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簡介

　　張載（1020—1077），字子厚，其名字出自于“厚德載物”一句，人稱橫渠先生，生于北宋真宗天禧四年，卒于神宗熙寧十年，是北宋時期重要的思想家，關學創始人，理學的奠基者之一。

　　張載的父親于宋仁宗時，在涪州（今四川涪陵）做官，死于疾病。當時張載與弟弟都還年幼，與母親一同護送父柩歸葬，知道路途前方發生戰亂，加上路資不足，難以返鄉，最終將父親安葬于鳳翔郿縣（今陜西眉縣）橫渠，全家人也到橫渠鎮南大振谷口居住，后來“橫渠先生”的名號，即來自于此。

　　張載少年時就對兵法有濃厚的興趣，在當時，北宋西部邊境經常受到西夏侵擾。仁宗康定元年，西夏入侵，宋軍抗擊失利，慶歷四年十月，宋朝與西夏議和，“賞賜”給西夏絹、茶、銀等大量財物。戰爭烽火對當時的張載來說是極大的刺激，他開始向擔任陜西經略安撫副使，主持西北軍務的范仲淹上書，請求對西夏用兵，并自告奮勇準備聯絡一些人去攻取被西夏占領的洮西之地，為國家立功。

　　張載談論軍事邊防，保衛家鄉，收復失地的打算得到了范仲淹的熱情贊揚，認為張載可成大器，遂拒絕了張載的提議，并勸道：“儒家自有名教，何事于兵！”意思是說你作為儒生，一定可成大器，不須去研究軍事。勉勵他閱讀《中庸》，潛心研究儒學。

　　在讀完《中庸》后，張載覺得并不滿足，而一種強烈的求知心也逐漸生起。他撲向佛、道之學，遍覽群書，很是鉆研了幾年，可又覺得以佛道學說難以實現自己的理想，最終才回頭再讀六經。

　　這樣的閱讀過程，求道經歷，讓張載在心中形成了一套獨特的儒學體系。嘉佑初年，他在開封講學，與程顥、程頤兄弟相遇，共同討論，他拋出的話是：“吾道自足，何事旁求”——那個時候，張載也的確快達到“不惑”的年紀了。

　　嘉佑二年（1057），三十八歲的張載赴汴京（開封）應考，時值歐陽修主考，張載與蘇軾、蘇轍兄弟同登進士。先后任祁州（今河北安國）司法參軍、云巖縣令（今陜西宜川境內）著作佐郎、簽書渭州（今甘肅平涼）軍事判官等職。在云巖（今陜西宜州）做縣令時，辦事極為認真，政令嚴明，處理政事以“敦本善俗”為先，推行德政，重視道德教育，提倡尊老愛幼的社會風尚，每月初一召集鄉里老人到縣衙聚會。常設酒食款待，詢問疾苦，頒出訓誡子女的道理和要求。縣衙的規定和告示，每次都召集鄉老，反復叮嚀到會的人，讓他們轉告鄉民，因此，他發出的教告，即使不識字的人和兒童都沒有不知道的。在渭州，他與環慶路經略使蔡挺的關系很好，深受蔡挺的尊重和信任，軍府大小之事，都要向他咨詢。他曾說服蔡在大災之年取軍資數萬救濟災民，并創“兵將法”，推廣邊防軍民聯合訓練作戰，還提出罷除戍兵（中央軍）換防，招募當地人取代等建議。在此時他還撰寫了《經原路經略司論邊事狀》和《經略司邊事劃一》等，展現了他的軍事政治才能。

　　宋神宗熙寧二年（1069），御史中丞呂公著（晦叔）懇切地向神宗推薦張載，稱贊張載學有本原，四方之學者皆宗之，可以召對訪問。張載由是面見神宗，對有關治國為政的問題，“皆以漸復三代（即夏、商、周）為對”，神宗非常滿意，命他到二府（中書省樞密院）任職。張載認為自己剛調入京都，對朝廷王安石變法了解甚少，請求等一段時間再作計議，最后被任命為崇文院校書。

　　然而，當時正值王安石開展新政，想得到張載的支持。有一天見到張載，對他說：“朝廷正要推行新法，恐怕不能勝任，想請你幫忙，你愿意嗎？”張載回答：“朝廷將大有為，天下之士愿與下風，若與人為善，則孰敢不盡！如教與人追琢，則人亦故有不能。”張載一面贊同政治家應大有作為，但又含蓄地拒絕參與新政的行為，遂漸引起了王安石的反感。張載擬辭去崇文院校書職務，未獲批準。不久被派往浙東明州（今浙江省寧波）審理苗振貪污案，辦理完畢回朝。此時張載之弟監察御史張戩因反對王安石變法，與王安石發生激烈沖突，被貶知公安縣（今湖北江陵），張載估計自己要受到株連，于是辭官回到橫渠。

　　張載辭官回到橫渠后，依靠家中數百畝薄田生活，整日講學讀書，“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半夜坐起，取燭以書……”在這期間，他寫下了大量著作，對自己一生的學術成就進行了總結，并親自帶領學生進行恢復古禮和井田制兩項實踐。為了訓誡學者，他作《砭愚》、《訂頑》訓辭（即《東銘》、《西銘》），書于大門兩側。張載對推行“井田”用力最多，他曾把自己撰寫的《井田議》主張，上奏皇帝，并與學生們買地一塊，按照《周禮》的模式，劃分為公田，私田等分給無地、少地的農民，并疏通東西二渠“驗之一鄉”以證明井田制的可行性和有效性。今橫渠鎮崖下村，扶風午井鎮、長安子午鎮仍保持著遺跡，至今這一帶還流傳著“橫渠八水驗井田”的故事。清朝時還把此事留下的痕跡稱為“郿伯井田”，列為“郿縣八景”之一。

　　熙寧十年（1077年）秦鳳路（今甘肅天水）守帥呂大防以“張載之學，善法圣人之遺意，其術略可措之以復古”為由，上奏神宗召張載回京任職。此時張載正患肺病，但他說：“吾是行也，不敢以病辭，庶幾有遇焉。”意思是說這次召我回京，不能因病推辭，借此機會可施行我的政治理想和主張，便帶病入京。神宗讓他擔任同知太常職務（禮部副職）。當時有人向朝廷建議實行婚冠喪祭之禮，下詔禮官執行，但禮官認為古今習俗不同，無法實行過去的禮制。唯張載認為可行，并指出反對者的作為“非儒生博士所宜”，因而十分孤立，加之病重，不久便辭職西歸。路經洛陽見到二程時說：“載病不起，尚可及長安也。”當年農歷十二月行至臨潼，當晚住在館舍，沐浴就寢，翌日（乙亥）晨（12月26日）與世長辭。享年五十八歲，臨終時只有一個外甥在身邊。

　　張載的一生，兩被召晉，三歷外仕，著書立說，終身清貧。歿后貧無以殮。在長安的學生聞訊趕來，才得以買棺成殮，護柩回到橫渠。翰林院學士許詮等奏明朝廷，乞加贈恤。神宗下詔按崇文院三館之職，賜喪事支出“半”數，宋神宗元豐元年（1078年）三月，將張載葬于橫渠大振谷其父張迪墓南，與弟張戩墓左右相對。

　　南宋嘉定十三年（1220年）宋寧宗賜謚“明公”，宋理宗淳祐元年（1241年），賜封“郿伯”，從祀孔廟，明世宗嘉靖九年（1530年）改稱先儒張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