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思想

　　（一）、疑古之風

　　中國傳統的古史系統，在前漢時代已經大致確立，為：盤古開天，經三皇、五帝到夏商周，只是其前段的系統并不十分穩定。

　　疑古之風中國自古即有，1904年之后，西洋“中國民族西來說”“中國古文明西源論”等觀念傳入中國，國人開始思考中國人種與中國文明的起源問題。1895年，法國最著名的“中國學者”沙畹所譯的《史記》第一卷出版，其序論中曾指出堯舜禹等模范人王的傳說，大都屬于后人所偽造的。其后，夏德(F.Hirth)在所著《中國古代史》（1908年出版）中，對于堯舜等的傳說亦致懷疑。當時深受西方近代史學家影響的東洋史學強調史料的嚴格考辨，1909年日本學者白鳥庫吉提出“堯舜禹抹殺論”，宣稱堯、舜、禹是春秋戰國以后創造出來的，震驚日本漢學界。在此背景下，1918年胡適出版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則開啟了國內疑古派先聲。胡適在這本書里對沒有可靠材料證實的遠古時代采取了質疑的態度，直接從老子、孔子講起，第一次把孔子作為一個哲學家、思想家，而不是作為一個圣人來研究。胡適大力倡導用歐洲、日本漢學方法整理國故，在《中國哲學史大綱》中“截斷眾流”，直接以諸子百家開篇，開啟一代疑古之風。他的古史觀是：“現在先把古史縮短二、三千年，從《詩》三百篇做起。將來等到金石學、考古學發達上了科學的軌道以后，然后用地下掘出的史料，慢慢拉長東周以前的古史”，“寧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

　　五四運動開始，疑古風潮大興，傳統的古史系統遭到破壞，其中最重要的人物莫過于顧頡剛。顧頡剛創立古史辨則深受胡適等新文化運動者的影響，他說：

　　要是不遇見孟真和適之先生，不逢到《新青年》的思想革命的鼓吹，我的胸中積著的許多打破傳統學說的見解也不敢大膽宣布……總括一句，若是我不到北京大學來，或是孑民先生等不為學術界開風氣，我的腦髓中雖已播下了辨論古史的種子，但這冊書是決不會有的。（選自《古史辨》第一冊之《自序》）

　　（二）、“層累造成說”

　　1923年，顧頡剛先生在《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刊《古史辨》第一冊）中提出“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簡稱“層累造成說”，即：時代愈后，傳說的古史期愈長；時代愈后，傳說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我們在這上，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確的狀況，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傳說中的最早的狀況。

　　“大禹是條蟲”

　　1923年，顧頡剛引《說文》中的“禹，蟲也，從禸，象形”及“禸，獸足蹂地也。”疑禹本是古代神話里的動物。以此例為引，可略窺先生之疑古精神。

　　顧先生認為傳統古史有三個特點:

　　第一，“時代愈后，傳說的古史期愈長”，如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到孔子時有堯舜，到戰國時有黃帝神農，到秦有三皇，到漢以后有盤古。

　　第二，“時代愈后，傳說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如舜在孔子時只是一個“無為而治”的圣君，到《堯典》就成為一個“家齊而后國治”的圣人，到孟子時就成為一個孝子的模范。

　　第三，在這樣的狀況下，我們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確狀況，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傳說中的最早狀況。如我們不能知道東周時的東周史，但可以知道戰國時的東周史。

　　而推翻信史必須具備四項標準：

　　（1）、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觀念
　　（2）、打破地域一統的觀念
　　（3）、打破古史人化的觀念
　　（4）、打破古代為黃金世界的觀念

　　在1926年的《自序》里，先生又提出自己“上古史靠不住的觀念”，其來源有四：第一是自劉知幾至崔述的辨偽傳統，第二是康有為為代表的清代今文經學，第三是胡適的實驗主義史學方法，第四是故事傳說、民間歌謠的暗示。

　　顧頡剛先生成長于晚清社會大變革的時代，最早接觸到的時代思想便是戊戌維新思潮。五四以降引進的西方近代科學的懷疑論觀點，對于顧頡剛的早年學術活動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催生了一個以顧先生為代表的批判性的古史辨派。

　　顧頡剛先生是歷代疑古辨偽思想的集大成者，不但反對崇拜帶有深厚儒家色彩的歷史傳統，也反對大漢族主義和實用主義。

　　我們何以感到一班圣君賢相竟會好到這般地步？只為現在承認的古史，在它凝結的時候恰是德化觀念最有力的當兒。我們若把這凝結的一層打破，下面的樣子就決不是如此的了。（選自《古史辨》第一冊《自序》）

　　自顧氏一開疑古之風，后世學者蜂起跟隨，疑古學者大致有信古派、疑古派、考古派和釋古派。雖然疑古辨偽一派從一開始就受到維護中國史學正統人士的批評，顧頡剛先生本身采用的某些方法和結論也值得商榷，但是無庸置疑，他的理論對20世紀中國史學的研究產生了深遠影響，這是任何構建新史學理論體系的人都無法回避和否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