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緒 論 |
四，本課題研究的理論意義與實踐意義
游民、游民文化及其與文學創作的關系在中國歷史、中國文學史上都是客觀存
在的，因此，史學與文學史研究者有責任揭示這個歷史事實、并從中探索其演變規
律。在揭示這個事實與總結其規律的同時還可以看到豐富多彩的社會生活對于文學
創作的決定性的影響，因為最早的通俗文藝作品是江湖藝人們創作的，所以在早期
通俗小說和戲曲中便帶有抹不掉的游民生活的痕跡，并或多或少地反映了游民對生
活和歷史的理解。我們從中還可以發現文學作品、尤其是通俗的文學作品由于其接
受面廣在社會生活中所起到的巨大作用。它們簡直成為下層社會的人們理解生活和
學習歷史的教科書，更是他們獲取政治知識和操作的重要渠道。因此它們不僅促成
了游民的社會化和組織化（如游民組織的出現），而且成為社會游民化的橋梁（游
民的思想意識通過通俗文藝影響到其他階層）。特別是走投無路的人們在鋌而走險
之時，這些具有游民意識通俗文學作品便給他們以鼓舞和力量、甚至成為指導他們
戰斗生涯的百科全書。中國是個政治化的民族，古代下層社會的人們就是靠這些通
俗小說去理解和接觸政治的。
宋代和宋代以后整個社會風氣是崇文抑武的，普通的老百姓對于戰爭、武備是
很陌生的（宋以前實行兵農合一的府兵制時一般農民也都接受過作戰的訓練）。他
們只能從反映游民冒險生活的文學作品中吸取武裝斗爭和反抗的經驗。因此我們可
以看到下層社會人們從事武裝反抗統治階級活動時戲劇化、或小說化的獨特情景。
如天地會組織模仿《水滸傳》、《三國志演義》、《說唐》等小說作品；義和團的
斗爭生活模仿通俗戲曲。正像《戲曲文化視野中的義和團的意識走向》一文中所說：
“也許沒有任何一場農民運動能像義和團那樣，在其自身的活動中存在著如此明顯
又隨處可見的戲曲映象。我們在義和團儀式活動、輿論宣傳、行為舉止、言語服飾
中，不時地可以發現戲曲行當、念白、表演作派的影子。”（見《中國社會科學》
季刊，1996春季號）隨著這些通俗文藝作品的普及，凡是有群體參加的活動，人們
半真半假地排演著戲文。清末民初土匪遍地，幾乎所有的桿子都打著《水滸傳》所
樹立的旗號。英國漢學家貝思飛在考察了民國時期的土匪活動資料之后指出《水滸
傳》中：
描繪了一系列暴力事件，由豪飲的場面和插科打諢作點綴，但是重點在于羅賓
漢式的英雄生活，打富濟貧，在‘替天行道’的旗幟下聚義。正如對世代土匪首領
所提供的激勵，小說繼續把年輕人的夢想引向現實。
作者還說，土匪們正是根據《水滸傳》所提供的標準選取領袖、組織戰斗、安
排生活，乃至對待弟兄、女人等等。不僅缺少文化教養的游民、農民如此；連南明
弘光小朝廷裝模作樣地表示抵抗滿洲鐵騎南下侵略、在長江邊舉行誓師大典時也未
能免俗，作為兵部尚書的阮大鋮參加典禮時所穿的服裝就是戲曲里的行頭，成為當
時的笑柄。真是如我們平時所說的：在中國，戲往往不象生活，而生活卻有時很象
戲。
因此，我們所作的這個考察不僅對研究游民文學的發生、發展有意義；而且還
提醒文學史家也要關注文學作品文本以外的問題，即讀者對文學作品的接受傾向和
吸納能力問題。現在人們經常談到的文藝作品的社會效果問題就與此有關，從事藝
術創作的人們與從事教育人們的分歧由此而生。這個問題也許是永恒的難題，但是
雙方的互相理解是必要的。游民們的冒險生涯與傳奇般的經歷對于經歷者本人來說
是痛苦的，可是對于聽眾或觀眾來說則是引人入勝的審美對象（難怪一些美學家強
調審美主體與審美對象要保持一定的距離），并引起他們的普遍關注。特別是對于
生活平庸而單調的人們或者是沒有生活經驗的年輕人更是如此（如農民）。從而使
游民活動所反映的思想意識播及到一般民眾中去，古代的人們接受游民意識的影響
是潛移默化的，今天再遇到這個問題就要增加一些自覺性。
自“五四”新文學運動以來，過去不受文人士大夫重視的通俗小說和通俗戲曲
開始為研究者所關注。小說史、戲曲史也出版了不少。然而，對它們的原初作者江
湖藝人在小說與戲曲形成中的作用、特別是對他們的思想意識及其特征則研究得不
夠，或是避而不談，或是用“民間藝人”一詞籠統帶過。民間在古代中國應該主要
是指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如果我們的研究者認真細致地分析一下，江湖藝人們
所創作的小說和戲曲與農民所創作的民間故事有很大區別，尤其是內容上。江湖藝
人們有自己獨特生活經歷和見識，這些決不是老死閉塞的農村的人們所能向壁虛構
的。沒有對江湖藝人的深入研究，我們的小說史、戲曲史就缺少了一項重要的內容，
因為我們忽略了很大一部分通俗作品的創作主體，這個創作主體的思想意識又迥異
于屬于主流社會的人們。再進一步說，我認為缺少這項研究也很難掌握部分通俗小
說和戲曲的本質。例如以歷史為題材的通俗小說為什么大多有一個從十分接近史書
（如《資治通鑒》、《統鑒綱目》之類）到以寫英雄傳奇為主發展過程。“說唐”
小說系列便是一個很好的例子，這個系列的小說如果包括說書藝人演播記錄本，大
約有二十余種。明代所傳的《說唐志傳》、《隋唐志傳通俗演義》簡直就是《資治
通鑒》的改寫，有些地方甚至照抄史書原文。而從袁于令的《隋史遺文》開始便向
英雄傳奇轉化。袁氏所傳本是根據說書藝人的“舊本”整理而成的，這個本子以描
寫秦瓊這個近于游民的英雄人物為中心，后來的《說唐》及評書藝人據《說唐》的
改編本如《興唐傳》、《興唐后傳》、《忠義響馬傳》等，又增加了單雄信、程咬
金、徐茂公、王伯黨等人故事的分量。這一方面是適應聽眾的需求；另一方面也因
為這些江湖藝人傾心于這些隋末逐鹿中原的英雄和唐代的開國功臣，所以把他們寫
成帶有游民色彩的人物或徑寫為游民（如程咬金、徐茂公），以他們所作的轟轟烈
烈的事業以寄托自己的理想，為與自己有相近命運的人們的揚眉吐氣而感到自豪。
江湖藝人們對歷史的改造在民間有廣泛的影響。
游民數量的多少在宋代及宋代以后的歷朝中可以說是朝代盛衰的標志。中國封
建社會的統治者無不注重抑制兼并（ 相對來說， 宋代的統治者則不太重視抑制兼
并，游民群體形成于宋代也與此有關），其最重要的目的就在于控制流民和游民的
大量的產生。在封建專制主義的統治下，當君主不肯或沒有自我節制能力時，便成
為赤裸裸的暴君，而封建制度本身對于君主幾乎沒有約束機制，暴君的胡作非為必
然導致政治腐敗、這樣使得社會矛盾變得更加激烈與尖銳。封建社會能夠產生的社
會問題都會發生，這便是暴君政治的綜合效應。于是苛捐雜稅，橫徵暴斂，朝令夕
改，貪官污吏，嚴刑峻法，或是法制蕩然，使得民不聊生。如果此時土地兼并嚴重，
流民、游民積累到一定的數量時，社會動亂則是不可避免的，掙扎在死亡邊緣的游
民、流民揭竿而起，形成可以摧毀一切的力量。人們痛恨的“暴君專制”是垮臺了，
隨之而來的是群龍無首的局面，這可以名之為“暴民亂治”。政出多門、百姓死也
“多門”，使人們無所措其手足。處于魯迅所說的“官來被說成是‘匪’；匪來了
又被認作‘官’”的尷尬境地之中。這種混亂局面比“暴君專制”更為可怕。這也
就是魯迅先生說的人們“從作穩了的奴隸的時代到作不穩奴隸的時代”。此時老百
姓感到真是“寧為太平犬，不為亂世人”，日夜盼望“真龍天子”出世。經過若干
時間的混戰以后，人口劇減，大量土地荒蕪，足以把流民、游民安置妥貼，社會逐
漸安定下來，這時一個新的朝代又開始了，出了一個令老百姓仰望的“真龍天子”。
新的朝代名稱變了，但是制度還是舊的一套，上上下下的思想意識還沒有改變，這
樣必然會周而復始地把舊王朝所作所為和所發生的事情再重復一遍，也就是古代思
想家所說的“天道好還，周而復始”。游民問題象其它社會問題一樣會不斷地出現，
困擾著社會的穩定和經濟的平穩發展。因此，它是貫穿了宋代以后的封建社會。中
國封建社會之所以延宕了兩千年與暴君專制——“暴民亂治”——暴君專制這種惡
性循環密切相關。
游民意識、游民文化通過通俗文學——戲曲和小說——廣泛地影響到社會上的
各個階層，它的非規范性的特征對現實的社會秩序起著瓦解作用。因為游民就其本
質來說是反對現存社會秩序的，而且，他們不會使用現代的非暴力手段去去保護或
爭取自己的合法利益。反映這個階層意識的文藝作品也不例外，它們教給人們的除
了暴力以及為了實現暴力的種種陰謀以外就沒有其它。鑒古知今，在當前改革開放
的、社會轉型、人口膨脹、社會各個階層流動迅速加劇和農村勞動力大量過剩的時
期，流入城市的游民也在大量增加，據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調查統計，游民的
犯罪率是現在各個階層中最高的、較為嚴重地影響著社會的安定。古代與現代反映
游民意識的文學作品還在社會中有著廣泛的讀者群，人們又對這些作品缺少清醒的
認識。正像魯迅先生所說的：
中國確也還盛行著《三國志演義》和《水滸傳》，但這是為了社會還有三
國氣、水滸氣的緣故。
（《葉紫作＜豐收＞序》）
所謂“三國氣”“水滸氣”就是我們在本書中要詳細論述的游民氣、游民意識，雖
然魯迅先生沒有運用這個詞匯。魯迅的論述并沒有過時。十年浩劫當中，“四人幫
”王張江姚以縱橫捭闔的流氓手段毫無顧忌地橫行于上，而蕓蕓眾生卻以骨 骨
委曲的游民作風曲隨于下，舉國若狂，所以才造成長期的、全局性的破壞。自改革
開放以來，文化界又出現了沉滓泛起的現象。也許是人們出于對偽崇高的厭惡，也
許偽崇高中的所謂的“無產階級革命精神”正是依靠“涂面剪徑的假李逵”（魯迅
語）來支撐的。在偽“英雄時代”過后，人們面對的卻是一批以“痞爺”“流氓”
自居的牛二。他們張起的是偽“平民主義”的大旗，旗幟不同，其“偽”則一。這
些“當代英雄”要求擺脫一切約束，不對任何人和事負責，沒有是非，沒有責任感，
只有短淺的實際利益。只要自己合適就好。波及到經濟領域則是“假冒偽劣”泛濫，
近十年的“打假”工作雖然不能說沒有成績，但也給人假貨越打越多之感。而且，
假冒偽劣也深入到文化領域和意識形態之中，假學歷、、假文憑、假新聞、假典型
等等。這一切使人感到社會規范的無力和信用的危機。這些是不是傳統游民意識、
游民文化的延續或在新的環境里的復蘇呢？另外，在“文化大革命”的“紅衛兵運
動”與“紅色恐怖”中所養成的“暴民意識”（游民意識在特殊條件下的表現），
是不是在社會轉型的震蕩中又有復蘇的可能？這里暫不作結論。不過，社會轉型與
改革大潮中“暴民意識”是最具有煽動性和破壞性的。由于社會控制相對弱化和社
會不公現象的泛濫，有的人還企圖通過“紅衛兵運動”反腐敗、“均貧富”，藉以
矯正兩極分化，這是極其危險的。它不僅會打亂改革的進程，使我們再一次失去進
步和趕超世界先進水平的良機；而且還會造成全社會的大動亂并給中華民族的帶來
空前的浩劫。當讀者隨著筆者考察完中國古代游民在傳統文化中非規范性的一面中
所扮演的角色時，自然會為讀者思考現實問題提供一個新角度。因此，就當前社會
發展中所存在的問題來看對游民、游民意識、游民文化的研究仍然不是沒有實踐意
義的。邵燕祥先生曾經感慨說：
從綠林剪徑到占山為王，嘯聚成群揭竿而起的農民，在古代就都是‘封建社會
發展的動力’，或登諸史書，或寫進說部，眾口一辭譽為英雄好漢。遲至民國年間
津浦路劫車的孫美瑤，在今人的筆底也還網開一面。怎么到了今天，離鄉的農民，
失業的民工，稍涉搶掠，攔路生財，一下子就淪為車匪路霸的罵名呢？”他還說：
“是施耐庵之流美化了強盜，還是今古道德有多重標準？抑或書中人物不可與現實
角色相提并論呢？
（見《讀書》1996.3《書呆子的見識》）
的確，這是一個令人思考的問題，我們對待同一問題不能有雙重標準。邵先生所例
舉的種種現象說明我們的一些評論是古今兩失的，足以促進我們的思考。當然本書
不會介入現實中的具體問題，它研究范圍仍然嚴格限制在學術領域之內，而且以考
察古代、近代文化、文學問題為主。
本書中將游民的產生、發展和在歷史上的作用、游民意識的特點及其與傳統倫
理既統一、又大相背離的情景、游民生活與游民文化及其在文學上表現作為考察研
究的重點，講它的負面作用要大于講它的正面意義。因為這不是個理論問題，而是
歷史事實，這是無法改變的。
社會是一個有序的機體，當一個社會的合理性逐漸消褪的時候，它的無序性日
漸增加，直到自然（這種情況很少）或非自然的解體為止。游民是導致社會無序性
激增的惡性腫瘤、是社會無序化和社會制度腐敗的產物，反過來它又進一步加速社
會的腐化與無序，兩者是互動的。在這個過程中我們看到的大多都是丑惡的社會現
象，很少有崇高的英雄行為、也絕少美好的追求和善良的愿望。對于這些我們所作
的僅僅是忠實地描述和客觀地分析，并未滲透個人的好惡，因為這些現象的產生雖
然缺少正義性，但是卻有它的合理性。另外，本書所用的“游民”一詞也屬于中性
詞匯，毫無貶斥之意。這與我們現在口頭上常用的“游民”略有區別，更不能等同
今天所說的“流氓”。游民的群體性格和游民意識中許多令人不愉快的東西也是社
會的產物，不是個人意志所能決定的，因此也沒有必要去譴責哪一個人。中國古代
的經濟發展（自然經濟）、社會結構（宗法制度和等級序列）僵固性及與其相應的
文化不能適應人口激增是大量產生游民的根本原因，所以本書將從中國古代社會結
構的特點及其成員在社會中地位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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