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思想

　　一、天道觀

　　“天道”一詞早在商代《商書·湯誥》中已經出現，是《四書》的基本范疇，張載以《周易》為基礎，認為“天即太虛”，天道就是“太虛”之氣的運動變化，天象是天的現象，太虛是天的本質，至于“太虛”則是氣的原始狀態。

　　張載認為，氣散的狀態是氣的原始狀態，太虛之氣彌漫在宇宙空間，當其從散的狀態轉化為聚的狀態時，天地萬物即由此產生，又由于氣有不同的凝聚狀態，能產生不同的事物。例如：陽氣被陰氣阻礙，相互激蕩就變成雨，陽氣吸收陰氣，就形成了升向天空的云朵。氣的聚散不因人的意志發生或停止，萬物消亡後，氣散返回太虛，因此萬物有生有滅，氣則不滅永恒。

　　二、宣夜渾天合一說

　　在思考天道原理的同時，也就不能不思考天體與天地結構。中國古代的相關理論有渾天說、蓋天說、宣夜說等不同學說，在當時宣夜說屬于“顯學”，張載創造性地闡釋與發揮出“宣夜渾天合一”的模型，避開了宣夜說與渾天說各自的短處，提出了例如“日遠月近”、“月受日光”的正確判斷。

　　張載指出：日、月與金、木、水、火、土五星在運行中各有遲、緩、疾、速，這是因為它們的性質各不相同。并指出：“金火附日前后進退而行者，其理精深，存乎物感可知矣。”即認為金星、火星與太陽之間的關系影響了金火二星的運行速度。

　　另外，張載還進一步明確闡發了地球運動的思想。他說：“凡圜轉之物，動必有機，既謂之機，則動非自外也。”從大地上看恒星、銀河，由北向南運轉，太陽和月亮在一晝夜中一個出現一個隱沒，這都是因為“地氣乘機左（王夫之按，“左”當為“右”）旋于中”才會導致的現象。清代思想家譚嗣同認為，張載的宇宙論早于西方，且合乎科學，只是歷代未能了解張載在這方面的知識。

　　三、“一物兩體”思想

　　張載稱“氣”的陰陽為兩端、對立面為“兩端”，也稱“兩體”。兩個對立面對立交感，循環不已。一個運動的統一體稱為“和”，最大的運動統一體——氣——就是太和。氣之所以能夠運動，是因為“兩端”的存在。

　　從天到每一個具體事物，都是由“兩端”構成的，“兩不立，則一不可見；一不可見，則兩之用息。”物質的兩端，既是相對，也有相感，而相感的過程又較為復雜。具體事物中的兩端相感，或者向有利于自己的方面轉化共同發展，或者一方戰勝另一方。

　　在運動的時候，存在動與靜的統一，而“靜亦有動”，“動而不窮”，“動是靜中之動”。在發展狀態上，運動表現為“化”與“變”的統一，也就是說，物質在運動過程中有兩種不同狀態，“化”是逐漸的，“變”是顯著的，“化”到了一定階段必然會引出“變”，陰陽二氣就是在進行著“化”與“變”的運動。

　　四、“天”與“人”的連結

　　張載認為，天即太虛，太虛即氣，人是氣中的一物，天與人，生與死，都統一于陰陽之氣。“天”與“人”不需要強作分別，天道通過人事體現，因此，“盡人謀”、“行實事”就是實現天人合一的條件，在外部因素非人力能挽救的時候，則“盡人謀而聽天命”。“天”還具備某些道德屬性，例如“誠”、“性”、“神”等。

　　“天”沒有意識，“無意”、“無心”，當人能夠“大其心”，不限于見聞之狹，避免臆度、幻想、固執、偏見，做到“視天下無一物非我”的時候，就能夠做到盡心則知性、知天。

　　人是由“太虛之氣”凝聚而成，由于氣的狀態不同，人的氣質也不同，這種不同的人性是氣質之性，完美無缺的人性則是天地之性。種種欲望屬于氣質之性的范疇，但欲望不可滅，氣質之性有其合理性，只是不能令其無節制的發展，不能離開天地之性來講氣質之性。天地之性清凈純粹，包含于氣質之性中，如同水性與冰的關系，天的信實，表現在人身上就是誠。因此應變化氣質，讓氣質之性受制于天地之性。這也就涉及到了天理和人欲的關系，在張載看來，天理是善性，人欲是情感的外現，要“盡心”，用心統領性、情，使“性”純粹的表現出來，而“情”恰到好處。要做到這一點，就需要“無我”，用公而忘私之心，讓自己與天地之性融為一體。窮人倫之理，盡無私之心的具體方法，則靠“讀”與“思”。

　　五、“見聞之知”與“德性之知”

　　張載認為，與事物直接接觸，所得到的知識是“見聞之知”，如果沒有見聞之知，人就會如同草木一般無知無識，因此只有多聞多見，才能獲得更多的知識。

　　然而見聞之知有其局限性。首先，事物無限，耳聞目見有限，不能窮盡天下事物；其次，見聞之知不能認識萬物的“理”；最后，見聞之知不夠連貫穩固，會在認識上產生飄忽不定的傾向。因此更要追求的是“德性之知”，盡性以窮理。

　　“盡性”又有“盡物之性”和“盡人之性”的區別，前者通過學習與思考，后者還要有內省和德性的修養。

　　論語說，“唯上智與下愚不移”，張載認為，所謂“下愚”就是安于見聞之知的人，“上智”就是能夠掌握德性之知的人。由于“下愚”安于所執，所以“不移”，但當他們從見聞之知上升到德性之知，則也會成為“上智”，所以智與愚的界限并不絕對。而求知更是并無止境。

　　六、“仁人”之道

　　張載認為，仁包括了“好仁”、“惡不仁”兩個方面，利欲之心是仁的最大阻礙，只有自己無欲又能以無畏的精神反對追逐私欲，才是真正的“仁人”。理是仁的依據，順理而行就是仁，仁所包含的一切內容都合乎理。

　　仁、義、禮、智、信五種德行不可分割，仁不同義結合，就難以掌握合宜的程度，無法實行；不同禮結合，就失去原則而不能成立；不與智結合，就缺乏知識；不同信結合，就不能堅守。只有眾德結合，才是真正的仁。

　　無論從哪一德開始，都可以通往“仁人”的目標，但都必須要有相關的知識，因此“智則處先”，學習是最為重要的事。

　　七、倫理觀

　　“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可以體現出張載的倫理觀。張載認為，人應該把所有民眾看作是兄弟姐妹，把萬物看作是同類朋友，把一切老人看作是自己的長輩，把一切幼弱看作是自己的后代。人人有自己份內的利益而不應該損害他人的利益，也都盡到自己的職分。

　　宇宙如同一個大家庭，乾坤是父母，人是父母的兒女，每個人都應該盡孝道，把順從天地的安排作為自己的行為準則，保重天地所給予的身體，樂于命運的安排而沒有憂愁，窮究外在的事物，不做內心有愧的事情，保存培養自己的心性，時時刻刻與天地保持一致。做到這些，也就是真正盡到了人倫的義務。

　　八、社會理想

　　張載對社會的構建理想，有幾個方面。首先，他主張恢復井田制，以解決貧富不均的問題，提出應該按照古制，把土地收歸國有，然后進行分配。在收地歸國有的過程中，可以按照沒收土地的大小，給授不同等級的田官，田官能夠從自己職務附帶的俸祿田中收取地稅，這樣一來，以前的地主富人可以“不失其為富有”。同時還應當廢除佃戶制和租賃制，取消井田制中的“公田”而代以征稅。

　　此外，張載還主張重建封建制。由中央直接制約地方，過分集權的弊端是邊防無力，軍事將領權輕制密，束手束腳，難以指揮軍隊。因此，應該適當調整中央和地方的關系，在中央政府的統一領導下建立地域不超出一百里的相對獨立的地方政權，在當地平民中組織兵隊，“計民以守”。小型而相對自主的地方政權，對外足以自衛，對內可防止地方政權犯上作亂。

后世影響

　　張載的學術思想在中國理學史與中國古代哲學史中都十分重要，他所提出的一系列重要的理學范疇與命題，開拓了宋儒經學哲學化的道路，在“三教相爭”與“三教合一”的中國思想發展長河中，占據了一個獨特的地位。他之后的歷代思想家和政治家對他十分推崇，此外，明清兩代政府都把張載的著作視為理學的代表，作為科舉的必讀書籍。

　　張載是關學的創始者，在他活著的時候，這個學派極為興盛，當他去世后，則“再傳寥寥”，門庭冷落。然而，學統或者能夠衰落，思想的暗涌則始終不斷，在后來的閩學中，能夠發現關學的痕跡，而例如羅欽順、王廷相、王夫之等反思理學，掀起理學自我批判思潮的一個重要起點，也是在張載關學那里。可以說，張載的思想，對明清兩代的學界都有著重要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