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康延，曾經的香港《鳳凰周刊》主編，現在的深圳越眾影視公司董事長、紀錄片制片人，也是一位“非專業”的策展人。鄧康延具有濃厚民國情節，由他策展的《先生回來》通過全媒體講述了民國時期具有較大影響的十位人物。

先生回來

　　2012年12月28日，鄧康延和他的《先生回來》全媒體致敬展一起來到了南京，鄧康延上一次重要的南京之行是來拍攝紀錄片《發現少校》的過程中，“我要向民國的首都致敬，因為它讓我感覺又回到了故鄉。”

邂逅先生

　　2008 年，鄧康延擔任制片人，在云南騰沖拍攝《發現少校》。

　　這部紀錄片講述了一位美軍少校后代將父親60多年前寫滿中文名字的小紅本和數張中美軍官照片放到網絡上發表，攪動了二戰滇緬戰場的塵封記憶，許多不為人知的二戰遠征軍的悲壯、傷感故事浮出水面。

　　也正是這一次發現少校的拍攝過程，鄧康延邂逅了先生。

　　鄧康延告訴記者，他是在一個地攤上無意中發現了1922 年騰越小學學生姜兆信的民國課本，課本中的方塊漢字，勾勒出一個與當下截然不同的語境，“看后感覺很好，于是就開始專門去收集民國時期的兒童啟蒙讀物，漸漸就想到了教育，想到了‘先生’。”

　　鄧康延說，那時恰逢某報紙專欄和他約稿，他想寫老課本的想法得到了認可，而后，鄧康延以此為材撰寫專欄、出版書籍，引發了社會上的 “ 老課本熱 ” ，也由此催生了他醞釀十年的紀錄片《先生》的拍攝：“民國先生，遠去的精神。蔡元培、胡適、馬相伯、張伯苓、梅貽琦、竺可楨、晏陽初、陶行知、梁漱溟、陳寅恪，十人十集，舒展性情、經歷、作為，感性血肉，理性骨骼，莫不傳奇而人性。

　　十多年前，鄧康延就萌發要拍中國文化名人的想法，鄧康延說，孔子、孟子那些先生離今人太遠，而蔡元培等大師的時代過去不久，先生們的背影依稀還可以望見。

　　此前，鄧康延所著《老課本 新閱讀》一書，附帶鄧康延的閱讀解注，掀起了一股極盛的老課本關注熱潮。“這些老課本很多都是胡適、蔡元培等編寫，現在再讀這些百年前的老課本，我們都能感受到他們的體溫。《先生》與老課本一脈相承，我們看完了那個時候學生們的文字課本，想看看他們身后的先生”。

　　以“先生”為名，鄧康延將十年前的想法付諸實踐。

　　“抗戰前的黃金十年，中國民營企業發展蓬勃，盡管兵荒馬亂。那時文化界也極具開放和包容，傳統的仁義禮智信，與西方思想交融碰撞，大師云涌、文化斐然。不管是蔡元培的北大、張伯苓的南開、梅貽琦的清華以及烽煙里的西南聯大，都有知行合一、風骨卓然的先生和學生。

　　按照計劃，紀錄片《先生》共分十集，每集講述一位先生。鄧康延一開始在微博上列出了20余位大師的名單，而隨著與網友互動、與私下朋友的調研和討論溝通不斷增多，鄧康延手里的名單竟然多到四五十位。

　　“紀錄片拍攝是為了今天樹一面鏡子，所以我們決定從教育做起，選擇了與教育相關的十位先生，你看我們所選的包括蔡元培、胡適、梅貽琦等六位都是大學校長，其余三位晏陽初、陶行知、梁漱溟都在推行鄉村和平民教育，還有一位陳寅恪也是一位大學里面堅守學問的教授。在那個動蕩的年代，這些先生在烽火連天的抗戰歲月和大江大海的南渡北歸里，宛如燈塔”。

尋找先生

　　30分鐘一集的紀錄片里，鄧康延希望可以將每一位先生的思想理論、救國情懷以及人生轉折盡可能記錄下來記，并通過采訪先生周遭事物、后人以及研究者去呈現他們的真實風范。

　　這是一部良苦用心的紀錄片，鄧康延在紀錄片中體現了自己愿望“我希望《先生》有一點功能性的東西，讓它成為實用教育榜樣”。

　　也正是如此，鄧康延對于該片制作也極其嚴謹。在確定了先生名單之后，鄧康延請來了一批學者作家為紀錄片撰腳本和做顧問。

　　鄧康延告訴記者，籌劃《先生》的時候高群書說他一定要來拍，他說拍電影把手都拍壞了。知名紀錄片導演馬莉接下了蔡元培、張伯苓的拍攝任務；給張藝謀拍奧運片的高小龍主動請纓拍胡適；王韌主導陳寅恪；其余六集則由他們團隊里原鳳凰衛視的紀錄片導演錢喻、劉碩勤執導……“但是，我卻只有車馬費給他們”。

　　前后一年的時間里，《先生》的腳本成型，但是到了紀錄片導演的手里，這些腳本雖然文字好，但卻缺乏紀錄片所需要的電視化的語言。于是借鑒原來腳本的文字，編導們又重新創作了一遍。

　　“不同的導演有不同風格，我對導演非常尊重，也必須讓他們放手去做。作為制片人，我要求他們盡量把先生們的性格和對社會的認知表現出來，也盡量把他們為教育帶來的精神成果表現出來”，鄧康延說。

　　據了解，《先生》的每一集都有著不同的拍攝手法和思路。鄧康延介紹，高小龍拍攝胡適，他在北京找來一位形似胡適的演員，再現“胡適之路”的場景。“他來回去了胡適家鄉三次，還去了臺灣，拍了100多個小時，記錄片中只需要30分鐘。難以割舍之下，又做了一個100多分鐘版本，期盼能進影院”。

　　鄧康延對臺北胡適紀念館館長贈送的書簽珍愛有加，書簽上印著胡適的名言：“容忍比自由還更重要。”“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有七分證據，不能說八分話。”“大膽地假設，小心地求證。”“山風吹亂了窗紙上的松痕，吹不散我心頭的人影。”

　　在他的微博上，轉載了陶行知先生的話：“一要雄壯，可以令人興奮；二要美麗，可以令人欣賞；三要闊大，可以使人胸襟開拓，度量寬宏；四富于歷史，使人常能領略數千年以來之文物，以啟發他們光大國粹的心思；五便于交通，使人常接觸外國思潮，以引起他們自新不已的精神。”

　　《先生》第一個十集的背后，是他所理解的先生和大學，其中，既有“南渡派”也有“北歸派”。蔡元培和胡適的北大、馬相伯的復旦、張伯苓的南開、梅貽琦的清華、竺可楨的浙大，晏陽初、陶行知和梁漱溟的平民鄉村教育、以及陳寅恪的學術風范……由學者作家傅國涌、余世存、張冠生、熊培云等為紀錄片寫文本、做顧問。胡適一集和張伯苓、蔡元培兩集托付給導演高小龍和高群書，陳寅恪則由紀錄片導演王韌主導……所有的候選對象，都有文化人的正能量，不可替代，開風氣之先。接下來的第二輯里，魯迅、周作人、林語堂、梁實秋、傅斯年、錢穆、司徒雷登一一列入候選。

　　其中，他最愛胡適，拍胡適時好似聽先生在上課，“有些道理我不認同又沒辦法不佩服”，胡適認為包容比自由更重要，所謂民國期間的文化就是互相對壘中取長補短，達到新的融匯，這樣才會有相對合理的思想和文化體系出現。鄧康延最終敲定的先生形象是一襲長袍背影，清瘦矍鑠，眺望著遠方。他的片頭詞：“那些背影，讓我們發現民族的正面。”

回不來的先生？

　　現場，鄧康延給我們我舉個例子，民國小學課本上有這么一句話：“三只牛吃草，一只羊也吃草，一只羊它不吃草，它看著花。”這就是民國時候典型的美育教育，最初的詩歌藝術。小學的課文是葉圣陶寫的文字，豐子愷作的插圖，這些大師都蹲下來和孩子們說話。民眾也敬字惜紙，對文化有普遍的尊重感。

　　鄧康延說，比如，當時就”來來來，來上學”還是”去去去，去上學”他們就爭論不休，來字太繁體了，去字太鄉里鄉氣了，最后還是用”來”，從中就能感覺到他們的認真，他們把對未來的希望寄托在孩子們身上，寄托在教育上，“而我們現在，還有多少大家能給孩子編課本？”中山大學教授王則柯以親身經歷印證了鄧康延的說法，他還記得上小學的第一課課文正是“來來來，來上學；去去去，去游戲”，在王則柯的記憶中，讀書上學是一件愉快的事，他盼著開學的心情總是比盼著放假更強烈。

　　隨后，鄧康延便拿起一本民國課本挑選了一篇課文朗讀起來，落地有聲，字字斟酌。

　　鄧康延說，這些先生名單的準則是：他們基本都是開風氣之先的，不墜青云之志的。不管是蔡元培、胡適、馬相伯、張伯苓、梅貽琦、竺可楨、晏陽初、陶行知、梁漱溟、陳寅恪……莫不與人類的教育精神息息相關。

　　據鄧康延介紹，目前他的公司越眾影視正開拍一部新的十集紀錄片《教育啟示錄》，將反思中國現在的教育問題，包括教育資源的分配不公、鄉村獨守孩童的教育缺失、中、高考的積重難返。“如果《先生》是講述近百年前的人，那么《教育啟示錄》講述的是現在的事，這是一個對照，也是一個呼應和聯動，它是在佐證《先生》，也是《先生》的一個回望。我們可能未必能給中國的教育把脈，但是我們可以把當下教育的人和事客觀梳理，讓教育者和關心教育的人去判斷和解決。”

　　鄧康延說：“一度我不知道這個局該怎樣重新布？今天有朋友說，在一個開放的空間里，哪怕一個小問題能拍深了，就有了縱深。我本想用大致相當的十個大問題梳理教育的脈絡，但我不是教育部長，宏大問題讓他們去解決吧，我們來談一個六年級的學生，每天晚 11 點之前睡不了覺，節假日要去學奧數、鋼琴，只為能考一個好的中學，然后才能考到名牌大學。只有考到名牌大學，才能夠找到如意郎君或如花媳婦，才能找到一個好的單位，最后得到好房子好車子。 ”

　　鄧康延告訴記者，有一次在火車站送別陳丹青，陳丹青對他說：“你們做了一件很有意義的事情，但是有一點我要肯定的告訴你，先生是回不來的。”

　　鏈接

　　《都市文化報》：近年來，民國題材的書籍、影視作品十分風靡，為什么還要做“先生系列”？

　　鄧康延：這些民國的先生們學貫東西，懷有一顆赤子之心，上有信念下有常識，即使在兵荒馬亂中也能看到一種自然生長的民族形態。真正有學問的人不在乎你的年齡和立場，真正的大學“非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我們選了蔡元培、胡適、馬相伯、張伯苓、梅貽琦、竺可楨、晏陽初、陶行知、梁漱溟、陳寅恪十人，但為現今中國教育立鏡一面，呼喊十聲。

　　《都市文化報》：陳丹青曾說“這類動物已經絕種了”，你如何看？

　　鄧康延：胡適先生倡導白話文時曾說過：要有話說，方才說話。要說我自己的話，別說別人的話。是什么時代的人，說什么時代的話。引申出來就是：每一個時代都有自己的先生和人生榜樣，只不過取舍的標準不同了，看問題的角度和社會環境不同了，裝備和資源都不同了。

　　毫無疑問，這些民國先生是千年來可以和春秋戰國諸子百家相媲美的，也是離我們最近的一個時代，它被戰爭和意識形態淹沒了。我們所做的事，就是盡可能地復原。但我們也明白，城墻扒了，再怎么復原，再怎么燒磚，也是現在的磚，再無當年的質地。民國，是兵荒馬亂、顛沛流離，可有人懷有理想。不僅僅是先生，普通的民眾也“敬字惜紙”，對文化有一種崇敬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