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元代基本行政區劃與《元典章》

　　蒙古至元八年（1271年），大汗忽必烈改國號為元，是為元朝之始。至元十三年滅南宋，三年后奄有全宋之地，完成了曠古未有的大一統。在同一過程中，因軍事政治行動的需要，而在各地設置行中書省，并漸漸變為相對固定的地方行政機構，表明地方性的加強。

　　元代中期，漸漸將地方一級行政區劃調整為一中書省和十行中書省的格局。其中十行中書省具體為陜西、四川、云南、江浙、江西、湖廣、河南江北、遼陽、嶺北、甘肅等。

　　又，西藏地區歸中央宣政院所下，甘肅以西又有哈密力、北庭都元帥府、和喇火州之地，皆不屬行省。

　　元代政區層級既多，又采取復式統轄關系，因此而形成一套繁瑣的行政區劃體系。其各層次之間的關系可參考周振鶴教授著《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史》中一表，如下：

　　可以說，元代基本行政區劃是中國歷史上空前，也很可能是絕后的繁復的典型。

　　下面說說《元典章》。《四庫全書總目》的“史部三十九·政書類存目一”敘述“元典章前集六十卷附新集五卷數”目，曰：

　　“不著撰人名氏。《前集》載世祖即位至延祐七年英宗初政。其綱凡十，曰《詔令》，曰《圣政》，曰《朝綱》，曰《臺綱》，曰《吏部》，曰《戶部》，曰《禮部》，曰《兵部》，曰《刑部》，曰《工部》。其目凡三百七十有三，每目之中又各分條格。《新集》體例略仿《前集》，皆續載英宗至治元二年事，不分卷數，似猶未竟之本也。”內容、體例介紹得很完整。

　　不過，目錄又指出：“此書”雖然“於當年法令，分門臚載，采掇頗詳，固宜存備一朝之故事。”是優點；“然所載皆案牘之文，兼雜方言俗語，浮詞妨要者十之七八。又體例瞀亂，漫無端緒。”

　　因此，史學家陳垣在校勘近刻于元刻本《元典章》時，系統地利用其成果總結概括了校勘學普遍現象與方法，寫成《校勘學釋例》一書，影響很大。

二、對“元代地名誤例”條的分析

　　陳垣在《校勘學釋例》中“元代名物誤例”章目中“不諳元代地名而誤例”條分為五個條目：

　　1.所誤為歷代所無之地名，一望即知其誤者也。

　　2.所誤為元時所無之地名，略一考究，即知其誤者也。

　　3.所誤為元時所有之地名，而隸屬不相應，亦已察覺者也。

　　4.所誤為元時所有之地名，而未指明隸屬，則非用對校法，莫知其誤也。

　　5.地名誤作非地名，有時亦非對校不可。

　　其實，這五條可以概括為兩種情況：第一種，后人刻抄時將元地名改成其它地名，弄錯了地方；第二種將元地方改錯了，成了當時不存在的地方或其他名物。第一種可從釋例中舉一例：“戶五五濮州知州元作‘滁州’”，這兩地元時都在，只不過相差千里之遙。第二種舉“戶十八江省行省元作‘江西行省’，”“江省行省”當時或后世都不存在的地名，搓得很明顯。

　　另外統計了幾項東西：

　　第一條十六例，第二條十例，第三條五例，第四條五例，第五條二例，共計三十八例。

　　在這三十八例中，五例為行省名之誤，府、路、州二級行政區劃有八例，縣、府下散州三級行政區劃二十三例，基層地名為兩例。

　　由僅此校釋類例大略可知：后本較元本錯謬頗多，而且比較廣泛，大至省、府，小至縣及以下，都出了些問題。而其中，而其中，以縣一級較小行政區劃地名似占錯謬的多數。當然，以政令為主體的《元典章》記載必先還小的地名不會很多，而有元一代十大興盛也會刻錯，可能就不應該了。

　　三十八例中，涉及《元典章》中五綱，具體有：吏部、戶部、兵部、刑部、禮部，占了“十綱”中的一半。這些綱目涉及具體公文、詔令，多是上、下層，即中央與地方之間的公務往來，恐占《元典章》篇幅較大，所以錯謬也就不少。“工部”無例，不影響這個結論。其他“詔令”、“圣政”、“朝綱”、“臺綱”多是中央文書，皇帝詔命，自然準確性較高。

　　再分析一下這三十八例中地名南北之誤例的出現情況。三十八例中，南方地方為十九例，北方地方為十九例，基本一致。不只是陳垣釋例揀選時兼顧各地情況，還是《元典章》中本身就“采掇頗詳”，匯總全國的政書之要而成。另外，北方地名十九例至少有十一例屬于腹里（今山西、河北、山東、京津一帶），畢竟政治中心在此，匯編書的作者，與校勘釋例者——陳垣，想必也是有意無意地多編了一些罷。

三、造成元代地名謬誤的諸因素

　　有因必有果，有果方有因。《校勘學釋例》對于造成元代地名錯誤的原因歸那只是從文獻角度所作的探討。我想，這種產生許多謬誤的現象應該是方面的。

　　首先，應該是刻本不精，簡單的刊刻錯誤導致一些不該出現的謬誤。另個角度說，這也是無法完全避免的。如：元本“欒城縣”，沈刻是“奕城縣”；元本是“邵武路”，沈刻是“郡武路”；等等。這些都是明顯的錯誤，自然是錯字、別字，可以肯定。

　　其次，由于傳抄或負責刊刻者對元代史地情況不了解，卻妄自竄改，或想當然的去“斧正”。如：元本“湖廣行省”到沈本為“廣東行省”，后者當時不存在；元本“江南浙西道”到沈本則為“江南淮西道”，后者顯然不是當時史實。這種情況，既反映出印刷業存在的一些版本問題，也能看出明清兩代的不良學風與某些亂改古籍的陋習。

　　這種謬誤，最可笑的例子是把元本“自李二寺至臨清”兩地名夾一段運河，改成“自李二等至臨清”，或疑為人名，可謂改得簡直是莫名其妙。當然，以上這兩種錯因也很大程度上歸咎于歷史原因。朝代更替，時間間隔，尤其是一個文化落后的征服民族所建立的王朝被推翻后，由于民族隔閡、文化差異等原因，不了解、不熟悉這個王朝乃至淡視它，都算是正常的事情。再加上時間推移的作用，出現如此一些不該出現的謬誤也是在所難免。

　　具體的一些典章制度的差異，不同時代的約定俗成，也正是這樣產生的。比如：明清兩代省下是府，稱府已是習慣；而《元典章》中略同于“府”級的路，后來的刻本也稱其為“府”。如“重慶路”便稱其為“重慶府”。而同路級官職“彰德輔宕”也自然而然地變為“彰德府宕”。

　　末了提一下，可能還有種簡文的想法在里面。“漷州”的“漷”元時用，也許后來想規簡一下，就是“郭州”。文字的簡化，或用字的流變，在細節上應該也有影響，卻是誤而有理罷。

　　總之，分析“元代地名誤例”條，對于歷史文獻學方面的自我探究，是有益的。考慮一些材料，與材料背后的制約因素，很有收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