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緒 論 |
三，什么是游民？
游民是個人們似乎都理解、又很難定義的概念。平常人們常說的“無業游民”
就不那么準確，因為“無業”的人并不一定就是游民，特別是在現代社會，有多少
吃股息的人，他們沒有正式職業，卻不是游民。而古代社會的“游民”卻是與人的
職業和勞動對象聯系在一起的，失去了職業和勞動對象——土地，就自然而然地成
了游民。游民這個概念最早出現在《禮記·王制》之中：
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也。天曠土、無游
民，食節事時，民咸安其居，樂事勸功，尊君親上，然后興學。
儒家認為周代實行的是井田制，在這種制度下，田有常制，民有定居，各安其業，
此時是沒有游民的。如果井田制有所敗壞，農民、手工業者或商賈脫離了原來的定
居點與相應的職業或勞動對象，這些人便成了游民。這個“游民”是指離開其特定
的居住地區、沒有固定職業的人們。
儒家承認社會分工和人們職業的多樣化，有事可干就不是游民。而先秦法家只
承認耕戰的作用，認為只有務農才是為本，老百姓以其它事情謀生都是“游食”，
也就是游民。《管子·治國》中說：“凡為國之急者，必先禁末作文巧，末作文巧
禁則民無所游食。”實際上到了戰國時代“末作文巧”已經很難禁了，商鞅認為這
都是王公大人提倡的結果，所以他感慨說“故其民農者寡而游食者眾”（《商君書
·農戰》）。雖然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但是也是自武帝而起，歷代所
實行的都是“外儒內法”，因此把不務農的人們就視為游食或游民的看法幾乎支配
整個封建社會的主導輿論，直到明太祖朱元璋還說：
若有不務耕種，專事末作者，是為游民，則逮捕之。
（《明實錄·太祖實錄》）
“末作”也是一種職業，大多是手工業，也包括現在所說的第三產業，可是明太祖
卻把它與不勞動、游手好閑者等同起來，甚至要用逮捕的手段以懲戒之。到了清代，
統治者對游民這個概念有了新的理解，公私文書都注意把流民與游民區分開來。嚴
寄湘的《救荒六十策》中說：
平日居民有不農不商不工不庸者，令紳保查造保甲冊時于姓名下添注‘游
民’兩字，再按冊抽造游民冊一本，查系某都某甲之人，即飭該處紳保督令力
食謀生。不遵者送案究治。
（轉引自孫達人《中國農民變遷論》）
實際上清代統治階級是把游民與莠民中的游手、無賴、地痞、流氓一律看待的，并
且把他們打入另冊的。這個記載也說明清代已經在戶籍制度上把游民嚴格控制了起
來。與嚴厲管制游民不同，清統治者對待流民還是比較寬容的，認為是由于不可抗
拒的天災人禍才使他們流離失所，政府應予以救濟和安置。在災害過后流民一般還
會返回家鄉。而游民往往會變成“職業性”的，他們可能終其身都是游民，而不愿
意從事其它勞動。在浙江瑞安，“游手無賴之徒，鮮衣美食，無家室之顧，晝夜游
行城市，唯圖飽欲”。在陜西山區“山內各邑痞徒閑游城市者，謂之閑打浪花。此
輩得銀錢隨手花消”（上引見孫達人《中國農民變遷論》）。這種游民已經接近本
書中將要提到的流氓了。清統治者所理解的“游民”實際上是游民中的腐敗分子，
他們脫離了正常的勞動，完全以不正當的手段牟取衣食，坑蒙拐騙，欺壓百姓，成
為危害一方的敗類，所以才能保持那種“鮮衣美食”高水平的生活。他們不僅為官
方所不容，也普通的平民百姓所疾視。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來，政府對游民的理解是指從事不正當職業的人
們。建國初期所施行的“游民改造”工作，其對象就是從事“乞討、詐騙、偷竊、
搶劫、聚賭”等活動的人們，并認為他們是不勞而獲的寄生者，是具有“流氓思想
和游惰習氣的”人（見《中國大百科全書·社會學》“游民改造”條）。這種理解
是立足于游民取得生活資料的手段，而不是從他們在社會生活中沒有確定的地位的
角度來考慮問題的。因此，他們必然是新社會強制改造的對象，五十年代最初設置
“勞動教養”制度主要是針對這些分子的。
毛澤東在1926年所寫的《中國農民中各階級的分析及其對革命的態度》（見《
中國農民》第一期）一文中把游民稱之為“游民無產階級”說他們是：
為帝國主義軍閥地主階級之剝削壓迫及水旱天災因而失去了土地的農人與失了
工作機會的手工業工人。分為兵，匪，盜，丐，娼妓。這五種人名目不同，社會看
待他們也貴賤有別，然他們之為一個‘人’他們之有五官四肢則一。他們謀生的方
法兵為‘打’，匪為‘搶’，盜為‘偷’，丐為‘討’，娼妓為‘媚’各不相同，
然謀生弄飯吃則一。他們乃人類中生活最不安定者。
這是在他思想還不成熟時的作品。當時，他把游民局限在“兵，匪，盜，丐，
娼妓”五種從事不正當職業的人們當中，并估計這個群體約有兩千萬人。1949年以
后的中國人民共和國政府對游民的定位是受到這種思想支配的。顯然，這五種人不
能包括游民的全部，例如闖蕩江湖的藝人，大多也屬于游民范疇，他們主要是依靠
正當手段糊口的。
上面介紹了五種對游民的理解，雖然根據這些理解所定位的“游民”，與本書
中所論及的游民有一致之處；但是，由于目的與出發點的不同，我在為游民定位時
是從這些人們在其所處的社會結構中的地位出發的，而不是從他們的思想傾向、道
德品質，或者生活來源、生活狀況（即所謂經濟地位）及其與某種職業（例如農業
或手工業）的關系來確定其身份的。本書中所說的“游民”主要指一切脫離了當時
社會秩序（主要是宗法秩序）的人們，其重要的特點就在于“游”。也就是說從長
遠的觀點來看，他們缺少穩定的謀生之手段，居處也不固定（相對其所在社會的大
多數成員來說的，如游牧民族經常處于更換住地，如果研究他們各個階層的劃分，
居處問題就不能算個重要問題），他們中間的大多數人在城市鄉鎮之間游動。迫于
生計，他們以出賣勞動力（包括體力與腦力）為主，也有以不正當的手段牟取財物
的。他們中間的絕大多數人有過冒險生涯或者非常艱辛的經歷。這種類型的游民雖
然在進入文明社會之后就存在，但是只有在宋代和宋代以后才大量出現，形成具有
社會影響力的群體。不能把游民與好逸惡勞、欺壓良善的流氓地痞等同起來，流氓
地痞不過是游民中的腐敗分子，他們在游民之中也屬于少數。但是如果研究流氓等
社會問題而不考察游民，那便是只關注了“流”，而忽視了“源”、是抓不住流氓
群體本質的。
游民與流民不同，流民是指成為“流”狀態的而離開其故土的人們。他們有可
能沒有脫離其所處的社會秩序。因為波及甚大的天災人禍都會導致大批的農民脫離
自己的土地，少則成百上千，多則數萬、甚至數十萬，在有領導能力的“渠魁”“
渠帥”的帶領下就食于富庶地區。這個過程中許多人是整個家族或宗族作大規模的
遷移，在這種情況下，家族的宗法秩序沒有被破壞，只不過是舉族或全家換了一個
地方罷了。這樣的流民就不會產生本書中經常要論及的游民意識，因而也就不會發
生游民文化。換了地方居住的流民仍然保持著宗法文化，甚至更加強固，因為在一
個完全陌生的地方，面對的是眾多的、可能對他們加以排斥的異姓，他們更要保持
和增強對本宗族的向心力。象福建客家所修建的堅固嚴密的土樓便是一個很好的例
證。但是也有一部分的流民變成了游民，他們脫離了“流”，進入了城市，成為了
溷跡社會底層、無固定生活來源的游民；或者闖蕩江湖、沖州撞府過著飄泊不定生
活的游民。
在古代又有稱游民為“游人”、或“游口”的。特別是在唐代，為了避唐太宗
李世民之諱，當時多稱“游民”為“游人”、“游口”的。如《新唐書·韓琬傳》
說：“夫流亡之人，非愛羈旅，忘桑梓也。斂重役亟，家產已空，鄰伍牽連，遂為
游人。”《新唐書·蕭定傳》就有“世徠游口”的句子。這里的“游人”“游口”
可與游民等同，另外，帶著明顯貶義的有“游手”“游食”“游棍”等詞，特別是
“游棍”一詞幾與流氓相等，因為它是游手光棍的合稱，常常用于法律文件。本書
中一概使用“游民”一詞，對于那些帶有明顯的腐敗或惡劣傾向的游民，本書稱為
“流氓”，以免發生誤解。
游民意識、游民的群體性格正是他們社會地位和生活經歷的產物。宋代文化教
育相對普及，有文化、或者說識字的人與唐代相比是大大增加了，而社會、特別是
官場對他們的吸納能力有限，于是部分具有一般文化知識的分子也被拋到游民的隊
伍之中；元代由于蒙古人掌權，民族歧視和壓迫、統治集團漢文化水平又極低，數
度停止科舉考試使得更多的文人士大夫墮入游民的隊伍。許許多多的文士從事過去
為他們所不齒的通俗文學——戲曲、話本小說——的創作，這是宋代以前所不曾有
的文化現象。我們看到許多文人士大夫，這些溷跡于游民之中的知識分子淪落為江
湖藝人。宋代以后，這種創作主體從文人士大夫為主轉變為游民知識分子或接近游
民文人的現象似乎沒有引起文學史家的特別關注。
游民文化集中表現在游民們的獨特的思想意識上，而這種意識主要從游民知識
分子的所參與創作的文藝作品上反映出來，特別是江湖藝人所創作的話本小說、講
史小說、某些通俗戲曲和曲藝作品成為游民意識、游民文化的載體。如《水滸傳》
及其相關的戲曲、《三國志演義》、“說唐”小說系列等等。這些作品的最后雖然
多是由文士寫定，其中不免要有文人士大夫的思想意識的滲透，但是其主導意識是
屬于游民的。這些具有游民意識的通俗文藝作品又為游民文化的播散起了推波助瀾
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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