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家孫詒讓

　　教育思想

　　孫詒讓主張普及教育。在他擬定的《溫處學務分處暫定學堂管理法》中提出：“國民之智愚賢否，關國家強弱盛衰。初等小學本應隨地廣設，使邑無不學之戶，家無不學之童”。而普及教育又? 應從官吏開始。他提出“欲求全國無不受教育之民，必先求無不受教育之官吏”。（《學務本義》）他提議清政府明文規定，十年之外，非京師大學堂畢業者，不得為知府；非各省中學以上畢業者，不得為州縣。十年之內，因京師大學堂和各省中學名額有限，一時不能滿足這一要求，可采取變通辦法，即開設“吏治簡易學堂”，通過短期進修方式，讓官吏接受新式教育。

　　孫詒讓還重視師范教育，注重師資隊伍建設。他認為“推廣學堂而不先設師范，猶之無耜而耕，安期收獲”。“西國教員多為師范出身，故胸有成竹”。孫詒讓認為“學校教育之良否，由于教員人格之若何，蓋教員一舉一動，一言一語印于兒童腦中，其感化有永不能滅者”。因此，他對教師的素質提出了具體地要求。首先，教師必須熱愛教育事業。二是教師要有豐富的科技文化知識。第三，教師還要掌握教育學與心理學知識。第四，教師要有科研能力。第五，教師要有健康的身體。

　　孫詒讓以他教育活動的卓越貢獻和教育思想的獨特見解，贏得清末教育界的一致推崇，在近代教育史上亦占有重要的地位。

　　興辦職業學堂? 謀求教育救國

　　孫詒讓生活在晚清統治集團日益腐敗，外國列強入侵，中華民族危機嚴重的非常時期。他在《復日本學者館森袖海書》認為：“近者五洲列強競爭方烈，救焚拯弱，貴于開悟國民，講習科學。”當時，在孫詒讓面前唯一可施展其報國之志的就是走教育救國的道路。

　　1895年冬，開始與鄉紳商議籌辦“瑞安算學書院”，后改名為瑞安學計館，即瑞安中學前身。他在《瑞安新開學計館序》中道出了辦學目的：“學計館之開，專治算學，以為致用之本，蓋古者小學六藝之一端，而造乎其微，則步天測地，制器治兵，厥用不窮。今西人所為挾其長以雄視五洲者，蓋不外乎是。”

　　他先后與人一起在溫州創辦“永嘉蠶學館”、“瑞平化學堂”，在瑞安開辦“瑞安方言館”等，永嘉蠶學館采用新譯的法蘭西、意大利、日本蠶桑課本，引進日本優良樹種，以求淘汰改良本地土桑弱蠶。永嘉蠶學館、杭州西湖蠶學館和江西高安蠶學館，為中國最早的三所職業學堂。1902年，溫州中山書院改為溫州府學堂（現溫州中學前身），公推孫詒讓為總理，經過他的勵精圖治，溫州府學堂成為當時浙江省首屈一指的高等學府。

　　自他1895年冬開始籌辦學校至1908年夏逝世的十多年中，經他大力倡導和苦心經營，溫處兩府十六縣各級各類學校發展到300多所，居全省之先。這為溫州地區現今的各級各類學校尤其職業院校的發展提供了厚實的文化底蘊。

　　講究學以致用? 培養時需人才

　　孫詒讓的辦學目的是培養“應時需”的人才，以“振世救弊”，使國家富強。他認為，西方列強的文明強大在于他們教育的普及和科學的發達，我們必須“師夷長技以制夷”。他主張開辦新式學堂，設事務叢報局，開采五金煤礦，大興農桑。倡議選派留學生出國研究西學，學習機器制造及農礦化電等科目，還可以在各州縣鄉開辦學堂書塾，教農工商人識字算賬，開發民智。

　　他認為外語又是學習西學、了解外國政教的重要工具。他在《周禮政要·通譯》中說：“日本變法以來，通國官民不識洋文者甚少。而中國除通商各埠外，識洋文者千人中無一二人，各省中竟有通府無一人識洋文者。”于是提出“今宜于各省廣開方言館，務使東西文家喻戶曉”，并在普通學校中開設外語課。

　　他十分重視實用知識教學，“注重初級小學之應用科目”。他參考日本各小學都開設簿記一門，而我國小學尚未開此科，手工課也是徒有虛名。他要求迅速增開，照章補課。“俾齊民子弟，得以留心經濟實業，其于富強大計，亦不無裨補也。”除簿記、手工外，種植、制造等學科，用處最為廣泛，“尤宜采其中粗淺易明之理，另撰一書，以教童蒙。”他主持的溫處學務分處，在制訂課程中對清政府頒布的《奏定學堂章程》有所不同，刪去講經課，把中國文學改為國文，歷史地理采用自編鄉土教材，兼及中外政治沿革、時事評述等。還增設國語一課，以學習推廣普通話。

　　倡導教育普及? 注重教育公平

　　孫詒讓十分重視教育普及，1902年正月，由學計館、方言館合并成立的瑞安普通學堂開學，并在瑞安縣城東南、東北、西南、西北四隅各設立蒙學堂一所。一時無法增建校舍，便設學在廣濟廟、忠義廟、關帝廟與顯佑廟。他說：“一個文明的表征，不在一二個有大名的通儒，而在全國人民個個都有普通知識，程度不相上下。”

　　他認為國民普通知識，總要人人平均，才能夠共同努力，以謀文明進步。如西國文明，在現在算得極盛了，其原因在于無分男女，無分貴賤，無一人不識字，一切士農工商都有普通知識，所以個個都是有用之材。”他尤愿招收不識字的工匠農友、欠缺帳務知識的商人店員，開設的課目是實用的識字、作文、筆算、珠算、會計、閱報等。

　　1906年溫處學務分處制定的《暫行學堂管理辦法》印發各縣，該辦法中寫道：“國民之智愚賢否，關系國家強弱盛衰。初等小學堂本應隨地廣設，侫邑無不學之戶，家無不學之童，始不負國民教育之義。”

　　為了普及國民教育，他還提出“全國士民，子弟不入學者有罰”，“庶普天率土，塙然知以求學為杓準”。他還制定試行《鄉村小學酌設貧苦農家子弟免費或減費入學名額辦法》，提出“優異下戶學生之父兄”，“設女學位以獎女學”等主張，以促使部分貧苦農家子弟和女童也能入學讀書。

　　重視人格教育? 優化師資隊伍

　　在普及教育中，孫詒讓提出“教育之道，既欲通合諸科以陶鑄國民，萬不能別懸一格，以優待庸士”，注重“體育、智育、德育三者必須實在進化”，他認為“造就人格，為中外教育唯一主義”。

　　針對當時學校實際，特設品行一課，與其他各科同記分數。在道德教育中重視教師的作用，要求教師要重身教，“教員人格之若何，蓋教員一舉一動，一言一語印于兒童腦中，其感化有永不滅者”。

　　為了辦好學校，發展地方教育事業，他選擇延聘熱心教育、有真才實學的著名士紳主持校務和擔任教育管理職務，聘請優秀教職到校任教。為培養合格師資，尤其解決合格理化科教員奇缺之窘境，他決心營建溫州高級師范學校。為解決建筑資金及建校后的常年經費，他力排頑固勢力的干擾，支撐于官紳之間，于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建成溫州師范學堂，為溫州的教育事業樹立了先鋒旗幟。

　　孫詒讓的教育思想和獻身地方教育的人格力量仍然鞭策著我們后人。他的因材施教、循序漸進等教學方法，以及從實際出發、學以致用的辦學原則等教育思想在全面推行素質教育的今天仍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和經濟的迅猛發展，職業教育更需加快發展，更需自覺地為當地經濟社會發展服務。我們應當從孫詒讓作為一位職業教育倡導實踐者的身上汲取力量，從實際出發，合理開設專業，加強與生產勞動的結合，努力提高教育質量，為經濟社會發展培養各類高素質的人才。我們應當把德育放在首位，糾正片面追求升學率傾向，切實把升學教育轉到素質教育上來，努力全面提高教育質量，共創人民滿意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