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本文系根據演講整理的南京大學教授潘知常的新著《誰劫持了我們的美感——潘知常揭秘四大奇書》中的第二講，該書已經由上海學林出版社出版。

　　大家好，今天開始講《水滸傳》。

　　說到《水滸傳》，不知道你們首先會想起什么？我猜測，很多男同學肯定會想起武松醉打蔣門神？或者會想起林沖風雪山神廟？那么，女生呢？其實當想起一本非常男性化的小說的時候，女生會想起什么，這倒真是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呢。不過，如果要說起我自己會想起什么，那我的回答可能會讓各位吃驚，我沒有想起《水滸傳》的任何情節，我想起的是中國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的征婚廣告。

　　中國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的征婚廣告是一個非常值得研究的現象，現在也確實有一些學者在從各個方面去加以研究。那么，我為什么會想起它呢，簡單一句話，是因為其中出場率最高的兩個字：身高。你們可能已經不太了解了，但是你們的父母一定記得，當年，在女孩兒的征婚廣告里，它們開出的征男友的條件，只要統計一下就會發現，在前三條里必有一條出現，就是對于身高的要求。那個時候，1.70米還算是“半殘廢”，至少要1.75米以上才符合基本要求，最理想的是1.80米，所以當時很多男孩兒，尤其是南方的男孩兒就很慚愧，因為南方男孩兒的平均身高據統計是1.68米。那么，為什么中國的女孩兒在擇偶的時候一定要考慮身高呢？我曾經一度以為是不是跟美學觀念有關？后來我逐漸發現，其實身高的問題和美學沒有關系。一般在選擇異性的時候，我們確實是要講究“身材”的，但我們所選擇的身材主要是指身體的比例。身體的比例，從美學的角度看，與無人不知的黃金分割法有關。例如，上身要稍微短一點兒，下身要稍微長一點兒。因為人的眼睛的構造是很有意思的，他看物體的上、下部分的時候，只有在看到下半部分比上半部分稍微長一些，才會覺得舒服，而他在看物體的左、右部分的時候，眼睛也有一個十度左右的夾角，為什么女士的身材要有曲線才好看，就是因為人的眼睛對直線形的東西不習慣，對曲線形的東西，因為符合左右十度所形成的夾角，就比較習慣。而美的身材就主要是指要合乎比例，至于身高多少，那并不十分重要。電線桿兒很高，可是一個人要是長得像電線桿兒，那肯定不好看。仙鶴個子也比較高，但人要長成仙鶴的樣子，那也肯定不好看。所以，從美學的角度，我們對于異性的要求主要應該是身體比例的要求。可是當時的那些女孩兒又為什么都要對身高提出要求呢？后來我逐漸意識到，實際上還是跟女性對男性的評價取向有關。

　　對于男性的評價取向反映了特定時期的文化追求。在這個方面，人類社會大體經過了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追求身高。為什么呢？因為那個時候是一個身體的時代。例如我們看到的“三國”時代、“水滸”時代，就都是一個身體的時代，那個時候，每個人的生活和安全都是靠自己來提供的，社會基本不管。這樣的話，一個膀大腰圓的丈夫就肯定比較好。像過去的舊小說，一寫就寫“虎背熊腰，聲如洪鐘”。這種身材，如果是在現在，對這種男士女孩兒們肯定是躲著，更不會嫁他。我們想一想，虎的背，熊的腰，真是要多丑有多丑。但是隨著歷史的推移，這一頁已經逐漸翻了過去。麥金太爾就曾經指出：“荷馬的美德清單中至少有一些細目，今天我們中的大多數人都根本不會視其為美德，體力是最明顯的例子”[1]。第二個階段，追求權力，拿破侖個子不高，但是拿破侖在法國乃至歐卻洲叱咤風云。為什么呢？因為那個時候人類已經不是靠身體，而是靠權力去打拼天下。于是，一個人的身高也就逐漸的不再影響異性對他的選擇和評價，影響了異性對他的評價的，是在他背后的權力。第三個階段，追求權力，到了現代社會，一個新的標準出現了，這就是知識。一個人是不是有知識，是不是有品位，是不是有文化，就成了女性在選擇異性時的一個主要的標準。

　　那么，在講《水滸傳》的時候我為什么會首先想起征婚時對于身高的要求呢？因為在身高的背后，隱含了人類對于某種力量的追求。也就是說，人類的身體力量在人類社會的某一個階段，也是一種力量，而且還是最為主要的力量。這種力量，在某一個社會階段，受到了主流的價值判斷的關注。在那個時候，一個男人是成功的還是失敗的，這個男人在社會上有沒有發言權，靠的是什么呢？靠的是他的身體的力量，或者叫做，“身體的暴力”。這時，我就突然意識到，《水滸傳》的“該出手時就出手，風風火火闖九州”，《水滸傳》的好漢，《水滸傳》的英雄，憑借的也是身體的力量，或者說，身體的暴力。在中國的大宋時期，社會上出現了相當一部分人，這部分人被社會排擠出來，但又希望能夠回到社會，希望能夠再次影響這個社會，那么，他能夠靠什么來施加他的影響呢？身體，身體的力量，身體的暴力。

一、贏者通吃：暴力美學的盛宴

　　《水滸傳》心態：以流汗為恥，以流血為榮

　　身體的力量是人的力量的一種表現形態，從一般意義上來講，如果僅從人的力量的角度來說，我們也很難說它是好是壞，但是假如說我們把“身體的力量”上升為最美，上升為最有價值的價值，上升為人類的最高力量，它可能就已經是一個社會的下意識或者有意識的主動選擇。因為，這個時候對于身體力量的推崇事實上已經是對于“暴力”的推崇。這個時候，我們要問的就不是一個簡單的身體力量的問題了，而是：這個社會為什么會選擇暴力？我們還要問的是：當時社會的那些推崇暴力的人為什么會為我們歷朝歷代，為我們幾百年后的人始終奉為英雄？我要說，我越來越清楚地感覺到，對于這些問題的回答可能是我們第三只眼看《水滸傳》時的一個非常重要的起點。

　　我這樣說當然不是沒有根據的，其實，《水滸傳》在第一回《張天師祈禳瘟疫洪太尉誤走妖魔》里就已經講到了這個問題。《水滸傳》的第一回很重要，因為《水滸傳》在第一回寫的一道“黑氣”就涉及到暴力。《水滸傳》說：洪太尉聽說壓著妖魔鬼怪，他說，打開讓我“看魔王甚么模樣。”[2]，手下人告訴他說不能看，一看會出事。可是他一定要看看“魔王甚么模樣”。于是，一打開后，“那道黑氣直沖上半天里，空中散作百十道金光，望四面八方去了。”（第1回）我覺得這句話實在是十分形象。暴力本來確實是一道“黑氣”，但是在它被正式地推上歷史的舞臺時，竟然成了“百十道金光”。這或許是說，事實上中國人都自覺不自覺地認同著“暴力”的存在？都自覺不自覺地認為要在社會上生存就一定要靠暴力？我覺得，這實在是一個剖析《水滸傳》的最最重要的角度。

　　而從這個角度去看《水滸傳》，我們所看到的，也正是：暴力就是力量。

　　例如，我們在《水滸傳》中可以看到一種令我們非常吃驚的觀念，那就是：以流汗為恥，以流血為榮。按說，一個社會想要非常健康的發展，只能靠流“汗”來推動，任何一個社會，除了特定時期之外，它都不能靠流“血”來推動，尤其是，即使它不得已要以流“血”來推動，那也一定要知道：流“血”是不正常的！流“血”是不人道的！流“血”和愛最遠！流“血”和美最遠！而且，如果一個社會在特殊時期以流“血”的方式來推動社會發展，以流“血”的方式反抗流“血”，那尚可以理解；但如果一個社會所有的人都不再流“汗”，而只流“血”的時候，當一夜暴富的心態、打家劫舍的心態、搶別人東西的心態成為普遍心態的時候，我們就必須認定它是有嚴重問題的。可是，中國的《水滸傳》時代就恰恰是這樣。不以勤儉持家、勤勞致富為榮，而以“該出手時就出手”的打家劫舍為榮，或者說，是以流血為榮，以流汗為恥。這讓我們在吃驚之余由不能不去猜想，這是為什么？為什么一個民族的價值觀念能夠變成這樣？為什么中國的《水滸傳》時代依據的不是法律不是正義更不是愛，而是——拳頭？在《水滸傳》里，法律、正義與愛始終沒有出現，但是拳頭卻是從第一頁一直寫到最后一頁。這是否意味著：中國直到《水滸傳》時代都沒有能夠找到真正的推動歷史進步的力量，都沒有能夠找到愛的力量？而且，如果真是這樣，那么我們就還有必要追問，在中國的“水滸時代”，是誰劫持了我們的美感、是誰劫持了我們的愛？在我們這樣一個民族，這樣一個有著幾千年文明的民族，為什么在最最經典的文學作品里，美卻被劫持了、愛也被劫持了？這是一個我們必須思考的問題。

　　比如說，我現在想問你們一個問題，《水滸傳》里哪些人物、哪些情節給了我們美的享受呢？我想說，基本上沒有。我之所以說基本上沒有，是因為，如果勉強去找的話，那么我只好說，其中有個別人物本來是可以寫得更好，本來也是可以給我們以更多的美感的。例如，武大郎。其實，武大郎這個人倒是應該在文學作品中被熱情歌頌的。可惜的是，在《水滸傳》里他只是一個被嘲弄的陪襯人物。武大郎是一個小商小販，這樣的人在中國社會里從來就是被瞧不起的。因為在中國社會的生存需要的是拳頭。武大郎不但沒有權力、沒有金錢，而且也沒有拳頭。他是著名的“三寸丁谷樹皮”，身薄力單，他的弟弟武二郎有拳頭，也有虎背熊腰，可是他既沒有拳頭也沒有虎背熊腰。也因此，他在生活中可真是處處碰壁，吃盡了苦頭。可是，如果回過頭來認真思考一下，我們卻不難發現，其實武大郎這樣的人才是生活里真正應該被我們所歌頌的。因為勞動最快樂，而且勞動也最光榮。我記得在我過去住的那個家屬區有一個年輕人，他是一個縣的高中生，跑到南京來打工，因為暫時沒有找到其他工作，他就干起了收廢品的工作。可是，他收廢品時卻與其他收廢品的人都不一樣，總是穿得整整齊齊的，而且每次到我家來收廢品，都要跟我聊聊杜甫、李白，而且還很自豪地跟我說，我認識你們南京大學中文系的一個古代文學方面專家，他叫誰誰誰，我經常到他家去收垃圾，不用多說，我對他的感覺一直非常好，我很欣賞他，我覺得他是一個很正當的勞動者，他的勞動態度其實比我們的很多現代人或許還要更加健全，盡管他暫時沒有一個很體面的職業，也許他永遠都沒有一個很體面的職業，但是他有一顆值得你尊重的愛勞動的心。那么武大郎呢？你們認真想一想，武大郎不也是這樣的嗎？他只是想靠正當勞動致富，確實，他的起點很低，但是他仍舊希望能夠正常地在這個社會求得發展，希望能夠憑借自己的勤勞的雙手把自己的這個非常滿意的家庭維持下去，如果可能的話，最好還能夠維持得越來越好、越來越幸福。他有錯嗎？沒有！可是，怎么就不行呢？怎么就連這一點卑微的愿望都無法實現呢？我們知道，中國社會是一個非常貧瘠的社會，在這個社會很多人一開始都是想勤勞致富的，一開始每個人都是武大郎，但是后來他們卻明白了一個道理。在中國如果想靠勤勞致富，那必定是死路一條。只有打家劫舍，憑借著拳頭去走“成者王侯敗者賊”的道路才是唯一的成功之路。，在狼群里，沒有羊的生活法則。武大郎是羊，那就只能被吃，誰讓你不是武大“狼”？于是，盡管中國社會需要的就是武大郎，中國社會最缺的也是武大郎，但是，卻偏偏沒有人愿意去學武大郎，也沒有人看得起武大郎。

　　如果再舉一個例子的話，我想舉的是：李小二。這個人我相信你們肯定都不太記得他了。如果看《水滸傳》不夠仔細的話，你甚至可能都沒有看見他。李小二在《水滸傳》里太渺小了，就好像我們南京的很多很多人，他們生活在這個城市，他勤奮勞動，但是不被所有人注意，有些人覺得他們很渺小，其實他們是我們南京城里真正美好的一分子。我們這個城市就是靠這些很渺小的人組成的，而不是靠那些看起來很強大，其實是靠打家劫舍，靠動不動拔刀相向的人組成的。因為我們的社會在那樣的意義上是沒有辦法前進的。這個李小二本來是東京（就是開封）城里某飯店的服務員，是一個到東京去打工的農民工。“不合偷了店主人家錢財，被捉住了，要送官司問罪。卻得林沖主張陪話，救了他免送官司，又與他陪了些錢財，方得脫免。”（第10回）后來他拿著林沖送的盤纏來到滄州，入贅給一個店家，最后繼承了這家小酒店。誰知天有不測風云，又過了幾年，林沖正好也被發配到滄州。林沖到了滄州以后，這個李小二夫妻知恩圖報，對林沖照顧得特別好。其中有一個很值得注意的細節：陸虞候去滄州害林沖，是誰得到的消息并且迅速告訴林沖的呢？就是李小二。陸虞候在李小二開的那個飯店吃飯，席間講到要害林沖的事，結果李小二趕緊去告訴了林沖，林沖這才逃了一命。可見，這個人盡管是標準的“草根”階層，無權無勢，也沒有拳頭，但是卻有一顆善良的心，他知錯能改，希望勤勞致富，理應成為中國社會的中堅，也理應被我們的文學作品所歌頌，遺憾的是，這一切我們在《水滸傳》中我們都沒有看到。

　　本來應該濃墨重彩去寫的人物，《水滸傳》沒有去寫，那么，《水滸傳》里有沒有濃墨重彩地去寫的人物呢？，當然是有的，那么，這些人物是否給我們帶來了美感呢？我覺得答案應該是否定的。

　　林沖的梁山路：從“好人”到“好漢”的退行

　　下面我們就來看看那些被《水滸傳》濃墨重彩去寫的人物。

　　講到《水滸傳》，人們最最喜歡的人物或許會有不同，但是林沖和魯智深應該都在喜歡之列，這或許也是沒有問題的。就我個人而言，我一直認為林沖在《水滸傳》里應該算是人性感覺比較正常的人。也是我在那個水滸梁山上所看到的最像人的人，哪怕他后來也落草為寇，但是在他的身上暴虐、血腥的東西卻還是比較少的。在這個方面，應該說《水滸傳》里沒人能夠超過林沖。但是，我們仔細看一看就可以知道，林沖也正是因此才在《水滸傳》里最不受重視。大家是否注意到，所謂的“逼上梁山”，在《水滸傳》里其實是有兩種“逼”法，一種叫做“被逼上梁山”，另一種叫做“被梁山逼上梁山”。在我看來，其實這兩種“逼上梁山”的人里面真正被“逼”的只有一個，那就是林沖。因為其他的人不論是“被逼上梁山”還是“被梁山逼上梁山”，上梁山“上”得倒都是比較爽快，都是幾天之內就落草為寇，只有林沖，折騰來折騰去，到最后也心情沒有暢快過一天。為什么呢？就是因為林沖的那種正常的人性感覺和梁山的氛圍是最不吻合的，也最為梁山所不容。你們是否注意到，在所有梁山好漢里只有林沖在殺人之前會大叫一聲：“慚愧”。所以，《水滸傳》里就拼命寫他被修理、被“百煉成鋼”的過程，這實際上也就是把林沖從一頭“羊”訓練成一頭“狼”的過程。也就是說，他本來是個正面人物，但是在《水滸傳》里面卻是一直被作為反面人物來描寫的。林沖在日常生活里是一個比武大郎還武大郎的非常正常也非常正派的人。他的想法再簡單不過了，就是安安穩穩地在軍隊里做一個中級官員，正常上班，正常下班，然后跟美麗的妻子過自己的小日子。可是，他卻被意外地推上了一條非常凄慘的道路。可是即便這樣，他也沒有像智深那樣“一道煙走了”，而是“官司既已吃了，一世也不走”（第8回）。大家可以注意《水滸傳》中的一個細節，林沖的第一次出場是看魯智深比武，小說里有一句話形容他：“手執一把折疊紙西川扇子”（第7回）。你見過武松拿一把“折疊紙西川扇子”嗎？你見過李逵拿一把“折疊紙西川扇子”嗎？都沒有。為什么呢？這說明，連作者施耐庵都感覺到，林沖身上的文人感覺和文化修養和他武術教頭的身份不合適。再如，只有他曾經題詩一首，就像宋江一樣，盡管還是要“威鎮泰山東”，這也是他的文人感覺和文化修養的例證。而且，我們再仔細看一看，就還會發現，林沖這個人的為人處事是很善良的。比如說他跟高俅的干兒子發生了矛盾，在這里有三個細節我希望大家注意，一是他開始時天天防著高俅的干兒子，過了幾天以后，他就開始“每日和智深吃酒，把這件事不記心了”（第7回）。這個人太善良了，他看高俅的干兒子也不再調戲他的妻子了，就天真地想：哦，可能事情已經過去了，他哪里知道，他林沖以及他的妻子作為一頭綿羊是永遠也逃不過一頭狼的血盆大口的。二是林沖被發配到了滄州，李小二告訴他陸虞候要來殺他，他當時就提著尖刀在滄州找了三五天，結果沒找著，《水滸傳》里寫：“林沖也自心下慢了”（第10回），也就是說林沖又漸漸放松了警惕。結果是，被陸虞候狠狠地害了一下。三是在魯智深救了他以后，他卻以一句“這個直得甚么？相國寺一株柳樹，連根也拔將出來”（第9回），暴露了魯達的工作單位，導致救命恩人的反遭迫害。再如他們夫妻的相處，李敖先生說過一句很有意思的話，他說中國文學是很糟糕的文學，中國人寫了那么多才子佳人的故事，寫了那么多男歡女愛的故事，但是連一個像樣的愛情故事都沒有。你仔細看看，果然沒有。但是，我想鄭重推薦，我覺得林沖和他太太的故事還算得上是一個稍微像樣的愛情故事。《水滸傳》里寫：他們“雖不曾生半個兒女，未曾面紅面赤，半點相爭”（第8回）。可是，就恰恰是因為林沖的這種人性的正常，他才總是被《水滸傳》所批評。我們看到，《水滸傳》給林沖設計的“逼上梁山”的障礙最多。林沖被發配滄州，一路上被獄吏董超、薛霸兩個人折騰，這是在別人的任何一個發配故事里都沒有的；接著，上了梁山又被白衣秀士王倫折騰，開始是不要他，后來為了讓他也成為“一起同過窗，一起扛過槍，一起嫖過娼，一起分過贓”的同伙，又逼他下山去殺人；繼而，即使是在梁山上，《水滸傳》中的那些“好漢”也是看不起他的，因為他不符合所謂“好漢”的標準，暴虐和血腥的東西太少。例如林沖的婚配，宋江動不動就給這個人分配一個太太，給那個人分配一個太太，但從來就不給林沖分。林沖的武功是非常高的，按實力排，林沖在“梁山五虎將”里應該排第一，但是卻把他排在關勝之后，關勝是個窩囊廢，但是因為是幾百年前關云長的后代，結果盡管那個DNA早就不知道淡到什么地步了，但是還是關勝排在了第一，林沖受了個窩囊氣，被排在后面，這還不說了；秦明的全家是被梁山所害，結果他一上梁山，宋江就趕緊給他分了個太太，把《水滸傳》中的兩大美女之一——花榮的妹妹分給了秦明。順便說一句，說花榮的妹妹是《水滸傳》中的兩大美女之一，這話可不是我說的，是金庸說的，金庸曾經鄭重介紹說，《水滸傳》里的女子大多不可為妻，但是《水滸傳》里畢竟也有兩位大美人可以為妻，一是林沖的太太，一是花榮的妹妹。于是，我們看到，秦明剛一上山，宋江就把兩大美女之一——花榮的妹妹許配給了秦明，林沖呢？沒有人管也沒有人問。梁山上最漂亮的女將領是扈三娘，她是被誰抓上山的呢？林沖。開始，王英一見扈三娘就動心了，王英主動請纓說：我去抓！結果卻反被她抓走了，宋江一看，也動心了，結果被扈三娘打得抱頭鼠竄，這個時候林沖沖出陣來，幾個回合就把扈三娘抓獲了。因此，不論是于情還是于理，本來扈三娘都該給林沖的，誰都可以想象到，他們兩個如果結合，肯定是一段好姻緣嘛。可是，宋江把她許配給了王英。為什么呢？我們知道，林沖在上梁山后，他在梁山的政治格局里就已經沒有作用了，而在梁山的小派系里，王英對于籠絡人心還有作用。所以，宋江寧肯把扈三娘給王英也不給林沖。林沖還真是比較慘啊。可是還有更慘的，后來梁山抓了他的仇人高俅，梁山的好漢卻都去跟他喝酒，林沖非常氣憤，但是也沒有辦法，仇人就在眼前，卻不讓殺。更重要的是，連勸慰他一句的人都沒有。這就可見他在水滸梁山的不被重視的程度。至于他的為了晁蓋而“把那枝誓箭，就供養在靈前”（第60回），更說明了他的不合時宜。

　　何況，林沖自己也并不是始終都有正常的人性感覺，他的正常的人性感覺在《水滸傳》中也在逐漸蛻化。林沖在開封府和高俅的干兒子發生沖突，但他卻沒敢打，一看是高衙內，他自己就先自軟了，就先把拳頭放下來了。想象一下，那個動作一定是很滑稽的，本來拳頭攥著要打，可是一看，哦，是您啊！于是就不打了，拳頭就變成了巴掌，就要去握手了。這無疑是人性蛻化得稍微厲害了一點啊，還不如武大郎啊。后來陸謙幫高衙內勾引他的妻子，他卻把陸謙家給砸了，也說明他對高衙內的懼怕——一看不是高衙內，他就敢大打出手了啊。再看他隨后跟妻子問了什么：“不曾被這廝點污了？”（第7回）幸虧他的娘子說：“不曾”，如果他娘子說：“曾”，他又會怎么做呢？不過，對于這一切我們還是不必苛求于他。因為誰活著都不容易。可是，再接著往下我們就很難諒解了。林沖風雪山神廟，有一個很重要的細節，他出走以后遇到了第一家莊院，人家正在吃飯，他過去討飯，人家不給他吃，結果林沖就像李逵一樣拿著他的兵器把人家的家打得稀巴爛，把所有的人都統統趕走，然后自己大吃了一通。這個行動就已經不像林沖，而開始像《水滸傳》好漢了。林沖在草料場被燒以前他所有的行為表現得都是很合乎人性的。他被發配，仍舊覺得我是犯了錯誤的軍官，但是我一定要改正錯誤，完成我的刑期，然后回到國家的正常的主流秩序中來，那個時候，林沖的思維基本上還是正常的，那個時候，我們也可以看到一個很可愛的林沖，所有的人之所以都喜歡林沖，就是喜歡林沖的這種“人”的感覺，而不是喜歡他暴虐的感覺。但是在草料場被燒后，他知道自己進入主流渠道的門完全關上了，頓時他全部的動物的東西、非人的東西就都表現出來了。它預示，我們眼中《水滸傳》里最好的好人——林沖，事實上從這里開始就逐漸地變壞了。當然，在《水滸傳》里卻是認為開始逐漸地變“好”了，開始變成“好漢”了。到了火并王倫，在我們看來，是徹底地變壞了，而在《水滸傳》書中，則肯定是認為從此徹底地變“好”了。

　　魯智深的真性情：做個下半世快樂也好！

　　還有一個人物：魯智深。魯智深在《水滸傳》里應該說是一個很可愛的人，連幾百年后的南京美女薛寶釵也很喜歡他。這是個另類的人，做人另類、做事另類、做和尚也另類。我最喜歡的，就是魯智深對朋友的那種深情厚意，林沖墻外的一聲贊嘆，魯智深就一生引為知己，這讓我們想起古老的“雪夜訪戴”、“傾蓋如故”故事，與劉關張的桃園三結義相比，他的所作所為或許給了我們某種更美好的感覺。當然，有時候這種感情甚至會給人一種同性戀的嫌疑。例如，他在野豬林救下了林沖，他一開口就說：

　　兄弟，俺自從和你買那相別之后，酒家憂得你苦。自從你受官司，俺又無處去救你。打聽得你配滄州，酒家在開封府前又尋不見，卻聽得人說監在使臣房內；又見酒保來請兩個公人，說道：“店里一位官尋說話。”以此，酒家疑心，放你不下。恐這廝們路上害你，俺特地跟將來。見這兩個撮鳥帶你入店里去，酒家也在那店里歇。夜間聽得那廝兩個，做神做鬼，把滾湯賺了你腳，那時俺便要殺這兩個撮鳥；卻被客店里人多，恐防救了。酒家見這廝們不懷好心，越放你不下。你五更里出門時，酒家先投奔這林子里來等殺這廝兩個撮鳥。他倒來這里害你，正好殺這兩個！（第9回）

　　不但“憂得你苦”，又連著兩次說我“放你不下”，柔情密意，幾乎是一副女性的腔調。還真不像一個虎背熊腰的胖大和尚說的話。不僅如此，這個人還真是粗中有細，是個性情中人。例如，他第一次見了林沖的美麗的太太，就喊得特別親切，一般人喊聲“嫂子”或者“大嫂”也就算了，他卻要喊“阿嫂”，這是在《水滸傳》里你很少見到的。更令人叫絕的是，他和林沖分手以后，到了第五十九回才又見面，可是這個虎背熊腰的胖大和尚見到林沖第的一句話就說得煞是可愛：“灑家自與教頭別后，無日不念阿嫂，近來有信息否？”難怪后來有人因此生疑，分析說他或者是跟林沖同性戀，或者是在暗戀林沖的太太。但是不管怎么說，他倒確實創造了一個中國人同性之間親密友誼的奇跡。至于他的“花”而不“花”，就更讓我們印象深刻了。我們知道，在《水滸傳》里，有兩個人的外號跟“花”有關的，一個是高俅的干兒子，“花花太歲”，兩個“花”相疊，還有一個就是“花和尚”魯智深。不過，“花和尚”魯智深卻并不“花”。而只是護“花”。你看，他在《水滸傳》里干的那些“好人好事兒”基本上都是為美女而干的，而且沒有任何的功利目的。這，也是他的可愛。

　　不過，魯智深也有其可疑之處。不知道大家是否注意？在魯智深的身上，其實也有一些很不好的習氣。他一出場吃飯，就給人以不同的感覺。魯智深被稱作“魯提轄”，這個“提轄”，我們實在很陌生，所以再叫也叫不出感覺，其實，這個“提轄”大體相當于一個縣的武裝部副部長，所以，當看到書中喊“魯提轄”時，你要想象是在喊“魯部長”，那個感覺就會親近得多。我們發現，“魯提轄”（“魯部長”）吃飯，從來是不付錢的。人家找他要錢，他說：“茶錢灑家自還你。”人家只好應道：“提轄但吃不妨，只顧去。”（第3回）可是，他身上明明是帶了銀子的，從后面的情節可知，至少是五兩銀子。后來，他幫賣唱的父女報仇，其實也是很不應該的。你本身代表了這個國家的武裝力量，你是武裝部的副部長，碰到這種事，你完全可以讓公檢法出面解決嘛，你怎么自己就又當運動員又當裁判了呢？何況，他去幫金翠蓮父女打架也是沒有論證的。就是因為這父女倆說：我們到了這兒賣藝，被別人買了當二奶，他說了給我們兩千塊錢，其實沒給，結果他把我們休了以后還要求我們再還他這筆錢，我們還不起，只好在這里賣唱還錢，結果魯智深就偏聽偏信地決定要去跟鎮關西打架。顯然，在魯智深身上沒有任何的程序正義，只有實質正義，就是說：他一聽這個事，只要是弱者一方，就肯定是被欺負的。其實有時候弱者也有耍陰謀詭計的。到底這個錢是不是真的欠著人家的？彼此到底是一種什么關系糾葛？我們是說不清楚的。這個女孩是不是又是一個閻婆惜？我們也說不清楚。再者，下了判斷也就罷了，又自作主張地去把他教訓了一頓！你再看他打鎮關西時嘴里念叨的是什么？偏偏不是“我打你個流氓惡霸！”“我打你個欺壓民女的壞蛋！”他嘴里念叨的是：“酒家始投老種經略相公，做到關西五路廉訪使，也不枉了叫做鎮關西。你是個賣肉的操刀屠戶，狗一般的人，也叫做鎮關西！”（第3回）他罵的是什么，氣的是什么，我們現代的中國人一聽就懂了。這相當于說：“你一個進城的農民工，你剛發了點兒財，不就是個萬元戶嗎？也敢和我齊名？你看我怎么教訓你！”這就是魯部長的真實想法。所以在桃花村遇到小霸王周通要強占劉太公的女兒為妻時就沒有打死他，在瓦罐寺暴打強盜生鐵佛崔道成、飛天夜叉丘小乙時也要反復調查，但是這次卻既不調查，又非要致人死地。而且，魯部長最有意思的還不止這些，他跟人打架，打完以后有一個習慣性的動作，那就是跟武松一樣，“拿了桌上金銀酒器，都踏匾了，栓在包里”（第5回），這樣的草寇行為，又讓我們說什么好呢？而且，魯智深最有意思的一個鏡頭，是在逃難的路上。說的是他走到了一片樹林，看見前面一個人影晃動，他想：前面人影晃動，有人！正好我今天晚上沒有下酒的錢，我馬上過去把他的衣服剝了換酒吃。你看，我們的“魯部長”見到別人的第一個念頭就是要剝人家衣服，讓他玩一回“裸奔”。這種心態，實在讓我們心寒啊。順便說一句，最有意思的是，魯智深對面樹林里的那個人也看見了魯智深，偏偏他想的和魯智深想的一樣！他也在想：對面來了個很胖的家伙，我殺個去把他的衣服剝了，今天的晚飯就在他身上了。兩個人竟然都是這樣想的！我們由此可以想象，大概到了宋朝的時候，所有的中國人已經都知道了：想發財，就要動手！除了搶，別無出路。武大郎還不是被人下毒藥毒死了？李小二還不是一直在社會上受氣？要想不受氣，要想過得風光，只有一個辦法，就是動手搶！結果兩個人在樹林里就打起來了，一出手才發現兩個人誰都搶不著誰的，都是武藝高強，都是命中注定靠搶別人生活的，一個是魯智深，另外一個，是——楊志。《水滸傳》里最著名的一句話就是——“做個下半世快樂也好！”（第44回）我看，魯智深的最高理想，無非也就是想“做個下半世快樂也好”。因此魯智深固然還算是個性情中人，可是如果硬要說他的身上有多少美的東西、有多少人性的東西，那也實在是有些牽強。

　　武松的邏輯：有奶“想必”是我媽

　　當然，盡管林沖、魯智深被寫得不太成功，但是還畢竟有其令人喜愛之處。可是，在他倆之外，我們就再也無法在林林總總的梁山好漢中舉出一個像樣的好漢來加以褒獎了。這才是《水滸傳》的最大悲劇。例如，在《水滸傳》里被公認的英雄是武松。網絡上有人做過統計：“你最喜歡的《水滸傳》人物是誰？”結果網民投票的結果是武松第一、林沖第二、魯智深第三。也就是說，武二郎是排在最前面的。但是，實際上武二郎又有多少值得歌頌的地方呢？《水滸傳》歌頌武二郎，恰恰說明它的美感評價是有問題的。現在我們仔細來想想：武二郎究竟有哪一個細節、哪一個行為是值得歌頌的呢？武松出場的第一個細節是在柴進家賴吃、賴喝，他去那里待了半年，開始時候柴進對他很好，后來柴進漸漸就不耐煩了，他賴吃、賴喝了人家半年，每天就在人家家睡懶覺，起來就罵人。宋江后來到了柴進家，宋江出外解手，順便在柴進的院中看看，一腳踢到了武松，結果他跳起來就要打宋江，“你是什么鳥人？敢來消遣我！”（第22回）就是這么一副無賴相。這就是武松出場的一個鏡頭。第二個鏡頭是打虎。他的打虎完全是一種不成熟的少年心態的莽撞行為。其中的真實起因完全是由于對世界的毫無安全感。他對世界根本就沒有任何的信任，這是一個行走江湖的流氓、“憤青”的典型心態，而且他很莽撞，好喝酒。當時店小二勸他說：不能走了，前面有老虎。他聽到后想的卻是什么呢？我可不能不走，我要是不走，他今天晚上就要把我剁了當人肉餡兒了。我一定要走！他就是這樣上的景陽崗。他并不是說“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既然有老虎，那么，我不打誰打？我不為民除害誰為民除害？不是的。他是認定了店小二肯定是在騙我，肯定是要把我留住好剁了餃子餡兒，其實那邊兒才不會有老虎呢，你這個黑店才是老虎。他是為了躲這個作為假想敵的“虎”才落到了那個真老虎爪下。所以，他的打虎除了能證明他體力尚可外，我覺得不能再證明更多的什么了。至于他成為打虎英雄以后，一夜成名，結果竟然就把本來的去找哥哥的目得忘到了腦后，有滋有味地當起了刑偵隊長，直到在街上碰到哥哥為止，這實在是令人齒冷啊。這說明，他說要回家看哥哥只是離開柴進莊子的借口，顯然，這個人不但跟恩人搞不好關系，而且對自己的親人也薄情得很。

　　武松表現比較好的一段兒是為他的哥哥報仇。但是即使是他為他的哥哥報仇之中，我覺得也沒有太多正面的東西，比如說他和潘金蓮的關系，他那樣處理是不是就是正常？我就認為是有問題的，但是這個一會兒我講到潘金蓮時再講，現在就先不去涉及。我要提醒的是，武松在潘金蓮事件之后，人品開始明顯地變壞。例如，在十字坡遇到孫二娘（第27回），他竟然以語言去調戲：“獨自一個須冷落。”而在與她搏擊時竟甚至“當胸前摟住”。而在打蔣門神的時候，他竟然是從調戲他的小妾開始（第29回）。你們看，他“把雙手按著桌子上，不轉眼看那婦人”，而且輕佻地說：“你叫柜上那婦人下來相伴我吃酒”。從這幾個例子，相信你們已經不難窺見他的內心和情感世界了。

　　還值得一提的是他的醉打蔣門神，其實，我們如果仔細對比一下，就不難發現，在武松和蔣門神之間，實在難分好壞與是非。為什么這樣說呢？我們仔細來看《水滸傳》。事情的起因是施恩，他只是監獄里一個監獄長的兒子，根本和監獄沒有關系，但是他利用他父親的身份在社會上為非作歹，霸占了“快活林”。“快活林”，就類似我們南京現在的那個“1912”酒吧區。施恩看到后就跑去搶，說：你們所有的店家都要給我納保護稅，你們要是不給我納保護稅，我就不保護你們的安全。結果人家因為都不敢惹他，因為他是個地痞啊，于是就給他納保護稅。“但有過路妓女之人，到那里來時，先要來參見小弟，然后許他去趁食。那許多去處每朝每日都有閑錢，月終也有三二百兩銀子尋覓。”（第29回）沒想到后來又來了一個團練，大概相當于武裝部部長吧，比監獄長官大一點。他又請了蔣門神，說：你把施恩給我打走，讓他們給咱們納保護稅。事情就這是這樣的。你看，施恩算個什么東西？憑什么武松幫著施恩打蔣門神就是正義？那如果蔣門神先請武松吃飯，挨打的不是施恩還會是誰呢？肯定是施恩啊。《水滸傳》里關于這段情節是這樣寫的：武松一到，別人就給他好酒好飯地送，開始他是見到就吃，可是吃到最后不好意思了，就追問說：這是誰送的啊？叫他來見見我。于是被告知：施恩。你聽聽武松的評價是什么呢？“想他必是個好男子！”（第28回）連人都沒有見到，就因為送了酒飯，竟然就做了這樣的評價。一見到人呢？武松開口便問，“你且說正是要我怎地？”（第28回）武松的是非觀已經足以想見。還有什么“正義”可言呢？有句話叫“有奶就是娘”，武松的邏輯就是：有奶就“想必”是我的媽。那么，打完以后情況如何呢？“自此，施恩的買賣比往常加增三五分利息”。（第30回）順便說一句，武松被張都監設計陷害前，曾經有很多人找武松幫忙，也給武松行賄了很多錢財，武松可是照單全收，而且還買了個箱子放了進去。這個做法與貪官也沒有什么區別。至于后來的血濺鴛鴦樓，我已經講過多次，鴛鴦樓上就算冤有頭，債有主，那也就是三個人的命，可是他殺了十五個人。我們無論如何不能說，因為他是武松他就可以隨便殺人，我們無論如何不能說，為了復仇就可以殺掉所有的人，中國人特別喜歡講的一句話我就特別不理解，中國人經常說“殺死一個夠本，殺死兩個還撈一個墊背的”，我就不知道為什么中國人的“背”就那么值錢，總要撈別人去“墊”？！他跟你又有什么關系？他因為在鴛鴦樓上賣茶，因為在鴛鴦樓酒店看車，因為在鴛鴦樓當門童，就被你提著刀，一刀把人家腦袋砍下來了。說得過去嗎？我覺得，這一切都不是武松的光榮，而是武松的恥辱。但是很奇怪的是被我們當成了光榮，也被《水滸傳》當成了光榮，這才是我最不能理解的事情。

　　李逵的是非觀：“打了人的是好漢！”

　　李逵，我覺得李逵整個就是一個莽撞少年。李逵可能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裸奔的好漢，我們現在報紙上經常講誰誰誰裸奔，其實那個“裸奔”李逵當年就試過了。他在江州劫法場的時候，在酒樓上躲著，然后大吼一聲跳下來，當時就是“脫得赤條條的”。但是，你現在回過頭來看一看，李逵有什么優點值得我們去贊美呢？有人說，《水滸傳》寫的是農民起義，我勸今天在座的各位一句，你們可一定不要這樣想，其實，《水滸傳》里起義的那一百單八將沒有一個是農民！都是地痞流氓、國家主流渠道里分流出來的一部分中下級、中上級的軍官和國家公務人員，等等，其中有哪個是農民呢？晁蓋是農民？晁蓋是村長；宋江是農民？宋江是縣辦公室主任；戴宗是農民？戴宗是監獄的典獄長；武松是農民？武松一天地都沒種過，武松的職業就是個殺手、打手，他在山東一帶到處跑，在這一家住半年，完了就到另一家再去住半年，武松就是這樣的人。最接近農民身份的，是李逵，可惜，李逵也不干活，他是個無賴。這一點，在小說里寫得很清楚。所以，我們不能因為有些人喜歡殺富濟貧就認為他完全正確。當然，這些人還沒有殺貧濟富，所以，我們還要說他還不是個壞人。但是，他肯定不是個好人。“頭掉了，碗大個疤”，“二十年后，又是一條好漢”。“除了我以外，其他人都該死”。這就是他的言談話語。我們再來看看他的所作所為，一次，李逵與宋江等人在酒樓喝酒，他正在說話，恰巧來了一位歌女唱歌，眾人就轉過去聽歌了。他一看沒有人注意他了，立刻大怒，兩指照著歌女的額頭就點了過去，結果歌女一下子就死了過去。你們看，他哪還有一點正常的人性感覺？更不要說他把朱仝看護的那個可愛的小男孩兒的腦袋無情地劈作兩半了。李逵還有一次斷案，是兩家打架，他是怎么判的呢？他問：誰打贏了？那個打贏的就舉起手，李逵說：你，回家吧。然后就把打輸了的人關起來！這就是他的是非觀，憑借拳頭說話的是非觀。而且，就李逵而言，最不能讓我們容忍他的就是那四個字：“排頭砍去”。在他身上，我們看到的，是一種用拳頭說話的非常暴虐的心態，

　　再說得大一點，剛才都是從個人的角度來談的，其實，從群體的角度，也仍舊有一個流“血”和流“汗”的問題。比如說，到了今天，我們一定要很公正地說：梁山和祝家莊、扈家莊、李家莊之間的矛盾是流“血”和流“汗”的矛盾。這幾個村子里的人，都是我們中國最正常的農民，這些農民是很可憐的，社會已經失去了公正，他們盡管認真地給社會納稅，但是社會卻從不保護他們，那么，他們怎么辦呢？只好再給村長納一次稅，然后靠村里組織起一個民間的武裝力量來保護自己。這就是中國最樸實的農民在被逼得沒有辦法的時候的辦法，要注意，他們仍舊沒有去打家劫舍，沒有去當強盜，沒有去當殺人放火，他們做什么呢？他們就只是再次從牙縫里擠出錢來，在自己村子里組織武裝來保護自己。可是結果碰到了什么人呢？碰到了號稱“替天行道”而實際是打家劫舍的梁山。梁山是流“血”的，在他們眼睛里，那些流“汗”的村莊無非是他們搶掠的對象。大家回想一下，宋江打祝家莊的理由成立嗎？就為了一只雞！一只雞就毀掉了一個祝家莊。時遷偷了人家的雞，人家把他抓起來了，這有什么不對？可是時遷竟然吹牛皮，說：你敢抓我？我是梁山好漢！那些正義的農民當然就說：你是強盜、小偷，我怎么不敢抓你。結果宋江就要去打。大家知道，《水滸傳》有三代領導，第一代領導——王倫。王倫這個人是個知識分子，我要說，其實王倫這個人并不壞，例如梁山這塊根據地就是他發現而且開創的——這充分說明了他的戰略眼光，只是因為《水滸傳》是按“拳頭”大小來區分勝負的，論“拳頭”王倫當然不行，所以《水滸傳》就說他不行。這個事情我在這里就不去講了；第二代領導——晁蓋。晁蓋這個人是不擾民的。他還有一點正義感，他說我們雖然在這兒臨時搞了個寨子，但是，我們不能去擾民。但是宋江得到大權以后，第一個改變就是——擾民。所以，你看后來打的所有村莊，都是宋江要求去打的，而且所有的地方都沒有惹過梁山。有的時候為了搶一匹馬，他甚至就可以率隊長途奔襲千余里去打人家。人家千里之外的村子惹你什么了呢？你們可能會問，那宋江為什么要打呢？其實宋江跟晁蓋吵架的時候，有一句話已經說得很清楚了，他說我為什么要打呢？我們梁山有兩萬人馬——我們要吃飯。我們又不種地，每天除了舞刀弄槍，只能靠打家劫舍吃飯。所以宋江一定要打祝家莊，而他打祝家莊得到的好處是多少呢？五千萬石糧食。夠梁山吃多長時間呢？三年。但是，梁山周圍的老百姓他們分到過一粒糧食嗎？沒有。你們看，這就是一個一直被所有的人忽略了的問題：由于流“血”和流“汗”的區分的混淆，以流汗為榮的祝家莊、扈家莊、李家莊、曾頭市都是應該歌頌的，可是《水滸傳》并沒有去歌頌；以流血為榮的梁山完全是應該批判的，可是《水滸傳》卻沒有去批判。

　　被女人逼“反”的男人和被男人逼“壞”的女人

　　還有一個方面，就是《水滸傳》對待女性的態度。與《水滸傳》的強調“暴力”彼此一致，女性在《水滸傳》里始終處于一種極度的被貶斥狀態。漢語將“好漢”稱為“英雄”，而不是“英雌”，這本來就已經說明了問題。《水滸傳》如此地相信暴力，自然也就不會去相信女性。于是女性也就必然成為被貶斥的對象。兒女情長必然導致英雄氣短，這是我們可以看到的一個一貫的邏輯。難怪秦明的妻子還剛剛被殺，頭顱還掛在城頭上呢，他卻就已經再婚了。由此，我們看到了《水滸傳》的兩個主題，一個是人們所熟知的“官逼民反”的主題，這是《水滸傳》的政治主題；還有一個是人們所并不熟知的“女逼男反”，這是《水滸傳》作者所并沒有意識到的性別主題。仔細考察一下，我們會發現，有幾個人的上梁山并不是官逼出來的，而是女人逼出來的。宋江、武松、楊雄的上梁山就是如此。他們寫下的，是男人的長恨歌。《搖啊搖，搖到外婆橋》里面的黑幫老大說過：“兄弟的事再小，也是大事；女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這或許是因為黑社會的那種絕對沒有安全感的生活必須要高度依賴自己的弟兄？而凡是女人就是壞的，男人就是被她們逼上梁山，這就是《水滸傳》還想告訴我們的。在這方面，《水滸傳》表現得更是一無是處。例如石秀。我對石秀的打抱不平、心甘情愿地管別人的閑事一直不能理解，我覺得很奇怪：他的好朋友夫妻兩個過得好好的，他干嘛要去打抱不平呢？后來我想想，終于想通了，或者他和楊雄同性戀，或者他暗戀楊雄的太太。楊雄的太太也很漂亮，楊雄和他太太是二婚，女子二婚，楊雄還明媒正娶把她迎進門，可見他是真的特別喜歡他的太太的，也可見他的太太有多漂亮。而且你可以注意到一個細節，楊雄和石秀殺他太太的時候，是把她的頭飾、首飾一件一件地拿下來，然后才殺的。說明什么呢？說明這個女性肯定很精致很漂亮。所以，石秀第一眼看見楊雄的太太，肯定是特別喜歡的。但是他又沒有機會進一步接觸，他要恪守兄弟情誼，這點應該是石秀做得好的地方。但一旦當他發現楊雄的太太紅杏出墻，他的嫉妒心就全部發泄出來了。暗戀轉變為刻骨的仇恨。石秀慫恿楊雄殺妻時候的兇狠真是令人發指啊。

　　更嚴重的是潘金蓮。2006年是潘金蓮女士去世九百周年。潘金蓮女士逝世于1106年，2006年是她900周年。我們必須實事求是地說：潘金蓮起初也是一個比較正常的人，只是這個社會給她提供的發展機遇都是扭曲的，她只要想實現自己的情欲，就必須以扭曲的方式去做，這樣，她最終也就被社會扭曲了。一開始潘金蓮女士有哪一點兒不好呢？這個人其實是不圖錢的，她如果圖錢，那她早都嫁給老“黃世仁”了。對于她來說，愛情是她的全部世界。她沒有世界，愛就是她的世界。可惜，她沒有處理好。或者說，可惜，社會根本沒有給她任何的機遇。潘金蓮一開始完全是個“喜兒”，“黃世仁”怎么追她，她都不要的。老地主說：你嫁給我吧。她說：不嫁！老地主說：你給我當“二奶”吧。她說：不當！這實在不錯了。現在很多美女不要說當“二奶”，當“三奶”她都肯去，潘金蓮小姐就沒去嘛。后來她嫁了武大郎，慢慢覺得不滿意。責任不全在她。《水滸》說武大郎是“三寸丁谷樹皮”，這是什么意思呢？這是個特定的性的隱語，是指他的性能力比較差，還不只是說他的個子矮。這么一來，他的個子也不高，夫妻生活也不行，潘金蓮一旦看見了武二郎，又怎么能夠不動心？于是，她就向武松表達了她的好感。在這個時候，武松就不如潘金蓮了。武松就亮起了拳頭。他說：你要小心啊，我認識你，我的拳頭不認識你。你看，武松的暴力意識就是這么強烈！可是潘金蓮怎么說他呢？你這個人，“好不識人敬重”（第24回）。我覺得，那個時候的潘金蓮還是希望在“敬重”的、情感的角度來解決問題的。但是武松沒有把問題處理好。結果使得她因愛生恨，武松你既然不跟我好，那我就跟別人好。正好兒就在這時出現了西門慶。當然，這就要出問題了。后來她跟了西門慶，我認為也不是多大的錯。我們放在現代社會看，這種事太多、太多了。西門慶就是壞人嗎？西門慶不過是某縣一個商人，身家二千萬。我們不要上來就按傳統觀念給人定罪：你就是大壞蛋！其實，西門慶也有他的優點，他們之間有錯誤，我們要承認。最后，他們犯了殺人的錯誤，是因為那個社會給每一個人提供的自我拯救的空間太小，他們出了這個問題以后，又不能離婚，又不能暴露給社會，怎么辦呢？那種時候，中國農業社會的農民的自私心態就會暴露，很多中國農民在傳統中國社會被逼到了最后，都是這樣——殺人滅口。所以，我們更應該看到這個民族背后的精神創痛，而不能把這個創痛簡單地歸結于西門慶或者是潘金蓮，如果是那樣，就太有失公正了。

　　還有“一丈青”扈三娘。這是個極美麗的女性，而且有著模特的身材。為了她，“宋江其夜在帳中納悶，一夜不睡，坐而待旦。”（第48回）可是，她的一生卻毀在了梁山好漢的手上，每次看《水滸傳》，我都可以感覺到她的大痛與大悲。你們是否發現，扈三娘在《水滸傳》里基本上是不開口的，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她開口時就說了四個字，這四個字是把我們梁山的男人罵得太可憐了，你們還記得吧？王英跟她當場玩裸奔耍流氓，扈三娘說了在《水滸傳》前七十回里僅有的四個字：“這廝無理”（第48回）。然后扈三娘就再也沒有開口。扈三娘的一生實際上是《水滸傳》里最悲慘的一頁，全家都被梁山殺光了，可是還要白天給梁山賣命，晚上被她一個最不喜歡的男人霸占。《水滸傳》對于女性的蔑視與摧殘，于此可見一斑。

　　前面我已經講了許多，我想現在你們應該可以意識到，無論是《水滸傳》的政治主題，還是《水滸傳》的性別主題，其中能夠被正面歌頌和肯定的東西實在很少。一部影響中國如此巨大而且流行時間如此漫長的作品，其中能夠被正面歌頌和肯定的東西竟然這么少，我覺得這絕對不是一個正常的現象。當然，我首先要說，用身體的力量來保護自己乃至進入社會都并非毫無正面意義。在一個社會完全喪失了公平正義的情況下，每個人都只好還回到原始狀態，靠自己的拳頭來保護自己。這個時候，一個人的虎背熊腰，就給了用他的身體力量來保護他人以特殊的條件，因此，對于身體力量與公平正義之間的關系，我們不能一概而論。當以暴力反對暴力，當他站在弱者的立場上為民除害，老百姓自然就會解恨。老百姓已經被欺負了99次，但是最后一次卻遇到了魯智深們出手相救，他們自然會認為好漢是好人。這正是《水滸傳》之所以有它的正面意義、之所以為歷代的讀者喜愛的原因。對此，在這里我要強調，我們要給予充分的肯定。

　　但是，不知道你們注意到沒有？《水滸傳》這本書存在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好漢紛紛上梁山時的前面四五十回《水滸傳》更好看，但是好漢上了梁山以后的，《水滸傳》就不那么好看了，甚至是很不好看了！為什么呢？就是因為在好漢紛紛上梁山時的所作所為迎合了老百姓期望有些人能夠通過自己的身體力量來匡復社會正義的需求。而且，哪怕是壞人打壞人，更壞的壞人打不那么壞的壞人，只要被打的是傷害過自己的人，老百姓也還是歡迎的。然而《水滸傳》的“好漢”們一旦都上了梁山，《水滸傳》就變得不好看了。為什么呢？就在于上了梁山后，那種為百姓打抱不平、聲張正義的事例一個也看不見了，上了梁山后，梁山好漢的所有行為都是打家劫舍。梁山攻打祝家莊有道理嗎？沒有任何道理。祝家莊都是老實本分的善良百姓，不得不自己看家護院，可是宋江還要去打人家。這樣一來，作為讀者的百姓自然也就不愿意再看了。而且，其實《水滸傳》故事從一開始就不是一個好故事。從那一道“黑氣”一閃，散入了中國社會，化作“百十道金光”開始，它就不是一個好故事了。但是在一開始的時候，當每一個有“拳頭”，有力量的人用他的“拳頭”打抱社會的不平，匡復社會的正義時，我們感覺到了這個社會的“公正”隱隱約約還存在。在這個時候，我們會對他們抱之以敬意。我們覺得，在社會上到處都是不公正，到處都是不公平的情況下，它給我們帶來了希望，而且似乎還是唯一的希望。可是，這種公正正義畢竟非常有限。而當他們聚義梁山時，這種微弱的公平正義就消失了。它的根本弊端也就開始日益暴露出來。換言之，我們一開始只看到了“打壞人”，我們沒看到究竟是壞人打壞人，還是好人打壞人，或者是更壞的壞人打不那么壞的壞人。我們更沒看到好人有沒有權力因為自己是好人就可以打壞人。而且，即便是好人打壞人，這個社會是被你打得進步了，還是被你打得落后了呢？作為好人，你打壞人，你是不是比壞人更壞？因為壞人不知道自己壞，你是好人，你知道打人是壞事，可是你還打，你不是比壞人更壞嗎？在《水滸傳》里，我們有時看到的就是比壞人更壞的“好人”。這是我們在《水滸傳》里看到的美感被劫持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特征。所以，上了梁山以后，好漢故事就都不好看了。因為，上了梁山以后，“更壞的壞人”打“壞人”的感覺就完全暴露出來了。上了梁山以后，你看看他們干了什么好事？他們開倉濟過貧？他們確實“殺富”了，可是濟過貧嗎？一次也沒有。而且，梁山“出手”以后怎樣？這也是我們必須要問的！實際上，他們“出手”以后，實際上只能是讓這個社會更混亂，只能是讓這個社會更加動蕩不安。說得再大一點，到現在為止，我們沒有看到哪次農民起義真正推動了歷史，相反，我們倒是看到了農民起義對于社會發展的破壞。比如說，中國古代的宮殿就基本上都是被起義的領袖把它燒掉的。只有清故宮，因為清朝最后的政權交接是近乎和平解決的，所以它保存了下來。除此以外，二十四史里的哪一朝的宮殿還有呢？都沒有了。在這個意義上，高俅們當然是惡的，但是，宋江們就不惡嗎？

　　“除盡不平”的暴力，除不盡的是冷漠

　　不過，以上的分析畢竟只是從社會的角度略做分析，其實，如果從美學的角度看，應該給我們更多的啟發。

　　《水滸傳》的美感被劫持的關鍵之處在于：混淆了現實法庭和美學法庭。前面我已經講過，就一個社會而言，用身體的力量來保護自己乃至進入社會都并非毫無正面意義，不過，那僅僅是就社會而言，如果就美學而言，那么就必須強調，哪怕這個社會再如何黑暗，哪怕這個社會中的人再如何有暴力傾向，你搶我，我搶你，你殺我，我殺你，美學也一定要堅守愛的力量。作為一個時代的文學大師和美學大師，他一定要呼吁：這個社會只有用愛才能拯救，用暴力是無法拯救的。他必須永遠呼吁這個。因為只有愛，才能給予這個社會無限的發展空間。他必須找到愛的力量，并且去謳歌、去贊美愛的力量。但是，我們在《水滸傳》里找到了嗎？《水滸傳》里何嘗建立過一個美學的法庭來審判那些“該出手時就出手”的好漢呢？沒有。所以我一直認為應該以愛的名義去重新改寫《三國演義》與《水滸傳》故事，不再是仇恨的書寫和暴力的書寫，而應該是愛的書寫和美學的書寫。

　　更為重要的是，作為一個美學家、文學家，他應該看到的不是犯罪還是沒犯罪，而是應該去看“無罪之罪”。也就是說，應該看到是所有的人都犯了罪。并不是高俅制造這個社會的黑暗，而是《水滸傳》好漢也參與了制造這個社會的黑暗，而且《水滸傳》好漢所制造這個社會的黑暗甚至遠遠超過了高俅。我們只看到高俅作惡如何、如何，但是高俅殺了那么多人嗎？《水滸傳》好漢在江州劫法場殺了四千人，在大名府大約殺了五千人，這已經遠遠超過了高俅。高俅確實貪污了很多金錢，也弄過權，但是高俅可沒有殺這么多人啊。但是《水滸傳》卻沒有看到《水滸傳》了的好漢的“無罪之罪”，沒有看到這個社會的罪惡是所有人的共同犯罪，這種美學無疑是錯誤的，這種美學也無疑是虛假的。在《水滸傳》里只看到了尋找“替罪羊”——四大惡人。只看到了懲治兇手——四大惡人的爪牙。但是卻看不到所有的人都來反省共同責任，我們看不到擔當法官、擔當審判者的《水滸傳》好漢也同時審判自己。他們可能是不那么偉大的法官，但是他們肯定是不偉大的犯人。我想，這可能是《水滸傳》給我們帶來的最不好的東西。

　　正是由于這個原因，《水滸傳》的美學只是“旁觀”。這個地方有人魚肉百姓，那個地方有人欺壓民女，還有哪個地方有人為非作歹，然后《水滸傳》好漢就“該出手時就出手”。可是，這只是“打抱不平”，和美學是沒有關系的。因為它的前提只是：“可憐”。“可憐”是一種只針對對方的居高臨下的現實關懷。因為“居高臨下”，所以就必然陷入一種焦慮性體驗，諸如屈原式的“哀民生之多艱”與杜甫式的“感時憂國”，而要從焦慮性體驗中解脫，唯一的良策就是消滅對象。于是，這樣的美學最終就必然走向暴力。武松也好、林沖也好、魯智深也好、李逵也好，在一定意義上，比中國歷史上所有的懦夫都強。那些懦夫連打抱不平的精神都沒有，見到這個世上的任何不平事，他都不會拔刀相助的，只會拔腿就跑。所以，和拔腿就跑的人相比，拔刀相助的人畢竟還是有其正義感的，也是有其可以歌頌之處的。這無疑比“看客”要強。因為這些人并不懦弱。但是，關鍵在于，他們的打抱不平只是從“可憐”出發，因此，也就并沒有真正改變現狀，其結果是他越打罪惡就越多。當你在用暴力消滅罪惡的時候，你應該能想象到罪惡的反抗是十倍、百倍的。這樣就使得《水滸傳》的好漢，中國歷史上的那些英雄都陷入了一種焦慮。這種焦慮就是：他覺得罪惡越來越多，越來越打不完、殺不盡。在這種情況下，他想要消除自己的焦慮，但又沒有辦法消除焦慮的根源，那怎么辦呢？只有加倍地去消滅社會的丑惡現象。所以，他就天天出手，天天拔刀。可是，當他天天出手、天天拔刀時，他已經和他的對象——丑惡和黑暗，無窮無盡地日益生長起來了。結果，為了克服焦慮，自己不得不陷入更大的焦慮。這就是中國文化最終走向暴力宣泄以及對于暴力宣泄的欣賞的根本原因。甚至，暴力宣泄以及對于暴力宣泄的欣賞成為了焦慮性體驗者進行心理轉移的替補方式，而最終的目的則是：焦慮體驗的在暴力宣泄中的虛假中止。《水滸傳》里不就是以殺人為樂嗎？這就是殺人成為焦慮者實現心理轉移的最好的替補機會。只有在不斷殺人中（比如李逵），他的焦慮性體驗才能在遺忘中虛假的停止。于是，為了證明自己的正確也就只有不斷地進入暴力。暴力的惡性循環，暴力的欣賞，對迫害他人、把玩他人痛苦的欣賞，就成為《水滸傳》的核心內容。也正是在這種美學中，我們看到了《水滸傳》好漢憑借身體力量迫害他人的一幕又一幕。

　　而且，這種焦慮性體驗從本質上來說，導致的只是冷漠。真正的美學是用愛來交換愛，以美來呼喚美。我們決不能幻想：“除盡不平方太平”。這是中國古人最喜歡說的話，其實越是用暴力去除，不平反而越多，用暴力消除暴力，得到的永遠是暴力。只有用愛來消除暴力，暴力才有可能被消滅。但是中國人大都不懂這個道理，結果就陷入了一種“冷漠”，對生命的冷漠；而中國的美學則退化為一種對暴力和仇恨的書寫。這時，我們就看到了《水滸傳》。我們在《水滸傳》中是看不到準確的美學評價的。因為我們對“美”已經失去了準確的感知能力，而且我們在對“丑”酣暢淋漓的揭露中也暴露了自己的“丑”。對方用暴力欺壓百姓，而我用暴力欺壓他人，那不是比對方更丑嘛。他這樣做是不知道錯，而你明明知道錯卻還這樣做，你豈不是比他更錯？！這不就是《圣經》里講過的那個最簡單的道理嗎？我們應該看到，在這樣的《水滸傳》書寫中，最終被認同的是丑，而不是美。暴力使得《水滸傳》去過分關注丑而不去關注美，最終形成了一種丑的信仰而不是美的信仰。羅丹有一件雕塑作品《歐米哀爾》，它是丑的。但是藝術家是真讓你認同和贊賞“丑”嗎？不是。他讓你拒絕進入這種丑。對這種現象他說：太丑了。我們要盡可能地防止悲劇被推演到這個地步。但是，我們在《水滸傳》里看到的卻是“丑”被美化：殺人被美化，打家劫舍被美化，一腳踏扁金銀器皿然后帶走這樣的行為被美化，看到對面一個人影就說我要剝下那廝的衣服換酒吃被美化。這些東西和美學有什么關系呢？最終，中國就形成了一種對“丑”的信仰而不是對“美”的信仰，這種丑的信仰透支了我們對現實的關懷，從而使得我們的現實社會無限地惡化下去。

　　我必須提醒你們注意，真正的美學只是“聆聽”，它聆聽愛的聲音，然后，不是去面對社會的罪惡，而是轉過身去面對愛，從愛的感召中尋找力量，然后再回首現實的社會，去為失愛的社會補愛。只有這樣的美學才是真正的美學，因為，它的起點是：“憐憫”。“憐憫”就是有愛的關懷，這是一種終極關懷，這種“憐憫”既是針對對方的，也是針對自己的。“憐憫”是平等的，也就是對任何一件事我都承認我自己也有過失。安德烈·孔特—斯蓬維爾對比過“可憐”與“憐憫”之間的不同：

　　可憐是從上向下體會的感覺。憐憫則相反地是一種橫向的感情。它只是在平等者之間才有意義，或者不如說，更確切一點，它是在受痛苦的人和在他身邊分擔他的痛苦、從這時起與他相提并論的人之間實現這種平等。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沒有一定的輕蔑就沒有可憐，沒有尊重就沒有憐憫。[3]

　　不難看出，在《水滸傳》中缺乏的，恰恰就是“憐憫”以及以“憐憫”為起點的美學。

　　這就是我要講的第一個問題。

二、公共社會的萎縮：病態的社會與病態的美學

　　公權喪失：大國衰落之謎底

　　意識到了《水滸傳》的以暴力為美，并不是問題結束，隨之而來的問題是，“暴力”為什么會成為美學？

　　我的結論是：病態的美學出自于病態的社會。可是，從什么地方談起呢？我們就從最近央視播放的一部電視紀錄片《大國崛起》談起吧。對于這部專題片，我相信你們可能都有所耳聞，目前也有很多人紛紛叫好，可是我卻不覺得“大國崛起”有多好，且不去說我認為中國最應該拍的主題其實是：大國衰落。中國這樣的大國是怎么衰落的？全世界有哪些曾經的大國衰落了？它們為什么會衰落？這些問題事實上對于中國來說要遠為重要。而且，即使是拍大國崛起，這部記錄片也沒有指出關鍵的問題。一個大國的崛起的真正原因，應該是民主、自由、公平、正義。而且，一個大國的崛起的關鍵還應該是：從私權走向公權。現代國家制度的建立靠的是從私權走向公權，靠的是從“家”走向“國”。可是，中國的五四前后，梁啟超、康有為這些人都曾經是中國思想界最進步的人物，但是，他們卻都弄不清楚西方人說的“國家”是什么意思。什么是“國家”？他們也弄不清楚。而且，直到今天，我們也還是沒有弄懂。古代中國只有一個概念，叫做“天下”，國民黨只有一個概念叫做“黨國”，過去我們也有過一個概念，叫做“江山”。而這一切盡管說法不同，但是核心都是一個，就是把國家的公權壓縮為私權。而一個大國的崛起，唯一的原因，恰恰就是公權的崛起。也就是說，一個崛起的大國必須提供極其充沛的公共產品。例如，我們現在到處講“和諧社會”，什么叫“和諧社會”？其實所謂的和諧社會并不是指的一個團結的社會、和氣的社會，而是指的公平、正義的實現。而要實現公平、正義，就必須要實現公共產品的極大豐富。

　　過去改革開放剛剛開始的時候，我們給老百姓提供的主要是私人產品——衣食住行的滿足。然而老百姓在衣食住行被滿足以后，又必然要求公權的實現，要求公共產品的極大豐富。什么叫做“公共產品”呢？司法公正、教育平等、政治清廉、住房福利、醫療保障等等，一個成功的社會必須要給所有的公民提供豐富的公共產品，以便供其使用，反之，一個社會如果不能提供充足的公共產品，那么這個社會就一定是最最糟糕的。我們今天講中國的衰落和崛起，其實不要去看西方，只要去看《水滸傳》、去看大宋，就足夠足夠了。人們都說宋朝是中國大國衰落的起點。為什么會如此？其中存在著一個內在的規律，我不知道你們注意到沒有，中國在宋朝以前，所有王朝的衰落都是“自作孽”。都是自己折騰，自己把自己的“江山”給折騰掉了，但是自宋朝開始，卻都是被外族所滅。究竟是自己折騰掉容易，還是被外族滅掉容易呢？當然是被外族滅掉更容易。要知道，自己折騰掉是很難的。但是，為什么從宋朝以后，外族來一個滅一個，包括元朝也是被漢族滅掉的，這也等于被外族所滅。為什么宋元明清如出一轍呢？為什么會亡得如此輕而易舉，亡得如此毫無懸念？在這里，我想談談我的想法：這說明中國社會的公權到了《水滸傳》時代已經被降到了最低點。一個泱泱大國，到了宋朝時為社會所提供的公共產品已經接近于零了！那種接近于零的狀態下的社會和政權當然完全是不堪一擊的，也是任何一個外族都可以把它滅掉的。因為，所有的人都不愿意為那樣的王朝效命了。舉個例子，《水滸傳》里的楊志在北京當跟班的時候，梁中書說，你負責把我的生辰綱給我護送到開封去，楊志說：我不敢送。他問：為什么呢？楊志說：一路上盜賊橫行。楊志說得不錯，他要送的是十萬生辰綱，相當于今天的多少錢呢？三千萬。這可不是一個小數字啊。于是梁中書又說：那我多派官兵護送。楊志說：“恩相便差五百人去，也不濟事。這廝們一聲聽得強人來時，都是先走了的”（第16回）。這真是一語道破當時的社會內幕。當中國的公權已經完全喪失的時候，所有的人就都不愿再為這個國家賣命，遇到事情，他的唯一選擇就是逃跑。在這種情況下，你帶多少兵去送都不管用。這就是中國的宋代之后為什么屢屢被外族所滅的根本原因。

　　有人一定會問：中國作為一個大國，為什么會如此一撅不振？一個關鍵的問題，就是公權的萎縮。在這里，我給大家提供一個簡單的社會判斷標準。如果一個社會的公共權力機制運轉正常，它必須堅持兩項標準：第一個標準是：當個別人利益增加時，所有的其他人的利益不能受到損害。這是第一原理——“帕累托改進”（Paretoimprovement）；第二個標準，少數人富起來了，如果出現了多數人窮下去的狀況，國家就必須強迫少數人拿出銀子來，給多數人以補充。這就是第二原理——“卡爾多改進”（Kaldor-Hicksimprovement）。在任何一個大國的崛起中，這兩條原理都是不能違反的。西方歷史學家約瑟夫·R·斯特拉耶認為：一個國家的產生，標志應該是從開始區分私權和公權，并開始用公權保護私權、用公權為民眾提供服務開始。過去是掠奪私人財產，現在是合理地界定公權和私權，并對私權加以保護。這意味著，一個國家，如果真正是“國”而不是變相的“家”的話，它就一定要提供充足的公共產品，而且，公共產品越多，這個社會就越有保障。當我遇到不義的時候，打官司時我能勝訴；當我要上學的時候，我的分數只要達標我就能上學；當我找工作的時候，我只要有能力我就能就業，當我出門在外的時候，我的身家安全也能夠有充分的保證。但是在中國，在大宋，這一切都被拋在了腦后。在中國，到了宋朝，我們看到的情況是：“公共權力失范、公共產品匱乏、公共社會萎縮”。這就是我們在《水滸傳》里看見的吏治腐敗、司法腐敗、社會腐敗、制度腐敗；窮者越窮、富者越富；少勞多得、多勞少獲、勞而不獲；起點不公、機會不公、規則不公、結果不公……百姓無辜被魚肉，自由、平等、公義則無處可尋。

　　這一切，都與中國社會的“中國特色”有關。中國從來就沒有“國家”而只有“天下”。要了解中國，就一定要了解“天下”的真實含義。張藝謀拍《英雄》時曾洋洋得意地談到他的發現：荊軻不應該刺秦。秦始皇是為了一統“天下”，為了“天下”的“和平”，是為全中國人民謀幸福的。言下之意，他是人民大大救星。張藝謀確實并不愚蠢，但是他真的愚昧。他對中國歷史也一無所知，中國人講的“天下”可不是老百姓之天下，而是“一人之天下”、“一姓之天下”。中國所有的政治斗爭無非就是搶椅子的游戲，三把椅子四個人搶，兩把椅子三個人搶，一把椅子兩個人搶。最后某某某搶到了這把椅子，這就是中國的“天下”。《史記·秦始皇本紀》中已經說得很清楚：“六合之內，皇帝之土；人跡所至，無不臣者”。天下是自己的產業，黎民百姓是牛馬畜生。中國的二十四史，也無非就是二十四姓霸占全國的歷史，就是天下成為劉姓、李姓、趙姓、朱姓……的私有財產的歷史。而既然是“一人之天下”、“一姓之天下”，自然也就不可能存在什么公權，而只存在暴力。連西方人孟德斯鳩都看出來了：統治中國的是棍子。

　　那么，在“一人之天下”、“一姓之天下”中的人們又該如何生存呢？當然無法進入統治者的利益共同體，“是日何時喪？予與女皆亡！”（《史記·夏本記》）這種心理的冷漠與對抗無疑已成為一種普遍的意識，何況，生存在“一人之天下”、“一姓之天下”中的人們還是一盤散沙，各懷鬼胎，各謀私利，沒有誰能夠有安全感。被人害的人往往又是害人者，《水滸傳》在寫劉高陷害花榮一章的結尾寫過兩句詩：“生事事生君莫怨，害人人害汝休嗔。”（第34回）這無疑是真實的。因此，唯一的生存途徑就是：設法組成不同的獲利集團，以便放大自己的力量，以求在“一人之天下”、“一姓之天下”中分一杯羹。這就是說，我一個人根本無法與趙家統治集團相爭，一顆汗珠摔八瓣的辛勤勞作，也無非只是為自己進一步地被盤剝制造理由，那更得不償失。要想生存，可行的方式只有一個，就是我也可以效法統治者，以各種各樣的方式結成小集團，利用手中掌握的公共權力或相對稀缺性的資源，去合法地掠奪或者傷害社會與他人，并且借助這種方式來獲利。顯然，這一切都是被“中國特色”的“天下”逼出來的。

　　吃拿卡要：“萬人之上”的高官獲利集團

　　具體來說，我們在《水滸傳》中看到了三個不同的獲利集團。

　　首先是以“四大惡人”——蔡京、童貫、楊戩、高俅為代表的獲利集團。他們雖然在“一人之下”，但是卻也在“萬人之上”。他們欺上瞞下，把手里的“公職”變成“私權”，結成牢固的利益集團，一方面“巧取”趙家的財產，一方面“豪奪”百姓的利益。林沖誤入白虎堂，法官宣判的時候說：你以為開封府是朝廷的嗎？是高太尉家的。真是一語點醒夢中人啊。要知道中國人的家底是很薄的。“薄”到什么地步呢？孟子早就說了，“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饑矣；”[4]，你們看看，這是不是太可憐了呢？因此，中國人的生活實際上是長期在貧困線上掙扎的。學法律的人都知道亞當·斯密，他就曾說過：中國下層階級的生活還不如歐洲的乞丐。學文科的人沒有不知道黑格爾的，他也說過：中國是災荒之國。他們都是外國人，但是他們對于中國的這一觀察是大致不錯的。而中國的歷史學家也有過一個著名的統計：中國人要生存，人均不能低于四畝地，否則就會陷于饑荒，家將不復為家。可是，據我看到的一個材料介紹，大宋時候的人均僅僅四畝六分。這樣一來，我們假設其中三畝的收入要用來養家，一畝三分的收入要用來納稅，那么，僅存的三分地的收入，就正是主要被以“四大惡人”——蔡京、童貫、楊戩、高俅為代表的獲利集團搜刮走的。梁中書一次能送三千萬的生日賀禮，而且去年還同樣送過一次，但是被強人搶走了，加在一起，就是六千萬，再加上他還要給別人送各種各樣的賀禮，還要自己吃喝玩樂，他一年“巧取豪奪”的數字肯定會是個天文數字啊。金圣嘆這個人很聰明，他看了《水滸傳》以后就說，“亂自上作”。而且在評點董超、薛霸押送盧俊義時發現：“林沖者山泊之始，盧俊義者山泊之終，一始一終，都用董超、薛霸作關鎖，筆墨奇逸之甚。”“用董超、薛霸作關鎖”，影射的就是“亂自上作”。本來，真正的“亂自上作”里的“上”應該是最高統治者，金圣嘆作為當事人自然還認識不到這一點，因此，他所指的“上”只是以“四大惡人”——蔡京、童貫、楊戩、高俅為代表的獲利集團，但是，這就已經非常難得了，因為除了最高統治者“自作孽”以外，這個集團正是當時社會的最大的破壞性的力量。

　　其次是地方組成的獲利集團。祝家莊、李家莊、扈家莊、史家莊等等，在《水滸傳》中也是一個引人矚目的存在。他們的基本構成是貧民百姓，這些人猶如路邊的草芥和螞蟻，聽任他人的踐踏、蹂躪，沒有任何的保障，惟有茍活于人世。他們將自己的四畝六分地上的所有額外收入都納了稅，可是趙家朝廷卻沒有任何的公共產品提供給他們，不要說公平正義、就是連人身安全都無法保證。再加上以“四大惡人”——蔡京、童貫、楊戩、高俅為代表的獲利集團的合法性傷害，他們的生存就更加艱難了。于是，他們只好采取集體自救的方式，自己為自己再納一次“稅”——在村莊里自養武師，自組團防，以求自保。我們看到的祝家莊、李家莊、扈家莊、史家莊等等，就是這種情況。這就形成了這個社會的一個新的獲利集團。當然，從表面看，他并沒有獲利。而且在所有的獲利集團中他其實都是弱者，史家莊的消失就是一個例子，在此以后，我們也看到了祝家莊、李家莊、扈家莊的消失。然而，如果我們想到由于這個獲利集團的存在，百姓可以在其他獲利集團的合法性傷害更多地維護自己的利益，因此，我們說它也是一個獲“利”集團，應該也大體不差。

　　打家劫舍：“刀口舔血”的匪類獲利集團

　　最后是梁山、二龍山、桃花山、白虎山、少華山等獲利集團。他們基本上是流氓團伙、黑社會團伙。這些人都有一技之長，但是由于種種原因被主流社會排擠了出來，于是，他們就自覺不自覺地進入了體制外的搏命通道，開始以“刀口舔血”的方式結成獲利集團。而且，由于宋代公共財政極為薄弱，缺乏基本的動員能力，也無法應付社會的天災人禍，因此對于這類獲利集團，不得不采取“招安”的方式。“若要官，殺人放火受招安”，這句民謠反映的就是這一現實。過去，我們只看到他們把斗爭的矛頭對準了貪官污吏，而且揭露他們是危害國家、陷害忠良、擾亂社會，就以為他們是進步的，其實不然，充其量他們與貪官之間的關系也只是50步與百步的關系。我們看看他們的所作所為，就知道他們也不是什么“好鳥”。例如孫青、孫二娘夫婦確實保護了“英雄”武松，但是，他們卻殺死了與他們不是一個獲利集團的某某“大頭陀”，只遺下那把雪花鑌鐵打成的戒刀常常半夜里嘯響。還有生鐵佛崔道成、飛天夜叉丘小乙、田虎、方臘，我們看到，一百零八將內，是四海之內皆兄弟，可一百零八將之外，是隨便可以砍殺的。凡不是一伙的，這些英雄好漢們是照殺不誤啊。再如，決定梁山存亡的全部根據都是——以梁山的利益為利益。只關心敵我，不關心是非。沒有原則，沒有道義，所謂“有奶便是娘”。李逵母親被老虎吃了，晁蓋、宋江沒有任何同情，而是為他殺了四虎并且又為山寨帶了“兩個活虎上山”“殺羊宰牛，做筵席慶賀。”（第44回）他們不是反貪官嗎？可是梁山想通過他去打通跟皇帝接頭的通道的人，卻明明就是貪官，于是貪官也就不是貪官了。而且，宋江每擒一將，只要“慌忙下堂，喝退軍卒，親解其縛”，把某某“扶在正中交椅上，納頭便拜”（第64回），對方立刻心甘情愿地投降，什么羞恥、道德全都沒有，只有利益。何況，他們的“逼人上山”的方式也太殘忍了一點。只要為他們這個獲利集團所許需，他們就不遺余力地“逼”人上山。秦明上梁山以后，就說過一句：你們害我也害得忒狠毒了一點兒啊，把我全家都殺光了啊。朱仝，是私放宋江的恩人，宋江想把他騙上梁山，朱仝不答應，梁山就去把他帶的小孩兒弄到手，腦袋摔了八瓣兒。這樣的集團，還有什么人性可言？至于利益的分配，那更毫不掩飾，一半是英雄好漢的；還有一半是眾多的小嘍羅的，挨餓受凍的的窮人百姓？從來沒有聽說分給過一分錢。

　　巧取豪奪：不同獲利集團，同一生財秘籍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諸如此類的大大小小的獲利集團的存在不但造成了社會的崩盤，而且使得“獲利潛規則”成為所有人所默認的通行準則。李逵這個人確實是粗中有細，他的一句話非常經典：“條例！條例！若還依得，天下不亂了！”（第52回）你看，他對社會的潛規則何等清楚？一切都是決定于“獲利”，獲利才是真正的“條例”，只要能夠“獲利”，就可以“前打后商量”，或者干脆“打你不商量”。史進捉到土匪陳達以后怎么辦呢？按說是捉到了土匪就應該送官啊，可是他的第一個念頭竟然是什么呢？他竟然想：我拿他送了官，那些好漢豈不是恥笑我嘛。你看，這個社會還有什么正義和非正義呢？你們可能還會注意到：《水滸傳》中的幾乎所有人在逃難的路上都以“犯罪”為榮，不但自己會像做品牌宣傳一樣到處去吹噓曾經在哪里殺過人、劫過財，而且對方也是馬上納頭就拜，羨慕之情溢于言表。對比我們現在經常在電視上看到的逃犯們紛紛地陳述自己潛逃時的那種極大的心理壓力，我們會不得不震驚地追問：這個社會究竟怎么了？！

　　我們就以宋江的經歷為例做個簡單的剖析：

　　宋江，號稱山東“及時雨”，什么是“及時雨”呢？想要錢，他就馬上撒下來，那就是“及時雨”了。可是，宋江怎么有那么多的錢“撒”？宋江的官位是“押司”，大概相當于我們現在的縣辦公室主任。過去沒有法院，所以，他也可以說兼任縣法院的辦公室主任。在中國古代，縣長以上是“官”，縣長以下是“吏”，從宋代以后，“吏”才開始有了一點兒可憐的工資，宋代以前“吏”都是不發錢的。國家委任一個縣長，一般都是孤身一個人去上任，甚至“老妻寄異縣”。到了那個縣以后，他自己在院子前后種點菜，然后想辦法弄點兒黑心錢，雇兩個師爺，雇個辦公室主任，接著再雇幾個打手做偵緝隊，幫他到處抓小偷、抓強盜之類，以便維持這個縣的治安。顯然，我們的宋押司的工資不會很高。那么，他的錢從何而來？

　　我們還是先給他算算他的“撒”錢有何等的瀟灑吧。宋江這個人動不動就給人“撒”錢。前面我們說到宋江被武松絆了一下，于是他掏了多少錢去買通武松并讓武松成為他的鐵桿兒打手呢？十兩。宋代的時候大體是一兩相當于現在的三百塊錢。十兩銀子，就是三千了。好爽的見面禮啊！給李逵多少呢？宋江開始給了李逵十兩，李逵出門就賭輸了，然后跟人家打架打得不亦樂乎，宋江說：別打別打，我再給你五十兩算了。宋江——一個縣辦公室主任，送一個根本是陌不相識、萍水相逢的李逵，而且是在蹲監獄的情況下，一出手就是六十兩銀子，一萬八千塊錢啊。

　　宋江的錢的來源我們就不用討論了，這種不當收入即使當時的“紀委”不查，我們也可以猜個八九不離十。其實，類似宋江的情況在中國是非常典型的，也早已為人們所關注。在南北朝時就出現“久吏奸滑”的評價。有一位進士回憶自己擔任刑部給事中時曾提請長官平反冤獄，可是長官卻：“慘然曰：‘不敢。’予曰：‘何也？’對曰：‘天下有一介不取之官，而無一介不取之吏。若一翻廠招，異日借題羅織，官吏并命矣！’”而且，一方面那些縣官大多都是從科舉的道路上來的，處理政務毫無經驗，當地的人際關系更是一竅不通，另一方面那些世代為胥吏的衙役，也很少有升遷的機會，因此他們把縣官控制在手里，“坐堂皇者如傀儡在牽絲之手，提東則東，提西則西”，想方設法地去大撈特撈。至于他為什么見了人就“撒”錢？這說明宋江這個國家干部，顯然身在大宋可是早就心在梁山、二龍山、桃花山、白虎山、少華山一類的獲利集團，并且以體制外的搏命渠道作為自己的最后歸宿。

　　我們看看宋江在“生辰綱”事件中的表現。我剛才換算過，十萬“生辰綱”就是三千萬。令人吃驚的是，所有的人聽說以后，第一個念頭竟然都是：“搶！”第一個建議搶的是誰？是一個政工干部啊，公孫勝是干什么的呢？是宗教界人士啊，他馬上就去找誰呢？晁蓋。他是干什么的呢？村長。本來他的職責是保護十萬“生辰綱”順利通過，可是他作為最基層的政府官員，第一個念頭竟然是：不搶白不搶。可是更離奇的是，在破案以后，市公安局把這個案子送交縣里，縣辦公室主任、縣法院辦公室主任宋江同志正好接了案子。他的第一個念頭就是：我得趕緊去救“晁村長”。接下來宋江殺閻婆惜犯了案，朱仝和雷橫奉命去抓宋江。可是兩個人卻各懷鬼胎，卻都是在打主意要救宋江。再往后，他被關在了江州戴宗當監獄長的牢子。那可完全就是貴賓待遇，不但住單間，而且可以隨便出入，李逵就是這個時候出現的，他是這里的獄卒，被戴宗派給宋江當跟班。

　　為篇幅所限，我就只舉一個宋江的例子，實際這樣的例子我可以舉出很多人作為例子。例如大宋朝派了16個中上層軍官去圍剿梁山，可是他們卻沒有一個不投降，忠于朝廷的人竟然是零。小旋風——柴進是當時社會里保險系數最高也最不可能被傷害的，可是柴進也與朝廷離心離德，他跟周邊的飯店都交代好了：所有過往的犯人，你們都不許給他飯吃，讓他餓著。為什么呢？要吃只能到我的園子里來吃，都到我這兒，我好結交他們。為什么要結交呢？原因我想大家都已經很清楚了。再看看書中出現的朋友結義、主仆組合、兄弟搭檔、夫妻合伙、家族聯手的形形色色，其中可有一個知道國家利益、民族利益為何物嗎？他們唯一關注的就是自己能夠不受他人的傷害但是卻可以傷害他人。結果，整個社會就形成了一個“黑洞”：“在這個時候，皇帝的勵精圖治或者宴安耽樂，首輔的獨裁或者調和，高級將領的富于創造和習于茍安，文官的廉潔奉公或者貪污舞弊，思想家的絕對進步或者絕對保守，最后的結果，都是無分善惡，統統不能在事業上取得有意義的發展，有的身敗，有的名裂，還有的人則身敗而兼名裂。”[5]而一旦進入這種“黑洞”狀態，“明君”與“昏君”的區別也就毫無意義，“治世”與“亂世”的區別也毫無意義，“治世”成為偶然，“亂世”成為必然。這樣的大宋如果不亡，那實在是天理不容。值此之際，所有的人都知道了創造能力不如傷害能力、愛的能力不如恨的能力，暴力因此而隆重出場，因為它成本最低，回報最大。

　　這時，我們所看到的中國已經就是動物莊園，而我們所看到的梁山已經就是“猴山”。

　　這就是我要講的第二個問題。

三、生存原則與生命力量的宣泄

　　動物兇猛：落草英雄的叢林法則

　　公權的萎縮不但擠壓了公共空間，導致公共空間的萎縮，而且還擠壓了精神空間，導致了精神空間的萎縮。

　　由于公共空間的萎縮，任何長期的利益都是沒有的，即便有，也是靠不住的。我們中國人的生存基本上只是一種低成本生存。“活著”，事實上就是中國人的全部人生。一部五千年的中國歷史歸納起來，盡管從表面上看起來像萬花筒似的五彩繽紛，但是實際上也無非就是兩個字：“活著”！中國人喜歡說“民以食為天”，我們往往會誤解為這是一種唯物主義的深刻，其實這就是中國人的最高價值觀。中國人的“天”就是“食”。為了最低級的起碼的生存，中國人不得不放棄其他的所有目標。我看到一個材料介紹，牛比人大，但是為什么它卻偏偏怕人？就是因為它眼睛里的人比它自己要大得多，因此它當然會怕人。中國人也是如此，由于生存的需要太迫切、太唯一了，因此這種本來是低級需要的需要被中國在內心人為地予以放大，而本來是高級需要的需要卻被人為地壓抑。結果，在這樣一個心靈被壓扁了的民族，愛與美根本就無處存身，或者說，根本就不知道愛與美為何物。回想一下，哪怕是到了實在過不下日子的時候，他們所呼喚的也不是民主、不是平等，而是“均田地”，而是大家一起“大碗喝酒，大塊吃肉”,“你有我有全都有”。

　　我們還是來看看《水滸傳》。我發現，在這個方面，梁山的一切都非常典型。梁山好漢都自稱“綠林人士”和“草莽英雄”，而且將自己的“做強盜”叫做“落草”，這顯然不是因為他們躲藏于深山并卻與動物為伴，而是因為他們意識到了自己的生存方式從本質上是遠離人類的，也更接近于動物的生存法則，也就是所謂的叢林法則。例如，武松在承諾別人時候喜歡說，我一定會作到，否則就“枉自折武松的草料”（第30回），其實就是自比動物。而梁山好漢說得最多的話，則是：“做個下半世快樂也好”。什么叫“做個下半世快樂也好”，阮小七有一句話，可以作為注腳：“若是有識我們的，水里水里去，火里火里去。若能勾受用得一日，便死了也開眉展眼。”（第15回）這其實也就是：不僅要活著，而且要快樂地活著，這就是“快活”。例如，《水滸傳》為什么要讓史進第一個出場？我認為，就是要讓他成為“快活”人生的象征。這是一個陽光男孩，也是一個帥氣男孩，他的“銀盤也似一個面皮”，應該是所有梁山好漢的心靈面孔。動輒“你來，你來，怕你不算好漢！”不難看出他內心內深處生命力量的洋溢四射。后來因為急于立功，他跑去找舊日相好李瑞蘭做內應，結果被舉報入獄，梁山好漢中的其他人，遇到類似事件都是“吃打不過，只得從實招供”，例如公孫勝，例如宋江，可是他卻“只不言語”、“由他拷打”。在他的身上，我們可以看到《水滸傳》作者的全部神圣理想。可是，一切也就僅此而已。事實上，他也只是一個精力過剩的頑童。渭州遇見魯智深，盡管只一面之交，卻借給他十兩銀子，可是在潘家酒樓吃酒，魯達要為金氏父女打抱不平，在座的史進卻毫不在意，可見他的俠義也無非只是率性，武松、魯智深、李逵等也如此，就拿武松來說，其實他的所有殺身之禍都是自己招惹的。張青不是就批評過他的“托大”和“與人爭鬧”嗎？頗能識人的宋江不是也兩次提醒武松一定要“少戒酒性”嗎？李逵的名言更完全可以看做梁山好漢的心聲：“打了人的是好漢”（第74回）。至于對他人的同情心，對自己的痛苦的意識，以及對于愛與美的追求與推崇，在他們那根本就是絕無可能。

　　一個無法回避的例子，就是梁山好漢的“吃喝”。

　　茨威格說過一句很有意思的話：我不是在咖啡館，就是在去咖啡館的路上。我看《水滸傳》卻總是說：《水滸傳》英雄不是在飯店喝酒吃肉，就是在要去飯店喝酒吃肉的路上。沒有一個例外，所有的好漢一見面就是要吃喝。在他們身上，存在著吃喝依賴，而沒有愛的依賴。只有在吃喝中才能得到滿足，在愛中卻不能滿足。古代文人的陪伴，用魯迅的話說，是藥與酒；那么，梁山好漢呢？就是（牛）肉與酒，在《水滸傳》里，我們印象最深的就是魯智深的那句：“嘴里早就淡出鳥來”，而且你們要注意，他們的吃喝都是廉價與低質的。他們喝的酒度數雖高，但都算不上美酒。武松喝了，盡管稱贊“這酒好生有氣力”，可是卻沒有說香。當然，好酒也偶有所見，武松搶孔亮的那一甕青花甕酒就是開了泥頭，“風吹過一陣陣香味來”。他們吃的肉也都只是牛肉。他們一說就是：給我切十斤牛肉！為什么總是切“牛肉”呢？這些人只能去消費最下等的吃喝。豬肉的再加工的成本高，能做出各種花樣來，這些好漢吃不起，怎么辦呢？只有切十斤牛肉，這個最簡單，切切拿來就下酒。最有意思的是李逵第一次見到宋江，跟他出去吃飯，宋江想裝點兒文氣，宋江說：不行啊，吃不下去，要有二兩鮮魚作醒酒湯就好了。李逵馬上就下去弄魚。但是最有意思的是，把鮮魚弄上來以后，宋江就吃了幾口，說：哎呀，好吃是好吃，就是不夠鮮，就沒有再吃。李逵的牛肉吃完以后，看到還有魚肉，就伸手把魚一把撈過去塞在嘴里了，可是吃完了卻說：不好吃，魚沒有牛肉好吃。宋江看出了他的心思，給他再來二、三斤羊肉，李逵三兩下就吃完了，說道：“這宋大哥便知我的鳥意！吃肉不強似吃魚！”（第38回）你們看看，《水滸傳》里的好漢就是這樣像動物一樣粗糙。不過，你們也不要以為宋江這個人就比李逵好多少。他到開封去見李師師，因為喜歡李師師，就拼命表現自己的男子漢氣魄：袖子一捻，吆五喝六的，一邊兒的燕青很著急，趕緊對李師師說：我大哥是小地方來的，你千萬別見外啊。據統計，水滸中描述設宴吃食的場面共有一百四十多處。其中三分之一指明了吃的是牛肉。可是，在《金瓶梅》里那個小縣城的商人西門慶雖然只是社會的下層，可是在整部書里我們卻沒有看到他吃過一次牛肉。看來，就是吃喝，在梁山好漢那里也是奉行的叢林法則啊。

　　流氓性格：“下半世”“快活”的綠色通道

　　講到這里，我就必須要來討論梁山好漢乃至中國人的“流氓性格”了。與國內流行的對于梁山好漢的無原則的贊譽甚至不惜稱之為“英雄性格”的看法不同，我始終認為，在梁山好漢身上，我們所能夠看到的，只是一種因為公權社會萎縮所導致的“流氓性格”。“流氓性格”，是公權社會萎縮的必然結果。西方學者洛克說過：“誰認為絕對權力能純潔人們的氣質和糾正人性的劣根性，只要讀一下當代或其他任何時代的歷史，就會相信適得其反。”確實，絕對權力絕對不會導致絕對純潔，而只會導致絕對不純潔。這個“絕對不純潔”的典型表現是：一方面在絕對權力的淫威下面茍且偷生，哪怕是在被逼上梁山以后也馴服地固守著“第二種忠誠”；另一方面，又把絕對權力的全部傷害完全繼承下來，并且轉化為一種新的更具創造力而且也更加慘烈的傷害。例如“蒙汗藥”和“黑店”，就是梁山好漢的拿手好戲。“藥”的功能是“救死”，可是在梁山好漢那里卻是“致死”，就像愛的作用本來是“救人”，但是在他們那里卻成了“騙人”。至于“黑店”，則真是讓我們的一切一切都淪入了毫無安全感的萬劫不復的深淵。更不要說他們的動輒殺人放火了。可惜的是，由于《水滸傳》的作者對此持明確的欣賞態度，因此我們無法更為深刻地覺察它的嚴重危害。倒是后來的魯迅所揭示的阿Q讓我們真正了解了什么叫“流氓性格”。“阿Ｑ真能做”與阿Q的“造他媽媽的反”，就正是我所揭示的“流氓性格”的兩個方面。還有周作人先生，他在對國民性的分析中披露的中國人的“流氓鬼”的心態，也為我所揭露的“流氓性格”提供了重要的啟迪。

　　因此，梁山好漢的“做個下半世的快活”其實也就是魯迅筆下阿Q的“大欲遂償”，例如搶東西，欺壓小Ｄ、王胡等人，霸占小尼姑，等等。而這種“快活”的必然結果，就是暴力。因為公權的萎縮已經切斷了所有的發展機遇，因此也極大地提高了所有的發展成本，同時，公權的萎縮也完全敞開了暴力的通道，因此也最大地降低了暴力的成本，這使得所有的人都意識到：發展的成本最高，暴力的成本最低。結果，暴力就成為這個社會能夠“活著”乃至“快活”的唯一的通道。既然如此，那么，我的結論就只能與上面一節完全相同：“暴力因此而隆重出場”。

　　“愛無不勝”與“共同犯罪”的美學假設

　　我們已經看到，以暴力為美就是這樣出場的。可是，我們關注的畢竟是美學，因此，我們還有必要進而再做討論。

　　從美學的角度來說，一個正常的美學判斷，在我看來，最起碼應該堅持兩個美學假設：

　　第一個美學假設：我們必須假設我們所置身的世界是一個“愛”的世界。無論這個世界如何黑暗，如何遠離愛而存在，我們都要相信“愛無不勝”！相信有愛的世界才是真正的世界，相信無愛的世界不值得一過！相信人是愛的存在，不是利益的存在。因此，對惡的真正否定和超越只能是：不象惡那樣存在。我愛故我在！這樣，以愛的名義去關照世界，就是美學的唯一選擇。而且，更為重要的是，盡管愛在過去和現在都沒有到來，以后是否到來也完全未知，但是我們卻仍然必須去賭賭愛的必勝。去賭在未來的必然蒞臨。1936年，英國作家奧威爾也在西班牙參加志愿作戰，一次他瞄準了一個提著褲子的士兵，但是沒有開槍，他后來回憶說：“一個提著褲子的人已經不是一個法西斯分子，他顯然是個和你一樣的人，你不想開槍打死他。”這就是人，而不是一個殺手。他服從的是愛的命令。但是他自己卻被子彈殺穿了喉嚨，甚至可能就是那個提著褲子的士兵打的，但是他也不會后悔。假如有一天暴力真的停止，你會發現，它正是從奧威爾對于愛的命令的服從開始的。武器是純潔的，人性也是純潔的。要讓暴力者看到自己的丑惡和渺小，要在暴力前找回人類的尊嚴與力量。那么敬畏生命，并且——去賭愛的存在。

　　第二個美學假設：我們必須假設我們所置身的世界存在著“共同犯罪”。真正的美學必須存悲憫之心，必須是人類的存在相關性的見證。無視人類的存在相關性，也就必然無視“共同犯罪”。在這方面，俄底浦斯的自殘給我們以深刻啟迪。他絕對沒有犯罪動機，但是仍舊有罪，仍舊要為自己竟然犯下殺父娶母的大罪而負責。其實，無愛的世界和無愛的人生必然和自己有關。這個世界之所以暴力滋生，也必然和自己有關。災難的發生不是出現小人，而是由于我們的失愛。喪鐘也不是為某一個人鳴，而是為我們而鳴。同時，真正的美學也必須呈現“無罪之罪”。重要的不是寫出“好漢”與“惡人”，也不是揪出“四大惡人”，而是寫出無罪的罪人、無罪的兇手。這就是王國維在《〈紅樓夢〉評論》中指出的：“由于劇中之人物之位置及關系而不得不然者；非必有蛇蝎之性質與意外之變故也，但由普通之人物、普通之境遇，逼之不得不如是；彼等明知其害，交施之而交受之，各加以力而各不任其咎。”[6]

　　“為成為‘敵人的樣子’而奮斗！”的梁山假設

　　可是我們在《水滸傳》里卻看到了完全相反的兩個“美學假設”：

　　第一個“美學假設”，我們所置身的世界是一個你有我無、我有你無的“世界”。在這樣的世界里，沒有愛，沒有美，只有利益。這樣一來，世界就猶如一塊蛋糕。你有我無、我有你無。有“蛋糕”就有世界，沒有“蛋糕”就沒有世界。有“蛋糕”就有“一世的快活”，沒有“蛋糕”就沒有“一世的快活”。“朕即天下”，從表面上看是皇帝的心態，但是實際每個人都像周作人說的那樣，都有著“便衣皇帝”的心態，也無人不希望“朕即天下”。中國歷史上最著名的三句話已經把這樣的心態和盤托出：“茍富貴，毋相忘”；“彼可取而代之”；“大丈夫生當如此”。《水滸傳》電視劇主題歌中唱的：“你有我有全都有”。中國人對于苦難的解釋：“吃不飽，穿不暖”（蛋糕被別人得去了，自己沒有分到），中國人對幸福的解釋：“翻身”（把別人手里的蛋糕搶到了自己手上），透露的也是類似的心態。于是，為成為敵人的那個樣子而奮斗，就成為中國人的共同選擇，也成為梁山好漢的共同選擇。

　　如此的心態，必然會導致一種驚人的冷漠。因為你有我無、我有你無的心態會讓人把一切都看作可以索取也可以失去的“蛋糕”，而且連人也不例外。埃·弗洛姆在這方面很有精到的研究，他發現：“絕對控制另一個生命，等于是把這個生命變成自己的物品，自己的財產，而自己則成了這個物品的神。”而且，對于一個以你有我無、我有你無作為美學假設的人來說，能夠隨意決定別人的生命，自己才能夠找到當家作主的感覺。這樣一來，一切都是顛倒的形式，美的東西反而被消滅了。因為沒有了對于人本身的關心，對于痛苦與殺戮也就很不敏感，甚至頌揚暴虐。中國人常會諷刺“婦人之仁”，可是“該出手時就出手”、“無毒不丈夫”實在是強盜邏輯。更值得注意的是置身這一心態的弱者。魯迅說：“暴君治下的臣民，大抵比暴君更暴。”（魯迅）這是一種在中國十分嚴重的弱者特有的施虐心理。弗洛姆專門對這種心態剖析說：“（施虐）是一種把無能感變為全能感的行為，它是心理上的殘廢者的宗教。”《人類的破壞性剖析》：“他們不僅恨他們的敵人，而且他們也恨生命”。這種對世界與他人所懷有的無限敵意，就成為這些弱者內心深處的惡魔，而且表現為各種形式的虐殺，用魯迅的話說，就是：“無主名無意識的殺人團”[7]。

　　第二個“美學假設”，我們所置身的世界是一個有敵無我、有我無敵的世界。你有我無、我有你無的“世界”必然導致人與世界的對立關系，因為就是一塊“蛋糕”，你有我就沒有，你有的份額多我有的份額就少，而這樣一種緊張關系也會導致人與人的對立關系乃至人與自己的對立關系，因此就必然產生一種“普遍的敵意”，宋代有一位史學家李心傳說：“天下大亂，乃貴賤貧富更變之時”。這確實是十分精辟的觀察，不過，其實“貴賤貧富更變”并不僅僅發生在“天下大亂”的時候，它也發生在每日每時。只不過方式可能有所不同而已，如果前者是“豪奪”，那么后者或者就是“巧取”。但無論是“豪奪”還是“巧取”，反正都是一種必欲把對方除去而后快、恨不得對方馬上從眼前消失的心態。古代有一個人叫梁鴻。你們應該知道這個人，那是個跟妻子“舉案齊眉”的中國人所推崇的最優秀的男人。但是很有意思的是，就是這樣一個在中國最柔情似水的男人，卻說出了一句最具暴力的話：“胸中小不平，酒可以消之；世上大不平，非劍不能消之”。胸中塊壘，要靠什么來消解呢？靠酒，這個不奇怪，中國從魏晉時代就是這樣說的，所以魯迅有一個講課記錄稿，就叫《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系》，可是他后面這句話就太嚇人了，“世上大不平，非劍不能消之”。如果梁鴻尚且如此，如果梁鴻尚且“雖然是舉案齊眉，到底意難平”，那我們不難想象，中國的“張鴻”、“李鴻”、“孫鴻”之流會何等、何等的暴力了。《水滸傳》里的軍師吳用本來也算個小知識分子，但是他不也連扇子都不拿，偏偏拿兩根象征暴力的銅鏈嗎？中國的“飯”更典型，正是“食”與“反”組合而成的，看來，無“飯”就“反”，為“飯”而“反”，有“飯”還要防止他人“反”，已經深入到了中國的骨髓啊，已經摻在“飯”里吃了進去。

　　中國有一句古話，叫做“以鄰為壑”，其實，這就是中國人的“有敵無我、有我無敵”心態的寫照。所有的人都以對方為敵人，所有的人都以消滅對方為目的，這樣一來，整個社會的所有人都會把社會的黑暗面推給對方，都將對方作為“替罪羔羊”，都認為“殺盡不平方太平”。對自己，是“問心無愧”，對他人，是“罪責難逃”。我們想象一下，四大惡人也會說：這個社會為什么沒搞好呢？因為有梁山存在。而梁山更會說：這個社會為什么沒搞好？就是因為有四大惡人的存在。可是實際上這個社會之所以沒搞好，是因為愛的不存在。所有的人都負有責任，但是所有的人都不認錯，更不去負責，這就是我們所看到的《水滸傳》。也是因為這個原因，《水滸傳》始終無法面對尖銳的社會矛盾。最典型的一幕是在林沖身上發生的。一場大雪，壓塌了草料場，結果意外地救了林沖一命。這時我們看到，《水滸傳》已經沒有任何的力量來做美學判斷了。他只好用“僥幸”，用“天理”，用“命該如此”來解釋，為什么《水滸傳》會落到這個地步呢？我坦率地說，就是因為他不知道這個社會的黑暗，這個社會的拔刀相向是因為這個社會失去了愛，失去了愛就失去了公正，社會只好聽憑拳頭去說話，只好去搶蛋糕了。所以，當你把對愛的彌補轉向對社會資源的爭奪時，就必然會發生這種把必然現象變成偶然現象的美學解讀。所以，大宋江山的社會矛盾的真正癥結在哪里呢？在于——“失愛”。這個社會越黑暗，這個社會的美學家越應該轉過身去，越應該去完成他的“華麗的轉身”。他不應該去面對黑暗，更不應該去面對大宋江山，而應該去面對一個精神的世界、靈魂的世界、愛的世界和美的世界。總之，去以愛的名義來面對黑暗，面對暴力。如果這樣做了，《水滸傳》就會是一部真正的美學的經典，但是，你們都看到了，《水滸傳》沒有這樣做，他是面對暴力，卻從來不知道愛，因此也從來不知道“共同責任”、“共同犯罪”、“無罪的罪人”、“無罪的兇手”。其實《水滸傳》的根本弊病就在這兒里。

　　帕斯卡爾是一個我非常喜歡也很尊重的西方思想家，他說過一句話，給我留下了很深、很深的印象，他說：“我們由于交往而形成了精神和感情，但我們也由于交往而敗壞著精神和感情。”在我關于《水滸傳》的課程已經進行了大半的現在，我有一句一直想說、但是始終擔心傷害了中國人的感情的話，已經如梗在喉，不吐不快了。我要說，在中國，類似我在前面講的《三國演義》和現在講的《水滸傳》，就是在以“交往而敗壞著精神和感情”，我還要說，《水滸傳》——也包括《三國演義》，就是導致我們中國人的精神和感情“敗壞”的淵藪之一。暴力“看上去很美”，而且，在《水滸傳》中它也確實曾經很“美”。不過，一切都恰恰完全相反。《水滸傳》出現的其實并不是“美魂”，而只是“匪魂”現在有些批評家說得很嚴重，他們說，中國的《水滸傳》和《三國演義》就是中國的地獄之門。我還不想說得那么嚴重。但是，在《水滸傳》這本小說里，真正的美學判斷從來就沒有出現過，而暴力的判斷卻到處泛濫。《水滸傳》沒有告訴過我們應該尊重生命，《水滸傳》沒有告訴過我們應該尊重美，《水滸傳》沒有告訴過我們應該尊重愛，《水滸傳》所呈現的社會是黑暗的，《水滸傳》所呈現的人性也是黑暗的，這卻是非常殘忍同時也確鑿無疑的事實。

　　這就是我要講的第三個問題。

四、《悲慘世界》：以愛的名義

　　“人類苦難的百科全書”

　　本來，我們關于《水滸傳》的全部講座已經可以暫時結束了，可是，我還想為你們介紹一下雨果的《悲慘世界》。因為我想給你們找到一個“坐標”，一個美學的“坐標”，當我們中國人認為這個世界很黑暗，并且因此而不惜拳頭相向,并且把這一切都寫進了《水滸傳》里面的時候，我相信一定會有人要問：在這個世界上是不是只有中國人遇到了這樣的不幸，而西方人就沒有遇到呢？肯定不是。那么，西方人又是如何去看的，如何去做的呢？西方人在把這一切搬進小說里面的時候又是如何去寫的呢？這倒確實是個很值得去討論的問題。

　　在西方，確實有一本書可以與《水滸傳》相互比較。這就是雨果的《悲慘世界》。全世界公認，《悲慘世界》是“人類苦難的百科全書”。它寫的同樣也是公權的匱乏，同樣也是苦難、犯罪和暴力，這一切就像狼群一樣在這個世界上貪婪地尋覓，逡巡著，只要發現弱者，就會猛撲上去，寢其肉，撥其皮，飲其血。可是，非常奇怪的是，當我看《水滸傳》的時候，我或許會為其中的忠良被排斥而扼腕、為其中的好漢為民除害而大快，但是我卻從來沒有被它所感動，從來就沒有，可是我在看《悲慘世界》的時候卻不然，我會一次又一次地被它感動。即便是這一次，為了講《水滸傳》的需要，我又一次重讀了《悲慘世界》，我仍舊還是被它感動著。那么，這是為什么呢？雨果說，這個世界是一個悲慘世界。因為“貧困使男子潦倒，饑餓使女子墮落，黑暗使兒童羸弱。”[8]不難想到，這也是我們在《水滸傳》中看到的世界。當然，《水滸傳》沒有講到兒童的羸弱。你們一定記得，小說里有一個小女孩兒，叫珂賽特。她的昵稱叫“百靈鳥”，但是“這只百靈鳥從來不歌唱。”因為她從一出生就落入了苦海，吃了很多很多的的苦。至于她的母親，那就更加悲慘了。她的名字叫芳汀，芳汀受了更多的苦，為了女兒，她把牙敲了，頭發也賣了，最后還是病弱而死。可是，《悲慘世界》與《水滸傳》的共同之處也僅僅到此為止，接下來我們就看到，《悲慘世界》并沒有像我們中國人那樣，既然到處充滿暴力，那我也就只能使用暴力，去以暴抑暴，而且將“以暴力反對暴力”看作正義。《悲慘世界》沒有這樣。它希望弄清楚的是，怎么樣去“在各人自主的基礎上消滅一切仇恨的根源。”[9]而它的結論則是：悲慘世界的根源在于——失愛。“一切仇恨的根源”在于失愛，所以，《悲慘世界》既沒有像宋江們那樣到處“撒錢”，也沒有像武松們那樣到處去“拔刀”，《悲慘世界》的方法永遠是一個，就是：愛。用今天人們常說的一句話說，就是“撒向人間都是愛”。因此，在《悲慘世界》里我們根本看不到《水滸傳》里常有的那種怨毒、憤懣，珂賽特“盡管年年失望，卻從不灰心，她仍充滿那種令人感動的自信心。把她的這只木鞋也照樣放在壁爐里。”[10]而且仍舊沒有喪失對于愛的不屑追求：“毫無疑問，我美！”[11]芳汀“已經感受了一切，容忍了一切，體會了一切，放棄了一切，失去了一切，痛苦過一切。”[12]還有德納第夫婦，那里面的老板娘其實就是法國的孫二娘。我們來聽聽他們客棧的經營之道：“有一天，他咬牙切齒地向她低說：‘一個客店老板的任務便是把肉渣、光、火、臟被單、女用人、跳蚤、笑臉賣給任何一個客人；拉客，擠空小錢包，斯斯文文地壓縮大錢包，恭恭敬敬地伺候出門的一家人，剝男人的皮，拔女人的毛，挖孩子的肉；所有開著的窗、關著的窗、壁爐角落、圍椅、靠椅、圓凳、矮凳、鴨絨被，棉絮褥子、草薦都得定出價錢；應當知道鏡子沒有燈光照著就容易壞，也得收取費用，應當想出五十萬個鬼主意，要來往的客人付盡一切，連他們的狗吃掉的蒼蠅也得付錢！’”[13]這類的言論我們也在孫二娘那里聽到過，可是，在這里是完全否定的、貶斥的，而在那里卻是欣賞的、默許的。你們可以感受一下，在這一切的背后的，該是一雙怎樣的美學的眼睛和一顆怎樣的美學心靈？

　　《悲慘世界》里“靈魂的香味”

　　讓我們來感受一下這雙美學的眼睛與這顆美學的心靈。《悲慘世界》里曾寫到：檢察長是在法院審判犯人，可是，作者卻馬上就犀利地追問到：“那么檢察長將在什么地方受審呢？”[14]還有一次，是在冉阿讓面對良心的詰難時，“他仿佛覺得有人看見他。有人？誰呢？咳，他想要摒諸門外的東西終于進來了，他要使它看不見，它卻偏望著他。這就是他的良心。他的良心，就是上帝。”[15]《悲慘世界》里有一個法律的化身——沙威。這個人物在我們中國的《水滸傳》里是沒有的，《水滸傳》里的人物沒有一個是沙威，都是貪贓枉法者。可是，就是這個沙威，最后竟然發現了：消除社會的不公正的根源不在法律。“難道世上除了審判廳、執行槍決、警暑和權威之外，還有其他東西嗎？”[16]“他有一個上級，吉斯凱先生，迄今為止他從沒想到過另外一個上級；上帝。”[17]

　　正是在這雙美學的眼睛與這顆美學的心靈的洞察下，《悲慘世界》發現：有罪的人并不是犯罪的人，而是——制造黑暗的人。可是，黑暗又是誰制造的呢？是我們所有的人，黑暗是失愛的必然結果。這就是《悲慘世界》的不同凡響。你們回想一下，《水滸傳》里可曾說過這樣的話呢？世界的黑暗并不是高俅造成的，而是人性黑暗造成的，而人性的黑暗卻是我們所有人的共同責任。《悲慘世界》因此而遠遠超出了《水滸傳》，開始把“俯視墓穴的悲痛轉為仰望星光的悲痛”[18]。就是這樣，《悲慘世界》沒有去面對苦難，遇到了苦難，它沒有馬上就這樣去想：那我就給你制造出更大的苦難，而是轉過身去，面對愛，面對光明。“以上帝的名義”、以愛的名義去關注人間苦難。它不是像《水滸傳》那樣以動物的名義、以仇恨的名義去關注人間苦難，推崇的是靈魂原則，而不是生存原則，推崇的是美魂，而不是匪魂，《悲慘世界》的美學貢獻就在這里。羅曼·羅蘭有一句話說得很精彩，我看到后就不由得眼睛一亮，他說：“幸福是一種靈魂的香味。”這確實是一種很高的美學境界。我在《悲慘世界》里就感覺到了這種“靈魂的香味”。但是我在《水滸傳》里只聞到了靈魂的臭味。跟《悲慘世界》一比你就知道了。例如暴動，不同的暴動在不同的國家發生，竟然一個是動物的暴動，一個是神的暴動。一個是愛的暴動，一個是恨的暴動。差別如此之遠。還有一個英國小說家，叫西雪爾·羅伯斯，他說他曾經看到一個墓碑上的一句話，這句話讓他很感動。這句話是：全世界的黑暗也不能使一只小蠟燭失去光輝。我覺得，全世界的黑暗就沒有讓《悲慘世界》這支小蠟燭失去光輝，可是，在《水滸傳》里面的什么地方有這支小蠟燭呢？《白毛女》里面還有一根兒紅頭繩，在《水滸傳》里面有嗎？《悲慘世界》的作者雨果之所以不像《水滸傳》的作者施耐庵那樣只是一個說書人，之所以能夠成為人類靈魂的領路人。雨果逝世后之所以能夠享受拿破侖的待遇——通過凱旋門，而且能夠得以進入法國最最尊貴的先賢祠，應該不是偶然的啊。

　　雨果在《悲慘世界》中曾經這樣說：“此刻讀者手邊的這部書，中間不論有怎樣的間斷、例外或缺欠，從頭到尾，從整本到細節都是從惡走向善，從不公正到公正，從假到真，從黑夜到天明，從欲望到良心，從腐化到生活，從獸行到責任，從地獄到天堂，從虛無到上帝。它的出發點是物質，終止處是心靈；它由七頭蛇開始，以天使告終。”[19]讀到這段話的時候，你們不妨想一想中國的施耐庵。他會這樣說嗎？他為什么沒有這樣說？如果他也按照這段話來寫他的《水滸傳》，那么這個全新版本的《水滸傳》又會是什么樣子？可惜的是，這一切都根本不可能發生啊。

　　我們就來看看《悲慘世界》是怎么來寫暴動的吧。在《水滸傳》里，我們看到了中國式的暴動，仇殺、滅門，“排頭砍去”，如此等等。可是《悲慘世界》卻完全不同。從根本上說，它是明確反對暴力的：“所有的社會問題都在那把板斧的四周舉起了它們的問號。”“斷頭臺是劊子手的同伙，它在吞噬東西，在吃肉，在飲血。”[20]“人在窮苦中，正如在寒冷中，身體互相緊靠著，心卻是離得遠遠的。”[21]可見，在《悲慘世界》看來，用簡單的組成獲利集團的方式是無法解決心靈的“失愛”的。他們為什么暴動呢？不是為了“聚義”，為了“自由地呼吸”。在起義之前，他們問：誰有老母？你必須回家，你老母等著你贍養。誰有姐妹？你必須回家，因為姐妹等著你照顧。誰有小孩？你必須回家，因為小孩等著你贍養[22]。可是《水滸傳》就正相反，是不辭辛苦地跑去殺了你全家，然后逼你上梁山。而且，他們的選擇也與《水滸傳》不同，他們說：“他偏愛什么呢？偏愛人類。在人類中，他選擇了法蘭西；在國家中，他選擇了人民；在人民中，他選擇了婦女。這便是他的憐憫心所傾注的地方。”[23]而我們的《水滸傳》呢？婦女、人民自然否都不會選，而只會選宋哥哥，選趙皇帝。其中的差距是很明顯的。《悲慘世界》里面有一段話：“從窮棒子、亂民、暴民、群氓這些帶謾罵意味的字眼中，人們體驗到的往往是統治階層的錯誤而不是受苦受難者的錯誤；是特權階層的錯誤，而不是一無所有者的錯誤。”[24]對比一下，《水滸傳》卻將“統治階層的錯誤”、“特權階層的錯誤”當成了“受苦受難者的錯誤”、“一無所有者的錯誤”，竟然卑微地自稱“落草”，“吃草料”的。還有一個例子，暴動的時候，有一個人隨便殺了一個老漢，結果起義者當場判決，馬上就把殺人者槍斃了。這一切我們哪里可以想象？李逵如果到巴黎參加暴動，那可不得了，還沒等到他去“裸奔”就先被斃掉了。那些法國的好漢會怎么宣判他呢？“我們是法官，不是兇手”，“起義應當有它的紀律”[26]。而是為了“能自由地呼吸”[27]而且，更可貴的是，他們并不像我們的倆改善好漢那樣地迷信暴力，而是一再強調：“但是為了這一切，就值得流血嗎？”[28]“最妥善的辦法當然是和平解決。”[29]“人類只知道愛，這一天是一定會到來的。”[30]

　　《悲慘世界》里有一個最著名的主角——米里哀主教，他是愛的力量的化身。“多少人在努力發掘黃金，他卻只努力發掘慈悲心腸。普天下的愁苦便是他的富礦。”[31]他說，“凡是婦女，孩子，仆役，沒有力量的、貧困的和沒有知識的人的過失，都是丈夫，父親，主人，豪強者，有錢的和有知識的人的過失”，“當一個人的心中充滿黑暗，罪惡便在那里滋長起來。有罪的并不是那犯罪的人，而是制造黑暗的人”。[32]“他有時在園中鏟土，有時閱讀和寫作。他對那兩種工作只有一種叫法，他管這叫‘種地’，他說：‘精神是一種園地’。”[33]在園子里有四塊方地，在其中一塊，他“種了些花卉”，有人問：“種上些生菜，不比花好嗎？”“美和適用是一樣有用的。”“也許更有用些。”[34]而在精神的園地里，他更是播種的是花卉——愛與美的花卉。很有意思的是，他曾經遇到過法國的梁山好漢們的搶劫。但是，他無所畏懼。“危害我們腦袋和錢袋的人何足介意呢？我們只須想到危害靈魂的東西就得了。”[35]有人也曾轉述他的話：“你們看我被劫了沒有。”[36]是的，他在精神上比這些法國的梁山好漢要遠更強大，可是，在中國卻是梁山好漢遠更強大。甚至連宗教界的認識都以能夠參加“智取生辰綱”的戰役為榮。

　　全世界的讀者之所以記住了米里哀主教，都是因為那個冉阿讓。

　　這個故事也確實精彩。冉阿讓因為偷了一個蘋果被判了十幾年，為此就特別的不服氣，他覺得我不過就干了這點兒壞事，你竊國大盜你都沒事，我這樣一個只竊個蘋果的小盜，你就判我的重刑？！你們要注意，這個時候的他完全就是《水滸傳》中人。于是他就逃跑，一次次逃跑，但是又一次次地被捉回來。最終坐了十九年大牢。被釋放的時候，他已經完全是一副鐵石心腸，類似于中國的林沖了。因此，他自己也說：“我是一個無賴！”[37]這是一個被社會的黑暗所毒化的人。“冉阿讓走進牢獄時一面痛哭，一面戰栗，出獄卻無動于衷”[38]，“他在監獄里判了社會的罪后覺得自己的心狠起來了，在判了上帝的罪后他覺得自己長成了天不怕地不怕的人了。”[39]“年復一年，這個人的心慢慢地、但是無可挽救地越變越硬了。他的心一橫，他的眼淚也就干了。”[40]我們可以想象，如果法國有梁山，他肯定會踴躍前往。可是，就在這個時候，米里哀主教出現了。

　　出獄后的冉阿讓也真是走投無路啊。沒有人理解，沒有人同情，也沒有人理睬。兩次投宿客店被趕了出來，“華麗的旅館”、“簡陋的酒店”，贈給他的都是那個字“滾”；然后他到了監獄門口，想留宿一晚，卻被人告知，得先去犯罪，被逮捕后才能進去；第四次他到了一個“快樂的家庭”，他乞求幸福中的夫婦，希望能在他們屋外的墻角逗留一晚，卻被他們用槍趕了出來；最后他終于發現了一個落腳的地方，是個狗窩，可是連狗窩都沒有住成。如此慘境，在《水滸傳》中我們都沒有見到。就在這個時候，有一個老太太問他說：你把所有的門敲了，都被拒絕了嗎？冉阿讓說，“我連狗都不如了！”“所有的門我都敲過了”，“沒有一個人不攆我走”。這個老太太就說：“去敲那扇去”。于是，他就來到了米里哀主教的家。結果，受到了熱情的歡迎。而且，連最起碼的手續——盤問他是誰都沒有過。請看這一段精彩的描述：

　　“您不用向我說您是誰。這并不是我的房子，這是耶酥基督的房子。這扇門并不問走進來的人有沒有名字，但是要問他是否有痛苦。您有痛苦，您又餓又渴，您安心待下吧。”“我告訴您，與其說我是在我的家里，不如說您是在您的家里。這兒所有的東西都是您的。我為什么要知道您的名字呢？并且在您把您的名字告訴我以前，您已經有了一個名字，是我早知道了的”。

　　那個人睜圓了眼，有些莫名其妙。

　　“真的嗎？您早已知道我的名字嗎？”

　　“對”，主教回答說，“您的名字叫‘我的兄弟’”。[41]

　　遺憾的是，鐵石心腸的冉阿讓也不是那么好感動的。住到半夜，冉阿讓動了殺機，一想：這個地方很好偷嘛，我吃飯時候看見有幾個銀餐具很好，那個燭臺是銀的，很好。他就去偷了燭臺。可是從后院跳墻跑出去不遠，就被警察抓住了。在送回來的時候，誰都沒有想到的是，米里哀主教竟然迎上去說：啊喲，你走得太匆忙了，我不但送了你燭臺，還送了你餐具呢。可是你怎么沒有帶走呢？！并且說，“答應我，一定要把這些錢用到好的地方。把這些銀器賣掉，用這些錢讓自己過得好一點。”“冉阿讓，我的兄弟，你現在已不是惡一方面的人了，您是在善的方面了。我贖的是您的靈魂，我把它從黑暗的思想和自暴自棄的精神里救出來，交還給上帝。”[42]這一次，冉阿讓一下子就被感動了。他意識到：原來這個世界還有這么好的人，原來這個世界不都是壞人。我也沒有必要用仇恨來面對這個世界，而應該以愛的名義去面對這個世界。從此，冉阿讓就成了一個新的米里哀主教，新的愛的力量的化身。

　　吾誰與共？《水滸》好漢，還是米里哀和冉阿讓？

　　就是這樣，冉阿讓這具行走著的尸體復活了。他在其中悟到的，就正是他在臨終前的遺囑中所一語道破的：“孩子們，你們永遠相愛吧。世上除了相愛之外幾乎沒有別的了。”[43]

　　“世上除了相愛之外幾乎沒有別的了”，這就是《悲慘世界》一書的主題。正是從這樣的主題出發，雨果沒有像《水滸傳》那樣去完成一個身份的“轉變”故事，而是完成了一個靈魂的“再生”故事：“不僅是種轉變，而是再生”[44]。當然，對于米里哀主教和冉阿讓這樣的愛的圣徒，你們完全可以去質疑，質疑他們的是否真實。我們在生活里確實沒有見過米里哀，也確實沒有見過冉阿讓，我們只見過李逵，只見過武松，只見過宋江，但是，我還是要問，我們寧可與《水滸傳》中人同在，還是寧可與想象當中的米里哀和冉阿讓同在呢？

　　你們一定能夠猜得到我的回答！

　　我希望，你們做出的，是與我一樣的回答！

注釋：

[1]A．麥金太爾：《追尋美德》，宋繼杰譯，230頁，譯林出版社，2003。

[2]施耐庵：《水滸傳》第1回，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7。以下凡引此書均只標示章回。

[3]安德烈·孔特—斯蓬維爾：《小愛大德》118、205頁，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

[4]《孟子·梁惠王上》。

[5]黃仁宇：《萬歷十五年》，238頁，北京：中華書局，1982。

[6]王國維：《王國維文集》第一卷，11—12頁，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7。

[7]魯迅：《魯迅全集》第一卷，124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

[8]雨果：《悲慘世界》，扉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2。

[9]雨果：《悲慘世界》，1128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2。

[10]雨果：《悲慘世界》，413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2。

[11]雨果：《悲慘世界》，896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2。

[12]雨果：《悲慘世界》，193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2。

[13]雨果：《悲慘世界》，381—382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2。

[14]雨果：《悲慘世界》，17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2。

[15]雨果：《悲慘世界》，228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2。

[16]雨果：《悲慘世界》，1306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2。

[17]雨果：《悲慘世界》，1309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2。

[18]雨果：《悲慘世界》，20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2。

[19]雨果：《悲慘世界》，1236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2。

[20]雨果：《悲慘世界》，19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2。

[21]雨果：《悲慘世界》，750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2。

[22]雨果：《悲慘世界》，1185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2。

[23]雨果：《悲慘世界》，695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2。

[24]雨果：《悲慘世界》，1169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2。

[25]雨果：《悲慘世界》，1114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2。

[26]雨果：《悲慘世界》，1117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2。

[27]雨果：《悲慘世界》，664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2。

[28]雨果：《悲慘世界》，1052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2。

[29]雨果：《悲慘世界》，1232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2。

[30]雨果：《悲慘世界》，1118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2。

[31]雨果：《悲慘世界》，61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2。

[32]雨果：《悲慘世界》，16—17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2。

[33]雨果：《悲慘世界》，20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2。

[34]雨果：《悲慘世界》，25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2。

[35]雨果：《悲慘世界》，29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2。

[36]雨果：《悲慘世界》，35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2。

[37]雨果：《悲慘世界》，113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2。

[38]雨果：《悲慘世界》，91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2。

[39]雨果：《悲慘世界》，94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2。

[40]雨果：《悲慘世界》，97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2。

[41]雨果：《悲慘世界》，81—82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2。

[42]雨果：《悲慘世界》，108—109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2。

[43]雨果：《悲慘世界》，1436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2。

[44]雨果：《悲慘世界》，226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2。

（作者單位：南京大學新聞傳播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