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訴我，爸爸，歷史有什么用？”

　　一位天真的孩子向身為歷史學家的父親提出這樣的問題。這位父親帶著這個問題，于國破家亡之際，創作了《為歷史學辯護》，這位偉大的父親就是法國年鑒學派“開山鼻祖”之一——馬克·布洛赫。無疑，有人會認為孩子的問題未免過于幼稚，可“童言無忌”在布洛赫看來正中要害，因為這個問題一直困擾著許多學者。

　　《為歷史學辯護》雖然是一部遺稿，還是一部殘稿，但作為布洛赫人生的最后一篇偉作，是他豐富閱歷的結晶，是“志深而筆長，梗概而多氣”，他的文章，非常的滄桑，非常的酣暢，其文字精淳閎約，波瀾老成，令人大有“不圖正始之音復睹于茲”之感。書中沒有令人望而生畏的長篇大論，而是娓娓道來的心得和思想，曾被人譽為“年鑒派史學的宣言書”，后代年鑒學派發揚光大的總體史學思想、長時段理論等均可在此尋覓到淵源。“老當益壯”的歷史學科在布洛赫的筆底下生機勃勃！

一、歷史的考察

　　《為歷史學辯護》從布洛赫幼子無意的發問入手，為史學無可比擬的價值作了一番慷慨激揚的論述，細致入微地分析了歷史與人類、歷史與時間的種種糾葛，并介紹了歷史的考察、歷史的考證。

　　弗朗索瓦·西米昂曾說過：“對歷史上人類全部活動的認識，包括對當今人類活動的認識都是對其活動軌跡的認識。這就是歷史考察的特性，即使是看來沒有錯誤且極有價值的文獻或考古資料，也只有經過適當分析后才能說明問題。”他與布洛赫相似，極為推崇歷史的考察與考證。雖然布洛赫反對實證主義史學，但他并不輕視史料考證工作，他是一位擅長運用史料的中世紀史專家。

　　歷史學涉及面極為廣泛，胡適在《國學季刊發刊宣言》中就說：“過去種種，上自思想學術之大，下至一個字、一只山歌之細，都是歷史”。史學是一門微妙的藝術，也是一門理性的藝術，面對鋪天蓋地席卷而來的資料，甄別尤為重要。在這個意義上，中國古代以司馬遷為代表“直筆”傳統與德國蘭克學派“秉筆直書”大同小異。

　　歷史的考察方法有很多，如校勘、辨偽、考據、理較法、本較法、計量考證法等等，其中考據學自首次映入人們的眼簾就經久不衰，為學者津津樂道、奉為圭臬。考據學的鼻祖查理·西蒙認為考據學離不開“歷史懷疑論”，米歇爾·勒瓦瑟這樣為它辯解：“善于質疑問難而不輕信盲從，才稱得上思維嚴謹，這離不開考據學”，用埃里斯的話說就是，考據學猶如一支火炬，照亮了黑暗的歷史長廊，使我們能夠辨別真偽。

二、史之所是與其之為用

　　史之所是與其之為用是“物質”和“意識”兩個層面，依據唯物主義觀念，物之所“用’為其所“是”決定。

　　那么究竟歷史是什么，古今中外，眾說紛紜。

　　歷史學，研究的是自然界和人類社會活動的變遷過程；或者說，歷史是人類社會經歷過的客觀存在的過程；又或者說，歷史是人類充滿矛盾的活動與成長的過程。我國唐代史學家劉知幾有云:“史之為務，申以為誡，樹之風聲；其有賊臣逆子，淫君亂主，茍直書其事，不掩其瑕，則穢跡彰于一朝，惡名被于千載。”他將歷史與政治緊密地聯系在了一起。梁啟超在《中國歷史研究法》中說：“史者何？記述人類社會庚續活動之體相，校其總成績，求得其因果關系，以為現代一般人活動之資鑒者也。”他偏重于歷史的主觀意識。傅斯年則將歷史歸結為史料，他說：“近代的歷史，只是史料學，利用自然科學供我們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著的史料”。

　　“歷史有什么用?”，布洛赫的回答基本上是樂觀的，但是，誠如他在《為歷史學辯護》的導論中所言：“當一個年邁的工匠捫心自問，花一年的精力從事這個行當是否值得之時，他心中難道不會產生一絲困惑嗎？”布洛赫心中的困惑何嘗不是許多學者的困惑？遺憾的是，布洛赫的這篇著作并未給予充分的回答。我“尋尋覓覓”卻“冷冷清清”，但關于歷史的功用，不少學者都有自己的高見。

　　遠至古羅馬杰出的歷史學家塔西佗曾說過：“歷史之最高職能在賞善懲惡，不要讓任何一項嘉言湮沒不彰，而把千秋萬世的唾罵，懸為對奸言逆行的一種懲戒”。英國歷史學家伯里1903年劍橋就職演說的結束語是：“歷史是一門科學，不多也不少”。但至于歷史到底是科學還是藝術，眾多學者莫衷一是。歷史與人的關系上，存在主義者薩特說：“（人的）本質在于歷史”，人的本質是歷史地獲得的；同時卡特·雅斯貝爾斯說：“為什么要研究歷史呢？因為人生是有涯的，不完全的，同時也不可能是完全的，所以他就必須通過時代的變遷才能領悟到永恒，這也是他達到永恒的唯一途徑。”在這個意義上，歷史充當了人類達到永恒的“橋梁”。晚清學者梁啟超道：“史學者，學問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國民之明鏡也，愛國心之源泉也”，這應該是對史學的最高評價了。另外，如柯林伍德、克羅齊、雷蒙·阿隆提出的命題“一切歷史都是思想史”、“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歷史是歷史學家心目中的歷史”等更是耳熟能詳。

　　然而，現在的史學偏重于學術而忽視了經世致用的傳統，張耕華的《歷史哲學引論》認為，史學的功用性是指：“通過對事實間的因果聯系進行解釋，盡可能的滿足日后各種可能的需要，達到垂訓的意義，歷史學作為一門科學，它要向社會和個人展示它的應有的價值和意義”。龐卓恒在《史學概論》概括起來，就是“鑒往知來”，一、“以史為鑒”——指導人們的社會實踐；二“繼往開來”——陶冶人類精神品格；三“溫故而知新”——傳承文化財富。所以說歷史是現實的模型，一切現實中發生著的事件在歷史中都有其“投影”。

三、新一輪的思考

　　近來有學者提出“除史無它學”，這與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所說的：“我們僅僅知道一門唯一的科學，即歷史科學”不謀而合。認為歷史是一切學科孜孜不倦的源泉或許有些夸張，但“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不管是物質方面還是意識方面都可以歸為歷史的“囊中之物”。

　　忘記歷史等于背叛，歷史作為客觀的事實，它如“云卷云舒花開花落”——既充滿“仰天大笑出門去”的喜悅亦不乏“往事不堪回首月明中”的悲傷。現今，商品化無情地沖擊歷史這一古老滄桑的大廈，史學昔日高貴的價值觀被無情地拋棄著：抄襲剽竊的學術腐敗日益盛行，形成多米諾現象；有的人學術職稱提高了，但學術水平“原地踏步”，即使學術水平提高了，學術涵養并未提高；更有甚者，某些自作聰明的史學工作者隨意調侃歷史，遺忘了“前車之覆，后車之鑒；史家之筆，警世之言”的道理。種種丑陋行徑與史學“彰善癉惡”、“揚清擊濁”的史學價值是南轅北轍的。這些丑陋行徑“毀人不倦”——不但毀了學生，而且還連帶毀掉教師。既傷害了朝朝暮暮敬仰歷史的人，也為那些對歷史“持懷疑論者”提供了口實。“理解才是歷史研究的指路明燈”，而脫離特定的歷史環境，就難以理解任何歷史現象，“正如古老的阿拉伯諺語所言，‘與其說人如其父，不如說人酷似其時代’，無視這東方的智慧，歷史研究就會失真。”歷史學家正該放下假天使的架子，少一點評判，多一分理解，對古人表一種同情。這就要求歷史學家提高史學素養，肩負時代使命。

　　誠然，現階段，歷史的偉大功用有值得懷疑之處，但全盤否定純屬無稽之談，極端地說，史學可以一無所用但決不是一無是處。為歷史學辯護不是否定歷史而是呼吁人們正視歷史。布洛赫在《歷史學家的技藝》的前言中表達過這樣的意思：“一項極抽象的研究”（這里指史學）并不是在事先確定了其最終可能“帶來驚人的實際效益”的前提下進行的，欲探討史學的用處，必須超越狹隘的功用視野，在一個更廣闊的精神高度，即如尼采所說“歷史服務人生”的視野中探討史學在人類精神領域中可能的思想、認識功能。

　　其實，就歷史本身而言，是無所謂功用的，其作用的發揮關鍵在于駕馭它的人。《為歷史學辯護》的譯者張和聲在后記中寫道：人，是歷史的囚徒；歷史，終究是難以忘卻的。的確，歷史無法忘卻更不能忘卻，歷史總是在偶然與必然的相互作用下曲折前進。

　　歷史的最終推動力量是物質生產的進步。生產資料的發展，是決定歷史橫向發展和縱向發展的最根本的因素，它把涵蓋歷史一切的這兩個方面結合在一個統一的歷史發展過程之中。眾所周知，歷史上大事的發生總伴隨著歷史性地轉變，尤其對各國力量的對比。例如三次工業革命、兩次世界大戰。但顯而易見它們是物質發展到一定程度的“胎兒”。毫無疑問，講社會經濟的發展水平是歷史事件的決定性因素是無可厚非的。隨著人類物質文明的不斷進步，“折戟沉沙”的史學定能熠熠生輝！關愛史學，尊重現實，使史學在潛移默化中服務社會，影響整個人類！

參考文獻：

1、馬克·布洛赫張和聲譯《為歷史學辯護》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周建漳《歷史及其理解和解釋》社會文獻出版社

3、龐卓恒、李學智等《史學概論》高等教育出版社

4、張耕華《歷史哲學引論》復旦大學出版社

5、馬克·布洛赫《歷史學家的技藝》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6、《歷史學家茶座》第二輯山東人民出版社

7、《社會學家茶座》第二十輯山東人民出版社

8、梁啟超《飲冰室合集》中華書局出版社

9、賈東海等《史學概論》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

10、姜義華趙吉惠等《史學導論》復旦大學出版社

11、傅斯年《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河北教育出版社

12、柯林武德何兆武等譯《歷史的觀念》商務印書館

13、周一良、吳于廑《世界通史》人民出版社

（作者單位：北方民族大學文史學院08級歷史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