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0月22-23日，第四屆“思想與方法”國際高端對話暨學術論壇在北京師范大學隆重舉行。會議由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主辦、文學院長江學者方維規教授召集并主持。本屆會議主題為“變動的秩序，交錯的文明：歷史中國的內與外”，邀請了包括葛兆光、歐立德在內，來自美國、英國、俄羅斯、新加坡、韓國、中國大陸、臺灣、香港的15位知名學者參會。本屆大會因其鮮明的主題，高質量的學術討論，富于歷史意識與現實關切的問題意識，吸引了近五百名來自全國各地的聽眾慕名前來。

　　會議議程分為高端對話和學術論壇兩個部分。首日的高端對話在英東學術會堂進行，葛兆光教授與歐立德（Mark C. Elliott）教授就“歷史中國的內與外”這一主題發表演講，他們圍繞“什么是中國”、“如何理解中國”、“中國何以成為‘問題’”等議題，展開了關于歷史/現實，內/外，中國/世界的學術思辨與對話。其后，美國弗吉尼亞州立大學榮譽教授、臺灣中央大學歷史系講座教授汪榮祖和英國劍橋大學考古學與人類學系烏?額?寶力格教授，分別對兩位學者的發言加以精湛點評。

　　葛兆光現為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與歷史系特聘資深教授，在東亞和中國宗教、思想和文化史研究領域做出卓越貢獻，是享譽海內外的思想史名家。在其題為《歷史中國之“內”與“外”——有關“中國”/“周邊”概念的再澄清》的發言中，他總結了有關“中國”的問題化思考如何在北宋、晚清與當代中國展開，并點明此種思考背后反映的焦慮意識。對這一問題的追索關涉中國的疆域問題，即中國自秦漢形成的核心政治文化共同體與變動不居的邊疆地區之間的關系，由此，他強調當代對“內”/“外”問題的關注，一方面是對抗戰后逐漸成型、以現代中國的空間回溯歷史中國這一主流觀念的回應，另一方面，對該問題的廓清也將對如何重思“多元一體”、如何書寫民族史、如何面對迅速發展的中國在國際環境中遭遇不快等問題提供歷史資源。

　　歐立德現任美國哈佛大學東亞系和歷史系馬克?施瓦茨講席教授，長期致力于清史和滿蒙民族史研究，是聞名世界的中國史和內亞史專家。在題為《當我們談帝國時，我們談些什么》的演講中，他從概念考古的方法論出發，考察“帝國”這一概念在中國歷史研究中的位置。回顧百年來中國話語中“帝國”一詞的意涵，從二十世紀初以“帝國主義”的詞匯形式出現，到近二十年來開始以“帝國”解說中國元明清時期歷史的趨向，歐立德教授提出，“帝國”應被視為研究中國歷史的重要詞匯。近年來新帝國史研究興起，它不僅關注政治、經濟層面的問題，并將對帝國內部思想與結構的理解，進一步拓展到主權、文化、法律等維度，并查考帝國之后，這些因素如何影響現代國家的建構。他認為，這一全球史視野下的新帝國史研究中應該有中國的位置。

　　在評點環節中，寶力格教授簡要回溯了蒙古自元代以來在“內”/“外”之間不斷游動的歷史狀態，他從自身成長于內蒙古的環境與多年海外執教經歷出發，指出，相較于葛兆光教授所提的“內”/“外”范疇，他對游動邊界的感知更具有相對化的“中間地帶”意味，可謂吸引力與張力并存。

　　汪榮祖教授與歐立德教授為代表的“新清史”學派早有幾番切磋，此次他的回應從“什么是中國”何以成為問題談起，認為中國疆域歷經兩千余年伸縮變化，這一具有高度復雜性的歷史過程本身即內蘊著討論“中國”問題的難題性，這與美國經兩三百年就實現大體穩定的狀況不同。同時，西方概念與中國古代中“國”的意義也不相同，這就意味著，無論是將中國人等同于漢人，還是將明清王朝更替解釋為殖民行為，都有不恰切之處。?

　　在對話人互評環節中，四位學者就若干問題深入交換了意見，并回答了在場觀眾的提問，其中，圍繞“全球史”視野下的中國研究、“新清史”討論中核心的“漢化”問題，四位學者從不同維度與立場出發加以研討，將會議的思辨性推向新的維度。

　　次日在京師大廈第六會議廳舉行的學術論壇中，與會的15位學者以圓桌討論的形式，圍繞會議主題開展討論。他們各抒己見，有的發言基于對特定文獻的細讀、比照與查考，追溯“中國”話語在特定時代的位置及其相應的歷史需要；有的從宏觀視野出發，提煉中國如何實現現代國家轉型；有的從少數民族與邊疆地區、中國與周邊國家關系的角度，從歷史中汲取處理內/外、中心/周邊、普遍/特殊關系的經驗。盡管具體的學科規范、研究對象、方法論有所不同，但學者之間共享著相同的問題感，即突破囿于單一學科意識與方法研究中國問題的桎梏，探索更具創造性的學術生產方式，來理解“中國”意識的歷史構成與現實張力。

　　臺灣大學歷史學系甘懷真教授通過簡要回顧唐以前中國內外制度的變化，重思唐律中的“化之內外說”，認為其是四世紀以來胡族國家運動帶來的基層社會身份一體化的結果。盡管仍沿用既有儒家教化理論為判準，且基層社會仍充滿多樣的族群文化，但在制度上、身份上已無中國人與四夷人之分。

　　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李焯然教授基于對《世史正綱》、《大越史記全書》等域內外歷史文獻的解讀，對史籍中的天下、中國、內外、華夷等概念加以梳理，并指出對這些概念的辨明是理解歷史中國和周邊各國、甚至東亞國際關系的重要課題。而在古為今用的同時，如何反思自身所處環境與政治立場的影響，是歷史研究者都需應對的問題。

　　北京大學社會學系馬戎教授結合多年深入西部地區考察的實證經驗，指出，把握當代中國西部地區的核心議題是認同問題。而當下歷史教科書編纂的認識論前提是“中原王朝史觀”，造成的結果是，西部地區青年對本地區民族情況、政權沿革、歷史人物不甚了解。他提出應從當前中國國家疆域版圖的范圍出發，討論、研究這塊土地上發生的全部歷史事件。

　　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羅新教授提出，目前較主流的歷史表述認為“五胡亂華”導致了由漢至唐近四百年的政治動蕩、社會變化，但二者是否果真構成因果關系，現代史學對以內亞人群為主導的十六國北朝研究是否完備，他持懷疑態度。他認為，盡管建立起一套新的歷史表述仍須時日，但歷史學家的職責是破除既有迷思，中止對歷史的誤讀與濫用。?

　　香港大學中文學院馮錦榮教授以《東西洋航海圖》、《坤輿萬國全圖》及《皇輿全覽圖》這三部東亞地理輿圖繪制史上的珍貴實物為中心，對其畫面要素進行細致讀解，兼以考察其誕生所依托的測繪儀器條件，結合其時文獻記載的史實，圖文并茂地呈現了地理輿圖視域中的東亞圖景。

　　美國阿克倫大學歷史系趙剛教授首先立足對《皇朝文獻通考》的讀解、分析，以漢化、胡化、近代化、全球化四個關鍵詞，總結乾隆盛世時期清官方對多民族帝國大一統話語的重構。此后，他在肯定“新清史”的學術貢獻之外，對之若干觀點提出商榷與質疑。他認為，“新清史”繼承了“漢化論”的本質主義觀點，未能深入把握中國漢地儒家社會孕育的、超越族群界限的王朝認同傳統。

　　清華大學人文與社會高等研究所沈衛榮教授對“西藏自古以來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這一提法提出商榷，認為此種“從歷史中拯救民族國家”的嘗試將妨礙對真實歷史的研究。另一方面，他進一步結合實例指出，歷史敘事與歷史話語及其背后的意識形態動力，為歷史的求真設置了難題，這是歷史研究者需自我警醒的。?

　　韓國高麗大學中文系崔溶澈教授在中國明清交替的歷史語境中，觀照長期接受中原儒家文化影響的朝鮮如何應對新的國際秩序變化，并從中孕育“小中華意識”。這一深受宋明朱子理學影響的意識，不僅支持著其時朝鮮文人在觀念上堅守純粹的中華傳統，而且在實踐上通過直言上疏、義兵抗日、編纂并刊行《華東綱目》等活動來拯救朝鮮自身的危機。

　　俄羅斯科學院東方文獻研究所波波娃（Irina Popova）教授聚焦于對中俄關系歷史文化特性的研究，她提出，中國和俄羅斯的相互關系屬混合文化型國家關系，俄羅斯的政治文化形成于歐洲的“水平”坐標傳統，而中國傳統則是“垂直”坐標，這造成了兩國在17-19世紀開展交往時不同的歷史感覺，而這一問題對現時的歷史材料解讀同樣提出了挑戰。

　　英國劍橋大學考古學與人類學系寶力格教授關注蒙古在中國“大國崛起”話語、中國人自我意識發展中的新位置。通過追溯蒙古國與中國在二戰后的國際地位與歷史表現，他認為，中國近年來在抗戰問題上的“和平論”有其正面性，但也有屏蔽歷史記憶的一面，而后者則牽涉歷史上中原與北方的沖突、現實民族關系等問題。

　　美國德克薩斯大學奧斯汀分校歷史系李懷印教授注目于“中國是怎樣成為現代國家的”議題，他從地緣政治環境、財政-軍事構造、政治認同三個因素分析清朝以降至二十世紀間，“中國”在疆域、族群、國家形態層面上具有的連續性，對之加以歷史化查考，將有助于提煉有別于西方國家建造的歷史經驗。?

　　在總結發言中，本次學術會議的組織者方維規教授簡要回溯了“Nation”概念及其在近現代中國思想史中的位置，由此對九十年代以來西方學界“no Chinese nation”的命題加以反駁。他指出，“Nation”概念既非天生，也非一成不變，它是歷史發展與積累的結果，而“情感”及其背后反映的認同問題，是討論民族問題時非常重要的范疇。與此同時，他肯定了本屆會議的與會學者經由各抒己見，在歷史材料的發掘、文獻的問題化闡釋、多學科領域研究思路的充分整合等方面，所作的卓有成效的探索。通過反復的研討與辯難，對于特定歷史過程及其“中國”意識的理解空間得以撐開。因此，組織此次高端對話與學術論壇，對于反思與回應現代中國認同焦慮的核心“什么是中國？”“如何重做中國人？”便更具有歷史與現實交織的雙重意義。

　　作為“思想與方法”國際高端對話暨學術論壇的第四屆，此次會議充分吸收過去三屆會議的成功經驗，一如既往地堅持小規模、高水平、高學術含金量的辦會風格，以做學問的態度辦學術會議，獲得與會學者與學界內外的廣泛贊譽，又因其話題的犀利性、碰撞性而在舉辦前后引發極大的社會反響，堪稱一場讓人眼界大開的國際學術盛會。（撰稿人：柏奕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