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垣（1880—1971），中國近現代杰出的史學家、教育家和社會活動家。出身藥商家庭，早年在民主革命影響下﹐曾在廣州創辦《時事畫報》，以文學﹑圖畫作武器進行反帝反清斗爭。辛亥革命時期﹐創辦《震旦日報》，積極宣傳反清。1912年被選為眾議院議員。曾任北洋政府教育部次長。后因政局混亂，潛心于治學和任教。長期擔任輔仁大學、北京師范大學校長。

生平簡介

　　陳垣，字援庵，又字圓庵，筆名謙益、錢罌等，廣東新會人。生于1880年（清光緒六年）。出身藥商家庭。少年時，受“學而優則仕”思想影響，曾于1897年赴京應試，不第。后以經世致用為宗旨治學。1905年﹐受孫中山領導的民主革命的影響﹐與幾位朋友在廣州創辦《時事畫報》，以文學﹑圖畫作武器進行反帝反清斗爭。1910年畢業于光華醫學院。

　　辛亥革命時期﹐與康仲犖創辦《震旦日報》，積極宣傳反清。1912年被選為眾議院議員，四十二歲時曾過北洋政府教育次長。后因政局混亂，潛心于治學和任教。 陳垣自幼好學，無師自通，闖出一條廣深的治學途徑。在宗教史﹑元史﹑考據學﹑校勘學等方面，著作等身，成績卓著，受到國內外學者的推重。?

　　他早年曾信仰基督教，故從1917年開始，他發奮著述中國基督教史，于是有《元也里可溫考》之作。他認為﹐中國基督教初為唐代的景教﹐以次為元代的也里可溫教﹑明代的天主教﹑清以后的耶穌教。所謂“也里可溫”﹐是元代基督教的總稱。元亡，也里可溫就絕跡于中國。但作為宗教史來說，它又是世界宗教史的一個組成部分。他這一著作不但引起中國文學界的注意，也受到國際學者和宗教史研究專家的重視。此后﹐他又先后寫成專著《火祆教入中國考》 （1922）﹑《摩尼教入中國考》（1923） 、《回回教入中國史略》（1927）。

　　在研究宗教史的同時，他還注意研究元史，從事《元典章》的校補工作，并采用了兩百種以上的有關資料，寫成《元西域人華化考》一文，在國內外史學界獲得高度評價。在研究《元典章》的過程中，他曾用元刻本對校沈刻本，再以其他諸本互校，查出沈刻本中偽誤﹑衍脫﹑顛倒者共一萬二千多條，于是分門別類，加以分析，指出致誤的原因，1931年寫成《元典章校補釋例》一書，后來以《校勘學釋例》再版。他在校勘學﹑考古學的成果還有《舊五代史輯本發覆》（1937）﹑《二十史朔閏表》和《中西回史日歷》等書。他閱讀了大量宋人﹑清人有關避諱的述作﹐并征引百余種古籍﹐寫成《史諱舉例》一書。

　　抗戰時期﹐北平淪陷。他身處危境﹐愛國之心彌堅。利用大學講壇﹐講述《日知錄》和《鮚埼亭集》，借以表彰顧炎武和抗清英雄的民族氣節，以此自勵﹐亦勉勵學生。他還利用史學作為武器﹐抨擊敵偽漢奸﹐表現出頑強的民族氣節。他困處枯城，杜門謝客，發憤著述，寄托心志，先后撰成7部專著，其中被稱為“宗教三書”的《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諍記》《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均為針對時局抗敵斥奸有感而發之作，意在表彰明末遺民抗節不仕的愛國精神和民族氣節，有深刻的現實意義。而歷時兩年撰成的《通鑒胡注表微》更是陳垣的一部力作，凝聚了他大量心血，體現了作者強烈的歷史感和時代感。書中對由宋入元的胡三省心懷亡國之痛，竭30年心血為《資治通鑒》箋注進行全面辨析，以史為鑒，分析面臨的時局，結合表胡注之微，闡發胡注中隱含的民族氣節與愛國情操，傾注了他對祖國前途的憂患，對前方抗日戰士的敬慕和對漢奸賣國賊的痛恨，體現了很高學術成就和愛國主義思想，是其代表作。

　　1948年3月，當選中央研究院院士。新中國成立時﹐他已經六十九歲。在掌握了豐富的歷史知識并曾深入研究﹑著作等身的基礎上﹐他很快接受了新事物。之后的十年間﹐先后寫了二十多篇短文。但在文化大革命時期﹐他被軟禁﹐到1971年6月﹐飲恨以歿。1951年11月，全國政協一屆三次會議后，毛澤東在懷仁堂舉行國宴時，與陳垣同席。毛澤東向別人介紹說：“這是陳垣，讀書很多，是我們國家的國寶。”

　　陳垣畢生致力于教育事業，從教70多年，曾任過46年大學校長，對廣大青年學者熱心傳授，影響深遠，造就了眾多的人才。他曾任國立北京大學﹑北平師范大學﹑輔仁大學的教授﹑導師。1921年，創建北京平民中學（今北京市第41中學）；1926—1952年，任輔仁大學校長；1952—1971年，任北京師范大學校長。

　　1949年，他還擔任過京師圖書館館長﹑故宮博物院圖書館館長。1949年后，還任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長，歷任第一﹑二﹑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

史學巨擘

　　陳垣以史學名家，長期活躍于民國的學術舞臺上，與陳寅恪齊名，向來以“史學二陳”著稱。

　　陳垣在元史、文獻學、宗教史等領域皆有精深研究，給后人留下了十幾種專著、百余篇論文的豐富遺產。特別是他的宗教史研究范圍十分廣泛，對已消亡的外來宗教，如火祆教、摩尼教、一賜樂業教做過專門研究；也就佛教、基督教、伊斯蘭教等世界三大宗教在中國的興起和流傳寫過不少論著；對中國本土的道教，也撰有專書。他的宗教史研究，同時也是中外文化交通史研究的重要內容。

宗教史研究

　　陳垣是學術界公認的宗教史專家，治學范圍極廣。除了《古教四考》 （《元也里可溫教考》、《開封一賜樂業教考》、《火襖教入中國考》、 《摩尼教入中國考》 ）外，還著有《回回教入中國考》、《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凈記》、《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中國佛教史籍概論》、《釋氏疑年錄》等著作。“古教四考”使陳垣登上史壇，走向世界，也為民國學術史增添了具有世界意義的光彩一筆。《元也里可溫教考》，1917年5月寫成，曾經多次修改、印行。也里可溫是元代基督教總稱。過去以為此教資料多在海外，而本國典籍無征。該文則專以漢文史料進行研究，除《元史》外，還利用了地方志、金石錄、書畫譜等60多種材料，論證了隱晦七八百年，無人能道的也里可溫教。該書亦是近現代史學研究中充分利用地方志的光輝先例，拓寬了歷史研究的史料范圍。《開封一賜樂業教考》，1919年11月寫成。開封一賜樂業教，即猶太教。該教在明清時所立的三篇碑文，對其何時傳至中國，說法不同。陳垣用多種方法證明開封猶太教非宋以前所至，漢文典籍對猶太教的記載始見于《元史》，元以前無征。文中還詳細考證了該教與回教之異同、教中人物之大略、寺宇的沿革、經文的內容和源流。《火襖教入中國考》，1922年4月撰。火祆教又名拜火教，唐初傳入中國，頗見優禮。唐時外來宗教，除火祆教外，還有大秦、摩尼、回回三種。回教在唐代未盛，記載尚少；其余三教，因都來自波斯，唐宋學者分辨不清，記載每有錯誤。清代學者如錢大昕等也常把它們混為一談。此文除敘火祆教的起源、興衰外，還將典籍上三教混同記載的錯誤一一指出，予以辯證。

　　《摩尼教入中國考》，1923年寫成。摩尼教是波斯人摩尼創立的，它由拜火、基督、佛教糅雜而成。陳垣取敦煌摩尼教經卷和其它材料，考明摩尼教始于唐武周長壽二載（694年）傳入中國及其歷唐、宋、元、明數朝在中國流行的情況。

　　陳先生研究宗教史是有計劃、有系統地進行的。他對各種宗教的研究幾乎是同時安排、全面搜集資料，然后，分門別類寫成專著。宗教史研究，在當時來說，還是一門新東西。從前人一般是不研究專史的，清代學者一般都是抱住二十四史，或重修一下，或校訂一下，或補充一下。要是深人與重點研究一個問題，清代校訂之學就達不到這地步了。陳先生跳出了這框框，專門深人研究宗教史。

　　陳先生研究宗教史，特別注意民族團結，注意正確處理宗教與政治的關系，漢族與少數民族的關系。陳先生對回回教的研究用力很大，他認為回回教與漢人在宗教上從未發生過沖突。中國傳統的儒家思想與土生土長的道教是反對外來的佛教與天主教的，但并不反對回回教，因為它在中國是不傳教的，也不反對孔子，所以在人民之間，在思想上、學術上并沒有沖突。如果有過，那是統治階級造成的。雖然陳先生不信什么教，但他與佛教、道教中的人士來往很密，他們常找陳先生商討宗教史上的一些問題，陳先生也常告訴他們不要仇恨漢人，人民之間是沒有仇恨的。

　　陳先生研究宗教史，界線劃得很清楚，他只研究宗教的歷史，研究與政治、社會的關系，研究宗教發展的情況，而不談教義；即使在讀們《道藏》、《大藏經》這類大書時，也只讀其中有關歷史的部分。他不是只讀這些由教徒自己寫的書，還利用其他材料，如一般史書、文集等等。

　　陳先生研究宗教史是為政治服務的。他著《明季滇黔佛教考》實際上是講西南明末遺民抗清的歷史，《清初僧凈記》是講清初東南一帶嫁清的歷史，《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是講在金人占領下的北方人民如何生活和他們反抗金人的歷史。這些書名義上是宗教史著作，而講的內容卻都是政治史，他是通過宗教史形式來講政治史的。

　　“古教四考”陸續出版后，好評鵲起。加上稍后問世的《元西域人華化考》、《基督教入華史略》等論著，這些以宗教史研究來拓展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的學術成果，是陳垣對民國學術的重大貢獻，也是使當時的中國學術界推陳出新，與國際漢學界接軌的不可多得的尖端成果。

文獻學研究

　　文獻學在陳垣的學術生涯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從某種意義上說，他為現代歷史文獻學的建立奠定了基礎。他在版本、目錄、校勘等領域的著作，成為我們研究中國古代文史的重要參考書目。

　　陳垣在年輕的時候，就熟讀了《四庫全書提要》與張之洞的《書目答問》。《四庫提要》對清朝搞學問的人來說，確是做了不少的工作，它對每本書都作了介紹，對初學者幫助很大，今天也還要好好利用。張之洞《書目答問》寫于光緒元年（1875年），陳先生把這兩本書讀得很熟、很精，而且也要學生好好去讀。陳先生辛亥革命后到了北京，曾花很長時間研究《四庫全書》 。他寫過兩本書。一是《四庫書名錄》，一是《四庫撰人錄》。他研究《四庫》與別人不同，別人只是要看什么書到《四庫》中去找，他卻是研究《四庫全書》收編的書是如何寫成的，它有哪些版本。學習和研究中國歷史，由于資料特別豐富，頭緒也特別多，單靠腦子記不行，必須依靠工具書，學會利用工具書。陳先生對這方面很重視，作出不少成績。陳先生發表的重要工具書是《中西回史日歷》和《二十史朔閏表》 。陳先生這兩本工具書解決了中國史上一個極為復雜的問題，是我們學習和研究歷史所不可缺少的。陳先生編寫這本書，花費很多精力，他后來有二十多年不能正常吃飯，就是因為當時一天到晚坐在那里廢寢忘食地算歷法搞成了胃病。

　　陳先生還著有《史諱舉例》。避諱，是中國歷史上的特點，每一朝有每一朝的避諱。陳先生精心研究，總結出幾種方法，弄清了在什么情況下是如何避諱的。在該書第八卷中列出了我國歷代的避諱表，每一朝避什么，如何避。這是每一個中國史學工作者必須具備的知識。因為中國古書上避諱太多了，不懂它，就不懂校勘學，對歷史上的一些問題也就弄不清。此外，他為了研究元史，還編出元朝六十家文集的目錄。這書稿沒有印，北京圖書館藏有抄本。他在研究《冊府元龜》時，一開始就先作有關《冊府元龜》的工具書，然后再動手研究。

　　清朝校勘學家很多，《書目答間》后面就列有校勘學家類目。但清代的校勘學家只是一般地校一校，對一對，只有像王念孫、段玉裁這些人才算得上是比較高明的校勘學家。

　　校勘學到陳垣先生時有了進一步的發展，他把校勘學總結出一些經驗和規律，寫了一部《元典章校補釋例》，1959年中華書局重印，改名為《校勘學釋例》。《元典章》是一部研究元代歷史十分重要的著作，它原是用蒙古白話寫的，很難懂，《四庫全書》沒有收人。但它是研究元史不可缺少的一本書，由于它錯誤很多，而且錯得離奇，陳先生就以故宮中發現的元刻《元典章》，再根據其他書籍，來校對流行的沈刻《元典章》，發現錯誤一萬二千多條。他將其中的一千多條加以歸納、整理，找出錯誤原因，著成《元典章校補釋例》一書。他使學校勘的人知道在校勘中可能遇見哪些情況，如何分辨是非。他不是簡單羅列若干條，而是附有說明，最后總結出四種方法，加以綜合運用。

　　第一種是對校法。陳先生說，對校法一即以同書之祖本或別本對讀，遇不同之處，則注于其旁。劉向《別錄》所謂‘一人持本，一人讀書，若怨家相對者’，即此法也。此法最簡便，最穩當，純屬機械法。其主旨在校異同，不校是非。故其短處在不負責任，雖祖本或別本有訛，亦照式錄之；而其長處則在不參己見，得此校本，可知祖本或別本之本來面目。放凡校一書，必須先用對校祛，然后再用其他校法。第二種是本校法。“本校法者，以本書前后互證，而抉搞其異同，則知其中之謬誤，……此法于未得祖本或別本以前，最宜用之。”吳縝《新唐書糾謬》、清代梁玉繩《史記志疑》都是用這種方法。惟此法只能發現矛盾，提出問題，而不能解決問題。第三種是他校法。“他校法者，以他書校本書。凡其書有采自前人者，可以前人之書校之；有為后人所引用者，可以后人之書校之；其史料有為同時之書所并載者，可以同時之書校之。此等校法，范圍較廣，用力較勞，而有時非此不能證明其訛誤。” 第四種是理校選。“段玉裁曰：‘校書之難，非照本改字不訛不漏之難，定其是非之難。’所謂理校法也。遇無古本可據，或數本互異，而無所適從之時，則須用此法。此祛須通識為之，否則鹵莽滅裂，以不誤為誤，而糾紛愈甚矣。故最高妙者此法，最危險者亦此法。”清代王念孫、段玉裁等人校勘水平較高，用理校得出的結論往往與后來發見的原本相同。

　　陳先生總結前人與自己工作的經驗，提出這四種方祛，綜合運用，基本上解決了校勘學上的問題。在這方面，他還寫有《四庫提要中的周亮工》、《舊五代史輯本發覆》等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