞犬桑麻，宛然如睹”（見康熙皇帝《序》）。書中所涉獵的“名物典故，有資考證”；所載之“鴻篇巨制，有益文章”（見《四庫全書總目》）。這對研究詩和對于研究歷代繪畫都非常方便，直至今日仍為這些研究者和畫家所取資。
有清康熙時內務府刊本。
34 《樂府詩集》
樂府歌辭總集，一百卷，南宋郭茂倩編纂。茂倩生平不詳，渾洲須城（山東省東平縣）人。大約生活在南宋孝宗、光宗時代。
樂府詩產生于漢代，本指樂府官署所采制的詩歌，后來把可以入樂的詩歌，以及模仿樂府古題的作品統稱為樂府。樂府詩產生于采錄民歌以入樂，統治者也有藉此以觀民風之意，故最初采制的樂府詩歌能反映人民疾苦，有著強烈的現實主義精神，后世文人寫作樂府，歌辭里繼承了樂府詩的優良傳統，留下了許多思想性很強，藝術成就很高的作品，特別是到了唐代，有成就的詩人，除沿襲樂府題外，又創造了一些即事名篇的新樂府，它起源于杜甫，中唐的元稹、白居易等繼承和發揚了杜甫的創造，并形成了新樂府運動。此書輯錄了漢魏到唐末的樂府歌辭，新樂府單立一目。并兼收了先秦到唐末的歌謠，內容十分豐富。共分十二類：１．郊廟歌辭；２．燕射歌辭；３．鼓吹歌辭；４．橫吹曲辭；５．相和歌辭；６．清商曲辭；７．舞曲歌辭；８．琴曲歌辭；９．雜曲歌辭；１０．近代曲辭；１１．雜歌謠辭；１２．新樂府辭。各類之前有總序，講明此類存在的意義，并考證其源流、發展。每曲皆有題解，講明其意義，介紹其發展。每題以古詞居前，擬作置后，使同一曲調，諸格皆備。此書搜羅宏富，是一部有影響的樂府詩歌總集，不過其分類也有不盡妥善之處，所收作品，特別是先秦歌謠、琴曲，多不可信。
常見者有文學古籍刊行社影印宋刊本和中華書局１９７９年排印的標點本。此書以影印的宋刊本為底本。參校了明毛晉汲古閣本，由余冠英、陳友琴、喬象鐘點校。
35 《風雅翼》
古詩選本，十四卷，元劉履編纂。履字坦之，上虞（浙江省上虞縣）人。入明不仕，自號草澤間民，洪武十六年（１３８３），詔求天下博學之士，浙江布政使強起至京師，授官，以老病辭。
此書前八卷為“選詩”補注，取《文選》中詩加以刪補訓釋，注釋大多取于唐“五臣”舊注而斷以己意。次為“選詩補遺”二卷，取散見于傳記、諸子以及郭茂倩之《樂府詩集》的古歌謠詞四十二首以補《文選》選詩之缺。最后為“選詩續編”四卷，取唐宋以來詩詞一百五十九首為《文選》嗣音，對于所選詩歌皆詳加箋注、串釋、評論，仿朱熹《詩集傳》之體例，為初學者提供了方便。劉氏論文受道學家影響很深，主理不主文。其取舍標準多從宋道學家真德秀《文章正宗》所立之標準，故多迂腐之見。如對杜甫“三吏三別”作了這樣的批評：“‘三吏三別’似出一時之筆，若此篇（指《垂老別》）‘牙齒存’‘骨髓干’兩語，也同‘眼枯見骨’同一鄙俚。借此建安樂府中容或有之，終非雅韻，特以全篇可取者多，故存之。大抵此數篇，用意太迫切，而乏簡遠之度。然其情周至，誦之終篇不厭，譬若《書》典謨之后，而有殷盤周誥。蓋至此時風氣變移既久，而自不能不如此耳。”可見他雖也主張文藝作品可以批評現實，但反對態度激烈，用詞尖刻。這樣做必然取消反映現實作品的戰斗性。在風格上，編者偏愛雍容不迫、進退有度的作品。對于朱熹的作品，劉氏佩服得五體投地。他說朱氏之詩歌“至義理精微處，則皆本于六經、《四書》者，又豈他人所能窺測哉！”從這些地方都可見編選者的“頭巾氣”、“道學氣”。
總的說來，此選本比較重視詩歌的社會內容，擇選較精，故明初《滄海遺珍》的編選者沐昂說：“近代選古惟劉履……幾無遺憾，則識有過人者矣。”（《滄海遺珍序》）此書于明代刊刻多次，初刻已不得見，但弘治、嘉靖刊本皆有流傳，日本文政三年（１８２０）亦有刊本。可見當時流傳之廣。
常見者有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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