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約公元前313－前238），名況，字卿，漢族，因避西漢宣帝劉詢諱，因“荀”與“孫”二字古音相通，故又稱孫卿。周朝戰國末期趙國人。著名思想家、文學家、政治家，儒家代表人物之一，時人尊稱“荀卿”。曾三次出齊國稷下學宮的祭酒，后為楚蘭陵（今山東蘭陵）令。荀子對儒家思想有所發展，提倡性惡論，常被與孟子的性善論比較。對重整儒家典籍也有相當的貢獻。

生平簡介

　　荀子20歲時，就已在燕國從事政治。他反對燕王啥把王位禪讓給其相子之，但燕王沒有聽他的勸告。在燕國的游說失敗后，荀子的行蹤共有20多年不清楚。但至公元前286年時，荀子以“秀才”見稱于世。此時齊國稷下之學正盛，齊囗王繼齊宣王之后，招集天下賢才而“尊寵之”。田驕、慎到、接子這些著名的學者，都齊聚齊國稷下學宮，號為列大夫，享受優越的待遇，不治而議論，作書以刺世。荀子年50才始來稷下游學，但他對諸子之事都有批評，認為“非先王之法”。前286至前285年，齊王滅掉了宋國，夸耀武功，不尚德治，荀子曾進行諫諍，但不獲采納，于是他就離齊赴楚。

　　前284年，燕將樂毅率燕、趙、韓、魏、秦王國之師攻齊，陷齊都臨淄。齊囗王逃宮，被淖齒殺死。齊國幾至滅亡。前279年，齊即墨守田單乘燕惠王用騎劫代樂毅為將之機，向燕軍發起反攻，一舉收復失地，“迎襄王于莒，入于臨淄”。齊襄王復國后，吸取齊囗王的教訓，又招集亡散的學士，重整稷下學宮，“修列大夫之缺”。這時，荀子在楚國，正逢秦將白起攻楚，陷郢燒夷陵，舉國大亂，楚人倉惶遷都于陳。荀子在戰亂中離楚來齊，參加稷下學宮的恢復重建工作。由于田驕等老一輩的學者已死，慎到、接子又不在齊國，荀子憑他的學識和才德，在復辦的稷下學宮中 “最為老師”，“三為祭酒”，成為稷下學宮的領袖。

　　前264年，齊襄王死，荀子在齊不得志，秦國于此時聘請他入秦，荀子遂離齊赴秦，對秦國的政治、軍事、民情風俗以及自然地形等都進行了考察。他建議秦昭王重用儒士，“力術止、義術行”。秦昭王雖然口頭稱善，但他事實上正忙于兼并戰爭。所以荀子之說在秦不可能得到采用，于是荀子又只好離秦而往游他國。

　　前259至257年間，荀子曾在趙與臨武君在趙孝成王前議兵，提出了“善用兵者”“在乎善附民”的主張，以“王兵”折服了臨武君的“詐兵”，使趙孝成王和臨武君都不得不稱“善”（《荀子·議兵》）。但處于“爭于氣力”的當時，趙王“卒不能用”。于是他只好離開父母之邦而又回到齊國。

　　當時齊王建在位，但朝政由“君王后”（襄王后）控制。荀子向齊相進言，論述齊國內外大勢，勸他“求仁厚明通之君子而托王焉與之參國政、正是非”，并對“女主亂之宮，詐臣亂之朝，貪吏亂之官”的弊政進行了批評。結果，正如《史記·孟荀列傳》所載：“齊人或讒荀卿，荀卿乃適楚，而春申君以為蘭陵令。”荀子冷言進諫反而受到了讒言的攻擊，因此他在齊國再也呆不下去了。于是他轉而赴楚，正碰上楚滅魯新得蘭陵之地，因而被春申君任命為蘭陵令。

　　荀子在楚為蘭陵令也不是一帆風順的。他任職不久，就有人向春申君進讒，于是他只好離楚而回到趙國。在家邦，荀子這次得到了較高的禮遇。任他為“上卿”或“上客”。楚人聽到后，就勸諫春申君，春申君又“使人請孫子于趙”。荀子致信辭謝，對楚政多所批評。春申君深為后悔，又一再堅請。可能是為春申君的誠意所動，荀子又回到楚國，復任蘭陵令。

　　前238年，楚考烈王卒，李國伏死士殺春申君。荀子失去政治上的依靠，廢官居家于蘭陵。“著數萬言而卒，因葬蘭陵”。其壽可能高達百歲。

　　荀子的著作，見于《荀子》一書。《勸學》、《修身》、《不茍》、《非十二子》、《天論》、《正名》、《性惡》等22篇，都為葡子親著。其他10篇，有的為荀子弟子所論，有的為荀子所纂輯的資料，它們都是我們研究荀子的思想和事跡的主要材料。

　　思想特點　　

　　荀子的思想偏向經驗以及人事方面，是從社會脈絡方面出發，重視社會秩序，反對神秘主義的思想，重視人為的努力。孔子中心思想為“仁”，孟子中心思想為“義”，荀子繼二人后提出“禮”、“法”，重視社會上人們行為的規范。以孔子為圣人，但反對孟子和子思為首的“思孟學派”哲學思想，認為子貢與自己才是繼承孔子思想的學者。荀子認為人與生俱來就想滿足欲望，若欲望得不到滿足便會發生爭執，因此主張人性有惡，須要由圣王及禮法的教化，來“化性起偽”使人格提高。

　　荀子思想雖然與孔子、孟子思想都屬于儒家思想范籌，但有其獨特見解，自成一說。荀子提倡性惡論，常被與孟子的性善論比較。孔子、孟子在修身與治國方面提出的實踐規范和原則，雖然都是很具體的，但同時又帶有濃厚的理想主義成分。孔子竭力強調“克己”、“修身”、“為仁由己”等。而孟子則以“性善”為根據，認為只要不斷擴充其“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辭讓之心”、“是非之心”、“求其放心”，即可恢復人的“良知”、“良能”，即可實現“仁政”理想。

　　與孔、孟相比，荀子的思想則具有更多的現實主義傾向。他在重視禮義道德教育的同時，也強調了政法制度的懲罰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