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水滸傳》在流傳過程中，曾受到過統(tǒng)治階層一再地貶斥和禁毀，這對于小說的傳播有著重要的影響。自明代崇禎以后直到清末，《水滸傳》一直處于被禁的狀態(tài)之中。《水滸傳》的“誨盜”作用和功能，是《水滸傳》遭到禁毀的重要原因。朝廷的禁毀政策雖然一直沿續(xù)，但禁毀嚴厲程度和效果卻在不同的時間或在不同的地域呈現(xiàn)出巨大差異。就時間而言，清代康熙、乾隆、嘉慶、道光時期較為嚴厲，其中以康熙和乾隆時期為最；同治時期，環(huán)境較為寬松，但江蘇地區(qū)較嚴；而明代崇禎、清代咸豐、光緒、宣統(tǒng)時期就更為松散了。就地域來說，康熙和乾隆時期，全國的禁毀政策都很嚴格；而道光時期的江蘇和浙江、同治時期的江蘇地區(qū)比較嚴格。禁毀政策可以縮小《水滸傳》的傳播范圍和減慢傳播速度，但并不能完全阻斷它的傳播。當環(huán)境稍有寬松，小說就可能會立刻出現(xiàn)在讀者面前。

　　【關 鍵 詞】《水滸傳》；“誨盜”；禁毀；傳播

　　【作者簡介】陳衛(wèi)星（1975-），男，湖北黃岡人，文學博士，重慶三峽學院文學與新聞學院副教授、副院長，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在站博士后，主要從事中國古典文學與中國傳統(tǒng)文化研究。

　　【基金項目】本成果為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一般項目（編號：12YJC751007）階段成果。

　　《水滸傳》以北宋末年宋江起義這一歷史事件為基本素材，不僅匯聚了北宋以來數(shù)百年宋江故事流傳和演變的精華，而且也加入了作者的虛構、想象和加工，構建了一百零八位梁山好漢聚義的英雄傳奇故事。小說題材有著厚重的歷史感而且富有現(xiàn)實意義，人物個性鮮明而且形象生動，以及全書展現(xiàn)出的感天動地的忠心義膽、英勇無畏的反抗精神和一往無前的英雄豪氣，無不引起讀者的共鳴。小說自問世以來，就得到了社會各個階層的熱烈歡迎。明代學者胡應麟所說“今世人耽嗜《水滸傳》，至縉紳文士亦間有好之者”，絕非虛言；“嘉隆間一巨公案頭無他書，僅左置《南華經》，右置《水滸傳》各一部”，[1]亦可見一斑。讀者的喜愛和追捧，也激發(fā)了官私書坊刻印《水滸傳》的熱情。“《水滸》一書，坊間梓者紛紛”（《忠義水滸志傳評林·水滸辨》），真實地描述了書坊爭相刻印《水滸傳》的景象。據馬蹄疾《水滸書錄》不完全統(tǒng)計，明代從嘉靖至崇禎的123年里，《水滸傳》刊印達到31次之多，清代禁書嚴厲，但自順治至同治的231年里，刊印也達到22次。[2]也正是這樣的原因，《水滸傳》成為了我國版本最為復雜的古代小說之一。

　　值得關注的是，與廣大讀者的喜愛和追捧相悖，《水滸傳》在流傳過程中，曾受到過統(tǒng)治階層一再地貶斥和禁毀。在封建社會，統(tǒng)治階級的禁毀之舉對小說的傳播無疑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因此，深入了解和洞察《水滸傳》禁毀的歷史背景及其真實情況，無論是對于探究小說版本變化的原因，還是研究小說流傳的歷史過程，都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

一

　　最早見于史料記載的《水滸傳》禁毀事件發(fā)生于明末崇禎年間。崇禎十五年四月十六日，刑科左給事中左懋第向崇禎皇帝上書，請求朝廷頒令焚毀《水滸傳》，其辭曰：

　　“一曰焚賊書、易賊地名、正其必不肯作賊之心。李青山諸賊嘯聚梁山，破城焚漕，咽喉梗塞，二京鼎沸。諸賊以梁山為歸，而山左前此蓮妖之變，亦自鄆城梁山一帶起。臣往來舟過其下數(shù)矣。非崇山峻嶺，有險可憑；而賊必因以為名，據以為藪澤者，其說始于《水滸傳》一書。以宋江等為梁山嘯聚之徒，其中以破城劫獄為能事，以殺人放火為豪舉，日日破城劫獄，殺人放火，而日日講招安以為玩弄將吏之口實。不但邪說亂世，以作賊無傷，而如何聚眾豎旗，如何破城劫獄，如何殺人放火，如何講招安，明明開載，且預為逆賊策算矣。臣故曰：此賊書也。

　　李青山等向聚梁山而講招安，同日而破東平、張秋二處，猶一一仿而行之。青山雖滅，而鄆、巨、壽、范諸處、梁山一帶，恐尚有伏莽未盡解散者。《水滸傳》一書，貽害人心，豈不可恨哉？按宋鑒綱目，但有淮南盜宋江掠京東諸郡，知海州張叔夜平之耳。此書荒唐不經，初但為隸傭瞽工之書，自異端李贄亂加圈獎，坊間精加繕刻，此書盛行，遂為世害。而街坊小民將宋江等賊名畫為紙牌，以賭財物，其來尤久。小民一拈其事，不至于敗行蕩產不止。始為游手之人，終為穿窬劫掠之盜，弊全坐此。皆《水滸》一書為之崇也。

　　臣思皇帝崇經右文，方且表掌周、程、朱、邵、張子之書，以正一世之人心，而此等邪亂之書，豈可容存天地間以生亂萌以煽賊焰哉？臣請自京師始，《水滸傳》一書，書坊不許賣，士大夫及小民之家俱不許藏，令各自焚之。乃傳天下，凡藏《水滸傳》書及板者，與藏妖書同罪。市有賣紙牌及家藏紙牌并牌模者、并以紙牌賭財物者，皆以藏《水滸傳》之罪罪。而梁山一地，仍請皇上更其名，或以滅寇蕩氛名其山，勒石其巔，庶漕河之畔，人望其山而知賊之必不可為，又知《水滸傳》之為妖書也。人心正，盜風自息。諸不逞之徒，怵于皇上之威靈，豈復有敢思嘯聚者哉？不但山左盜息，而天下之盜風皆可息矣。伏候圣裁，謹題請旨。”[3]

　　在奏折中，左懋第認為李青山等人嘯聚山林，豎旗鬧事，是由于受到《水滸傳》的啟示，世風日下，多有奸盜游手好閑之人，其弊也全在是書，因此，請求朝廷下旨焚毀《水滸傳》，頒令收藏該書和刻板及售賣行為，均須治罪，售賣以宋江等人物為畫的紙牌，一并治罪。

　　關于在山東梁山聚眾起事的李青山，史料所記不多。《明史·張國維傳》載：“（崇禎）十四年夏，山東盜起，（國維）改兵部右侍郎兼督淮、徐、臨、通四鎮(zhèn)兵，護漕運，大盜李青山眾數(shù)萬，據梁山濼，遣其黨分據韓莊等八閘，運道為梗。……國維合所部兵擊降之，獻俘于朝，磔諸市。”[4]明朝計六奇《明季北略》卷十八“山東青山”條記載：“壬戌（崇禎十五年）正月山東盜平，擒李青山入京。青山本屠人，趁機嘯聚數(shù)萬人，屢寇兗州，山左騷動。……國維察其非常，還選部將士疾馳，給事范叔泰、魯府左相俞起蛟拒戰(zhàn)，擒青山盡降其眾。”[5]清人宋起鳳《稗說》中記載略詳：“山左大盜李青山，弟明山，素為群大俠，兄弟皆具膂力敢斗，居常窩盜，凡河北魏博刑洛與淄青間，馳騎數(shù)十成群，掠道路行旅，奪縣餉無忌。事發(fā)，相率匿青山兄弟所，青山復遣其黨，賂上下胥吏輩，故沉其案，日久漸閣。前黨復出掠他所，千里外攫客物，數(shù)饋貽不休。家日益富，而肆惡日益劇。四方亡命徒，爭投納門下，日治酒食轟飲，所謀皆剽奪行劫事。青山兄弟視財輕，好結歡無賴，過之者不惜多金贈，故人樂為之用。”[6]從史料看，李青山原為一名屠夫，為人豪俠，重才輕物，追隨者眾，于崇禎十四年夏到十五年初，率數(shù)萬人起事，在山東梁山水泊一帶，阻塞漕運，搶掠財物，后兵敗被殺。

　　就李青山起事本身而言，時間前后不足一年，影響并不是很大，故正史著墨不多。然而，左懋第卻為何要以此事為由奏請朝廷禁毀《水滸傳》呢？

　　李青山為俠義之士，極重江湖兄弟之情，與《水滸傳》中的梁山好漢類似。在起事過程中，李青山等人均有意無意地從水滸傳中得到了一些啟發(fā)。首先，李青山起事的原因，是出于天災人禍，實屬情不得已。崇禎十二年至十四年，山東連年遭受干旱，加之蝗災為害，疫病流行，糧食數(shù)年失收，人民衣食無著，生活窘迫，慘不忍睹。《明史》卷三十載：“（崇禎）十二年，兩畿、山東、山西、陜西、江西饑。河南大饑，人相食……。十三年，北畿、山東、河南、陜西、山西、浙江、三吳皆饑。自淮而北至畿南，樹皮食盡，發(fā)瘞胔以食。十四年，南畿饑。……畿南、山東洊饑。德州斗米千錢，父子相食，行人斷絕。大盜滋矣。”[7]在災荒之中，社會風氣明顯向壞，搶盜之風盛行，官府無暇顧及。《稗說》中也有記載：“崇禎辛已（1641，即崇禎十四年），海內大饑，石米金數(shù)鍰，河北山左逆旅間，爭相刲人餉客，客只身徒手匿足不敢前。關西盜蜂起，中原數(shù)千里兵燹，所在皆是。”在這樣的情況下，“青山同弟號招平昔羽黨，掠取遠近馬匹兵仗，聚數(shù)千人，據梁山為巢”，[8]既是求生，也是自保，頗有“逼上梁山”之意。

　　其次，起事之后，李青山等人占據梁山的有利地形，控制水路交通，但他們并非唯利是圖，而是做到了“盜亦有道”。“梁山素多水，灌莽頗深，與漕渠密邇。安山一帶又其犄角，東南糧艘至，例候閘，閘層次櫛比，不數(shù)里即銜尾。……青山令從賊索米，每艘計石，廉其所攜貨輕重而什取三，始傳箭放行，無敢越者。”[9]在船過閘時依次按“所攜貨輕重而什取三”的此種行為，如他自己所說，是“率眾護漕，非亂也”[10]，“邀結子弟，無非守此土以御外耳。”[11]

　　更為關鍵的是，李青山等人同樣效法《水滸傳》中的宋江，一直在等待時機，謀求朝廷“招安”，修得“正果”。他們得知時任內閣首輔的周延儒因復官從宜興沿運河北上進京，途經梁山，便認為是絕好機會，設法拜見了周延儒，并得到了周延儒的許諾，行動似乎取得了成功。《明史》有載：“周延儒赴召北上，青山謁之，言率眾護漕，非亂也。延儒許言于朝，授以職。”[12]《稗說》記其事甚詳：“（周延儒）舟過之，青山兄弟裹甲擁百騎出，列河干請曰：‘傳語相公，梁山泊李青山欲造請一言，幸毋相訝。’公不能卻，勉就見。青山馬上俯身執(zhí)手曰：‘武人不諳禮，且在野次，愿相公恕我，此地不能多陳，乞相公一臨山寨，當有大事相干也。’立命一輿至，輿卒數(shù)人促公登。公私度曰：我大臣也，初入國固無利害相加。拒而不納，殆示懼，已往聽之。乃謬謂仆從曰：‘東平郡吏手版進侯，為語赴李將軍約，當來前途尚有諭，少待之毋令遂歸。’公至梁山寨，青山預已肅從賊行列旗幟金鼓，盛其軍容以待。納公座，率頭領數(shù)十人拜堂下。公起謂曰：‘予奉詔難久留，汝曹有何大事速陳我，茍力可致奚難。’青山曰：‘某等為兇歲所迫，鋌而走險，聚至多人，縣官豈能忘情我輩。但今天下大亂矣，關之內外，河之南北，兵甲連年。我輩身處父母之邦，邀結子弟，無非守此土以外御耳！相公歸朝，乞奏請青山等罪犯，赦其往而錄之，愿自當一勇為天子捍山左臂，眾所望也。’公慨然曰：‘上懸賞破寇亟，若曹果革心歸命，脫得成功，封侯之爵可坐致。予何惜一言收眾杰耳？’青山送公還舟入京。”[13]

　　有所不同的是，李青山等人不僅沒有那樣的幸運，通過朝廷招安漂白身份并為國家效命，而是被周延儒以招安為餌誘捕，押送進京并慘遭殺害。盡管如此，李青山等人起事的原因、所占領的據點、行事的方式以及對朝廷招安的美好愿望，無不與《水滸傳》有異曲同工之奇。可見小說《水滸傳》的確對李青山等人產生了非常重要的影響，成為了他們行動和決策的指引。正因為如此，作為一名朝廷命官，左懋第擔心《水滸傳》成為了盜賊的行動指南，指導他們“如何聚眾豎旗，如何破城劫獄，如何殺人放火，如何講招安”，從而帶來社會的動蕩，朝綱的松弛，乃至政權根基的動搖。從李青山事來看，左懋第的擔心不無道理。

　　實際上，根據史料記載，在李青山起事前后，有多個民間聚眾起義事件發(fā)生，且都能清晰地看出所受《水滸傳》的影響。早在明萬歷十四年，發(fā)生在山東的農民起義，就曾經在檄文中使用了“群英聚會，代天行道”之語；萬歷十六年，太湖、宿松地區(qū)爆發(fā)的劉汝國起義，劉自稱“替天大元帥”，打出“濟貧招賢旗”，經常“白晝張入縣治，開倉取富民粟給貧民”；山東、河北地區(qū)的徐鴻儒，“誤信梁山泊演義故事巢于梁家樓”，其率領的義軍人數(shù)多達十多萬，先后攻占巨野、鄒縣、滕縣等多個縣城，并截斷明王朝的運河漕運，建“大成興帝國”，稱“中興福烈帝”，其情形“直欲親見梁山泊故事”。[14]明末占據四川為王并建立大西政權的起義領袖張獻忠，受《水滸傳》影響更深，竟以其作為軍事指揮的參考，劉鑾《五十瓠·水滸小說為之禍》即載有張“日使人說《三國》、《水滸傳》諸書，凡埋伏攻襲皆效之。”而模仿和借用水滸英雄的諢號更是多見，[15]亦足可見出《水滸傳》的深遠影響。

　　一部小說所產的重大社會影響，引起了朝廷官員左懋第的重視，最高統(tǒng)治者崇禎皇帝籍著左懋第的奏折，也看到了問題的嚴重性。崇禎十五年六月，左懋第關于禁毀水滸的意見被采納了，兵部郎中龔彝頒布了皇帝的旨意：

　　“兵部為梁山寇雖成擒等事該本部題前事等因，崇禎十五年六月　日本（部）尚書陳等具題，十五日奉旨：

　　降丁各歸里甲，勿令仍有占聚，著地方官設法清察本內，嚴禁《（水）滸傳》，勒石清地，俱如議飭行，欽此。

　　欽遵鈔出到部送司案呈到部擬合就行，為此：

　　●咨督察院，和咨貴院煩炤本部覆奉明旨內事理，希轉行山東巡按，即嚴飭道府有司，實心清核，務令降丁各歸里甲，勿使仍前占聚；一面大張榜示，凡坊間家藏《（水）滸傳》并原板，盡令速行燒毀，不許隱匿；仍勒石山巔，垂為厲禁，清丈其地，歸之版籍。并通行各省直巡按及城御史，一體欽遵，禁毀施行。

　　●咨東撫、登撫，合資貴院煩為遵炤本部覆奉明旨內事理，希嚴飭道府有司，實實清察，勿令仍前占聚殃民；一面大張榜示，凡坊間家藏《（水）滸傳》并原板，速令盡行燒毀，不許隱匿；仍勒石山巔，垂為厲禁，清丈其地，歸之版籍。期于窟穴肅清，萑苻屏跡，施行。

　　●通行九邊省直各督撫，合咨前去，煩為遵炤本部覆奉明旨內事理，希大張榜示，凡坊間家藏《（水）滸傳》并原板，勒令燒毀，不許隱匿，施行。

　　崇禎十五年六月二十三日郎中龔彝。”[16]

　　據此規(guī)定，嚴禁再在梁山聚眾，同時嚴禁私藏《水滸傳》以及刻書原版。從此，禁毀《水滸傳》的律令正式頒行，范圍遍及全國。其時正是明王朝滅亡的倒數(shù)第二個年頭，明末政權風雨飄搖，外有滿族鐵騎虎視眈眈，內有各地起義風起云涌，因此，統(tǒng)治者有心無力，無法真正禁絕《水滸傳》的傳播。然而，此事首開統(tǒng)治階層明令禁毀《水滸傳》的先例，成為了《水滸傳》傳播史上一個標志性的重要事件。

二

　　明末風起云涌的農民起義，雖然并不完全是明朝滅亡的根本原因，但是在很大程度上加速了明王朝的覆滅。清朝統(tǒng)治者吸取了明亡的教訓，對通俗小說戲曲一直沿續(xù)著禁毀態(tài)度。《水滸傳》的禁毀，更是題中之義。

　　順治九年，清朝統(tǒng)治根基尚未十分穩(wěn)固，官方就曾下令：“坊間書賈，止許刊行理學政治有益文業(yè)諸書；其它瑣語淫詞，及一切濫刻窗藝社稿，通行嚴禁，違者從重究治。”[17]因清朝尚處于建國之初，百廢待興，禁令尚難嚴格執(zhí)行。

　　康熙朝繼承了順治禁“瑣語淫詞”政策，分別于康熙二年、二十六年、四十年、四十八年、五十三年下令嚴禁小說。如康熙二年規(guī)定：“如有私刻瑣語淫詞，有乖風化者，內而科道，外而督撫，訪實何書系何人編造，指名題參，交與該部議罪。”[18]康熙二十六年刑科給事中劉楷上疏說：“自皇上嚴誅邪教，異端屏息，但淫詞小說猶流布坊間，有從前曾禁而公然復行者，有刻于禁后而誕妄殊甚者。臣見一二書肆刊單出賃小說，上列一百五十余種，誨淫之書，販賣于一二小店如此，其余尚不知幾何？此書轉相傳染，士子務華者，明知必無其事，僉謂語尚風流，愚夫鮮識者，妄擬實有其徒，未免情流蕩佚，其小者甘效傾險之輩，其甚者漸肆狂悖之詞，真學術人心之大蠹也。”因此要求“一切淫詞小說……立毀舊板，永絕根株。”[19]這次對小說的查禁，是在康熙二年規(guī)禁令之后，且羅列出小說一百五十余種，當是認為這些書籍在禁令之下仍在大肆流傳，且影響很壞，亟需采取措施。康熙四十年和四十八年分別頒令：“淫詞小說等書，俱責令五城司坊官，永行嚴禁”，[20]“淫詞小說，及各種秘藥，引誘愚民，請敕地方官嚴行禁止。”[21]禁令一再得到重申。

　　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上諭：“凡坊肆市賣一應小說淫詞，在內交與八旗都統(tǒng)、都察院、順天府，在外交與督撫等，轉行所屬文武各官，嚴查禁絕，將板與書，一并嚴行燒毀，嗣后如有違禁，仍有私行造賣刷印者，系官革職，軍民杖一百，流三千里。賣者杖一百，徒三年，買者杖一百，看者杖一百。若該管官不行查出，一次者罰俸六個月，二次者罰俸一年，三次者降一級調用。” 這次禁令，不僅嚴格，而且相當細致。對于違禁者分情形給予不同的懲處，對于地方政府官員未能盡責查禁，也規(guī)定了處罰措施。

　　正因為朝廷一再頒布禁令，且言辭一次比一次嚴苛，地方官員絕不敢在這個問題上有所懈怠。康熙二十五年，江蘇巡撫湯斌頒布《嚴禁私刻淫邪小說戲文告諭》曰：“為政莫先于正人心，正人心莫先于正學術，朝廷崇儒重道，文治修明，表章經術，罷斥邪說，斯道如日中天。獨江蘇坊賈，惟知射利，專結一種無品無學希圖茍得之徒，編纂小說傳奇，宣淫誨詐，備極穢褻，污人耳目，繡像鏤版，極巧窮工，致游佚無行，與年少志趨未定之人，血氣搖蕩，淫邪之念日生，奸偽之習滋甚，風俗陵替，莫能救正，深可痛恨，合行嚴禁，仰書坊人等知悉：……若仍前編刻淫詞小說戲曲，壞亂人心，傷敗風俗者，許人據實出首，將書板立行焚毀。其編次者、刊刻者、發(fā)賣者，一并重責，枷號通衢；仍追原工價，勒限另刻古書一部，完日發(fā)落。”[22]編、刊、賣淫詞小說戲曲者，不只是杖責，更要處以經濟處罰和勞役，還要戴枷游街示眾。因朝廷的高壓，地方政府往往對此類行為處以更嚴厲的處罰，自是情理之中。

　　對編、刊、賣者實施處罰的措施，為雍正、乾隆所繼承。《臺規(guī)》載：“雍正二年又奏準，凡坊肆市賣一應淫詞小說，在內交與都察院等衙門，轉行所屬官弁嚴禁，務搜版書，盡行銷毀；有仍行造作刻印者，系官革職，軍民杖一百，流三千里；市賣者杖一百，徒三年。買看者杖一百；該管官弁，不行查出，按次數(shù)分別議處，仍不許借端出首訛詐。”[23]乾隆三年，也頒布了同樣的法令，只是更為細致和詳盡：“乾隆三年議準，查定例，凡坊律市賣一切淫詞小說，在內交八旗都統(tǒng)、察院、順天府，在外交督撫等，轉飭所屬官弁嚴行查禁，務將書版盡行銷毀，有仍行造作刻印者，系官革職，軍民杖一百，流三千里，市賣者杖一百，徒三年，該管官弁不行查出者，一次罰俸六個月，二次罰俸一年，三次降一次調用。益淫詞穢說，最為風俗人心之害，例禁綦嚴。但地方官奉行不力，致向存舊刻銷毀不盡，甚至收買各種，疊架盈箱，列諸市肆，租賃與人觀看。若不嚴行禁絕，不但舊版仍然刷印，且新版接踵刊行，實非拔本塞源之道。應再通行直省督撫，轉飭該地方官，凡民間一應淫詞小說，除造作刻印，《定例》已嚴，均照舊遵行外；其有收存舊本，限文到三月，悉令銷毀。如過期不行銷毀者，照《買看例》治罪。其有開鋪租賃者，照《市賣例》治罪。該管官員任其收存租賃，明知故縱者，照《禁止邪教不能察緝例》，降二級調用。”[24]

　　清王朝對《水滸傳》的禁毀，就是發(fā)生在這樣的背景當中。清代首次點名禁毀《水滸傳》，發(fā)生在乾隆十八年。乾隆十八年七月二十九日，頒布上諭：“滿洲習俗純樸，忠義稟乎天性，原不識所謂書籍。自我朝一統(tǒng)以來，始習漢文。皇祖圣祖仁皇帝欲俾不識漢文之人，通曉古事，于品行有益，曾將《五經》及《四子》、《通鑒》等書，翻譯刊行。近有不肖之徒，并不翻譯正傳，反將《水滸》、《西廂記》等小說翻譯，使人閱看，誘以為惡。甚至以滿洲單字還音抄寫古詞者俱有。似此穢惡之書，非惟無益，而滿州等習俗之偷，皆由于此。如愚民之惑于邪教，親近匪人者，概由看此惡書所致，于滿洲舊習，所關甚重，不可不嚴行禁止，將此交八旗大臣，東三省將軍，各駐防將軍大臣等，除官行刊刻舊有翻譯正書外，其私行翻寫并清字古詞，俱著查核嚴禁，將現(xiàn)有者查處燒毀，再交提督從嚴查禁，將原版盡行燒毀。如有私自留存者，一經查出，聯(lián)惟該管大臣是問。”[25]

　　在嚴禁小說的清朝，最高統(tǒng)治者卻再次明確提出嚴行禁止《水滸傳》，實是事出有因。就在這一年的正月，廣東東莞莫信豐和增城王亮臣分別聚眾起事，“糾眾結盟，伙向富戶強借糧米，又欲搶劫村莊”。[26]七月，直隸、山西相繼奏報邪教案，引起了乾隆皇帝的特別關注，在他看來并非騙錢騙財這么簡單，故而親自諭示：“看其情節(jié)，乃依附經典，編造歌謠，雖非謀叛大逆之案可比，而供詞乃有悖逆之語。……據邪詞，甚屬鄙俚，何以能誆騙銀錢多至數(shù)百兩。其中或另有煽惑之處，不肯實供耳，宜并加窮究。”[27]正是這樣的事件頻發(fā)，乾隆皇帝不得不思考問題的根源所在，他認為“愚民之惑于邪教，親近匪人者，概由看此惡書所致”。于是，就在這個月的月末，頒布了上述禁行《水滸傳》諭令。

　　諭令一經頒布，地方官員聞風而動。次年（乾隆十九年）三月二十三日福建道監(jiān)察御史胡定上奏：“盜言宜申飭也。閱飭刻《水滸傳》,以兇猛為好漢，以悖逆為奇能，跳梁漏網，懲創(chuàng)蔑如。乃惡薄輕狂曾經正法之金圣嘆,妄加贊美；梨園子弟，更演為戲劇；市井無賴見之輒慕好漢之名，啟效尤之志，爰以聚黨逞兇為美事，則《水滸》實為教誘犯法之書也。查康熙五十三年，奉禁坊肆賣淫詞小說。臣請申嚴禁止，將《水滸傳》毀其書板，禁其扮演，庶亂言不接，而悍俗還諄等語。查《定例》，坊間書賈，止許刊行理學政治，有裨文業(yè)諸書，其余瑣語淫詞，通行嚴禁，違者重究。是教誘犯法之書，例禁森嚴。今該御史奏請將《水滸》申嚴禁止等語，查瑣語淫詞，原系例禁應如所奏請，敕下直省督撫學政，行令地方官，將《水滸》一書，一體嚴禁；亦毋得事外滋擾。”[28]當年，該奏折就經議準，“《水滸傳》一書，應飭直省督撫學政，行令地方官，一體嚴禁。”[29]

　　乾隆三十七年開始《四庫全書》的編纂，朝廷下詔搜求天下古今遺書，大批書籍在這一過程中被銷毀。《水滸傳》早就是禁毀之書，故只要出現(xiàn)，只有銷毀一途，而且不會再重新列入禁毀名單。經過乾隆皇帝的一再燔銷，再加上比較嚴厲的文化政策，《水滸傳》的傳播受到了明顯的影響，在公開場所再難見到這一小說，文人也不再對其展開討論或公開評價。

三

　　正因為乾隆對《水滸傳》的多次點名禁毀，以及編纂《四庫全書》過程中秦火的洗禮，《水滸傳》在民間所存不多。之后嘉慶時期，雖然同樣延續(xù)了對小說的禁毀政策，但不再提及《水滸傳》，注意力有所轉向。

　　嘉慶七年十月，嘉慶上諭內閣：“今滿洲非惟不能翻譯，甚至清話生疏，不識清字，其粗曉漢文者，又以經史正文，詞義深奧，難于誦習，專取各種無稽小說，日事披覽，而人心漸即于偷，此不獨滿洲為然，即漢人亦多蹈此陋習。……惟喜瞽詞俗劇，及一切鄙俚之詞。更有編造新文，廣為傳播，大率不外乎草竊奸宄之事，而愚民之好勇斗狠者，溺于邪慝，轉相慕效，糾伙結盟，肆行淫暴，概由看此等書詞所致，世道人心，大有關系，不可不重申嚴禁。但此時若紛紛查辦，未免假手吏胥，轉滋擾累。著在京之步兵統(tǒng)領順天府五城各衙門及外省各督撫通飭地方官，出示勸諭，將各坊肆及家藏不經小說，現(xiàn)已刊播者，令其自行燒毀，不得仍留原板，此后并不準再行編造刊刻，以端風化而息诐詞。”[30]在嘉慶的諭令中，雖也提及這類小說“大率不外乎草竊奸宄之事，而愚民之好勇斗狠者，溺于邪慝，轉相慕效，糾伙結盟，肆行淫暴，概由看此等書詞所致，世道人心，大有關系”，但這種書籍，卻不再是前朝多次提到的《水滸傳》，而是“編造新文”。

　　根據嘉慶七年前后的情況，嘉慶皇帝所說的“編造新文”，應是《施公案》一類。[31]《施公案》從內容來說，雖以施仕倫斷案故事敷衍成篇，但小說中寫了俠客黃天霸，出身綠林，除暴濟民，懲惡揚善，行刺施公被擒，改邪歸正，改名“施忠”，充當官家的護院和走卒。黃天霸的故事突出了其英雄和俠義，其情節(jié)模式也是先行俠江湖，后被“招安”，其內在理路和《水滸傳》類似。《施公案》清刻本篇首有嘉慶三年的序文一篇，可見在這個時候該書已經出現(xiàn)和流傳，或正是在這個時候首次刊刻也是極有可能的。

　　嘉慶十八年十二月，上諭提及：“至稗官野史，大率侈談怪力亂神之事，最為人心風俗之害，屢經降旨飭禁。……至民間演劇，原所不禁。然每喜扮演好勇斗狠各雜劇，無知小民，多誤以盜劫為英雄，以悖逆為義氣，目染耳濡，為害尤甚。前已有旨查禁，該管的地方官務必認真禁止，勿又視為具文。”[32]所說的飭禁小說，指的是“侈談怪力亂神之事”的小說；而使民眾“誤以盜劫為英雄，以悖逆為義氣”的，也不再是小說《水滸傳》，而是戲曲。由嘉慶的此一上諭，可以說明幾宗事情：一是《水滸傳》流傳稀少，不再是朝廷關注的重點，乃至英雄傳奇一類小說朝廷也不以為慮，他們關注的重點轉向了談“怪力亂神”之類的小說；二是《水滸傳》在民間已很少有流傳，故而沒有得到任何的關注；三是《水滸傳》并非完全不存在，也并非全無影響，它的影響正通過戲劇得以延續(xù)。如清代中葉戲劇作家唐英的《十字坡》改編成京劇《武松打店》，在各地上演，經久不衰；嘉、道時期的地方戲中，保留有《三打祝家莊》等經典曲目；影響更大的，還有取材于陳忱《水滸后傳》的地方戲《打漁殺家》，生動再現(xiàn)了梁山起義失敗后英雄好漢隱居自保，卻遭到地方惡霸豪紳勾結官府一再欺壓，憤然而起殺死惡霸全家的故事。[33]

　　道光時期同樣對小說采取嚴禁態(tài)度，一再重申小說禁毀事宜，但對于有違禁的人事和行為，懲處沒有前朝嚴厲。[34]在朝廷的所有律令當中，都沒有提到過《水滸傳》。而在地方官府禁令中五次提到過水滸，兩次是指水滸戲劇，三次是指小說。

　　一次是江蘇按察使裕謙（道光十四年至十九年任該職）頒《訓俗條約》提到：“一應昆、徽戲班，只許演唱忠孝節(jié)義故事，如有將《水滸》、《金瓶梅》、《來福山歌》等項，奸盜之出，在園演唱者，地方官立將班頭并開戲園之人，嚴拿治罪，仍追行頭變價充公。”[35]另一次是道光十六年四月，廣東容山書院頒《禁止演淫盜諸戲諭》：“為諭止演淫盜諸戲，以正人心，以消亂萌事。蓋聞圣王治人性情，必以禮樂。禮教起于微眇，而樂之感人尤深。優(yōu)戲，亦樂類也。演忠孝節(jié)義之事，則愚夫愚婦亦感激奮興，或嘆息泣下，是有司教化之所不及施者。優(yōu)戲能動之也，雖謂勝于古樂可也。……《水滸》一書，亦在禁限。蓋觀《水滸》者，至戕官篡囚，輒以為快。不知上下有定分，乃天經地義。父雖不慈，子不可忤；官雖失德，民不可犯。宋江等三十六人，橫行天下，一夕盡為張叔夜所殺，載在正史，凡為不軌者，可以鑒戒。今登場演《水滸》，但見盜賊之縱橫得志，而不見盜賊之駢首受戮，豈不長兇悍之氣，而開賊殺之機乎？”[36]這是兩個不同地方禁止水滸戲的相關條文，與小說無涉。

　　而三次提到小說《水滸傳》的，是在地方官府的禁毀書目當中列出。道光十八年五月，江蘇省頒令禁毀淫詞小說，在“吳縣學宮，設公局收買”，自動送繳的，按價值付錢，并免受究問。根據政府頒布的“計毀書目單”，共計116種，其中有《水滸》，下有注云：“即五才子。”[37]道光二十四年九月初九日至十三日，浙江省在省城杭州的仙林寺設公局，所有淫詞小說，“照估給價”，由“紳士捐資設局收買”，然后由官府集中銷毀。該公局公布的“禁毀書目”，共有120種，其中，有《水滸》和《漢宋奇書》在列。《水滸》下亦有注曰：“即五才子。”[38]　此兩種禁毀書目中的《水滸》，即是指小說《水滸傳》，注文“即第五才子”，是指明小說《水滸傳》為金圣嘆刪定的版本，共七十回，通篇有金氏批注，以及金氏所撰三篇序文和偽托施耐庵的序文，其全稱應為“第五才子書施耐庵水滸傳”（該版本今存崇禎十四年貫華堂刻本）。《漢宋奇書》，又名《英雄譜》，是《水滸傳》和《三國志演義》的合刊本，其中《水滸傳》一百一十回，明代即已出現(xiàn)。[39]

　　道光時期，小說禁毀政策依然存在，但與前幾位皇帝相比，力度已經減弱了許多。正是這樣稍顯寬松的環(huán)境，使得《水滸傳》的傳播有所活躍。社會上有多種水滸戲公開演出，而且小說《水滸傳》也開始公開露面，但是，在這樣的環(huán)境下，《水滸傳》并不能大面積地廣泛傳播。此一時期所出現(xiàn)的《水滸傳》，仍主要是明代刊刻的兩種版本。此外，對水滸戲和小說《水滸傳》的禁毀，只在江蘇和浙江兩地進行，其它地區(qū)受到影響不大。可以推知的是，其它地區(qū)的水滸戲和小說《水滸傳》的傳播，肯定會保持著一定的活躍度，或也存在新刻和刊行《水滸傳》的可能性。從后來咸豐時期官方禁毀小說的情形，亦可證實這一點。

四

　　咸豐皇帝即位之初，就面臨著國家局勢的動蕩。此一時期，僧人鄭洪二（化名萬云龍）于乾隆年間在福建所創(chuàng)立的“天地會”影響越來越大，勢力范圍不斷擴張，臺灣、兩廣、江西、云貴、湖南等省均有分布，還出現(xiàn)了多個不同的天地會派別分支。統(tǒng)治者在擔憂時局的同時，也要找尋事發(fā)的原因，《水滸傳》自然難脫干系。

　　咸豐元年七月，上諭軍機大臣等：“有人奏湖南衡、永、寶三府郴、桂兩州以及長沙府之安化、湘潭、瀏陽等縣，教匪充斥,有紅簿教、黑簿教、結草教、斬草教、捆柴教等名目,每教分溫良恭儉讓五字號，每號總領數(shù)百人至數(shù)千人。又有齋匪，名曰青教，皆以四川峨嵋山會首萬云龍為總頭目，所居之處有忠義堂名號。其傳徒皆用度牒，蓋以圖記，聲氣聯(lián)絡，往來各處，皆供給銀錢飯食。每月按三六九期赴會，頭目乘轎騎馬，動輒數(shù)百人，搶奪淫掠，無所不至。……現(xiàn)已諭令徐澤醇訪拿峨眉山會首，如該省訪獲要犯，訊出情形，即密咨四川， 一體查辦。又據片奏，該匪傳教惑人，有《性命圭旨》及《水滸傳》兩書，湖南各處坊肆皆刊刻售賣，蠱惑愚民，莫此為甚。并著該督撫督飭地方官嚴行查禁，將書板盡行銷毀。”[40]

　　所謂紅簿教、黑簿教、結草教、斬草教、捆柴教和青教，均是“天地會”的分支機構。“天地會”亦倡行“忠義”，在組織結構、幫派規(guī)定、口號、目標等多方面，都于《水滸傳》有所借鑒。因此，統(tǒng)治者在對反動勢力鎮(zhèn)壓的同時，也對各處坊肆皆刊刻售賣《水滸傳》的行為，嚴行查禁。

　　咸豐朝雖僅存續(xù)十一年，但實屬多事之秋。同樣在咸豐元年，爆發(fā)了太平天國起義，而且，鴉片戰(zhàn)爭之后，英法聯(lián)軍先后攻占廣州（咸豐六年），攻陷大沽炮臺（咸豐八年），攻占天津和北京（咸豐十年）并要求割地賠款，清政府力求自保，根本無暇顧及《水滸傳》禁毀事宜，禁毀諭令成為了一紙空文。

　　同治三年，經過多年剿滅，太平天國起義宣告失敗，清政府終于迎來休養(yǎng)生息、重振河山的機會。反思戰(zhàn)亂，有大臣認為農民起義與《水滸傳》這一類“誨盜”小說關系重大，應采取措施嚴禁。同治七年二月，江蘇巡撫丁日昌上折奏請擬編刊《牧令》各書并禁毀小說，三月，皇帝就二事諭令內閣：“丁日昌現(xiàn)擬編刊《牧令》各書，頒發(fā)所屬，著即實力奉行，俾各州縣得所效法。……至邪說傳奇，為風俗人心之害，自應嚴行禁止，著各省督撫飭屬一體查禁焚毀，不準坊肆售賣，以端士習而正民心。”[41]

　　此次禁毀小說一事，由丁日昌提出，朝廷準奏，但全國并未見得以真正施行。倒是在丁日昌任職的江蘇，立即開展了聲勢浩大的禁毀淫詞小說運動。當年四月，丁日昌頒令在各書局附設“淫詞小說局”，籌措經費，給價收繳淫詞小說，集中銷毀：“淫詞小說，向干例禁；乃近來書賈射利，往往鏤板流傳，揚波扇焰。《水滸》、《西廂》等書，幾于家置一編，人懷一篋。原其著造之始，大率少年浮薄，以綺膩為風流；鄉(xiāng)曲武豪，借放縱為任俠。而愚民鮮識，遂以犯上作亂之事，視為尋常。地方官漠不經心，方以為盜案奸情，紛歧疊出。殊不知忠孝廉節(jié)之事，千百人教之而未見為功；奸盜詐偽之書，一二人導之而立萌其禍。風俗與人心,相為表里。……即于現(xiàn)在書局，附設銷毀淫詞小說局，略籌經費，俾可永遠經理。并嚴飭府縣，明定限期，諭令各書鋪，將已刷陳本，及未印板片，一律赴局呈繳，由局匯齊，分別給價，即由該局親督銷毀。”[42]他先后兩次開列應禁書目，各類共計達到265種之多，其中就包括《水滸》（有注：“即五才子”）和《漢宋奇書》。

　　此次小說禁毀，不僅種類遠超前朝，而且由于丁日昌對淫詞小說的危害程度認識十分深刻，故而決心也很大，他將小說禁毀是否認真與官員業(yè)績掛鉤，“將以辦理此事之認真與否,辨守令之優(yōu)絀”。很快，小說禁毀就取得了較顯著的成績。在一次回復山陽縣稟報查禁淫書事宜的函件中，丁日昌對該縣的成績進行了表揚：“該縣查禁淫詞小說，并不假手書差，遂得收繳應禁各書五十余部，及唱本二百余部，辦理尚屬認真，應即記功一次，以示獎勵。”同時，他還借機對禁書的必理性和階段性成果進行了申述：“淫書小說，最為蠱惑人心，童年天真未漓，偶得《水滸》、《西廂》等書，遂致縱情放膽，因而喪身亡家者多矣。前此分檄各屬嚴禁，初時，江北應者寥寥，旋據江、甘二令搜索五百余部，上元等縣續(xù)報搜索八百余部，并板片等件，今山陽又復繼之，蘇、常各屬，報繳尤多，或數(shù)千數(shù)百部不等，板片則令解至省城書局，驗明焚毀。倘能再接再厲，得一掃而光之，亦世道人心之一轉機也。已將焚繳尤多者記大功，余則記功。仍祈尊處通飭所屬認真搜查，勿留遺種，庶通力合作，收效較賒也。”[43]無論是從禁毀的決心、態(tài)度，還是從最后的成效來看，這一次都當之無愧地稱得上明清小說禁毀之最。

　　但必須指出的是，盡管這次禁毀力度和規(guī)模空前，但它仍然是區(qū)域性的，范圍僅限于江蘇省內。其它地區(qū)的禁毀情況，尚未看到任何記載。因為同治皇帝相關的諭令，是對丁日昌奏折的“順水推舟”，朝廷真實的想法不得而知；其它各地官員，對于此事的認識是否有如丁氏那樣深刻，是否有丁氏那樣的熱情參與此事，都很難說。

　　果然，時隔三年，御使劉瑞祺再次上書奏明各省書肆刊刻售賣違禁小說，要求銷毀小說書版。同治十年六月，皇帝就該奏折上諭內閣：“坊本小說，例禁綦嚴。近來各省書肆，竟敢違禁刊刻，公然售賣，于風俗人心殊有關系。亟應嚴行查禁，著各直省督撫府尹飭屬查明應禁各書，嚴切曉示，將書版全行收毀，不準再行編造刊印。”[44]此可見出，同治七年禁書諭令在江蘇之外的地區(qū)，并未收到應有的效果。究其根本原因，在于同治一朝，皇帝年幼，宮斗兇險，權貴爭利，地方官員自然明白其間利害，能夠權衡輕重，禁書一類事情實在不是當急要務。正因為如此，此次再頒類似的禁令，同樣很難取得較好的效果。也就是說，除江蘇外，小說刊刻和傳播已基本沒有政策的障礙了，對于《水滸傳》來說，亦是如此。

　　光緒、宣統(tǒng)時期，雖然前朝嚴禁小說淫詞政策依然得以沿襲，但封建統(tǒng)治已是強駑之末，政局紛亂，內憂外患交困，國家如一葉扁舟飄浮于驚濤駭浪，于小說禁毀一事，既無心也無力為之。

　　或有地方官員對小說禁毀有一定的認識，但不能帶來任何改變。光緒二十九年，山西曲陽縣令向山西省稟報請求“禁誕亡悖逆戲文”，其中專門提到了“水滸”：“溯自嘉、道以來，大乘教、白蓮教、大刀會、義和拳、紅燈照，各邪匪結黨圖亂，蔓延數(shù)省，旋滅旋起，未絕根株。……固由愚民無知，易惑難曉，而揆其被惑之易，蓋有先入為主，其所由來者漸矣。請以演戲言之：坊間流傳《西游》《封神》、《水滸》等本，或為見道寓言之作，或為憂時抒憤之言，隨意發(fā)揮，半皆文人游戲。等而下之，俚鄙之詞，夾雜荒誕，編輯日出，不可殫指。乃有撮舉情節(jié)，登諸俳優(yōu)歌舞之場，盡相窮形，明目張膽，以干法敗紀之事，逞煊耳耀目之奇；蚩蚩何知，群相觀聽，當其眉飛色舞，業(yè)已志蕩神搖矣。……不學失教，以假為真。舉凡喚雨呼風，降神誦咒，聯(lián)盟拜會，結寨立巢，輒以往事有征，互相稱述。左道惑人之術，詫為神奇；作亂犯上之流，指為好漢；以劫獄戕官為任俠，以抗兵踞地為順天。懦者信而不疑；強者勃而欲試。彼邪匪迎機而煽之，蓋不啻以磁引針，以艾投火，無怪乎日事剿匪，而匪黨終不能清也。……至若誕怪離奇，強梁跳丑戲文，顯干法紀，隱肇亂階，其幾甚微，其禍甚烈，似當一律查明，嚴行申禁，以端民志，以遇邪氛。”[45]顯然，這一請求沒有得到任何回音，但是這位地方官員的陳述，卻從另外的角度向我們展示了小說《水滸傳》的水滸戲在民間是多么地受歡迎，對人的熏陶和感染是多么地深入人心。

　　可以這樣說，光緒、宣統(tǒng)時期，小說禁毀政策名存實亡，小說市場日漸繁榮，小說品種日漸豐富，小說讀者日益增多。《水滸傳》迎來了清朝統(tǒng)治之下刊刻和傳播的黃金季節(jié)。就是在這個時期，《水滸傳》的刊刻、買賣和閱讀，完全沒有任何政策上的障礙，因此，大量的《水滸傳》涌向市場，越來越多的讀者有機會閱讀到這部“奇書”。

結語

　　《水滸傳》一書，自明代崇禎以后，歷代統(tǒng)治者都不再把它簡單的看作一部通俗小說了，而更愿意將其看作一本“誨盜”之書。在起義、教案和匪亂出現(xiàn)之后，《水滸傳》的“教化”作用往往會被提及，這也正是《水滸傳》遭到禁毀的重要理由。但《水滸傳》“誨盜”的作用和功能，到底是否真的存在，似乎并無定論，可能需要更專業(yè)化的探討。

　　從理論上來說，自明代崇禎以后直到清末，《水滸傳》一直處于被禁的狀態(tài)之中。朝廷的禁毀政策雖然一直沿續(xù)，但禁毀嚴厲程度和效果卻在不同的時間或在不同的地域呈現(xiàn)出巨大差異。就時間而言，清代康熙、乾隆、嘉慶、道光時期較為嚴厲，其中以康熙和乾隆時期為最；同治時期，環(huán)境較為寬松，但江蘇地區(qū)較嚴；而明代崇禎、清代咸豐、光緒、宣統(tǒng)時期就更為松散了。就地域來說，康熙和乾隆時期，全國的禁毀政策都很嚴格；而道光時期的江蘇和浙江、同治時期的江蘇地區(qū)是比較嚴格的。

　　禁毀政策可以縮小《水滸傳》的傳播范圍和減慢傳播速度，但并不能完全阻斷它的傳播。就是在禁毀政策最嚴厲的康、乾兩朝，《水滸傳》也并沒有完全消失。禁毀政策嚴厲之時，版本問題較為簡單；而在條件寬松的時候，因刊刻較多，則版本問題就較為復雜。但無論如何，《水滸傳》都會以獨特地方式在我們歷史文化的長河里存續(xù)，只要條件允許，就隨時可能出現(xiàn)在讀者面前。或許，這就是偉大作品之所以偉大，“奇書”之所以“奇”的重要原因之一吧。

注釋：

[1] [明]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卷四十一，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年，第437頁。

[2] 馬蹄疾：《水滸書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3]《左懋第謹題為再陳息盜要著事》，見中研院編印：《明清史料》乙編第十本（影印本），下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8年，第701頁。

[4] 《明史·列傳一六四·張國維傳》。

[5] 《明季北略》（卷十八），見《筆記小說大觀》第十二編第五冊，臺北：新興書局，1981年，第2725頁。

[6] [清]宋起鳳：《稗說》，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9－40頁。

[7] 《明史》卷三十《志第六》。

[8] [清]宋起鳳：《稗說》，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40頁。

[9] 同上。

[10] 《明史·列傳一六四·張國維傳》。

[11] [清]宋起鳳：《稗說》，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40頁。

[12] 《明史·列傳一六四·張國維傳》。

[13] [清]宋起鳳：《稗說》，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40頁。

[14] [清]査繼佐：《罪惟錄》，《明代傳記叢刊》本，臺北，明文書局，民國80年，第2703-2704頁。

[15] [清]査繼佐《罪惟錄》：“崇禎中流賊初起，□為指名，亦輒如傳中各立諢號，如托天王、一丈青等□勇出相，作梁山泊好漢，其為數(shù)十倍于天罡、地煞不止。”同上。

[16] 東北圖書館編：《明清內閣大庫史料》，上冊，沈陽：東北圖書館，第429頁。

[17] 王利器輯錄：《元明清三代禁毀小說戲曲史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23頁。

[18]《欽定學政全書》，《續(xù)修四庫全書》第828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584頁。

[19]王利器輯錄：《元明清三代禁毀小說戲曲史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25頁。

[20] [清]延煦等編：《臺規(guī)》，卷二十五，清光緒刻本。

[21] 《大清圣祖仁皇帝實錄》，卷二百三十八，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影印版。

[22] 《湯子遺書》卷九《蘇松告諭》，《四庫全書》集部七別集六。

[23] [清]延煦等編：《臺規(guī)》，卷二十五，清光緒刻本。

[24] 王利器輯錄：《元明清三代禁毀小說戲曲史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41－42頁。

[25] 《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卷四百四十三，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影印版。

[26] 《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卷四百四十三，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影印版。

[27] 《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卷四百四十三，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影印版。

[28]? 江西按察司衙門刊《定例匯編》卷三《祭祀》，乾隆三十五年刻本。

[29]　王利器輯錄：《元明清三代禁毀小說戲曲史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45頁。

[30] 《大清仁宗睿皇帝實錄》卷一百四，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影印版。

[31] 與《施公案》類似的還有《彭公案》，《彭公案》寫彭朋“上報君恩，下安民業(yè)”，在俠客李七侯、歐陽德等俠客的幫助下，除豪強左奎、武文華，鎮(zhèn)壓響馬周應龍，查辦大同部兵傅國恩等人的叛亂，后彭朋受到皇帝嘉獎，官至兵部尚書。《彭公案》署清貪夢道人撰，撰年不詳。但從內容看，對《施公案》有所借鑒，應在《施公案》出現(xiàn)之后。

[32] 《大清仁宗睿皇帝實錄》卷二百八十一，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影印版。

[33] 《打漁殺家》最早的演出記錄見于嘉慶十五年（1810）成書的《聽春新詠》。

[34] 如道光十四年二月頒禁毀傳奇演義板書諭，只說“各直省督撫及府尹等嚴飭地方官實力稽查，如有坊肆刊刻，及租賃各鋪一切淫書小說，務須搜取板書，盡行銷毀，庶幾經正民興，奇邪胥靖，聯(lián)實有厚望焉。將此通諭知之。”見《大清宣宗成皇帝實錄》卷二百四十九，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影印版。

[35] [清]余治《得一錄》，卷十五之四，寶善堂重刊本。

[36] [清]余治《得一錄》，卷十一之二，寶善堂重刊本。

[37] [清]余治《得一錄》，卷十一之二，寶善堂重刊本。

[38] 王利器輯錄：《元明清三代禁毀小說戲曲史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122－124頁。

[39] 《漢宋奇書》又名《英雄譜》，又題《二刻英雄譜》，正文卷首題《精鐫合刻三國水滸全傳》，分上下兩欄。上欄為《水滸》，題“錢塘施耐庵編輯”。正文每回雙回目，共一百十回。有旁批。全書十卷，十集。下欄為《三國志演義》，題“晉平陽陳壽史傳，元東原羅貫中演義，明溫陵李贄批點”。單回目，全書計二百四十回，二十卷，十集。有明崇禎雄飛館刊本。

[40] 《大清文宗顯皇帝實錄》卷三十八，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影印版。

[41] 《大清穆宗毅皇帝實錄》卷二百二十六，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影印版。

[42] [清]余治《得一錄》，卷十一之二，寶善堂重刊本。

[43] [清]丁日昌：《撫吳公牘》卷七，光緒丁丑年林達泉校刊，臺北：華文書局影印本。

[44] 《大清穆宗毅皇帝實錄》卷二百二十六，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影印版。

[45]王利器輯錄：《元明清三代禁毀小說戲曲史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155頁。

• 作者單位
• 重慶三峽學院文學院；四川大學歷史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