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shù)品格

　　學者的個性隱藏在他的學術(shù)品格之中。學術(shù)態(tài)度的嚴肅性是學者的基本修養(yǎng)。1949年前執(zhí)業(yè)的那一代歷史學家，大都經(jīng)受過實證史學的嚴格訓練，學風的嚴謹在他們來說已經(jīng)成為一種職業(yè)習慣。1949年后，由于政治對學術(shù)的介入，實證史學受到了不公正的對待，史料被人蔑視，考據(jù)遭人嘲笑，歷史學家聲稱要“以論帶史”。即使在這種學術(shù)氛圍中，鄧廣銘仍始終堅持實證史學的優(yōu)良傳統(tǒng)。1956年，他在北大的課堂上公開提出，要以職官、地理、目錄、年代為研究中國歷史的四把鑰匙。兩年后，“四把鑰匙”說就在雙反運動中遭到批判，他為此受到很大壓力。若干年后，才由郭沫若和胡喬木為“四把鑰匙”說平了反。

　　忠誠于學術(shù)是鄧廣銘的一貫原則，盡管有時候堅持自己的信念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50年代末，中宣部副部長張盤石讓李新主持中小學歷史地理地圖教材的編寫工作，李新為此召集有關(guān)部門負責人及部分歷史學家討論編寫條例，其指導(dǎo)方針是由吳晗起草并經(jīng)周恩來批準的“八條”，“八條”的基本原則是要根據(jù)新中國的疆域來解釋歷史，將歷史上不同民族之間的國與國的矛盾看做是國內(nèi)的民族矛盾。鄧廣銘在會上堅決反對這一原則，認為應(yīng)該尊重歷史，不能根據(jù)現(xiàn)實去曲解歷史。

　　鄧廣銘的許多著作都經(jīng)過反復(fù)再三的修改、增訂乃至徹底改寫，這種情況在中國史學界似乎還找不到第二例。其中《辛稼軒年譜》改寫過一次，《岳飛傳》改寫過兩次，《王安石》先后修訂和改寫了三次，《稼軒詞編年箋注》也修改、增訂過兩次，——而且就在1993年最后一個增訂本出版之后，他又在著手進行新的修改，改動的地方已達百余處。從1937年開始撰著的這部《稼軒詞編年箋注》，到1997年仍在不斷的修改訂補之中，這部著作的創(chuàng)作歷程前后達60年之久。

　　按照鄧廣銘的計劃，他原準備在有生之年把四部宋人傳記全部再改寫一遍，去年新版的《王安石》只是這個計劃的第一步。他曾在病床上對女兒談起過他的設(shè)想：“《岳飛傳》前一部分整個重寫，后面有些部分可以從書中撤出來，單獨成文；《陳亮傳》也不難寫，有個得力的助手，半年時間可以搞出來；《辛棄疾傳》基礎(chǔ)太差，還要多做一些準備。”

　　在河北教育出版社準備為他出版全集時，他堅持要等他把幾部傳記重新改寫完畢以后才能收入全集。在1997年10月7日致河北教育出版社編審張惠芝的信中說：“《岳飛傳》、《陳亮傳》、《辛稼軒傳》，我要新改的幅度都比較大。貴社計劃把幾傳原樣重印，我認為不可行。我一生治學，沒有當今時賢的高深造詣，使20年代的著作可以在90年代一字不變的重印。我每有新的見解，就寫成新書，推翻舊書。”這就是他始終不渝的學術(shù)理想：追求至真、至善、至美的境界。

　　從鄧廣銘的著作中可以看到，他一生中凡正式發(fā)表的文字都是字斟句酌，決不茍且。就連他80歲以后寫的文章還常有句子結(jié)構(gòu)很復(fù)雜、邏輯很嚴密的表述，這顯然是反復(fù)推敲的結(jié)果。他的論著既是如此認真地寫出來的，所以就不能容忍別人改動他的文稿，他常對出版社或報刊的編輯提出這樣的要求：“可以提出修改意見，也可以全稿廢棄不用；但希望不要在字里行間，作一字的增刪。”更不能讓他容忍的，是由于某種“違礙”而刪改文字。1996年，鄧廣銘為《臺大歷史學報》寫了一篇《懷念我的恩師傅斯年先生》，其中談到傅斯年去臺灣后曾托人給他捎來口信，要把留在北平的藏書全部贈送給他，文中有一段注說：“此乃因傅先生昧于大陸情況之故，當時他已成一個被聲討的人物，其遺存物只應(yīng)被公家沒收，他本人已無權(quán)提出處理意見了。”中國青年出版社在將這篇文章收入《鄧廣銘學術(shù)文化隨筆》一書時，提出要把這段文字刪去，鄧廣銘當即表示：“如果刪去這段話，我這本書就不出了。”

　　鄧廣銘執(zhí)著的學術(shù)精神是一個令人肅然起敬的話題。一位年過九旬的老人，仍堅守在他的學術(shù)陣地上，每天堅持讀書和寫作，直至病倒為止。在他生命的最后幾個月里，為了修改討論《辨奸論》真?zhèn)螁栴}的論文，三番五次地托人從醫(yī)院帶回紙條，提出他的修改意見。躺在醫(yī)院的病床上，面部插著氧氣管和引流管，手臂上又在輸液，即使在這樣的情況下，他仍執(zhí)意要看《王安石》一書的校樣，于是只好由女兒拿著放大鏡，舉著校樣讓他看。支撐著他那風燭殘年的軀體的，該是多么頑強的精神。章學誠最為推崇的是這樣兩種學術(shù)造詣：“高明者多獨斷之學，沉潛者尚考索之功。”鄧廣銘在為去年北京大學出版的《鄧廣銘治史叢稿》一書所作的自序中，用這兩句話來概括他畢生的學術(shù)追求，他認為一位歷史學家“一是必須具備獨到的見解，二是必須具備考索的功力”。 “獨斷之學，考索之功”八個字，準確點出了鄧廣銘的治學風格。

　　學者有點學問并不難，學問淵博也不甚難，難得的是有見識。“獨斷之學”要求學者不但要有見識，而且要見識卓越，見識特出。鄧廣銘素以史識見長，體現(xiàn)在他的論著中的個性化特征極為明顯，原因就在于他從不人云亦云，總是能夠獨樹一幟，自成一說。比如關(guān)于金軍拐子馬的解釋，關(guān)于岳飛《滿江紅》的真?zhèn)螁栴}，關(guān)于宋江是否受招安征方臘的問題等等，他都提出了與眾不同的獨到見解。在鄧廣銘的論著中，從來就沒有模棱兩可的意見，他的觀點一向旗幟鮮明。史識當然不是沒有憑藉的，它源自深厚的學養(yǎng)。史學之道，但凡“獨斷之學”，必定有賴于“考索之功”，否則“獨斷”就難免淪為“武斷”。對于鄧廣銘那一代人來說，考證的功力似乎是先天的長處，而他在考證方面的擅長，即便與同時代人相比也是突出的。“考索之功”的前提是對史料的充分掌握。從對史料的重視程度來看，可以看出鄧廣銘的史學觀念受到傅斯年的很大影響。

　　傅斯年提出的“史學即是史料學”的觀點，自50年代以來一直遭到批判，鄧廣銘近年公開表明了他對這個問題的態(tài)度：“‘史學即是史料學’的提法，我覺得基本上是沒有問題的。因為，這一命題的本身，并不含有接受或排斥某種理論、某種觀點立場的用意，而只是要求每個從事研究歷史的人，首先必須能夠很好地完成搜集史料，解析史料，鑒定其真?zhèn)危济髌渥髡呒捌鋵懗傻臅r間，比對其與其他記載的異同和精粗，以及諸如此類的一些基礎(chǔ)工作。”鄧廣銘歷來主張研究歷史要窮盡史料，對于宋史研究者來說，“窮盡史料”是一個很高的要求，但鄧廣銘在他的研究中做到了這一點。

　　在鄧廣銘非常個性化的學術(shù)特色中，有一點給人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就是他的論戰(zhàn)風格。他一輩子都在進行學術(shù)論戰(zhàn)，用陳智超先生的話來說，就是“寫作六十年，論戰(zhàn)一甲子”。實際上，鄧廣銘的學術(shù)論戰(zhàn)還不止60年的歷史。他寫于1935年的第一篇學術(shù)性文章《評〈中國文學珍本叢書〉第一輯》就是論戰(zhàn)文字，而1997年寫成的最后一篇論文《再論〈辨奸論〉非蘇洵所作——兼答王水照教授》，也仍然是一篇論戰(zhàn)文字。在他病重住院期間，曾對女兒談到他的論戰(zhàn)風格：“我批評別人也是為了自己進步。我九十歲了，還在寫文章跟人家辯論，不管文章寫得好壞，都具有戰(zhàn)斗性。”需要說明的是，這種“戰(zhàn)斗”精神并不是在他成名以后才形成的，上述那篇批評《中國文學珍本叢書》的文章發(fā)表時，他還在念大學四年級。這種論戰(zhàn)風格的形成，主要是緣于他那“耿介執(zhí)拗而不肯隨和的性格”，以及他那“從不左瞻右顧而徑行直前的處世方式”。他在闡述自己的學術(shù)主張時說：“至于‘奄然媚世為鄉(xiāng)愿’(章學誠語)的那種作風，更是我所深惡痛絕，一直力求避免的。”

　　鄧廣銘將“博學于文，行己有恥”八個字作為他的座右銘，以此來規(guī)范他的道德文章。1997年春，河北教育出版社補貼資金出版了《慶祝鄧廣銘九十華誕論文集》，并以此為條件，商定出版他的全集，但因他與人民出版社早有出版《王安石》修訂本的約定，遂影響到全集的出版問題。他當時首先想到，如果全集不能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他將欠下出版社的一份情，“這使我感到沉重的壓力，如何清償此事，成為我心頭一塊大病”。在1997年10月寫給河北教育出版社編審張惠芝的信中，他提出全集仍希望交給該社出版，但必須等他把四部傳記全部改完；如果出版社方面不同意這個方案，“我在有生之年必須對貴社印行我的《九十祝壽論文集》作出報答，那么就請貴社把印制這本論文集的費用清單告訴我，我將在半年之內(nèi)分兩期全數(shù)償還貴社。我今年91歲，我的人生觀點就是絕不在去世之時，對任何方面留有遺憾，不論是欠書、欠文還是欠債，這樣我可以撒手而去，不留遺憾在人間”。這是對“博學于文，行己有恥”一語的最好詮釋。
 

參考文獻：劉浦江《鄧廣銘與二十世紀的宋代史學》，《歷史研究》1999年第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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