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楚辭燈》
《楚辭》注本，四卷，清林云銘撰。云銘字西仲，福建侯官（福建省福州市）人。順治十五年（１６５８）進士，曾官徽州通判。著有《挹奎樓集》《莊子因》等。林氏著此書頗自負，他一筆否定過去的《楚辭》研究與注釋，說：“二千年中，讀《騷》者悉因于舊詁迷陣，如長夜坐暗室，茫無所睹。”而對自己的書則說：“脈絡分明，使讀者洞如觀火，還他一部有首有尾、有端有緒之文。”并言自己之注，譬若楚辭之燈，有此，則“屈子之文，可以燭照無遺，即其志亦可以昭垂忽替，而萬世之綱常有賴矣。”其實這個注本是通俗注本，沒有詳密的考證和瑣碎的注釋，大多數注文言簡意明，但基本上也可以使讀者弄懂原文，有助于初學。其中亦有作者的獨見，如論及《離騷》中“求女”里說：“其敘求女皆古賢后，如芻妃驕傲既不足求，而有篲二姚，又不能求。差惟不能求，所以成其為賢后。原意謂牝雞無晨，君所聽信者，必如賢后則可，不然未有不為夏喜、殷妲、周褒、晉驪之續。”斷為不滿南后鄭袖之詞，所謂“求女”是為楚王求賢后，這是一怪論。在解釋《九歌》時，否認了這些詩章與巫風之盛的關系，并認為這些詩也是因為“竭忠被斥，無所控訴，不得已求之于神，冀有以自白其心。且多不遇，尤覺悲慘，若《湘君》《湘夫人》二篇，即《離騷》求有篲二姚之意。”這種解釋不管正確與否，確是林氏獨創。此書共收《離騷》《九歌》《天問》《九章》《遠游》《卜居》《漁父》《招魂》《大招》，并都斷為屈原所作，卷首有《楚懷、襄二王在位事跡考》《史記·屈原列傳》，每篇前有總論，后有疏解，眉目清晰。
有清初“經國堂”刻本。
22 《山帶閣注楚辭》
《楚辭》注本，十卷，包括卷首，正文六卷，說一卷，清蔣驥撰。驥字涑塍，武進（江蘇省常州市）人。康熙時生員，困于場屋三十余年，畢其生之力研究楚辭。
蔣注比較細致，幾乎一字一句皆有注，不避難就易，特別是書中附有屈原行蹤地圖五張，清晰地顯現了屈原涉歷之先后，所據事實之年日，道里之遠近，用以證詩，則便于讀者理解。也可見注者對作品的編排、注釋都有切實的依據。
注者對于《楚辭》的藝術特點把握比較準，在很多地方明確反對朱熹注《楚辭》時套用注《詩經》時慣用的“賦”“比”“興”。注者認為，這樣“句櫛而字比之”“一句一字，必欲牽附懷王，以明諷諫”，就像北宋“李定、舒蚮之徒，羅織詩文以傅爰書，而不顧期冤苦，不亦甚乎？”（李定、舒，皆北宋御史。他們把搜羅來的蘇軾詩文，肆意歪曲，羅織罪名把蘇軾投入御史臺獄，幾乎喪命，這就是有名的“烏臺詩案”）他認為《離騷》以及屈原的其他作品“賦、比、興錯雜而出，固未可以一律求也”。并指出屈賦的“寓意在若有若無之際”，其“文體結撰，在可知不可知之間”。對于王夫之、林云銘注釋中的穿鑿附會之處，也作了中肯的批評。
書中卷首列采摭書目四百余種，并錄《屈原列傳》《屈原外傳》和《楚世家》的節略，考證地圖。《余論》二卷，是論屈賦各篇主題、藝術特點和其他有關的諸問題。《說韻》一卷，記楚辭聲韻。
此書初成于康熙癸巳（１７１３），乾隆間編《四庫全書》收《楚辭》研究著作六部，此即其一。常見的有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１９５８年排印本。
23 《屈原賦注》
《楚辭》注本，七卷，《通釋》二卷，《音義》三卷，清戴震撰。震（１７２３～１７７７）字東原，安徽休寧人，乾隆間舉人，著名的樸學家，深通音韻、訓詁、天文歷算、史地等學科，對經學研究有很大的貢獻，并參加了《四庫全書》的編纂工作。
戴氏認為屈原“其心至純，其學至純，其立言指要歸于純”。從這些出發，他認為屈氏“作賦以諷，有惻隱古詩之義。至于宋玉以下，則不免辭人之賦”。作者把宋玉以后模仿屈賦的大量作品看成是“為文造情”的“辭人之賦”，故書中一律不收。對于舊注，戴氏評價不高。他說：“說楚辭者既碎義逃難，未能考識精核，且彌推其所以著書之旨。”
此書注釋，言簡意明，但多創見。如“康娛”一詞，屈賦中凡三見，過去多將“夏康娛”連文，釋為夏太康享樂無度，作者則把“康娛”釋為聯系詞，言“‘康娛’二字連文。夏之失德也，康娛自縱，以致喪亂”。在注文中還注意到分段敘述段意，頗有助于對詩意的理解。《通釋》共一百零四條，解釋屈賦中需要進一步探討的專門問題，以考訂為多。《音義》三卷后人多認為是戴氏所作，其實為汪梧鳳所作。戴注成于乾隆十七年（１７５２），當時戴氏館于汪梧鳳家，汪在《音義》之后題云：“乾隆壬申秋，得《屈原賦戴氏注》九卷，讀之常置案頭，少有所疑，檢古文舊籍，詳加研核。”后“刪其繁碎，次成《音義》，體例擬陸德明《經典釋文》”。
此書清代多次刊刻，常見者有商務印書館民國間排印《國學基本叢書》本。
24 《文選》（昭明文選）
總集名，六十卷，南朝梁蕭統編選，唐李善注。統（５０１～５３１）字德施，南蘭陵（江蘇省常州市西）人。梁武帝蕭衍長子，天監元年（５０２）立為太子。病逝后道謚昭明，故世稱昭明太子。善（６３０～６８９）江都（江蘇省揚州市）人。曾任太子內率府錄事參軍，崇賢館直學士，兼沛王侍讀、秘書郎等職，罷職后居汴、鄭間，以講授《文選》為業。為《文選》作注，凡六十卷，經多次易稿而成。
《文選》是流傳至今的我國最早一部詩文選集。其中從十九卷到三十四卷大部分是詩、樂府、楚辭。選錄時代上自周末下至六朝，在唐代以前詩人專集多佚的情況下，許多優秀的詩歌作品賴此以傳。書中所選詩歌多為精品，特別是像陶淵明在當時未受到重視的情況下（鐘嶸《詩品》中，將陶詩僅列為中品）選其詩近十首，另外如曹操、王粲、曹植、阮籍、潘岳、左思、謝靈運、謝緿、鮑照等優秀詩人都受到推重。做到這一點頗不易，流傳到現在的十種唐人選詩都不能做到像蕭統那樣公正。蕭氏具有初步的文學獨立的觀念，并有意識注重文學特性，故入選詩歌多是文采斐然之作。自《文選》出世，便成為一種專門學問。蕭統侄子輩蕭該便著有《文選音》，隋曹憲也以“選學名世”。曹氏所傳有李善、公孫羅、許淹，三人皆有有關《文選》的著作行世。李善非常博學，其注《文選》旁采博收，不枝不蔓，較有價值。其中楚辭注取王逸注，阮籍《詠懷詩》用顏延年、沈約注，都在前面注明，求不掠美之意。中華書局１９７７年影印南宋尤袤本，后附《考異》十卷。
25 《玉臺新詠》
古詩選本十卷，南朝陳徐陵編選。陵（５０７～５８３）字教穆，東海郯縣（山東省郯城縣）人。南朝梁時曾為東宮學士、通直散騎侍郎，后入陳歷任五兵尚書，尚書左仆射、左光祿大夫、太子少傅，為南朝著名宮體詩人，其詩文為當時所宗，與庾信齊名，詩文風格相近（指庾信在南朝時的詩文），號“徐庾體”。“玉臺”指帝王后庭（語出《穆天子傳》）。此書為梁元帝的徐妃而編，供她閱讀學習，故名。
書中選錄自漢梁各體七百六十九首。前八卷為五言詩，第九卷為歌行，第十卷為五言二韻詩（類似后代的五絕）。其入選詩作多是描寫閨情的名篇巧制，如明胡應麟所說，“《玉臺》但輯閨房一體”，而且“非詞關閨闥者不收”（清紀容舒語）。這些“詞關閨闥者”有許多是描寫人們在愛情生活上的悲歡離合，但也有不少是奇艷淫靡之作，如蕭綱入選作品竟有一百零九首之多，其中《倡婦怨情》《和徐錄事見內人作臥具》《詠人棄妾》《詠內人晝眠》《孌童》（且蕭綱與元帝本屬兄弟，其與徐妃，誼在伯嬸，徐陵為徐妃選蕭綱這類作品，供其研讀，可見當時社會風氣），皆近下流，歷來頗為讀者詬病。然而，此選本甚古，編者當時所見到的詩集，現多已亡佚，傳至今天的許多名篇始見于此書，如《古詩為焦仲卿妻作》。又如曹植的《棄婦篇》、庾信的《七夕》，其本集皆失載，也因選入本書而得以流傳。
此書又是《詩經》《楚辭》之后第三個最古的詩歌選集，在中國詩歌史上有不可忽視的地位，為我們研究漢魏兩晉南北朝期間，以婦女生活為題材的詩歌提供了方便。
此集宋刊本已佚，明代有多種刊本。常見者有清吳兆宜箋注、長洲程琰刪補本。吳氏箋注不僅引典釋義，而且把此書不見于宋刻本而只見于后世刻本的詩篇，放在每卷之末并加以注明。此本在清乾隆、光緒間皆有刻本傳世。還有清紀容舒之《玉臺新詠考異》（《畿輔叢書》本），仿朱熹《韓文考異》體例作了校勘刪訂工作。白文常見者有文學古籍刊行社影印明寒山趙氏刻本，后附清紀容舒之《考異》。又有中華書局１９８５年的排印本。此本為今人穆克宏以乾隆時稻香樓為底本，參校敦煌石室寫本，多種覆宋本和類書，并對吳注中的明顯錯誤作了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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