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如標題所示，本文為筆者關于君臣關系個案研究之二。依時代順序，之一為《定位皇權，肇始宰輔專政：李沆論》、之三為《“左右天子為大忠”：寇準論》、之四為《惡的歷史：佞臣如何左右皇權——王欽若論》、之五為《“罔上弄權”：丁謂論》。筆者選擇的貫穿于整個宋真宗朝歷史的五個宰相，可以說大體上囊括中國歷史上宰相的基本類型。通過對上述五種類型的宰相的政治活動，筆者試圖把皇權這樣一個重大的課題，放到較為具體的歷史場面來加以討論，以期在視覺上更加清晰。

引言

　　向來，政治舞臺的聚光燈總是投射在少數名人和具有戲劇性的事件上，而對凡人常事則過于吝嗇。王旦雖然貴為宰相，但在權相林立的宋代，他的名聲并不顯赫。似乎既乏驚人的偉業，也無專橫之惡名，沒有什么可書可寫的。因而，后世的宋史學者也往往對其略而不論。然而，我以為，歷史的長河并不總是波瀾壯闊，更多的還是平靜地流淌，平靜地走過一程又一程。歷史的絕大部分景觀可以說都是平淡的，沒有濃墨重彩。但平淡也是不應忽視的存在，平靜地流淌往往鋪墊著波瀾壯闊。就王旦而論，他主要活動于宋真宗時代。這并不是一個英雄時代。在這個時代，創業的君主們業已逝去，留給了宋代歷史上第一位正常繼統的宋真宗一個偌大的江山。較之在血雨腥風中創業，或許在鶯歌燕舞中守成更難。而在已經確定的“與士大夫治天下”[1]的基本框架之內，從第一位正常繼統的皇帝開始，君臣關系如何定位，也不容回避地首先擺在了這一時期的君主和宰相們的面前。是啟宋代君主獨裁之濫觴，還是開宰輔專政之端緒，則關乎著歷史的走向。我們無法推測王旦等當時的宰相們是否有著明確的認識，但他們的實際行為，則確實把宋代政治推向了宰輔專政制[2]的軌道，而不是人們通常所認為的君主獨裁制。這中間，在宋真宗在位的二十多年內，長達十余年擔任宰相的王旦，被宋人譽為“平世之良相”，[3]其作用可以說是相當重要的。到目前為止，盡管在宋史學界對王旦尚鮮有專論，但我主要并不是想對其作人物褒貶論，而是意在分析其諸種行為的背后所蘊含的意義以及所產生的影響。是為論。

一、真宗時代

　　至道三年（997）三月，患病月余的宋太宗駕崩，皇太子奉遺制即皇帝位于柩前。[4]是為宋真宗。這一年，宋真宗剛好三十歲，[5]正可謂是“三十而立”。在宋代歷史上，宋真宗是第一位正常繼統的皇帝。從這個意義上說，他的即位，開啟了一個新的時代。然而，即皇帝位對于宋真宗來說，也許并不能使他躊躇滿志，感到坐江山的愉悅，倒可以說是一份過重的承受。

　　首先是皇位繼承的問題。自從宋太宗在“燭影斧聲”之夜打亂了皇位繼統的正常程序之后，皇位繼承就成了一個變數。無論是皇叔皇弟，還是皇子皇孫，誰都可能成為、也可能不成為下一任的皇帝。宋朝的皇帝，把皇位這把交椅看得格外重，并不輕易樹接班人，往往到了在位的晚期，病入沉疴之后，才在大臣們的勸說下，確定皇太子。被確定的皇太子，也未必是長子。這又是一個變數?；侍拥拇_立，乃至新皇帝的即位，也并不是在位皇帝一個人所能決定得了的事，一定要與主要大臣相商，獲得贊同之后才能決定。因此，其幕后往往隱伏著朝廷中的派系之爭。

　　我們來看一下宋真宗即位的背景。他是宋太宗的第三子，在宋太宗去世的一年多前，才被立為皇太子。在此之前，凡是向宋太宗建議立皇太子的人，都被其以盛怒拒之?！端问贰肪?81〈寇準傳〉載：“時太宗在位久，馮拯等上疏乞立儲貳，帝怒，斥之嶺南，中外無敢言者。”我一向稱宋太宗為“亞開國皇帝”。這不僅是因為宋太宗參與導演了陳橋兵變黃袍加身的政變劇，更因為他是在“燭影斧聲”之后，不明不白即的位。[6]以這樣一位向來被認為是強權的君主，在確定繼承人的問題上，也不得不同大臣相商。也許他知道，他可以在活著的時候拒絕別人立儲的建議，但卻管不了身后之事，而他的大臣們卻還要與新君共事，因此后繼新君必須要獲得他們的支持。同樣是〈寇準傳〉載：“準初自青州召還，人見。帝足創甚，自褰衣以示準，且曰：‘卿來何緩耶？’準對曰：‘臣非召不得至京師。’帝曰：‘朕諸子孰可以付神器者？’準曰：‘陛下為天下擇君，謀及婦人、中官不可也，謀及近臣不可也。唯陛下擇所以副天下望者。’帝俯首久之，屏左右曰：‘襄王可乎？’準曰：‘知子莫若父，圣慮既以為可，愿即決定。’帝遂以襄王為開封尹，改封壽王，于是立為皇太子。”[7]寇準回答宋太宗的話，說得極為委婉，但宋太宗聽得出來，我們也看得出來，寇準實際上是贊同宋太宗的提案的。這就使宋太宗作出了從諸子之中選擇真宗的決定。而據《五朝名臣言行錄》前集卷四的記載，宋真宗被立為皇太子則是由于寇準的提名?？傊?，這些都是宋真宗被立為皇太子的幕后操作。

　　然而，靠非正常方式登基的宋太宗，心胸狹隘多疑，他雖然在自己病情不得已的情況下，立了真宗為皇太子，但總有些不情愿。接著上面引述的〈寇準傳〉的記載，就有如下的敘述：“（皇太子）廟見還，京師之人擁道喜躍，曰：‘少年天子也。’帝聞之不懌，召準謂曰：‘人心遽屬太子，欲置我何地？’”如果宋太宗只是偶爾心情不快，也還算是人之常情。但宋太宗在對待皇位問題上，已經不是第一次這樣表現了。在他登基后的第三年，太祖實際上的長子燕王德昭與其一起征伐幽州。“軍中嘗夜驚，不知上所在，有謀立德昭者，上（太宗）聞不悅?！币灾恋抡严蛱诮ㄗh行軍賞時，太宗竟勃然大怒，說出了“待汝自為之，賞未晚也”的話來，逼得德昭自刎而死。[8]這是太祖之子，對他的皇位存在威脅，情在理中。然而皇太子是自己親生，自己選立，還顯得如此醋意，就有些過份了。在這樣的父皇手下做皇太子，真宗的精神壓力可想而知。

　　為了鞏固自己的皇太子地位，真宗謹小慎微，生怕使太宗不快。但無論他怎么做，都難以避免心胸狹隘的太宗猜忌。他在判開封府期間，遇到旱災，免除了十七個縣的租稅，被攻擊他的人說成是收買人心。太宗聽了也感到不悅。[9]他只好倍加勤勉職事，“留心獄訟，裁決輕重，靡不稱愜，故京獄屢空”，因而得到“太宗屢詔嘉美”。[10]另一方面，真宗對大臣畢恭畢敬。在他被立為皇太子剛剛一個多月，就向太宗提出不要讓大臣對他自稱臣下。[11]他這樣做，一方面是讓太宗減少一國二主的不快，另一方面也是為了自己的將來攏絡大臣?！端问贰肪砹凑孀诩o〉載：“故事，殿盧幄次在宰相上，宮僚稱臣，皆推讓不受。見賓客李至、李沆，必先拜，迎送降階及門?！比欢?，這樣做的結果，固然使他順利地登上了皇位，但也在內心無形中埋下了庸懦的種子。乃至在他即位之后，也沒有改變這種性格特征。

　　即位前后的真宗，戰戰兢兢，如履薄冰的另一個原因，就是他還面臨著來自自己手足兄弟的潛在威脅。“燭影斧聲”的事件，雖然被宋朝的史家們記載得隱隱約約，撲朔迷離。但處于宮禁之中，作為當事者太宗的兒子，想必是比誰都知曉內幕。在真宗即位時，其上尚有其兄太宗長子楚王元佐。依照慣例，長子繼承皇位畢竟是名正言順。但元佐因為反對太宗在篡位后迫害秦王廷美，被太宗廢為庶人。[12]

　　太宗駕崩之際，圍繞著新君即位問題，雖說是沒有燭影斧聲之驚險，卻也有幾分驚心動魄。

　　《宋史》卷281〈呂端傳〉載：“太宗不豫，真宗為皇太子，端日與太子問起居。及疾大漸，內侍王繼恩忌太子英明，陰與參知政事李昌齡、殿前都指揮使李繼勛、知制誥胡旦謀立故楚王元佐。太宗崩，李皇后命繼恩召端。端知有變，鎖繼恩于閣內，使人守之而入。皇后曰：‘宮車已晏駕，立嗣以長，順也，今將如何？’端曰：‘先帝立太子正為今日，今始棄天下，豈可遽違命有異議邪？’乃奉太子至福寧庭中。真宗既立，垂簾引見群臣。端平立殿下不拜，請卷簾，升殿審視，然后降階，率群臣拜呼萬歲。以繼勛為使相，赴陳州；貶昌齡忠武軍司馬；繼恩右監門衛將軍，均州安置；旦除名，流潯州，籍其家資?！盵13]設想一下，如果不是憑著呂端機警，及時扣押了握有內廷兵權的大太監王繼恩，又駁斥了一向主張立長子元佐的李皇后的提議，真宗的即位，很有可能成為泡影。并且，呂端作為閱歷豐富的老臣，深知新君即位之際的變幻莫測，特別是因為有了剛剛險些發生的變故，他對新君垂簾引見群臣充滿警覺。他立而不拜，上殿看清楚之后，才率群臣下拜，承認了新君的即位。我們不妨再做一個設想，如果藏在殿上簾后的新君被內侍或李皇后換成了長子元佐，呂端糊里糊涂地率群臣下拜，那豈不是生米做成了熟飯，讓李皇后等人的陰謀得了逞？看了上面的記事，不禁使人油然想起太宗評價呂端的那句有名的話──“大事不糊涂”。[14]所以，經歷了這樣驚心動魄的事件，也就不難理解即位后的真宗為何每當見到呂端等大臣都是又揖又拜。這里面，既有感激又有敬畏。同時，這一未遂的宮廷政變，想必對真宗有著相當深的刺激。

　　為了避免奪位的悲劇降落到自己頭上，他在即位之后不到十天，就對五個弟弟和一個侄子大加封王封公，進官加爵，加以攏絡和安撫。同時，又加強了對軍隊的控制，任命侍衛馬步軍都虞候傳潛、殿前都指揮使王超、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李繼隆、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高瓊四人并領諸軍節度，以期互相牽制。并且，把他的潛邸舊僚李至、李沆除拜參知政事。前面的引述可知，真宗為皇太子時，就對李至、李沆畢恭畢敬，自然對成為參知政事的他們也是言聽計從。不僅對兩位參知政事如此，對其他宰輔大臣，真宗也是恭敬有加。《宋宰輔編年錄》卷三載：“上（真宗）居憂日，對輔臣于禁中，每見呂端等，必肅然拱揖，不以名呼。端等再拜而請，上曰：‘公等顧命元老，朕安敢上比先帝？’”因為他也許意識到了，一旦發生宮廷政變，能保護他的，只有他細心維護的大臣。因為在太宗駕崩之際，真宗得以順利即位，就是與宰相呂端的機警與幫助分不開的。因此，長此以往，習慣成自然，宋真宗庸懦的性格終于為嚴酷的客觀現實與巨大的心理壓力所奠定。

　　那么，需要探討的是，真宗的這種性格特征，給宋代政治帶來了什么影響呢？他在位二十六年，作為皇帝，作為常人，他有自己的喜怒哀樂。然而他的喜怒哀樂卻難以表露，難以發作。在多數情況下，作為正常人的七情六欲，為他權衡的利弊所壓抑，為他庸懦的性格所壓抑。作為正常繼統的第一位皇帝，又并非幼主，他有走上君主獨裁的道路的可能。而且，其父太宗的強權也在他的內心打下了深刻的烙印。但同時，其父總想效法唐太宗虛懷納諫的姿態，也同樣給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傊?，宋代皇帝的角色定位，到了宋真宗，進入了一個很微妙的時期，同時也處于一個決定性的時期。是一如他的父輩皇帝太祖太宗，主要以行政長官的面目出現，事無巨細無所不統，還是做一個象征性的君王，把行政長官的職事交付給宰輔大臣，抑或是居于兩者之間，做一個半是象征性君主，半是行政長官的角色。但是，條條道路，并不是新即位的宋真宗憑自己的主觀意志所能決定得了的。因為主觀選擇是一回事，事實上能否行得通又是另一回事。即便是依照自己的意愿做出了抉擇，但路還要自己走去。在途中因行路難等諸種原因而改變路線的事情亦是時常有之。人世間，無論是貴為天子，還是平頭百姓，都常常有許多無奈。作為宋真宗，我想他絕對不是不想成為強權君主的，但客觀現實與他所處的實際處境，使他在這條道路上經常碰壁。受阻就只好迂回，改變路線，只有在與執政集團的利益相吻合時，方能走得通。翻檢真宗朝的史冊，我們可以看到，作為君主，真宗不乏主見，也有盛氣凌人之時，有些決策似乎也出自其手。但多數情況下，這位既無創業之功又是非長而立的新君，還是要接受和聽從宰臣的意見。有時，他須要動點腦筋，玩點小花招，才能使自己的想法在宰臣那里通過。

　　真宗與其父輩太祖太宗不同。太祖太宗是打天下者。他們當初也許并沒有想到后來能當上皇帝。他們的為君之道都是的當上皇帝以后才慢慢學的。所以，在他們身上還偶爾可見無法無天的野性。但真宗則不然。他自幼接受的是宮廷的正規教育。據他自己對王旦等人講，他在東宮時，光是聽講《尚書》就聽了七遍，《論語》和《孝經》也聽過四、五遍。[15]因此，傳統經典的為君之道，等于在真宗頭腦中設置了一圈政治倫理規范。使他只能繼承其父輩的值得稱道的一面。即從諫如流。正統的為君之道教育，加之自身的謹畏性格，使真宗作為君主的自律意識很強。從史籍中大量他處理政務的大量記載看，幾乎是“每事問”，根據宰執大臣的意見做出決定。當他的意見遭受抵觸時，則很少固執己見。這樣一來，久而久之，又無形之中創立了許多新的“祖宗法”。而在重視祖宗法的宋代，他的行為又為后世君主所取法，為后世的大臣所稱頌?；蛟S可以這樣說，沒有宋真宗，也就不會產生“百事不會，只會做官家”[16]的宋仁宗。對于宋真宗來說，保持皇位本身，維護自身的正統地位，要比握有實際的權力更為重要。

　　后人多不解真宗之世降天書封禪之事，《宋史》卷八在〈真宗紀〉結尾的贊語中就說：“及澶淵既盟，封禪事作，祥瑞沓臻，天書屢降，導迎奠安，一國君臣如病狂然。吁，可怪也?！薄端问贰肪幷呃^而推測道：“意者宋之諸臣，因知契丹之習，又見其君有厭兵之意，遂進神道設教之言，欲假是以動敵人之聽聞，庶幾足以潛消其窺覦之志歟？”我認為《宋史》編者只說對了一半。作為威懾敵國的外交因素固然是原因之一，而另一方面，難道就沒有以天書來強調自身正統地位的內面因素嗎？關于這一點，我們看一下天書的內容便可清楚。在天書前面寫有二十一字：“趙受命，興于宋，付于恒，居其器，守于正，世七百，九九定。”[17]如果真是所謂的天意，那么，兩宋加起來也不過三百余年，與天書所說的世七百并不相合，可見其偽。在我看來，天書的關鍵在于“付于恒”三個字，即是天意將大宋王朝的江山付與他真宗趙恒的。這就從宗教法理上解消了他人覬覦皇位的可能。因此說，天書鬧劇不過是宋真宗借天意來強調其皇位正統性而已。

　　一般而言，作為宰輔大臣，由于傳統社會的宗法關系，很少有覬覦皇位的野心。所以皇位的正統性并不是他們所關心的事情。他們最為關注的是在政治運作中的權力問題。本來他們就處于居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地位。一旦頂頭的一人變得無關緊要，就為他們的縱橫馳騁提供了機會與可能?？梢哉f，在真宗之世，君臣兩方的行為，共同為后世的君臣關系定了格，共同把宋代政治推向了宰輔專政的軌道。在宋代，出現了那么多的權相，出現了那么激烈的黨爭，似乎都可以從這一時代覓得端倪。

二、一朝宰相

　　在政務方面，皇帝日常接觸最多的，就是與皇帝坐而論道的宰執大臣。為了清楚起見，盡管枯燥，但我想還是把真宗在位二十六年間（997～1022）擔任宰相與執政的人名列表如下，以便概觀俯視。

人　名	任相起訖	備　注
呂　端	997～998	任相 1年余。以疾免。前朝相。
張齊賢	998～1000	任相 2年余。以朝會失儀免。曾任前朝相。
李　沆	998～1004	任相近 6年。薨于位。自參政任，曾為太子賓客。
呂蒙正	1001～1003	任相 2年余。以疾免。曾任前朝相。
向敏中	1001～1002	任相 1年余。以違詔免。自前朝參政任。
畢士安	1004～1005	任相1年余。薨于位。自參政任。
寇　準	1004～1006	任相近2年。以事免。曾任前朝參政。
王　旦	1006～1017	任相近12年。以疾免。自參政任。
向敏中	1012～1020	再入相近8年。薨于位。
王欽若	1017～1019	任相近2年。以事免。自樞密使任。
寇　準	1019～1020	再入相1年余，以事免。
李　迪	1020～1020	任相近半年。以事免。自參政任。
丁　謂	1020～1022	任相近2年。1022年真宗崩，仁宗即位后，以事免。自樞密使任。
馮　拯	1020～1023	任相近3年。仁宗即位后，以疾免。自樞密使任

（此表據《宋史·宰輔表》編制）

　　從上表的統計看，真宗在位前期，李沆任相達六年，王旦任相最久，長達十二年。與王旦同期稍后，向敏中再度入相亦長達八年。此外，在王旦任相之前與之后，寇準合計任相約三年多。從真宗時代的全部歷史看，在新君即位的調整適應期之后，王旦擔任宰相期間，幾乎貫穿了真宗作為皇帝的正常執務的全過程，而且其中有將近六年多是獨自為相。王旦辭任病逝不久，真宗也就患病，處于神智不太清醒的狀態。真宗朝政治也從此進入后期的混亂狀態。因此，研究真宗一朝正常時期的歷史，是絕對離不開王旦這個重要人物的。

三、三槐成蔭

　　王旦幼時，其父王佑于自家庭院栽下三棵槐樹，充滿自信地說道：“吾之后世，必有為三公者，此其所以志也?！盵18]果然，幾十年后，王旦長達十多年為相，位至三公之一太尉。

　　考察王旦一生仕履，一帆風順，為黨爭激烈的宋代政壇所少見。這種一帆風順，有一部分可以說是其父為其鋪就的。

　　王佑在太祖朝位至知制誥，曾深得太祖信任。在太祖與太宗的明爭暗斗中，被派命知大名府，實際上的使命是監視并伺機陷害太宗的岳父魏州節度使符彥卿。太祖向王佑暗示，事成之后，任命他為宰相。也許是他為人正直，也許是他具有政治遠見，總之他并沒有按太祖的旨意去做。還朝后，太祖追問他：“汝敢保符彥卿無異意乎？王佑回答說：‘臣與符彥卿家各百口，愿以臣之家保符彥卿家。’又說：‘五代之君，多因猜忌殺無辜，故享國不長，愿陛下以為戒。’”既辱使命，又理直氣壯，惹得太祖惱羞成怒，因而被貶，但符彥卿卻免于獲罪。由此，王佑雖然得罪了太祖，但卻深深交結了后來篡位的太宗。傳說王佑被貶，親友送行時對他說，本來以為你會做到宰相王溥的位置。他回答說：“某不做，兒子二郎者須做。”[19]二郎就是王旦。他特別器重這個兒子，曾說「此兒當至公相」。因而，他不惜用身家性命做賭注，為兒子鋪就前程。

　　此外，他還廣泛交游，為王旦編織了一張頗大的關系網，這為將來王旦仕途的順利起到相當大的作用?！端问贰肪?69〈王佑傳〉載：“佑知貢舉，多拔擢寒俊，畢士安、柴成務皆其所取也。后與其子旦同入兩制，居中書?！薄端问贰肪?81〈畢士安傳〉也載：“（畢士安）凡交游無黨援，唯王佑、呂端見引重，王旦、寇準、楊億相友善，王禹偁、陳彭年皆門人也。”

　　社會是一張網，朋友的朋友往往可以成為互為黨援、互為同盟的基礎。這里的呂端為太宗末、真宗初的宰相，畢士安為真宗朝的參知政事，并先于王旦為相?？軠蕜t從太宗朝起先后出任樞密副使、參政，并在真宗朝兩度任相。陳彭年亦在王旦任相期間出任參政，而楊億、王禹偁則是代王言的著名詞臣。另外，真宗朝先為御史中丞、后為樞密副使的王嗣宗，史載其“以文謁王佑，頗見優待?！盵20]真宗朝任知制誥的李若拙，史載其“舉進士，王佑典貢舉，擢上第?！盵21]真宗時文壇名士柳開，“王佑知大名，開以文摯，大蒙激賞?！盵22]文人李建中“為王佑所延譽，館于右熙載第，熙載厚待之?！盵23]《宋史》卷296〈楊徽之傳〉載：“徽之寡諧于俗，唯李昉、王佑深所推服。與石熙載、李穆、賈黃中為文義友?！鄙现吝_官貴人，下至一般文士，末至隱士常人，都可以成為王佑交結的對象。隱士李瀆，“王佑典河中，深加禮待”，“王旦、李宗鍔與之世舊?！盵24]王佑知大名期間，甚至還有毫不相識的士人“聞王佑篤義”，專門趕去向他借錢。[25]真宗即位之初即拜為參知政事的李至，也極為佩服王佑的為人，曾寫過〈五君詠〉，其中就有王佑。[26]

　　或許是受其父的言傳身教，王旦在人仕之后，也頗注意交結。《宋史》卷273〈何承矩傳〉載：“典長沙日，李沆、王旦為佐，承矩厚待之，以為有公輔器?！庇帧端问贰?67〈趙昌言傳〉載：“昌言喜推獎后進，掌漕湖外時，李沆通判潭州，昌言謂有臺輔之量，表聞于朝。王旦宰岳州平江，昌言一見，識其遠大，以女妻之，后皆為賢相?！?/p>

　　種瓜得瓜，種豆得豆。入仕后的王旦，著實得益于父子兩代經營的關系網不淺。觀其仕履，王旦在太平興國五年進士及第后，除知平江縣。在這里，結識了當時任轉運使的趙昌言，成了他的乘龍快婿。既是名臣之后，又是現任高官之婿，加之本人的品行，自然為人們所高看。緊接著，在知縣任滿后，監潭州銀場時，又被郡守何承矩，推薦到朝中擔任著作佐郎，參與編修《文苑英華》這部大型類書。此后，王旦通判濠州，又被父子兩代的舊交王禹偁所推薦，擔任轉運使。到了京師后，王旦因“不樂吏職”，經過召試后，任命為直史館。逾年，拜右正言、知制誥。[27]可謂是一帆風順、直線上升。

　　中國傳統社會的政治，從根本上說，是一種派系政治（Factional Politics）。政界的人物之間有著各種各樣的表面的、或是內在的聯系。正是這張網將王旦托起。當然，王旦的迅速崛起，與其父王佑深結太宗有著極大的關系。

　　王旦任知制誥之后的表現亦不俗?！端问贰肪?82王旦本傳載：“錢若水有人倫鑒，見旦曰：‘真宰相器也。’與之同列，每曰：‘王君凌霄聳壑，棟梁之材，貴不可涯，非吾所及。’李沆以同年生，亦推重為遠大之器?！边@些人的言論，無異于為王旦的進一步上升制造著錦上添花的輿論準備。在人事任免上，無論是皇帝的欽命，還是大臣的專權，都不能無視輿論之可否。好的評價，作為重要的輿論基礎，既是升任的保障，又促進著升任。而在黨派性政治之下，輿論也不是簡單的自然發生的。往往是在一定勢力為一定的目的暗中操縱和人為制造的。后來，其岳父趙昌言出任參知政事，王旦不失時機地向太宗提出避嫌辭職的請求。這一行為更得到太宗的賞識，“嘉其識體”，改為禮部郎中、集賢殿修撰。而在趙昌言罷參政出知地方的當天，王旦就被重新任命為知制誥，并且“令復班在知制誥之首”，[28]即為首席知制誥。到真宗即位前，王旦已官至兵部郎中。[29]在地位上，此時的王旦已經具有了進入執政集團的條件與可能。作為新一代的執政大臣，已是呼之欲出了。

四、“朕心所屬”

　　至道三年，宋真宗即位。除了有佐立之功的前朝顧命大臣呂端繼續任相外，立即拔擢了潛邸舊僚，事以師傅禮的李沆、李至。說起來，王旦與真宗之間，并不像其父王佑與太宗，有著特殊的關系。但是，此時的政治形勢，對王旦很有利。呂端與王旦父子早有舊交。李至又是極為敬佩王旦父親的為人，曾經作文頌揚過。而李沆與王旦的關系則更為密切。他們同為太平興國五年進士，李沆頗為推重王旦。而從前朝留任的同知樞密院事錢若水，也是對王旦贊口不絕，目為有宰相器。同為同知樞密院事的向敏中也是王旦的同一榜進士。面對這樣的一張網，剛剛即位又謹小慎微的真宗不可能不正視。并且，此時的人事調整，呂端等顧命元老有著相當的決定權。不管怎么說，王旦也被委以重任，擔任中書舍人、翰林學士，替真宗代言。并且兼知審官院、通進銀臺封駁事。

　　除了與現任的執政集團有著密切的關系之外，真宗本人對王旦也是比較賞識的?！端问贰繁緜鬏d：“帝素賢旦，嘗奏事退，目送之曰：‘為朕致太平者，必斯人也。’”真宗“素賢旦”，并不只是聽到許多贊譽，而是有他的理由的?？梢哉f是他平素觀察的結果。歐陽修寫的〈文正王公神道碑銘〉就記載：“真宗即位，拜中書舍人，數日，召為翰林學士，知審官院、通進銀臺封駁事。公為人嚴重，能任大事，避遠權勢，不可干以私。由是真宗益知其賢。”

　　在真宗即位之初，同知樞密院事錢若水因母老乞解樞務時，真宗特地把他召到宮內。君臣有如下對話：

　　上問：“近臣誰人可大用者？”

　　若水言：“中書舍人王旦有德望，宜任大事?！?/p>

　　上曰：“此固朕心之所屬也。”[30]

　　“宜任大事”和“固朕心之所屬也”，有的史書記載為“堪任大事”和“吾固已知之矣”。總之，都反映了王旦得到了來自具有廣泛基礎的官僚層與處于政界制高點的皇帝這樣兩方面的推許和肯定?？磥恚藭r的王旦，進入執政集團，實際上只是一個時間問題了。這里，主要是存在一個執政大臣是否有空缺的問題。咸平三年（1000）二月，樞密使王顯被罷免。當日，王旦即被任命為同知樞密院事。同時還有另外二人被任命為知樞密院事。恐怕是以王旦資歷尚淺，而除為地位稍下的同知。但作為過渡階段，這成為王旦跨進執政集團門坎的第一步。王旦在同知樞密院事任上剛剛一年，就被除授為相當于副宰相的參知政事。[31]

五、“堪任大事”

　　王旦擔任參知政事的第四年，發生了在他執政歷史上所遇到的第一次大事件，也堪稱是宋代歷史上的大事件之一。這就是澶淵之盟。

　　景德元年（1004）七月，與宋相持已久的契丹糾集十萬兵馬，號稱二十萬，大舉南下，遼軍繞過河北邊境諸城，懸師深入，“圍瀛州，直犯貝、魏，中外震駭?！盵32]這是真宗即位以來第一次遇到的來自外部的危機。這不僅僅是危及其皇位的危機，而且是危及了大宋王朝的江山社稷。偏偏就在這個月，真宗從即位的第二年開始就一直任用為宰相的李沆又遽然病逝。[33]深所倚信的李沆的去世，使真宗感到格外空虛。面對契丹的進犯，不知所措。身為執政的參知政事王欽若和簽書樞密院事陳堯叟極力主張南逃金陵或成都。[34]但繼李沆為相的畢士安和寇準則力排眾議，促使真宗大駕親征。[35]盡管不情愿，畢竟還是要以社稷為重。因為無江山也就無他這個皇帝。而如果舉措失當，只顧自家性命，則也會貽人以口實，危及其皇位。左右權衡之后，總算勉勉強強出征了。整個親征過程，真宗一直處于被動狀態。到了澶州南城，面對強敵，又猶猶豫豫，不敢渡河，在寇準和殿前都指揮使高瓊的催促下，才渡過黃河，登上澶州北城門樓。由于皇帝身先督陣，使士氣大振，各地援軍也聚集了幾十萬之多。遼軍處于不利處境，而這時統軍撻覽又被宋軍伏弩射死，因而不得不求和。談判結果，以宋每年輸遼幣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雙方約為兄弟之國。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澶淵之盟。[36]

　　后世的史家把澶淵之盟與南宋的紹興和議都看成是屈辱性的和約。這是有些偏頗的。至少當時的宋人并不都這么看，澶淵結盟，解除了外來威脅，頗使朝野上下歡欣鼓舞。實際上這種和約方式的背后，反映了歷史進入宋代之后，人們在觀念上發生的某些變化。在漢唐時代，中原王朝用和親的方式同周邊的民族結盟。這是用血緣關系形成的和平維系。但到了宋代，這種方式已不可靠，也行不通。反之，在商品經濟逐漸開始發達的社會，一切都可以用錢來買，包括和平。至于二三十萬錢物，對于龐大的宋王朝來說是微不足道的，用王旦的話說，還不到與契丹戰爭時所用軍費開支的百分之一。[37]

　　我們扯回話題。澶淵結盟的成功，是在真宗的配合下，執政集團的戮力合作的結果。當時，真宗盡以軍事委于宰相寇準，而首相畢士安本來臥病在床，也讓人抬著，追到了澶州。[38]這次親征，本來參知政事王旦也隨行前往了，但又負有特別使命秘密潛回了京城。

　　皇帝外出親征，例行要選一個東京留守，在京主持日常事務。不知真宗出于什么心理，親征前，選了兩三年前就一直臥病在床的弟弟雍王元份為留守?；蛟S是因為病入膏肓的皇弟對他的皇位形不成威脅？結果，真宗一行剛到澶州，就從東京傳來了元份因驚嚇病危的消息。戰事勝敗未卜，繼續找一個健康的弟弟為留守就有可能對他的皇位造成威脅，況且險些先于他即位的其兄元佐，也在京師，幾年前還被真宗從庶人恢復了楚王的王位。所以，這時他想到了“堪任大事”的王旦，命其當天就迅速返回東京，權留守事?！端问贰繁緜鬏d，返回東京前，“旦曰：‘愿宣寇準，臣有所陳。’準至，旦奏曰：‘十日之間未有捷報時，當如何？’”在勝敗未卜的情況下，這實際上是王旦讓真宗當著宰相寇準的面交代后事。這時，真宗“默然良久”，最后極不情愿地擠出一句話來：“立皇太子。”就這樣，王旦秘密潛回了東京?！暗┘戎辆?，直入禁中，下令甚嚴，使人不得傳播?！蓖醯┎槐┞蹲约夯鼐嗔羰厣矸值哪康?，是表面上仍由元份為留守，免得使其他皇兄弟生出非分之想。王旦這樣做，既為真宗保全了皇位，也穩定了政局。由于王旦做得極為隱秘，連自己的家人也不知道他已回到了京城。以至凱旋時，家人都去了郊外迎接。這時，忽然從背后的城內傳來清道的吆喝聲，家人這時才知道王旦早已回到了京城。[39]

　　通過這件事之后，真宗愈加覺得王旦“堪任大事”。所以，在景德三年一月寇準罷相的當天，王旦就被任命為宰相。[40]從此，開始了王旦長達十二年之久的宰相生涯，而且，最初六年居然是他一個人單獨為相，時間之久，是真宗朝前所未有的。

六、“務行故事”

　　在王旦任相之前，長期為相的是他的同榜進士李沆。李沆較王旦年長，他與王旦既是同榜又是舊交。在他任相期間，王旦被任命為參知政事。李沆為王旦素所尊敬，李沆為相的作為與作風，都對王旦影響很大。李沆有句名言，亦為宋代的各種史籍所援引。即“沆在政府無以補報國家，但諸處有人上利害，一切不行耳。”朱熹編的《五朝名臣言行錄》前集卷二引用元城先生劉安世的評論云：“此大似失言，然有深意。且祖宗時經變多矣，故所立法度極是穩便。正如老醫看病極多，故用藥不至孟浪殺人。且其法度不無小害，但其利多耳。后人不知，遂欲輕改，此其害所以紛紛也?！敝祆渥匀灰彩琴澩瑒彩赖脑u論，所以才引用。雖然這種評論隱含著對王安石變法攻擊，但就真宗時期的具體情況看，還不失為偏頗。李沆自己也對他的這句話有所解釋。他說：“朝廷防制，纖悉備具，或徇所陳情，施行一事，即所傷多矣。陸象先曰：‘庸人擾之’是已。憸人茍一時之進，豈念厲民耶？”[41]

　　在特定的形勢下，無為即是大有為。歷史的辯證法也許就是如此。宋王朝到了真宗時期，經過太祖、太宗兩朝經營，各種制度已臻于完備。特別是在“契丹修和，西夏誓守故地，二邊兵罷不用”[42]之后，宋王朝迎來了它的鼎盛時期。所以，李規王隨，王旦“謂宋興三世，祖宗之法具在。故其為相，務行故事，慎所改作。”[43]王旦不僅自己“務行故事，慎所改變”，[44]還經常告誡其他人少生事端。王旦也曾這樣告訴過真宗：“陛下所守者祖宗典故。典故所無，不可聽也?！钡孀诘涔什⒎且粦闳绻也坏皆趺崔k呢？接著，王旦說：“當問諸有司?！边@就是說，請不要擅自做主。[45]

　　當然，如果僅僅王旦一個人“務行故事”，也難以持久?？梢哉f，“務行故事”是北宋前期，特別是真宗時期信奉黃老思想的君臣們的共識?！堕L編》卷63景德三年六月戊子條載：“知制誥朱巽上言：‘朝廷命令不可屢改。自今有陳述利害更張法制者，請先付有司，議其可否，如經久可行者行之，不可者止之。茍罔辨是非，一切頒布，恐失重謹之道。’上謂宰相曰：‘此甚識治體，卿等志之。且事有可否，執政者所宜盡言，無有隱也。’”從真宗的角度講，他的謹小慎微的性格也決定了他走“務行故事”的路線。他曾對王旦等宰執大臣說：“凡裁處機務，要當知其本末。朕每與群臣議事，但務從長。雖言不盡理，亦優容之。所冀盡其情也。若果決行事，豈足為難？周世宗固英主，然用刑峻急，誅殺過當，享祚不永，豈不由此乎？”[46]不管是不是真宗為自己的謹小慎微、優柔寡斷找借口，但畢竟與王旦等宰執大臣的為政方針是一致的。

　　在“務行故事”方面，《宋史》王旦本傳列舉了幾件事。

　　其一：“石普知許州不法，朝議欲就劾。旦曰：‘普武人，不明典憲，恐恃薄效，妄有生事。必須重行，乞召歸置獄。’乃下御史按之，一日而獄具。議者以為不屈國法而保全武臣，真國體也?！盵47]

　　其二：“薛奎為江、淮發運使，辭旦，旦無他語，但云：‘東南民力竭矣。’奎退而曰：‘真宰相之言也。’”

　　其三：“張士遜為江西轉運使，辭旦求教，旦曰：‘朝廷榷利至矣。’士遜迭更是職，思旦之言，未嘗求利，識者曰：‘此運使識大體。’”[48]

　　其四：“張詠知成都，召還，以任中正代之，言者以為不可。帝問旦，對曰：‘非中正不能守詠之規。他人往，妄有變更矣。’”[49]

　　王旦選拔進士，也不選喜歡標新立異之人。《宋史》本傳載：“李迪、賈邊有時名，舉進士，迪以賦落韻，邊以〈當仁不讓于師論〉以‘師’為‘眾’，與注疏異，皆不預。主文奏乞收試，旦曰：‘迪雖犯不考，然出于不意，其過可略。邊特立異說，將令后生務為穿鑿，漸不可長。‘遂收迪而黜邊?！盵50]

　　然而，王旦并不是絕對墨守陳規，拒絕一切變革的。特別是有些不合理的制度或法令，他還是贊成改革和完善的。但他主張慎重從事，穩步改革?！堕L編》卷80大中祥符六年六月甲子條載：“監察御史張廓上言：‘天下曠土甚多，請依唐宇文融所奏，遣官檢括土田。’上曰：‘此事未可遽行。然今天下稅賦不均，富者地廣租輕，貧者地蹙租重。由是富者益富，貧者益貧。茲大弊也。’王旦等曰：‘田賦不均，誠如圣旨。但改定之法，亦須馴致?；蛎紝ｎI，委其擇人，令自一州一縣條約之。則民不擾而事畢集矣。’”[51]王旦等人的改革方針是循序漸進，由點到面。由此也看出其穩健。

　　對于將要實行的改革或新政策，王旦也主張經過縝密調查之后施行。如在大中祥符六年，樞密副使王嗣宗“請復天下幕職州縣俸戶”。王旦則說：“此事恐未可遽行，俟檢詳奏聞。”[52]

　　在今天看來，王旦的想法和作法似乎有些保守。但保守并不見得就是一個貶義詞，也未必就是革新的對立面。在需要守成的特定的歷史環境下，一味變革也許會適得其反，而保守則恰恰是在穩定中完善，在完善中前進。在日語中，保守一詞有時是維修或管理的意思。正是由于王旦的穩健，在長達十余年間保持政策的一貫性，才使大宋王朝走上了鼎盛的峰顛。

七、“有謗不校”

　　論才能和魄力，王旦也許不如在他之前和之后為相的寇準，但論胸懷和氣度，寇準則遠遠比不上王旦。這一點，連寇準本人也自嘆弗如。《宋史》本傳載：“寇準數短旦，旦專稱準。帝謂旦曰：‘卿雖稱其美，彼專談卿惡。’旦曰：‘理固當然。臣在相位久，政事關失必多。準對陛下無所隱，益見其忠直，此臣所以重準也。’帝以是愈賢旦?！盵53]

　　王旦任相期間，由于王旦的推薦，寇準曾一度出任樞密使。在此期間，曾發生過一些事，也頗可見王旦的肚量?！爸袝惺玛P送密院，事礙詔格。寇公在樞府，特以聞。上以責公（王旦）。公拜謝引咎，堂吏皆遭責罰。不逾月，密院有事送中書，亦違舊詔。堂吏得之，欣然呈公。公曰：‘卻送與密院。’吏出白寇公?？艽髴M。翌日見公曰：‘同年，甚得許大度量！’公不答?！盵54]

　　留下記載的，還有類似的事情。“王文正公在中書，寇萊公在密院。中書偶倒用印，寇公須勾吏人行遣。他日，密院亦倒用了印，中書吏人呈覆，亦欲行遣。文正問吏人：‘汝等且道密院當初行遣倒用者是否？’曰：‘不是。’文正曰：‘既是不是，不可學他不是。更不問。’”[55]

　　在寇準得知將要被罷免樞密使時，托人求王旦，希望能成為地位較高的使相。對于寇準的這種請求，王旦很吃驚，說使相怎么可以自己要求呢？并表示他不私下接受別人的請托。王旦的這種態度使寇準又羞又惱。但當真宗問起王旦，寇準罷樞密使應當給他個什么官時，王旦卻說：“準未三十已蒙先帝擢置二府，且有才望，若與使相，令處方面，其風采亦足為朝廷之光也?！痹诳軠蕿槭瓜嗟娜蚊C出后，“準入見，泣涕曰：‘非陛下知臣，何已至是！’上具道旦所以薦準者。準始愧嘆，出與人曰：‘王同年器識，非準所可測也。’”[56]

　　不僅是同他所欣賞的寇準之間，王旦有如此大度。在同他素所厭惡的人相處，他也能保持大家風度?！妒藢W規范》卷11載：“真廟出〈喜雨詩〉示二府，聚看于上前。王文正公袖歸。因喻同列曰：‘上詩有一字誤寫，莫進入改卻。’王冀公曰：‘此亦無害。’欽若退而陰有陳奏。翌日，上怒謂公曰：‘昨日朕詩有誤寫字，卿等皆見，何不奏來？’公再拜稱謝曰：‘昨日得詩，未暇再閱，有失奏陳，不勝惶懼。’諸公皆再拜，獨馬知節不拜，具言公欲奏白而欽若沮之。又王某略不自辨，真宰相器也。上顧公笑而撫喻之?！?/p>

　　大概這樣的事很多，所以《宋史》本傳對王旦的胸懷，總括言之：“旦任事久，人有謗之者，輒引咎不辨?！狈吨傺驮凇稐钗墓珜懻尜潯分匈潛P了與楊億交往的三個著名人物，其中就有王旦。范仲淹寫道：“其王文正公居宰府僅二十年，未嘗見愛惡之跡，天下謂之大雅。”[57]何謂“大雅”？自然是指王旦有雅量有胸懷。

　　在我看來，有時候，政治家的胸懷比才華更重要。胸懷與度量和人品相聯系，才華和能力相關聯。作為政治家，周圍總會有些幕僚為其出謀畫策，況且居于高位后，各種事情都有制度制約，因此即使能力差一些也并不妨事。但胸懷與度量則是別人代替不了的。特別是在傳統的黨派政治的社會里，得人者昌，失人者亡。對于政治家來說，最可怕的莫過于眾叛親離了。有容乃大。政治家的政治生命與其胸懷和度量緊密相聯。與王旦形成鮮明對比的，就是寇準?？軠市男鬲M隘，剛愎自用。盡管忠心耿耿，真宗也不大喜歡他。無論在中央還是在地方，又屢遭周圍人的攻擊。一生坎坷曲折，在政壇幾起幾落，最后還是遭到政敵丁謂的暗算，貶死遠方。而王旦則是十年為相，享盡榮華，老死相位。對此，歐陽修在王旦神道碑銘中感嘆：“誰不為相，其誰有終？”身在政界最高層，固然是“無限風光”，可又何嘗不是“在險峰”？古今中外，有多少人顯赫一時，卻難得善終。在北宋的歷史上，有過權相，有過獨相，但長達十二年任相，沒有沉浮，君臣關系始終如一的，除了王旦，我們居然還找不出第二個人來。個中道理，王旦深明。他曾說過：“大抵好殺則斂怨，弄權則敗亡。”[58]專權而不弄權，這大概可以說是王旦得以善終的一個原因吧。

八、“進賢退不肖”

　　“宰相所以進賢退不肖也”。[59]這是寇準為相時的一句名言。王旦也說過，“中書當言者惟進賢退不肖”[60]所以，應當說這也是宋代宰相們的一種共同認識。當然，何為賢何為不肖的標準則是因人而異。歷來，人們研究宋代歷史，都說宰相雖主文武大政，但官員任免的人事權還是握在皇帝手中。從制度設置上看，這種說法并沒有錯。但相對凝固化的靜態的制度與動態的實際政治生活之間，總是有不少差異的。在實際的政治生活中，宋代官員的任免，或是宰相等直接提名，經由皇帝認可，或是皇帝提名，與宰相等相商，獲得同意?？傊谡５那闆r下，一定要雙方意見一致后才履行任免手續。作為制度，正如王旦對真宗所云：“蓋除授差使，大小悉秉圣旨，進熟畫可，始降詔命?！盵61]所謂的“進熟”，就是向皇帝提出宰相等擬定的方案。一方獨斷的情況自然也存在，但似乎宰相一方的獨斷要比來自皇帝一方的多。當然，這也與皇帝主動放權于宰執大臣有關。如真宗根據其任開封府尹時的經驗，“以府事繁劇，欲增置推判官”，便“令（王）旦等擇人而任之”。[62]

　　我們來看一下王旦任用官員的原則和具體事例。

　　作為原則，王旦“用人不以名譽，必求其實。茍賢且才矣，必久其官。”他雖然握有任免大權，但并不獨斷，“眾以為宜得某職然后遷”。[63]他曾向真宗列舉中書的工作，把“進賢退不肖”作為第一項。他經常注意考察各級官員。“（大中祥符）七年，王旦至自充州，旦言河北轉運使李士衡、張士遜、知充州王臻等蒞事干集，望賜詔褒喻，萊州通判徐懷式等輿論頗無治聲，望令轉運提刑察之?！睂Υ?，史籍記真宗“詔可”，[64]聽從了王旦的意見。

　　王旦由于平時留意考察，所以對官員的情況都很清楚。史載：“時（曹）瑋數上章求解州事，上問王旦誰當代瑋者。旦薦（李）及可任。上即命之。眾議皆謂及雖謹厚有操行，非守邊才，不足以繼瑋。秘書監楊億以眾言告旦，旦不答?！蝗章曌u達京師。億聞之，復見旦，具道其事。……旦笑曰：……夫以曹瑋知秦州，羌戎詟服。邊境之事，瑋處之已盡其宜矣。使他人往，必矜其聰明，多所變置，敗壞瑋之成績。旦所以用及者，以及重厚必能謹守瑋之規模而已。億由是益服旦之識度?！盵65]李及的任命，王旦排除眾議，一言而定。其任用的另一個原則，即采用忠厚穩健之人，斥退狡詰生事之徒。這與如前所述王旦為政的守成大原則是一致的。

　　與此事類似，史載：“中書嘗請以工部侍郎、知制誥盛度權知開封府。上曰：‘可更問王旦。’時屬疾在告，中書具圣語就問之。旦曰：‘度必不樂此任。’既而，度果請中書，自言幸以文字進，不愿處繁劇?！痹谶@件事之后，真宗對中書的執政們說：“王旦銓量才品極當，人人各得其所，此豈可不問也？”[66]

　　“銓量才品極當，人人各得其所”，這可以說是對王旦任用官員的最高評價。所以，王旦“當國歲久，上益倚信，所言無不聽?！盵67]“言無不聽”，就等于在君臣互相信任的前提下，把包括人事權在內的權力，全盤交給了宰相王旦。王旦與宋代后來的權相不同的是，他尊重真宗，起碼在形式上時時征求真宗的意見，這至少會使真宗能得到一種作為君主存在的滿足感。他在人事任免方面，“每有差除，先密疏四三人姓名以請，所用者帝以筆點之。同列不知，爭有所用，惟旦所用，奏入無不可。”[68]王旦尊重真宗，這是君臣得以密切合作的基礎。反過來，在君臣密切合作的基礎上，真宗對王旦“言無不聽”，一切放行，也為王旦得以專政樹立了權威。

　　王旦任用官員，并不僅僅著眼于一時，而是注重于長期培養和考察。當有人向他推薦某人時，他說：“誠知此人，然歷官尚淺，人望未著。且俾養望，歲久不渝而后擢任，則榮途坦然，中外允愜。”[69]

　　王旦選拔人材，并不主張求全責備。在真宗感嘆唐朝人材眾多時，王旦對真宗說：“方今下位，豈無才??？或恐拔擢未至爾。然觀前代求賢不求其備，不以小疵掩大德。今士大夫孰為無過？陛下每務保全之，然流言稍多則不便于任使。大都迭相稱譽近乎黨，過相糾訐近乎公。鑒其愛憎，惟托上圣，則庶幾無棄人矣。”[70]

　　由于宋代官員的任命遷轉，都需要有一定數量的高級官員推薦，這也助長了官僚們奔走于權門的風氣。而王旦則很反感來走他的后門。《宋史》本傳載：“旦為相，賓客滿堂，無敢以私請。察可與言及素知名者，數月后，召與語，詢訪四方利病，或使疏其言而獻之。觀才之所長，密籍其名。其人復來，不見也。”有個叫張師德的人，本來王旦很欣賞，曾多次同真宗說起。但他兩次去王旦家，王旦都拒而不見。這使張師德很恐慌，以為別人在王旦面前說了他的壞話。于是又轉托向敏中去問。王旦說：“張師德名家子，有士行，不意兩及吾門。狀元及第，榮進素定，但當靜以待之耳。若復奔競，使無階而進者當如何也？”[71]由此看來，王旦頗為留意獎掖后進，特別是汲引那些無權無勢的讀書人。翰林學士陳彭年向王旦進呈政府科場條目，大概是過于苛刻，王旦看了扔在地上說：“內翰得官幾日，乃欲隔截天下進士耶？”嚇得陳彭年“皇恐而退”。[72]對自己兒子、侄子，王旦也阻止他們應考進士，他說：“吾常以太盛為懼，其可與寒士爭進？”[73]

　　除了進賢，在退不肖方面，王旦也是不余遺力。舉一個典型的例子。真宗幾次想要任命被當時人稱為五鬼之一的王欽若為宰相，都被王旦所阻止。他對真宗說：“臣見祖宗朝未嘗有南方人當國。雖古稱立賢無方，然須賢士乃可。臣為宰相，不敢沮抑人，此亦公議也?！痹谶@里，王旦搬出了祖宗法和公議這兩大殺手劍，使得真宗不得不作罷。直到后來，在王旦去世之前，王欽若才當上了宰相。他忿忿不平地對人說：“為王子明故，使我作相晚卻十年！”[74]

　　王旦雖然屬于忠厚之人，但在嚴肅吏制方面，卻相當堅持原則。前面說過，官員的任命遷轉，都需要有一定數量的高級官員推薦。從制度規定上，被推薦者如犯贓罪等，推薦人也要連坐處罰。但這在實際上往往難以行得通。景德四年，兵部員外郎邵煜保薦的著作佐郎李隨坐贓罪除名。這時，要不要連坐處分邵煜，大理寺、審官院反復討論也形不成一致意見。最后事情鬧到真宗那里。真宗又推給宰相王旦。王旦則態度堅決地說：“煜因隨得罪，隨不該減削，煜亦不在原降之例。今朝廷舉官者甚眾，若遇赦悉免，則是永無連坐之法矣?！盵75]毫不猶豫地作了處罰。

　　在人事任免上，王旦有時顯得過于固執，不近人情。他的同年進士邊肅因坐贓受到處分后，經過了很長時間，同為同年進士的宰相向敏中對王旦說：“邊同年責已久，牽復可乎？”王旦說：“為近臣坐贓，豈得更升進耶？”后來，向敏中向王旦求情，王旦強硬地說：“旦非于同年無情，公若欲用之，須旦死可也?！盵76]

　　也許是長期留意人事的關系，王旦頗有知人之明?！段宄佳孕袖洝非凹矶d：“公嘗與楊文公評品人物。楊曰：‘丁謂久遠果何如？’對曰：‘才則才矣，語道則未。他日在上位，使有德者助之，庶德終吉。若獨當權，必為身累。’后謂果被流竄?！?/p>

　　王旦手中握有的，不僅僅是一般官員的任免權，包括執政集團內的人事調整，他都有著充分的發言權。比如他就曾推薦過寇準任樞密使。此外，《長編》卷86大中祥符九年正月丙辰條在記載張昊為樞密副使時，敘述了這項人事任命的背景：“先是，昊被旨選兵，下令太峻，兵懼，謀欲為變。有密以上聞。上召二府議之。王旦曰：‘若罪昊，則自今帥臣何以御眾？’急捕謀者則震驚都邑，此尤不可。上曰：‘然則奈何？’旦曰：‘陛下數欲任昊以樞密，臣未敢奉詔。今若擢用，使解兵柄，反側者當自安矣。’上從其言，故諸帥皆遞遷，軍果無他。上語左右曰：‘王旦善處大事，真宰相也。’”從這段記載中，我們可知，真宗曾幾次想任命張昊為樞密副使，都被王旦所阻止，而這次又是由于王旦的提名，被任命為樞密副使。可見王旦在人事方面的發言權之大。王旦這樣做不但沒有招致真宗的不滿，反而由于王旦的妥善措置，倒也許使真宗想起了十多年前，錢若水向他推薦王旦時所說的“堪任大事”那句話，所以不禁由衷地贊嘆王旦“善處大事”。

　　被學界有些人目為皇帝、宰相之外的第三勢力諫官御史的任用[77]，也大多取于王旦的意見。如大中祥符九年，凌策從成都任滿還朝，王旦向真宗說“策性質淳和，臨蒞強濟”，因而被任命為權御史中丞。[78]此外，替皇帝代言的翰林學士的任命，也需要得到宰相的首肯?！按笾邢榉?，（楊）億自汝州代還，久之不遷?；騿柾醯┰唬骸畻畲竽旰尾慌c舊職？’旦曰：‘大年頃以輕去上左右，人言可畏，賴上終始保全之。今此職欲出自清衷，以全君臣之契。’”[79]王旦雖然是楊億的朋友，但在起用楊億這件事上，他不愿插手，把牌推給了真宗。可以說既是明哲保身，又是識君臣大體。但楊億卻因沒有王旦的提名，在六年后才被重新任命為翰林學士。

　　王旦身居高位，直到去世，一直以進賢退不肖為己任。王旦晚年病重，真宗讓人把王旦抬進宮中，問以后事：“卿萬一有不諱，使朕以天下事付之誰乎？”王旦開始并不直接回答真宗的提問，僅說：“知臣莫若君。”真宗沒辦法，只好一一列舉人名問，王旦都不表態。最后，真宗堅持讓王旦推薦：“試以卿意言之。”王旦這才說：“以臣之愚，莫若寇準?！钡孀趯軠实男愿癫粷M意，說：“準性剛褊，卿更思其次。”這時，王旦固執地堅持：“他人，臣不知也?！苯Y果，“公薨歲余，上卒用準為相。”[80]可以說是活真宗最終還是服從了死王旦。王旦病重期間，不止向真宗推薦了寇準一個人。神道碑載：“公累官至太保，以病求罷，入見滋福殿。真宗曰：‘朕方以大事托卿，而卿病如此。’因命皇太子拜公。公言皇太子盛德，必任陛下事，因薦可為大臣者十余人。其后不至宰相者，李及、凌策二人而已?！币允嗳擞?，從王旦去世直到仁宗前期，在政治舞臺上活躍的主要人物，可以說多數是王旦所汲引提攜的。包括仁宗為太子時講說經書的老師，都是王旦向真宗推薦的。[81]這對于保持為政方針與政策一貫性，乃至宋王朝的穩定發展，都具有重要的意義。

九、君臣之間

　　真宗是宋代第一位正常繼統的皇帝，在即位后，時時處處都想效法太祖、太宗，插手朝廷行政事務。當然，從制度上說，他也有這個權力。但由于他長期養成的謹畏性格，加之缺乏豐富的政治經驗，并且總想做個從諫如流的好皇帝，所以，他的建議或決定，在朝廷中遇到阻力后，便很快縮回，常常是以修正自己的意見來同大臣達成一致。這種情形，在王旦為相之前已為常事。但在王旦以前，身為宰相的大臣都有特殊的背景。比如呂端，是前朝宰相，顧命大臣，真宗見了，唯恐恭敬之不及。再如寇準，是前朝參知政事，性格倔強到拉著太宗的衣服，讓太宗聽從他的意見的地步。太宗盡管不愉快，還是要做做姿態，說句“朕得寇準，猶唐文皇之得魏鄭公也”。[82]對于這樣的大臣，真宗自然是畏避三分。又如李沆，資格雖說不老，但是太宗為真宗指定的太子師傅，真宗對其也一直是恭恭敬敬的。

　　在王旦任相之前，李沆任相時間最長。李沆的行為，給在位初期的真宗影響相當大。李沆與真宗之間君臣關系的模式，為王旦擔任宰相后的君臣關系，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同時，素為王旦所尊敬的李沆，其言行也直接影響了王旦。我們具體看一下李沆言行。

　　朱熹編《五朝名臣言行錄》，在前集卷二引用劉安世對李沆的評價，認為“最得大臣體”。其中，例舉了這樣的事：“李丞相每朝謁奏事畢，必以四方水旱盜賊不孝惡逆之事奏聞。上為之變色，慘然不悅。既退，同列以為非。問丞相曰：‘吾儕當路，幸天下無事。丞相每奏以不美之事以拂上意，然又皆有司常行不必面奏之事，后幸已之。’公不答。數數如此。因謂同列曰：‘人主一日豈可不知憂懼？若不知憂懼，則無所不至矣。’”李沆這樣做的目的，是讓真宗時刻充滿危機感，使其不敢輕易為所欲為。這樣就便于宰相等執政大臣按正常程序來處理政務了。在君主權力尚未完全定位的微妙時期，李沆的這種防微杜漸的做法是有其深謀遠慮的。

　　而上述的不理解李沆的這種行為的「同列」，大約就包括當時擔任參知政事的王旦。因為在《宋史》卷282〈李沆傳〉。中有這樣的記載：“沆為相，王旦參政事，以西北用兵，或至旰食。旦嘆曰：‘我輩安能坐致太平，得優游無事耶？’沆曰：‘少有憂勤，足為警戒。他日四方寧謐，朝廷未必無事。’后契丹和親，旦問何如，沆曰：‘善則善矣，然邊患既息，恐人主漸生侈心耳。’旦未以為然。沆又日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旦以為細事不足煩上聽。沆曰：‘人主少年，當使知四方艱難。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見此。此參政他日之憂也。’”[83]后來諸種事情的發生，正應了李沆的預言。因而，王旦嘆服道：“李文靖真圣人也”?？梢姡钽鞛橄鄷r的言行對王旦影響很大。

　　李沆在處理君臣關系上的行為，同樣使王旦印象很深。前引《五朝名臣言行錄》載：“駙馬都尉石保吉求為使相，真宗以問公。”公曰：“賞典之行，須有所自。保吉因緣戚里，無攻戰之勞，臺席之拜，恐騰物論?！彼?，再三詢之，執議如初，遂寢其事。這里，李沆以“恐騰物論”為借口，不管真宗怎么求情，堅持拒絕了真宗的請求。有時，李沆對于真宗的提議，不加任何解釋，就直接拒絕。同樣是《五朝名臣言行錄》載：“公為相，真宗嘗夜遣使持手詔，問欲以某氏為貴妃如何？公對使者自引燭焚其詔書，附奏曰：‘但道沆以為不可。其議遂寢。’”這種拒絕，對于君主來說，不僅大膽，而且有幾分強硬，沒有絲毫的緩和余地。《宋史》編者在論中稱贊李沆“焚封妃之詔以格人主之私”等行為，認為“無愧宰相之任”。看來，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君主的權力，自古以來就為士大夫所認同。

　　同樣是李規王隨，王旦在處理君臣關系上的行為，完全是李沆模式。

　　在歐陽修撰寫的王旦神道碑中，集中記載了這樣幾件事。

　　其一：“大中祥符中，天下大蝗。真宗使人于野得死蝗以示大臣。明日，他宰相有袖死蝗以進者。曰：‘蝗實死矣，請示于朝，率百官賀。’公獨以為不可。后數日，方奏事，飛蝗蔽日，真宗顧公曰：‘使百官方賀，而蝗如此，豈不為天下笑邪？’”據《長編》卷87大中祥符九年七月辛亥條記載，在出現蝗災后，真宗去玉清昭應宮開寶寺靈感塔焚香祈禱，又禁宮城音樂五天，然后派人去郊外撿來死蝗，以示其誠感應上天。既然是真宗派人揀來死蝗，王旦不會不明白是真宗的旨意讓百官進賀。但王旦還是堅決反對這種不顧事實掩飾災害的作法。當時也許有忤上意，但客觀上最終還是避免了真宗的一次尷尬。

　　其二：“宦者劉承規以忠謹得幸，病且死，求為節度使。真宗以語公曰：‘承規待此以暝目。’公執以為不可。曰：‘他日將有求為樞密使者奈何？’至今內臣官不過留后。”[84]這次，真宗是明確請求，志在必得。但也被王旦從朝廷大局出發拒絕了。

　　其三：“營（當為榮字之誤）王宮火，延前殿，有言非天災，請置獄劾火事，當坐死者百余人。公獨請見，曰：‘始失火時，陛下以罪己詔天下，而臣等皆上章待罪。今反歸咎于人，何以示信？且火雖有跡，寧知非天譴邪？由是當坐者皆免。’”[85]王旦曉以朝令夕改、失信于人的利害關系，制止了真宗的行為，因而保全了一百來人的性命。

　　其四：“日者上書言宮禁事坐誅，籍其家，得朝士所與往還占問吉兇之說。真宗怒，欲付御史問狀。公曰：‘此人之常情，且語不及朝廷，不足罪。’真宗怒不解。公因自取嘗所占問之書進曰：‘臣少賤時，不免為此。必以為罪，愿并臣付獄。’真宗曰：‘此事已發，何可免？’公曰：‘臣為宰相，執國法，豈可自為之，幸于不發而以罪人？’真宗意解。公至中書，悉焚所得書。既而真宗悔，復馳取之，公曰：‘臣以焚之矣。’由是獲免者眾?！蓖醯┌炎约禾С鰜?，拿出了一付要抓就連我一起抓的架式，態度之強硬，使得真宗再發怒也不得不壓下去。接著，王旦又迅速地銷毀了證據，叫真宗即使惱火也無可奈何。《長編》卷89天禧元年二月癸已條記載，所謂的“既而真宗悔，復馳取之”，實際上是“既而大臣有欲因以擠己不快者，力請究治，上令就旦取書?！秉h派政治，往往是以皇帝之名，行派系之實。從上面的記事亦可概見?？傊醯┮陨硐喈敚苊饬顺⒌囊淮蝿邮帯?/p>

　　王旦十八年為政任相，有許多可記可載的。但歐陽修在神道碑中卻以贊賞的口吻大篇幅地敘述了王旦的上述的行為，自然也反映了歐陽修這一有代表性的宋代士大夫的思想傾向。

　　歐陽修在敘述以上的事情時，說王旦“雖人主盛怒，可辨者辨之，必得而后已?！蓖醯┛梢哉f是個性格溫厚的宰相，絕對稱不上強權，甚至像王旦自己所說的“仆在政府幾二十年，每進對忤意，即蹙縮不能自容”。[86]但即使是這樣一個宰相，居然也不畏天威，“必得而后已”。如果換成強權的宰相大臣，君主會處于什么境地呢？其實，王旦的行為者不是過份的行為，不過是平常宰相的平常作為而已。俗話說滴水映日。從王旦的行為中，我們似乎可以明暸，所謂的君主獨裁，不過是一種似是而非的虛構。

　　上述的“蹙縮不能自容”，是王旦把當時的參知政事王曾的行為同自己加以比較說的一番話。王旦全話是這樣說的：“王君介然，他日勛業德望甚大，顧余不得見之耳?！蹙蛞员茏寱`觀使，頗拂上意，而進退詳雅，詞直氣和，了無所懾。且始被進用，而能若是。仆在政府幾二十年，每進對忤意，即蹙縮不能自容。以是知其偉度矣?！边@表明，王旦不僅自己抵制君主的錯誤言行，而且對他人勇于抵制君主的行為也很欣賞?？梢哉f，王旦的話從一個側面反映了王旦的皇權觀。

　　王旦雖然處處抵制和制止來自真宗的各種不當的決定，但在天書封禪這件事上卻作了妥協。因而，《宋史》編者在〈王旦傳〉后的論贊部分，對王旦倍加稱贊之后，說“惟受王欽若之說，以遂天書之妄，斯則不及李沆爾?！薄堕L編》卷90也在天禧元年九月巳酉記載王旦卒時，援引別人的議論說：“議者謂旦逢時得君，言聽諫從，安于勢位，而不能以正自終，或比之馮道云?！痹谖铱磥恚@種議論很有些偏頗。馮道當于唐末五亂世，歷仕四朝十君，被宋代的道學家視為沒有政治節操的人物。但用馮道來比喻王旦則有失貼切。首先，時代不同，王旦身處治世，而非亂世。其次，王旦也并沒有同王欽若、丁謂等佞人同流合污。再說馮道，宋代道學家的認識也有問題。不錯，馮道歷仕四朝十君是事實。但他身當唐末五代亂世，在各朝為相，盡其可能，做了許多安定社會、恢復經濟、弭平戰亂的事。[87]他主觀上或許有貪生安位的意識，但在客觀上卻做了不少好事。只要有益于社會，有益于百姓，又何必拘泥于政治上的從一而終呢？我們今天的史學家，在評論歷史人物時，往往或多或少地為傳統的評價所左右。事實上，許多的傳統評價頗有再商榷之處。

　　說到王旦，其實，在天書封禪這件事上，王旦有他的苦衷。因為經過了許多類似上述的事情，真宗對王旦頗有幾分敬畏。所以，當王欽若向真宗提出偽造天瑞的事情之后，《宋史》王旦本傳載，真宗“心憚旦，曰：‘王旦得無不可乎？’”最后，真宗為了使這件事能在王旦那里通過，便玩了一點心眼。他把王旦召去喝酒，君臣之間，其樂融融。宴后，真宗送給王旦一壇酒，說這酒特別好，拿回去和你的老婆孩子一起喝吧。王旦把共拿回家打開一看，竟是一壇珍珠。“由是，凡天書、封禪等事，旦不復異議。”且不說王旦究竟是貪財，還是給真宗面子，就真宗做這件事本身來看，尊為君主，在想做什么事時，居然事先要向大臣行賄，封住其口才行。這是不是顯得有些本末倒置？但這就是實實在在的事實?？梢哉f，至少在真宗時期，很難說是君主獨裁。歷史常常有驚人的相似?！睹魇贰肪?68〈陳循傳〉載：明景帝欲更換太子，“內畏諸閣臣，先期賜循及高谷白金百兩?！睅装倌昵暗乃未孀谫n珠與幾百年后的明代景帝賜金，兩個看上去偶然類似的個別事件。其內在的聯系恰恰揭示了傳統社會中皇權無力的一面。

　　至于王旦對天書的態度，本傳載，“旦為天書使，每有大禮，輒奉天書以行，恒邑邑不樂。”在真宗組織宗室和大臣們一起觀看《祥瑞圖》時，王旦公然聲明說：“臣頃為大禮使，有奏祥瑞，非臣親見也，據司天監邢中和狀耳。愿令史官并書其實?！盵88]王旦這番話想說明的是，第一，我雖為大禮使，但并沒有親眼看到降祥瑞之事，是根據有關部門的報告。第二，請史官如實記下這一事實，包括他說的這番話。不管王旦當時是否意識到天書之事將來會遭受非議，但他這番立此存照的表白，明顯是在為將來開說自己留余地。古代的士大夫，比之生前的榮辱，似乎更看重留名青史。不枉費王旦的一番苦心，李燾在編纂《長編》時，就記錄了王旦的這番話。

　　對真宗他可以給面子，但對下屬則不買賬。同是本傳載：“時向敏中同在中書，出彭年所留文字，旦暝目取紙封之。敏中請一覽，旦曰：‘不過興建符瑞圖進爾。’”由此可以看出，王旦對天書，特別是對慫恿真宗從事這種活動的人深惡痛絕。此外，王旦一直壓著天書封禪的始作俑者王欽若，至死也不讓他任相，似乎也可以反映出王旦對天書封禪的態度。

　　真宗在心中對王旦的敬畏程度，在王旦為相之初，雖然比不上呂端、寇準、李沆，但在長期為政中，王旦一直對真宗很尊敬，君臣之間建立了牢固的信任。這正是王旦在十多年間得以專政的主要因素。

　　歐陽修撰寫的王旦神道碑銘就曾這樣發問：“孰不事君，胡能必信？”而王旦在真宗那里，就達到了“必信”的程度?！堕L編》卷89天禧元年五月戊申條記載真宗“素重其德望，委任莫二?！蓖醯┨幚碚眨坝胁唤浬嫌[者，公但批旨奉行?！边@重行為，類似權臣所為。北宋后期，蔡京當政，就曾自擬御筆，讓徽宗抄寫后頒布。[89]而王旦似乎超過了后來的蔡京，不經真宗過目，便批上奉圣旨來施行。但這并不是王旦專權，而是真宗所給予的特權。由于王旦并沒有向別人炫耀這件事，因而同在中書的參知政事王曾、張知白、陳彭年都不知道。他們看到王旦這樣做之后，先是批評王旦，繼而又向真宗反映。而真宗的回答則令他們大為吃驚。真宗說：“旦在朕左右多年，朕察之無毫發私。自東封后，朕諭以小事一面奉行。卿等當謹奉之。”信任大臣，放權于大臣，特別是放權像王旦這樣觀察已久的大臣，這可以說是真宗的自覺認識。他曾對王旦等宰執大臣說：“朕觀古今事，若君臣道合，上下同心，何憂不治？”[90]

　　真宗對王旦相當尊重。《長編》卷66景德四年九月巳卯條載：“宰相班位與樞密使、參知政事重行。上每見王旦班與王欽若等立位太迫，謂左右曰：‘殿庭儀石以南頗為隘狹，故朝集僅若同行。’即詔合門移宰相班位于儀石之北?！本唧w序位雖然已不很清楚，但毫無疑問，真宗是不想讓王旦與王欽若等人擠在一起，而是想有所區別。他把宰相班位于儀石之北，顯然是想突出王旦的位置。在古代，南向為尊，故皇帝均坐北朝南。原來宰相和樞密使、參知政事等均在南邊面向北面的真宗。當把宰相班位移于儀石北邊之后，是否同真宗成為同一方向，面對樞密使、參知政事等人了呢？我們雖難以考知，但在立朝儀式上，確實是突出了宰相的地位。不用說，景德四年九月起，這又成為一項新的祖宗法被固定下來。這可以說是具有象征意義的一件事。

　　《長編》卷90在天禧元年七月丁巳王旦因老疾罷相時，歸納王旦為相說：“當國歲久，上益倚信，所言無不聽。雖他宰相大臣有所議，必曰王某以為如何？事無大小，非旦言不決。”看來，盡管真宗“諭以小事一面奉行”，但實際上是“事無大小，非旦言不決”。

　　我們來看一下“非旦言不決”的具體例子。景德四年九月，因知杭州的官員任滿，討論后任時，參知政事馮拯說：“余杭比諸道易治。”真宗搶白他說：“方面之任，古諸侯也常時無事則為易治。吳人輕巧，茍豫備非常，安可謂之易也？”他撇開馮拯等，拿著班簿，指著孫僅、王濟的名字，直接問王旦，二人孰優？王旦回答：“濟有吏干，可副是選。”一言定鼎，王濟被任以工部侍郎知杭州。[91]為相十二年，這種“非旦言不決”，鑄成了真宗時代君臣關系的特征。從君主方面來看，這與真宗的主動放權有關。而這種放權，既屬明智，又屬無奈。真宗在同王旦議論唐朝政治時，舉了陸贄“德宗英睿，有獨御寰中之志”的話，然后評論說：“天下至大，人君何由獨治也。”[92]由于真宗認為君主一人獨裁是不可能的，所以才放手讓宰執集團去管理。實際上，正常環境下宰輔大臣在皇帝的信任下專政，非正常環境下宰輔大臣控制皇帝而獨裁，當是有宋一代不爭之事實。而王旦則是從第一個正常繼統的皇帝開始，開宰輔專政之端的重要人物之一。因而，重新審視宋代政治，王旦的作為不當忽視。

結語

　　以前，我曾探討過宋代的皇權與相權的問題，著重點均在二者的此消彼長上。[93]固然，具體說來，可以如此分析和考察。但總的說來，皇帝與宰輔大臣都屬于同一個執政集團。通過前面考察王旦為政為相的歷史，我們不難看出，沒有同真宗的密切關系，沒有真宗的充分信任，也就不可能有王旦作為宰相的專權。因此說，朝廷各種政策的制定，詔令的頒布，人事的任免，制度的興廢，都是君臣雙方的共同行為。這類似于物理學上的合力（Resultantof Forces）。朝廷的一切重大舉措，可以說都是某種合力的結果，具體說，是朝廷中各種派系相互作用的結果。而往往不是來自哪一方面單獨的分力。當然，即使是合力，也并不意味各方的分力都是均等。如果細致劃分，就有一個我以前所討論的皇權與相權的彼此消長的問題。

　　關于皇權與相權，從一般形式上看，如果用公文的頒布作比喻的話，相權猶如公文內容，皇權則如公文上的公章。只有公章，沒有公文，就等于沒有實際內容的一紙空文。而只有公文，不加蓋公章，則公文沒有效力。兩方缺一不可。然而，較之公文本身，公章應當說更具象征意義。尤其在宋代，皇權這顆公章，更多的時候確實只是一顆象征性的“橡皮圖章”（Rubber Stamps）。

　　本文把王旦作為個案提出，加以討論，是覺得王旦這個并非擅權的平常宰相，較之宋代歷史上那些大大小小的權相，更具有典型性，因而，也就更具有說服力。不知學界諸君以為然否？幸有以見教。

注釋：

[1]見《續資治通鑒長編》（下稱《長編》）卷221熙寧四年三月戊子條。此語雖是身任宰相的文彥博在熙寧四年對神宗說的，但反映的則是整個宋代士大夫作為一種強大勢力業已崛起的客觀事實。

[2]在這里，我相對于到目前為止在史學界流行的君主獨裁或君主專制的說法，提出了“宰輔專政制”的命題。所謂的“宰輔專政制”，是指以宰相為主的執政集團在中央政治運作中的決策形態。在宰輔專政制下，并不排斥皇帝的作用。應當說皇帝也是同一執政集團的成員之一，只不過從實際作用上說，并不在決策過程中起決定性作用而已。嚴格地說，宰輔專政制這個說法并不理想，本應叫做中央集權。但鑒于現有的中央集權的提法，已被用于形容中央與地方的政治關系。為了避免概念混淆，姑且如此稱之。

[3]見《長編》卷90天禧元年九月己酉條。

[4]見《宋史》卷6〈真宗紀〉。

[5]見同上。

[6]參見拙作〈燭影斧聲事件新解〉，《中國史研究》1991年第2期。

[7]又見《長編》卷38至道元年八月壬辰條。然〈寇準傳〉所記則較《長編》明確。

[8]見《宋史》卷244〈燕王德昭傳〉。

[9]見《長編》卷

[10]見《宋史》卷6〈真宗紀〉。

[11]見《宋史》卷5〈太宗紀〉及《長偏》卷38至道元年十月乙亥條。

[12]見《宋史》卷245〈漢王元佐傳〉。

[13]又見《長編》卷41至道三年三月癸巳條及四月甲戌條。

[14]見《宋史》卷281〈呂端傳〉。

[15]見《長編》卷72大中祥符二年九月乙亥條。

[16]見《北窗炙軼錄》卷上。

[17]見《宋史》卷140〈禮志〉七，又見《宋會要輯稿?瑞異》1～30。

[18]見《宋史》卷282〈王旦傳〉。

[19]以上見宋張茲撰《仕學規范》卷30。

[20]見《宋史》卷287〈王嗣宗傳〉。

[21]見《宋史》卷307〈李若拙傳〉。

[22]見《宋史》卷440〈柳開傳〉。

[23]見《宋史》卷441〈李建中傳〉。

[24]見《宋史》卷457〈李瀆傳〉。

[25]見《宋史》卷440〈柳開傳〉。

[26]見《宋史》卷266〈李至傳〉。

[27]以上均見《宋史》卷282〈王旦傳〉。

[28]見《宋會要輯稿?儀制》3-5。

[29]見《宋史》卷282〈王旦傳〉。

[30]見《長編》卷41至道三年六月甲辰條。

[31]以上均見《宋史》卷210〈宰輔表〉一。

[32]見《宋史》卷281〈寇準傳〉。

[33]李沆薨于景德元年七月丙戌。記載見于《宋史》卷7〈真宗紀〉。

[34]見《宋史》卷281〈寇準傳〉。

[35]見《宋史》卷281〈畢士安傳〉。

[36]以上均見《宋史》卷281〈寇準傳〉。

[37]見《長編》卷70大中祥符元年十一月癸未條。

[38]見《宋史》卷281〈畢士安傳〉。

[39]以上均見《宋史》卷282〈王旦傳〉，參見《長編》卷58景德元年十二月癸巳。案，關于這條立皇太子的史料，有些疑點。當時真宗尚無子嗣，因而立太子之說似乎無從談起。然考量在戰事勝敗未卜的情況下，王旦讓真宗事先交代后事，當為可信。只不過繼承人未必是皇子，也可能是皇兄皇弟。不過后來由于這種可能并未發生，所以當時的指名也就成了永遠的秘密。

[40]見《宋史》卷210〈宰輔表〉一。

[41]見《宋史》卷282〈李沆傳〉。

[42]見《宋史》卷282〈王旦傳〉。

[43]見《長編》卷90天禧元年七月丁巳條，又見于《宋宰輔編年錄》卷3。

[44]見《宋史》卷282〈王旦傳〉。

[45]見《長編》卷81大中祥符六年七月丙申條。

[46]見《長編》卷63景德三年八月丁丑條。

[47]又見《長編》卷88大中祥符九年十一月戊申條。

[48]又見《長編》卷68大中祥符元年四月己未條。

[49]又見《長編》卷63景德三年六月戊戌條。

[50]又見《長編》卷59景德二年三月甲寅條。此為王旦任參知政事時事。

[51]又見《宋會要輯稿?食貨》1-18。

[52]見《長編》卷81大中祥符六年七月丁巳條。又見《宋會要輯稿?職官》58-4。

[53]又見《長編》卷82大中祥符七年六月乙亥條。

[54]見《五朝名臣言行錄》卷二。

[55]見宋趙善僚編《自警編》卷一。

[56]見《長編》卷84大中祥符八年四月壬戌條。

[57]見《范文正公集》卷七。

[58]見《長編》卷85大中祥符八年九月甲寅條。

[59]見《宋史》卷281〈寇準傳〉。

[60]見《長編》卷84大中祥符八年四月甲子條。

[61]見《宋會要輯稿?職官》2-43。

[62]見《長編》卷66景德四年七月壬申條。

[63]以上見《長編》卷90天禧元年七月丁巳條。

[64]見《宋宰輔編年錄》卷3。

[65]見《長編》卷88大中祥符九年十一月壬子條。

[66]見《宋宰輔編年錄》卷3。

[67]見《長編》卷90天禧元年七月丁巳條。

[68]見《宋史》卷282〈王旦傳〉。

[69]見《仕學規范》卷23。

[70]見《長編》卷85大中祥符八年十月壬午條。

[71]見《五朝名臣言行錄》前集卷二。

[72]見《宋史》卷282〈王旦傳〉。

[73]見《五朝名臣言行錄》前集卷二。

[74]見《五朝名臣言行錄》前集卷二。

[75]見《長編》卷66景德四年八月戊申條。

[76]見《長編》卷90天禧元年六月甲申條。

[77]關于臺諫為第三勢力的說法，參見富田孔明《北宋的政權結構與太學生上書》（《中國社會與文化》第14號，1999）與虞云國《宋代臺諫系統的破壞與君權相權之關系》（《學術月刊》第11號，1995）

[78]見《長編》卷88大中祥符九年九月丙午條。

[79]見《長編》卷95天禧四年三月丁亥條。

[80]見《五朝名臣言行錄》前集卷二。

[81]見《長編》卷96天禧四年七月辛酉條。

[82]見《五朝名臣言行錄》前集卷四。

[83]又見《長編》卷56景德元年七月丙戌條。李燾于此事后注云：“《記聞》稱和好成，沆獨憂。蓋因此事誤也。沆死于七月，十二月和好始成。司馬光偶未考耳?！?/p>

[84]見《長編》卷81大中祥符六年七月丙申條。

[85]見《長編》卷84大中祥符八年四月壬申、五月辛巳條。

[86]見《自警編》卷1。

[87]參見《舊五代史》卷126〈馮道傳〉。礪波護所著《馮道》，也對馮道給予了肯定性的評價。

[88]見《長編》卷79大中祥符五年十二月丁亥條。

[89]參見《宋史》卷472〈蔡京傳〉。

[90]見《長編》卷64景德三年九月丙辰條。

[91]見《長編》卷66景德四年九月庚午條。

[92]見《長編》卷84大中祥符九年二月乙酉條。

[93]參見《歷史研究》：1985年第2期《論宋代相權》、1989年第1期《論宋代皇權》。

（此文原載2000年臺灣大學歷史學系編《轉變與定型：宋代社會文化史學研討會論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