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錄鄧康延

　　飄著小雪的南京城，傍晚，一個頗有文藝氣息的書店里，我們見到了鄧康延。

　　他頭發自然卷，“倔強”的劉海不規則的鋪蓋在腦門上，他很正式，一件呢子西裝，一雙黑皮鞋，坐在那里，像極了先生。

　　在2012年的3月份，鄧康延曾到南京參加首屆華語大學生微電影節并擔任紀錄片總顧問。半年后，風雨故人來，鄧康延是為了他的《先生回來》全媒體致敬展，他玩笑似地向記者坦言：“南京的展覽結束，我就要安定下來好好拍我的紀錄片去，不能這樣到處瞎轉悠了。”

　　制片人鄧康延

　　恢復高考首年，鄧康延考入西安礦院。畢業分配后任地質工程師，之后南下深圳進入媒體。從《深圳青年》編輯部主任到《鳳凰周刊》主編，鄧康延又成立了以 “ 發現不應被湮滅的人和事 ” 為宗旨的越眾影視公司，專情拍攝紀錄片。

　　從《尋找少校》開始，到《深圳民間記憶》、《發現少校》、《遷徙》、《先生》等，到正在進行拍攝中的《重返野人山》、《黃埔軍校》、《教育啟示錄》……鄧康延說：“看著轉變挺大，其實都有內在的緣由。”

　　這樣的緣由或許就是鄧康延心中對于生命的滄桑感。

　　在《發現少校》里有個鏡頭，騰沖九千多陣亡將士的墓碑卑微地羅列成排。一旁的館長介紹，很多人的骨灰都混在一塊，想到那些默默死去的十八九歲的軍人，拍攝中的他們淚濕了。“你無法不還他們一個真相”，鄧康延說，如果糊弄歷史，未來就會報復你陷阱。??? 這些年，他看過無數人的歷史。他說：“每一代人都沒辦法去代替另一代人，骨子里的東西沒法改變，就像沒有皺紋的老奶奶是很可怕的，這種滄桑一定會落到你的生命里。”從上世紀50年代到90年代，每一輩人都形成特定世界觀，更年輕的一代看到的世界充斥著有毒大米和地溝油，非常可疑，所以他們消解崇高。而他們50后，因過去的耳聞目睹和經受的苦難，對非黑即白的事情更敏感。而非黑即白在追尋歷史真相時，也是一種可貴動力。

　　鄧康延說告訴記者，有一回，自己與楊錦麟（原鳳凰衛視主持人）對飲，聊到下鄉時倆人抱頭落淚，楊曾經恨過那個讓他帶病下地的生產隊老隊長。很多年后，老隊長臨死時，帶著懊悔念著他的名字，他哭了，這是兩個人也是兩代人的和解。

　　鄧康延說，曾經熱播的電視劇《知青》代表了他們50后的一種返甜情結，“現在分布在體制內外各個中堅的50后，多是一批上了大學的老三屆知青，都曾經天真熱誠。”而自己和楊錦麟這樣的人是那個時代的批判者。有好友說他偏激，可又認為他活得更率真。“當人們已經懷疑了原來信奉的主義，又找不到新的來支撐，就很可能以物欲和權力作為支撐。”

　　說起拍攝《尋找少校》的往事，鄧康延說，大約2005年春日的一個黃昏，他在《鳳凰周刊》簽完當期的進廠版樣，招待一幫朋友去深圳荔枝公園邊的酒樓吃飯。夕陽晚風里，在滇西一直作田野調查的章東磐說起了遠征軍當年的悲壯和幸存者的凄慘，讓鄧康延不能自已。他借著心勁和酒力站起來和大家碰杯：“這件事我們做，寫報道拍遠征軍紀錄片，還原歷史真相。”

　　鄧康延告訴記者，當時他要求請假甚至辭職去拍片，驚動了公司高層，最終公司大度地允諾他保留主編職位及待遇去拍片。但是他們拿出的中國遠征軍提綱與臺里制作部門溝通不暢，及至一班義勇軍式的人馬云集昆明后，一位主管叫停的電話把他們晾在路上。

　　當時，云南作家孫敏提出可以拍一部小角度的遠征軍紀錄片，尋找一張葬禮照片上的犧牲者，還原騰沖國殤墓園十幾位盟軍陣亡者的姓名。這個建議得到了大家的認可。

　　“可當時的情況是原本的計劃被叫停，拍攝資金怎么辦？”鄧康延想起一直與他一樣有這份念想的西安企業家老友，向他求援，第二天20萬元已到賬上。

　　2005年5月初，他們正式開始了跨越怒江、高黎貢山的尋找。

　　鄧康延告訴記者，事實上，這部紀錄片和后來拍攝的一部紀錄片一樣，總共成本收回不到百分之三十。

　　“這就是紀錄片在中國的現狀，”鄧康延很無奈，“我原來是從來不拍商業片的，但為了生存，也沒辦法。”

　　“但是，我也只拍我喜歡的商業片。”鄧康延又迅速的補充了一句。

　　策展人鄧康延

　　鄧康延這次來南京不是拍紀錄片，而是來辦展覽。

　　2012年12月29日，鄧康延的《先生回來》全媒體致敬展在南京1865凡德藝術街區開幕，現場展示了與蔡元培、張伯苓等十位“先生”有關的圖片、手跡、影像，民國經典書刊封面和老課本等，揭示中國教育的大家身影。

　　而《先生回來》的展覽已經在廣州北京成功舉辦過。

　　鄧康延說，策展人不是他的身份，但是，做《先生回來》卻是另他激動的一件事情。

　　去年8月份在深圳關山月美術館舉辦的那場展覽讓鄧康延記憶尤深。

　　展覽位于美術館三層，只占據兩個展廳，布展也極為簡單，鄧康延告訴記者，他當時曾想為展覽拉點贊助，本來樂觀地估計十幾萬元肯定沒什么問題，可是最后問了一圈，沒有一個朋友愿意給這樣一場展覽贊助，只是在口頭上表達了道義支持。而且紀錄片的制作經費也并不寬裕。

　　但是，就是這樣一場樸素的展覽，這樣十集“小制作”的紀錄片，卻在當時吸引了很多前來追尋民國的觀眾。

　　鄧康延說，那時正是暑假尾聲，展廳里有不少帶著孩子的家長，一位父親抱著兒子，給他念陳寅恪的生平介紹；一位母親，和女兒趴在玻璃展柜上，一起念繁體字的一份民國報刊；老人拿著筆記本抄寫墻上的文字，小朋友攥著相機對著發黃的老照片亂摁快門。

　　有一位在現場的人在自己的博客中這樣寫道：人群中，我看到了鄧康延。他正給觀眾講解，說到動情之處，這個54歲的男人還得打打岔，他說，這些先生，不管是南渡還是北歸，最后的結局大多凄涼。

　　這次南京的展覽如同深圳的那一次一樣，非常成功。

　　因為，這已經不是鄧康延第一次策劃展覽了。

　　早在2011年5月由越眾控股主辦的以遠征軍為題材的“國家記憶——美國國家檔案館二戰中緬印戰場影像展”就在深圳成功的舉辦過。

　　影像展展出了二戰期間美國通信兵團164照相兵連在中緬印戰區拍攝的了海量中國遠征軍及盟軍照片。幾位策展人親赴美國檔案館，歷時兩個多月，整理了數萬張圖片及超過一百多個小時的原始影像記錄。那次展覽所有圖片即全部來自于此，且其中絕大多數圖片為全球首次公開。

　　雖然成功策劃過很多展覽，但是鄧康延還是對他的紀錄片孜孜不倦，他說：“辦完南京這次《先生回來》的展覽，我就要去忙我的紀錄片了。”

　　感性鄧康延

　　在鄧康延的描述中，我們發現，拍攝紀錄片的過程確實比策劃展覽要坎坷一點。

　　有些時候，這個當過總編輯，現任董事長的中年人還會被氣的說不出話來。

　　鄧康延告訴記者，2009年，他們拍攝《發現少校》，一天清晨，他們接上92歲的當年的遠征軍少校營長趙振英老人，租了昂貴的大搖臂開到盧溝橋，趙老投筆從戎的起點。沒想到紀念館的一位部長稱：只買票還不行，拍攝需額外交費。他在深圳接到電話十分憤怒，又小心翼翼地告訴他我們是沒有多少資金的民間小公司，只拍幾個鏡頭，請他高抬貴手。那部長打著官腔說：沒錢是吧？報文物局審批，上邊同意了我這分文不收。

　　“我當時氣得發抖，別人接過電話勸我，多耗一天全組人馬也要很多錢，給他們就算了。后來我聽說了趙老在等待的多半天里，惶惑不安，生怕他的國軍身份影響了拍攝。待到正式開拍已是黃昏了，確實有一種出乎意料的效果。可我每次看到片中這一段老人馱著夕陽的緩步自述，就有欲淚的感覺，這盧溝橋和橋上的老人就是我們民族的宿命啊。”現在回憶起這段經歷，鄧康延依然情緒激動。

　　在拍攝紀錄片《先生回來》的過程中，他們同樣碰過壁。

　　鄧康延告訴記者，著名紀錄片導演馬莉拍攝的那位先生曾經是北京某所知名高校的老校長，他們想通過校方溝通進校園取景，但是遭到了校方的拒絕，盡管鄧康延試圖通過深圳文聯等機構開介紹信的方式能獲得允許，但是依然無果。最后，他從別人口中得知是需要點費用，“我當即告訴馬莉，這些費用我們公司出，但馬莉這個小女孩很倔強，就是不同意，他跟我說，我們去拍他們的老校長，為什么還要給他們錢，堅決不行！。”

　　鄧康延說，后來導演馬莉通過電視臺的一些關系獲得了一些資料，就是沒有花錢進去。“不知道先生在天上看到這一切是該落淚還是該嘆息。”鄧康延哽咽住了，眼淚瞬間充斥了眼球。

　　但這些都絲毫沒有打消鄧康延繼續拍紀錄片的念頭，他告訴記者，拍完《先生》后，仍意猶未盡，此時他手里還有《名媛》、《黃埔》、《民間》、《教育啟示錄》等多部歷史與現實的題材正在或準備拍攝中。

　　為什么樂此不疲？鄧康延給記者講一個故事：“潮水回落，海灘遺留下許多魚，有個孩子忙碌著把一條條擱淺的魚扔回大海。有人勸他：那么多的魚你這么做頂什么用？他又撿起一條魚說：對這條，頂用。對我來說也是這樣，能撿一條是一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