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出貢獻

　　民國成立后，京師大學堂改稱北京大學，進行過初步的民主改革，到1916年，學校面貌發生了一些變化，學生數量增加到1500人。但由于繼承了“老爺”式學堂的傳統，加上受袁世凱搞帝制復古這種政治氣候的影響，校內民主思想受到壓抑，改革成效不顯著，北大的封建沉疴未去，表現為校政腐敗，學校制度混亂，學生求官心切，學術空氣淡薄，封建文化泛濫，不少師生品行不檢，為社會所菲薄等。

　　在1916年12月蔡元培被任命為北大校長之前，北大已換過五任校長，并未能改變北大的局面，許多人勸他不要就任，以免因改造不好而于聲名有礙。蔡元培在孫中山等人的支持下，毅然赴任，對北大進行了全面改革。

　　一、抱定宗旨、改變校風

　　大學應該成為“研究高尚學問之地”，這是蔡元培在1912年擔任教育總長時就強調過的。蔡元培認為教師不熱心學問，學生把大學當作做官發財的階梯，這是北大“著名腐敗的總因”。因此，他改革北大的第一步是明確大學的宗旨，并為師生創造研究高深學問的條件和氛圍。

　　1．改變學生的觀念

　　1917年1月9日，蔡元培發表就任北京大學校長的演說，對學生提出三點要求：一曰抱定宗旨，二曰砥礪德行，三曰敬愛師長，將“抱定宗旨”置于首位。蔡元培指出：“大學者，研究高深學問者也。”他要求學生從此以后，一定要抱定為求學而來的宗旨，“入法科者，非為做官；入商科者，非為致富。”以后蔡元培每年在學生開學的時候都要將此重申一遍，1918年他更明確地指出：“大學為純粹研究學問之機關，不可視為養成資格之所，亦不可視為販賣知識之所。學者當有研究學問之興趣，尤當養成學問家之人格。”

　　2．整頓教師隊伍，延聘積學熱心的教員

　　教師群體的學術水平是一所大學學術水平的標志，也是把大學建成學術研究機構的重要保證。蔡元培認為要打破北大的舊習慣，不僅在改變學生的觀念，還應“從聘請積學而熱心的教員著手”。他在教師聘任上采取的是“學詣”第一的原則，認為對于具有真才實學，教學熱心，有研究學問的興趣和能力的學者，則不管他的國籍、資格、年齡、思想傾向，都應加以聘任。根據這一原則對北京大學教師隊伍進行充實和整頓，一方面延請學有所成、富有聲譽的專家學者來北京大學任教，一方面辭掉了一些不稱職的中外教師。梁漱溟投考北大落選，但曾在《東方雜志》上發表過《究元決疑論》，對佛學有獨到見解，引起學術界注意，為蔡元培所賞識，被聘為北京大學的印度哲學教席，這可以作為北大聘人不拘資歷的典型例子。經過整頓，北大教師明顯表現出平均年齡輕，富于學術活力的特點。根據1918年統計，217個教員中，90個教授，教授平均年齡30來歲，對其中76人的統計顯示，50歲以上6人，35歲以下43人，像胡適、劉半農等被聘為教授時僅二十六七歲。

　　3．發展研究所，廣積圖書，引導師生研究興趣

　　蔡元培認為大學不僅是傳授知識的機關，而是要創新知識，推動學術的進步。為了從機構設置上有利于學術研究，蔡元培擔任北大校長后，率先在國內大學中設立了各科研究所，至1919年底，北大已先后成立文科、理科、法科和地質學研究所。1922年成立的國學研究所，不僅培養了一大批國學研究人才，其研究成果也斐然可觀。蔡元培還十分注意豐富圖書館藏，為學術研究創造條件。針對北大圖書館新書偏少，他任校長后第一次公開講話中就強調將來要“籌集款項，多購新書”，以“供學生之參考”。以后李大釗執掌北大圖書館，各類圖書特別是介紹新思想、新學術的圖書得到了充實。

　　4．砥礪德行，培養正當興趣

　　在將北大導向注重學術研究的同時，蔡元培還努力在師生中提倡道德修養。他上任伊始即告誡學生要砥礪德行，敬愛師長。針對老北大缺乏高尚的娛樂和自動的組織，學生不得不于學校以外尋求不正當消遣的情況，他倡導成立了各種體育會、畫法研究會、書法研究會、演劇會等，培養學生的正當興趣。對于教師，蔡元培歷來以學識為重，認為個人的品行應由自己負責，學校不宜多加干涉。但是對于那些即使富有學術聲譽，但私生活糜爛，甚至誘引學生與之墮落的教師，也堅決解聘。

　　5. 貫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辦學原則

　　“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也體現在教師的聘任上，蔡元培以“學詣為主”，羅致各類學術人才，使北大教師隊伍一時出現流派紛呈的局面。如在文科教師隊伍中，既集中了許多新文化運動的著名代表人物，如陳獨秀、李大釗、魯迅、胡適、錢玄同、劉半農、沈尹默等，也有政治上保守而舊學深沉的學者，如黃侃、劉師培、黃節、辜鴻銘、崔適、陳漢章等。在政治傾向上，有的激進，有的保守，有的主張改良。在新派人物中，有馬克思主義、三民主義、無政府主義、國家主義的不同代表。當時的北大，《新潮》與《國故》對壘，白話與文言相爭，百家爭鳴，盛極一時。

　　6. 教授治校，民主管理

　　1912年由蔡元培主持制定的《大學令》中，即已確立了教授治校、民主管理的大學校務管理原則，規定大學設立評議會，各科設立教授會，但在北大沒有得到很好施行。蔡元培初到北大時，仍然“是一切校務，都由校長與學監主任庶務主任少數人辦理，并學長也沒有與聞的”。蔡元培任校長后，當年即組織了評議會，從全校每5名教授中選舉評議員1人，校長為當然的評議長。評議會為全校最高的立法機構和權力機構，凡學校重大事務都必須經過評議會審核通過，如制定和審核學校各種章程、條令，決定學科的廢立，審核教師學銜，提出學校經費的預決算等。接著組織各門教授會，由各門的教授公舉教授會主任，任期兩年，其職責是：分管各學門的教務，規劃本學門的教學工作。

　　管理體制的改革，體現了蔡元培教授治校、民主管理的思想，目的是把推動學校發展的責任交給教授，讓真正懂得學術的人來管理學校。新的管理體制的建立，改變了京師大學堂遺留下來的封建衙門作風，提高了工作效率，從而促進了學校的蓬勃發展。

　　7. 學科與教學體制改革

　　擴充文理，改變“輕學而重術”的思想

　　蔡元培認為，沒有基礎學科的發展，應用學科的發展決不會有后勁，鑒于當時存在“重術而輕學”的現象，蔡元培認為大學要偏重于純粹學理研究的文、理兩科。在這一思想指導下，他將北京大學工科停辦，商科改為商業學，并入法科，同時擴充文、理兩科的專業門類，加強兩科的建設。北大遂由原來的五科改為文、理、法三科大學。突出文理兩科，強調基礎理論的地位，也是蔡元培“大學為純粹研究學問之機關”觀點的延伸。

　　溝通文理，廢科設系

　　蔡元培認為傳統文、理分科的做法已不適應近代科學相互聯系，相互滲透的發展趨勢。文科里面包含著理科，理科里面包含著文科，不能截然分開。如教育學、心理學、美學原屬文科范疇，現已采用實驗等理科的研究方法，地理學中有人文、地質、地文，分別偏于文科和理科，很難辨其學科性質，“文科的哲學，必植根于自然科學，而理科學者最后的假定，亦往往牽涉哲學。”為了避免文理科學生相互隔絕，互不溝通，“專己守殘”，“局守一門”，蔡元培采取的一個重要改革措施就是清除人為的科際障礙，廢科設系。北大于1919年廢除科，改原隸屬于科的學門為系，設立14個系，廢學長，設系主任。原來的文、理、法三科分別改稱第一、二、三院，僅作為各系所在地區的標志（因原來三科分布在不同地區），不代表一級機構。

　　改年級制為選科制（學分制）

　　1917年10月，教育部召開北京各高等學校代表會議，討論修改大學規程，北京大學文科提出廢年級制，采用選科制的議案，會議議決通過，決定在北大試行。北大選科制規定每周一課時，學完一年為一個單位，本科應修滿80個單位，一半必修，一半選修（理科酌量減少），修滿即可畢業，不拘年限；預科應修滿40個單位，必修占四分之三，選修占四分之一。選修科目可以跨系。1919年暑假后，選科制在北大各系陸續施行。

　　選科制是當時美國大學中通行的方法，蔡元培極力主張仿效，他認為同在一年級或一專業的學生，其能力和興趣不可能沒有差別，年級制“使銳者無可見長”，而選科制“比現行年級制、劃一制可以發展個性”。改年級制為選科制體現了蔡元培“尚自然”、“展個性”的教育思想，同時也是落實他“溝通文理”思想的一個具體措施，為文、理科學生相互選修課程提供了方便。1922年以后，全國其他高校中也紛紛采用選科制。

　　在蔡元培的領導下，北京大學的改革是全方位的，除上述之外，還有不少開風氣之先的改革。如1920年2月，允許王蘭、奚湞、查曉園3位女生入北大文科旁聽，當年秋季起即正式招收女生，開我國公立大學招收女生之先例。北大實行旁聽生制度，讓教學和學術活動向社會公開。北大還開辦了不少平民學校和夜校等，努力服務于社會。這些都有力地促進了我國大學的開放性和平民化程度。

　　北京大學的改革不僅使自身改變了面貌，也是我國高等教育近代化發展中的一個里程碑。這場改革的靈魂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兼容并包”不僅包容不同的學術和學說流派，不同的人物和主張，也在男生之外包容女生，在正式生之外包容旁聽生。“兼容并包”也并非不偏不倚，而是有所抑揚，封建專制思想文化本已根深蒂固，所包容的主要是資產階級乃至于無產階級的新思想、新文化、新人物，北大也因此成為新文化運動和馬克思主義的傳播中心、五四運動的策源地，其影響已遠遠超出了教育領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