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 詩三家義疏
二十八卷，清王先謙撰。先謙（１８４２～１９１７）字益吾，號葵園，湖南長沙人。同治四年（１８６５）進士，選庶吉士，授翰林編修。后曾任國子祭酒等職，辛亥革命后，回鄉隱居。
清中葉以來漢學中今文學派抬頭，治《詩》者搜集早已亡逸的漢代齊、魯、韓（均屬今文學派）三家遺說，較著名者有迮鶴壽（道光時進士）《齊詩翼氏學》、陳壽祺（嘉慶時進士）《三家詩遺說考》和其子陳喬樅《三家詩遺說考》、魏源《詩古微》、丁晏《三家詩補注》等。這些專著在輯錄遺說的同時，還抨擊《詩序》《毛傳》，發揮今文學派對《詩經》的
見解。
此書總結了王氏之前清代學者搜輯三家逸說所作的工作，把三家解說依次排列于《詩經》正文之后，并作了必要的疏解和考訂，但對于《詩序》和《毛傳》，作者卻認為亦有可取之處。三家于詩無說者甚多，所以書中采取《序》說、《毛傳》《鄭箋》諸說置于三家無解說之詩后，并于所引《序》《傳》之后注說“三家無異義”，雖有強拉古文學派的說法，以壯大今文學之嫌，但也可見王氏門戶之見不深，并且允許變通。此書引證浩繁精密，為研究西漢今文學派《詩經》學提供了方便。
有清光緒間虛受堂刊本。另有中華書局１９８７年出版之排印本，由今人吳恪點校。
17 楚辭章句
《楚辭》注本，十七卷，東漢王逸撰。逸字叔師，南郡宜城人（湖北省宜城縣）。元初（１１４～１１９）為鄉所舉，上計吏，為校書郎，順帝時為侍中。
楚辭為楚人所著詩歌總集，其中大部分為楚國詩人屈原的作品，包括《離騷》《九歌》《天問》《九章》《遠游》《卜居》《漁父》。另外還有楚人宋玉《九辯》《招魂》（或以為屈原作）、景差《大招》以及漢人賈誼《惜誓》、淮南小山《招隱士》、東方朔《七詩》、嚴忌《哀時命》、王褒《九懷》、劉向《九嘆》等。此十六卷為西漢劉向所編，王逸撰《章句》又加入了自己的《九思》。
楚辭是繼《詩經》之后產生的一種新詩體，與《詩經》多是民間閭巷歌謠不同，楚辭是文士們的嘔心瀝血之作，屈原是這一新詩體的開創者和完成者。他在楚地民歌基礎上，創造出一種具有浪漫主義和楚文化特色的詩體，用以抒寫詩人憂國憂民的情懷。屈原的作品揭露了社會生活各方面的復雜的矛盾和沖突，它不僅反映了作者的身世遭遇，而且系統地表現了他為之奮斗的先進的社會理想。屈原的作品對后世影響很大，后人競相仿作，但大多是只能得其形式，因此，也就很難達到高超的藝術境界。漢統治者是楚人，對楚辭有特殊的愛好，漢代文化也帶有濃重的楚文化色彩。第一個楚辭專輯就是劉向奉漢武帝之命編纂的。整個漢朝楚辭受到普遍重視，注釋楚辭亦非王逸首創，（劉向就有《離騷經章句》，已佚）但流傳至今最早的楚辭注本，當屬《楚辭章句》。王氏去古未遠，頗能把握詩旨；他又為楚人，熟悉楚地方言，因之對于詞語音義的訓釋也較為準確，足資后人參考。
此書每卷之前皆有一序，確定作者，闡明篇義，點明作詩的背景，如在《離騷》之前序云：“《離騷經》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勢履忠貞而被讒邪，憂心煩亂，不知所想，乃作《離騷經》。離，別也。騷，愁也。經，徑也。言自己放逐離別，中心愁思，猶依道徑，以風諫君也。”這些不一定完全正確，但對理解楚辭有重要的參考價值。過去學者一直認為這些“序”均為王逸所作。現代有的學者認為每篇詩之“序”，不僅與詩中注文矛盾，而且亦有互相矛盾之處，考慮到王氏是原本東觀舊書而作注，《楚辭》定本非王逸所集，他的《離騷》后序中也不提為每篇作小序事。因此，我以為這些“序”可能隨舊籍而來，非出于一人之手。唐李善注《昭明文選》，其中《楚辭》部分皆用王逸的注。
此書常見有中華書局民國間排印《四部備要》本。另有岳麓書社１９８９年出版排印本，與朱熹《詩集傳》合為一冊。
18 楚辭補注
《楚辭》注本，十七卷，宋洪興祖撰。興祖字慶善，丹陽（江蘇省丹陽縣）人，政和（１１１１～１１１７）中登上舍第，南渡后歷任秘書省正字、太常博士等職，曾出知真州、饒州，因觸犯秦檜被編管昭州卒。
陳振孫言“興祖少時從柳展如得東坡手校《楚辭》十卷，凡諸本異同皆兩出之。后又得洪玉父而下本十四五家參校，遂為定本，始補王逸《章句》之未備者。書成，又得姚廷輝本，作《考異》附古本《釋文》之后。其末又得歐陽永叔、孫莘老、蘇子容本于關子東、葉少協，校正以補《考異》之遺。洪于是書，用力亦以勤矣。”（《直齋書錄解題》）可見洪氏欲補《楚辭章句》之疏漏與失誤之處參考了許多善本和其他學者的注本。本書是對王逸注解的補充，書中先列王注，然后加以疏通證明，重點在于對名物制度的訓詁與考證，對于詩義也間有闡發。洪氏在書中引用達一百八十余處的《釋文》全名應為《楚辭釋文》，為南唐王勉撰，王還撰《楚辭章句》二卷。《釋文》多是注字音義訓的，雖淺而非妄。洪氏《楚辭考異》原附《釋文》之后，獨立成卷，現分散在各條目下，以便于查考。
有中華書局１９８１年排印本。
19 楚辭集注
《楚辭》注本，十六卷，南宋朱熹撰。熹有《詩集傳》已見。
此書包括《集注》八卷，《辯證》二卷，《后語》六卷。全書以王逸本為依據，刪去《七諫》《九懷》《九嘆》《九思》四篇，增入賈誼《?屈原》《服賦》（即《鳥賦》）二篇。把屈原創作的二十五篇統稱為“離騷類”，把宋玉、景差、莊忌、淮南小山所寫的十六篇稱為“續離騷類”，《辯證》二卷則是作者對《楚辭》中的專門問題如“離騷”之名的意義，一些難字難詞的音義等所作的考證。《后語》則收入荀子《成相》《?詩》到宋呂大臨《擬招》等類似楚辭的作品五十二篇，系據宋晁補之所編選《續楚辭》和《變離騷》二書增刪而成，并對前十六篇作了注釋。朱氏注《楚辭》雖然繼承前人王逸、洪興祖等人的研究成果，但對他們破碎文義、穿鑿附會也很不滿。他說：“顧王書之所取舍，與其題號離合之間，多可議者，而洪皆不能有所是正。至其大義，則又皆未嘗沉潛反復嗟嘆，以尋其文詞旨意之所出，而欲取喻立說，旁引曲說，以強附于其事之已然，是以或以迂滯而遠于性情，或以迫切而害于義理，使原之所為壹郁而不得申于當年者，又晦昧而不見白于后世。”（《楚辭集注序》）作者所指出王書題解與題解之間，題解與注文之間的矛盾，不能貫通詩意，以及對屈原作品精神實質缺乏深刻的理解，這都是符合王書實際的。朱注盡量彌補王書的不足。在疏通詩意、提示主題和藝術分析上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績。但在注釋中始終圍繞著“忠君愛國”這一中心闡發，有著明顯的時代的局限。另外在注《楚辭》時沿用《詩集傳》體例。清人陳廷焯說：“朱子于楚辭而系以比、興、賦，尤屬無謂。”（《白雨齋詞話》）因為屈原作品中的比興是作為形象體系而存在，并非在片言只句之間。
此書自南宋慶元四年（１１９８）刊行以來，歷代屢有刊刻，人民文學出版社１９５３年影印出版了南宋端平乙未（１２３５）刻本，這是今天可見到的最早刻本。另有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７９年出版排印本，由今人李慶甲點校。
20 楚辭通釋
《楚辭》注本，十四卷，附錄一卷，清王夫之撰。夫之（１６１９～１６９２）字而農，號姜齋，又號夕堂，晚年隱于石船山，人又稱船山先生，湖南衡陽縣人。崇禎十五年（１６４２）考中舉人，后參加抗清義軍，曾依抗清民族英雄瞿式耜，瞿殉國后回鄉隱居以授徒度日，并潛心著述。著書一百多種，四百余卷。
此書在眾多的《楚辭》注本中是比較好的一種，它不僅糾正了王逸、洪興祖、朱熹一些錯誤的注釋，而且通過注文表達了作者對于清朝廷黑暗殘暴統治的憎恨和他對光明未來的向往與希望。在注釋《天問》“日安不到，燭龍何照”二句時說：“天地之間，必無長夜之理，日所不至，尚或照之，具明可以察幽，人以其容終昧乎？”在注釋“帝降夷羿”時發揮了“天道必亡，虐民縱睯，雖有強力，不足憑也”的道理。書中訓詁考證，串釋詩意，言簡意賅，說理透徹，文字也頗優美，如釋《橘頌》中的“淑離不淫，梗其有理兮”曰：“淑，美也。離，麗也。枝葉茂盛，華香果美。而其為木也，堅挺獨立，無繁艷婀娜之態，益梗介自理，志士仁人之節也。”由此可見一斑。
此書主要缺點是在一些注文中用道教思想解釋屈原作品，特別是在注《遠游》時，滿篇凈是道家術語，與原詩題旨距離太遠。作者以注屈原作品為主，屈賦而外，只取宋玉、景差、賈誼（取《惜誓》）、淮南小山和江淹的《山中楚辭》。另外附自作《九昭》。
此書最早刻于康熙四十八年（１７０９），為其子王?所刊。中華書局１９５９年標點、校勘，排印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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