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題”一詞的含義歷來有不同的說法。我國古代文論中，雖然沒有關于長篇敘事作品的“主題”的概念，但卻有李漁“立主腦”的提法：

　　古人作文一篇，定有一篇之主腦。主腦非他，即作者立言之本意也。傳奇亦然。一本戲中，有無數人名，究竟俱屬陪賓；原其初心，止為一人而設，即此一人之身，自始至終，悲歡離合中具無限情由，無窮關目，究竟具屬衍文；原其初心，又止為一事而設，此一人一事，即作傳奇之主腦也。[1]

　　關于“主腦”，李漁的解釋也是游移的。他一則說“主腦非他，即作者立言之本意也”，周貽白注釋說：“這意思，按現在的說法，應即一篇文章的主題思想”。[2]再則說“此一人一事，即作傳奇之主腦也”，也就是劇作者“初心”所屬意的中心人物和中心事件是戲曲的“主腦”。這兩種說法看似矛盾，但“主腦”既是“立言之本意”，而本意又須中心人物和中心事件表現出來，可見又是統一的。俄國托馬舍夫斯基在《主題》一文中說；“在藝術過程中，各個單獨的語句根據各自的意義彼此組合起來，形成一定的結構，在這樣的結構里由一種思想或共同主題把語句聯系在一起。一部作品中各個具體要素的含義構成一個統一體，這便是主題”。[3]主題一詞（theme）是個外來詞，源自希臘語（thema），意為“通過作品中所描繪的社會生活、塑造的藝術形象、所顯示出來的貫穿全篇的中心思想或主導情感，也就是一部作品的題材所蘊含的主要思想情感”。[4]主題的概念似乎不太準確，但若就以上而論，主題至少應當包含以下內容：作品本身描繪的社會生活所蘊含的思想、作者本人體現在作品中的思想和作品塑造的藝術形象表現出來的思想。本人即由此出發來論證《水滸傳》的主題思想。

　　一、《水滸傳》作品本身所蘊含的思想。就《水滸傳》所講的故事本身而言，其故事源自《宋史》“宋江以三十六人橫行齊魏，官軍數萬，無敢抗者……”等史實記載，“同時它還概括了大量的同類歷史事實……符合宋元明三代以至中國封建時代多次農民起義的實際情況”。[5]《水滸傳》反映了我國封建社會后期一場驚心動魄的農民起義的發生、發展直至失敗的全過程，展示了我國封建社會后期廣闊的社會生活圖景，揭露了封建社會的黑暗和封建統治階級的罪惡，歌頌了反抗封建壓迫的一系列英雄人物，揭示了封建社會的基本矛盾尤其是“亂自上作”、“奸逼民反”的道理，總結了封建社會一些帶有規律性的東西，譜寫了一曲“忠義”的悲歌。“這在整部中國文學史上是十分罕見的、難能可貴的。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水滸傳》是一部悲壯的農民起義的史詩。”[6]這就是傳統的“農民起義”說，長期居于主導地位。小說寫的就是老百姓在被逼無奈的情況下，由個人反抗到小團伙、再到大團伙的反抗過程。它寫的就是一次農民起義，這一點是不可否認的、無可厚非的，在前七十回尤為明顯，雖然后七十回由于“招安”而起義思想不明顯，逐漸減弱。然而，我們并不能因為小說結果的“招安”而否認其是一次農民起義！

　　二、就隱含在作品中的作者的思想而言，反映的是“忠奸斗爭”。首先，就書名來看，水滸傳的名字就是《忠義水滸傳》，甚至就是《忠義傳》。明楊定見《忠義水滸傳小引》認為：“《水滸》而忠義也，忠義而《水滸》也。”一些主要領導人雖然被“逼”上梁山，但還是心系朝廷，權且水泊站暫駐。“酷吏貪官都殺盡，忠義報答趙官家”。他們豎起的旗幟是“替天行道”、“忠義雙全”。“天”即上天，也指皇帝即“趙官家”，“替天行道”也就是替皇帝行道，也就是“忠義”于朝廷。如《水滸傳》中的宋江，一再宣稱：“小可宋江怎敢背負朝廷？蓋為官吏污濫，威逼的緊，誤犯大罪；因此權借水泊里避難，只待朝廷赦罪招安。”甚至飲了朝廷藥酒，死在旦夕，還表白：“我為人一世，只主張‘忠義’二字，不肯半點欺心。今日朝廷賜死無辜，寧可朝廷負我，我忠心不負朝廷！”再看其平時語言：

　　“某等眾兄弟也只待圣主寬恩，赦宥重罪，忘生保國，萬死不辭！”（第55回）

　　“見宋江暫居水泊，專等朝廷招安，盡忠竭力報國，非敢貪財好殺，行不仁不義之事，萬望觀察憐其真情，一同替天行道。”（第56回）

　　“等朝廷見用，受了招安，那時盡忠報國，未為晚矣。”（第58回）

　　“宋江原是鄆城縣小吏，為官司所逼，不得已哨聚山林，權借梁山水泊避難，專等朝廷招安，與國家出力。”（第59回）

　　“他時歸順朝廷，建功立業，官爵升遷，能使兄弟們盡生光彩。”（第68回）

　　“中心愿平虜，保國安民，日月常懸忠烈膽，風塵障卻奸邪目，原天王將詔早招安，心方足。”（第71回）

　　縱觀宋江一生，確實是死心塌地的忠于宋王室的，他坦白的說，他落草梁山，只不過是“權且暫避”；他懲除貪官污吏，乃是為了“替天行道”，而不是犯上作亂。

　　其次，《水滸傳》中有些領導人雖然要求徹底反抗，不忠于朝廷，但這并不等于說他們就沒有“忠義”思想。他們中的典型代表如李逵，他說：“殺去東京，奪了鳥位，……”面對高俅，魯智深則道：“你卻怕他本官太尉，灑家怕他甚鳥！俺若撞見那撮鳥時，且教他吃灑家三百禪杖了去！”（第七回）但他們忠義于梁山事業，忠于未來的“大宋皇帝晁蓋”、“小宋皇帝宋江”。因此，不管忠義于朝廷，還是忠義于梁山事業，他們是一幫“忠義”之士。而與他們相對的則是以一批貪官們為代表的“不忠不義”。從手握朝綱的高俅、蔡京、童貫、楊戩，到稱霸一方的江州知府蔡九、大名府留守梁世杰、青州知府慕容彥達、高唐知州高廉，直到橫行鄉里的西門慶、蔣門神、毛太公、祝朝奉，乃至陸謙、富安、董超、薛霸等走狗，互相勾結、暗無天日。而英雄們“撞破天羅歸水滸，掀開地網上梁山”的目的、以及“不反皇帝”“替天行道”的最高綱領自始至終沒有發生根本性的改變。因此，水滸傳反映的是忠臣義士與權奸惡霸之間的斗爭，突出了“忠義”思想，即“奸民斗爭”。

　　再次，在《水滸傳》里，表示正邪性質的詞語頻頻出現，如“忠義”一詞出現146次，“義士”73次，“忠良”17次，“賢良”6次，“忠臣”3次；“奸臣”26次，“讒佞”13次，“權奸”2次，“奸徒”2次，“濫官”9次，“污吏”10次。自古正邪不兩立，既為正義就不會與奸邪同流合污，“忠義立身之本，奸邪壞國之端。狼心狗肺佞濫居官，致使英雄扼腕”（49回），忠義之士與奸佞之臣形成了小說中的兩大對立陣營。在小說中，“讒佞專權”、污吏橫行之類的詞語出現了13次之多，“嫉賢”、“嫉能”類的詞語出現14次，“閉塞賢路”、“奸臣閉塞”出現了11次。作者似乎要一再表明忠臣義士鋌而走險、起義反抗，實是由于“朝廷不明，縱容濫官當道，污吏專權”（65回）。總之，作者想要通過寫一次規模浩蕩的農民起義來表現“忠奸斗爭”，而這種思想恰好是隱含在作品中的作者的思想。因此，關于《水滸傳》主題的“忠義說”、“忠奸斗爭說”是成立的、有根據的。

　　三、從小說塑造的主要人物形象來看.即從“奸逼民反”的“民”來看，小說塑造的主要的“民”是“三十六英雄”、“七十二好漢”。這些“民”或為官吏、或為下級文人、或為商人、或為游民，真正的農民不多，充其量也就是“阮氏三雄”、解氏兄弟五人而已。由他們組成了一個成分階層復雜的、具有一定個性意識的、仗義疏財的古代市民階層。他們想要“論秤分金銀，異樣穿綢緞。成翁吃酒，大口吃肉”，“圖個一世快樂”。他們反抗的初始目的大多也與金錢有關系。如劉唐、公孫勝就非常相信金錢的力量，他們拜見晁蓋都以“十萬貫金錢”作為誘餌，獻給他們心中的領導人晁蓋；在江州，李逵初出場就為銀子爭紅了眼，似乎他最大的要求就是銀子，有點只認銀子不認人的味道。魯智深桃花山不辭而別，也沒忘把金銀酒器踏扁了帶走；即使在三拳打死鎮關西，有命案在身的危急關頭，也不忘帶走金銀細軟。七星小聚義、智取生辰岡寫的都是為了金錢。因此，他們起初聚義的理想是“金錢”，人物行動的出發點以“金錢”為中心，這反映的是市民的經濟要求。到后來，招兵買馬、壯大隊伍的目的只是為了撈取獲得“招安”的資本，從而達到“封妻蔭子”美名傳后世的政治目的。也就是想走一條“想做奴才而不得——做了奴才過不得——做穩了奴才方了解”的道路，這都反映的是市民趣味、市民意識、市民理想。那么，既然《水滸傳》的主要人物形象的特點是“市民性”的，因而有關說《水滸傳》的主題是“市民意識”說也是成立的，但這并不排除梁山隊伍的主體力量是農民。也就是說，梁山起義隊伍的主要領導者是市民，而作為梁山隊伍的主體力量的則是農民。

　　綜上所述，就故事本身看，它講的是一次農民起義；就作者的思想看，他要寫的是“忠奸斗爭”；就主要人物形像看，他們身上反映的是市民觀念。好的文學作品的主題總是具有開放性、包容性，可謂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水滸傳》也不例外，學術界對其主題爭訟已久，除本文所提到的三種以外，還有“封建時代的愛國主義”說、“倫理反省”說、“諷諫皇帝”說、“復仇”說、“軍事人才悲劇”說、“反腐敗”說、“游民”說、“綜合主題”說……各種說法都具有相當的理由，都能靠一定的論證和考辨得以成立。[6]但我以為，諸說中最主要的、影響最大的還是本文所論及的三種說法。狄德羅說：“主題思想應有力而清楚，他便應該對其他思想處于專制地位。”[7]因此，我以為《水滸傳》的主題應為：一次由市民領導的、承載忠義思想的、反映忠奸斗爭的農民起義。其中，起義思想在后七十回減弱，市民思想是義軍主要領導者的思想，而貫穿作品始終的是忠奸斗爭思想。因而，忠奸斗爭思想在諸種思想中處于駕馭和統帥的地位，是作品最主要的主題思想。

注釋：

[1]李漁：《閑情偶記》。

[2]周貽白：《閑情偶記演習部注釋引言》。

[3][俄]托馬舍夫斯基：《主題》，蔡鴻賓譯，見《俄蘇形式主義文論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234頁。

[4]童慶炳主編《文學概論》（修訂本），武漢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128頁。

[5]李希凡：《〈水滸全傳〉的思想、情節和人物》，《名家解讀〈水滸傳〉》，山東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27頁。

[6]王鴻卿《〈水滸〉主題新論》，見《明清小說研究》，2005年、第2期，第36頁。

[7]袁行霈：《中國文學史》（卷四），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7月第2版，第43頁。

（作者單位：蘭州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