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關(guān)于陶淵明的人格分析，向來有不少意見。有人認為他的性格是“寡默任放“，也有人說是“明徹達觀”，本文認為是“獨立率真”、“任放中和”，并從陶淵明的人生觀、哲學思想以及家庭教育、傳統(tǒng)文化、時代背景對他的影響來分析其原因，同時結(jié)合機能主義哲學家瞻姆士關(guān)于“人的社會形象”理論和現(xiàn)代心理學的性格理論來共同進行探討。

　　關(guān)鍵詞：人格；獨立率真；任放中和

　　人格是指人的性格、氣質(zhì)、能力等特征的總和。性格作為一個人穩(wěn)定的心理因素，它的構(gòu)成是十分復雜的，是在其哲學思想、人生觀以及人生經(jīng)歷等諸多因素的綜合作用下形成的。它與氣質(zhì)、能力、興趣等一起成為人格的重要組成部分。本文想就陶淵明的人格及其形成原因進行簡要評述。

　　談到陶淵明的性格，前人和今人有太多的觀點和看法，有人認為是“寡默與任放”《讀陶叢札》，也有人說是“明徹達觀”《明徹達觀，新奇真實》。我認為陶淵明的性格是“獨立率真”、“中和任放”。蕭統(tǒng)在《陶淵明傳》中說陶淵明是“穎脫不群，任真自得”。這在陶詩中就能得到很好的印證。如“久在樊籠里，復得返自然。”（《歸園田居》其一），“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飲酒》其五），“真想初在襟，誰謂形跡拘。”（《始作鎮(zhèn)軍參軍經(jīng)曲阿作》），“天豈去此哉，任真無所先。”（《連雨獨飲》）。《莊子·漁父篇》說：“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圣人法天貴真，不拘于俗。”可見“真”就是自然。在陶淵明而言就是如何保持自然，也就是如何才能不被異化。

　　實用主義哲學家和機能主義心理學家瞻姆士將人的“自我”分析為“客我”和“主我”。“主我是行動的自我，人格的動力和獨特性均來自于主我；客我則是社會的自我，以及角色的扮演，反映的是社會的經(jīng)驗。”淵明想保持自然就必須任“主我”而同“客我”進行斗爭。這種斗爭的力量來自向往自由的生命本性，斗爭的目的也是為了解放被束縛的心靈。所以對生活在兩漢經(jīng)學統(tǒng)治相對松弛的陶淵明，出于對形體和精神雙重自由的追求，言行舉止表征為對自然的向往熱愛是再自然不過的事。但是應當指出的是，這里的“自然”不是我們現(xiàn)在所認為的“自然”，“淵明之‘自然’非近代所謂客觀的物質(zhì)性的‘自然界’，而是一個來自老、莊、郭象的哲學范疇，指的是一種自在的狀態(tài)；含有自由的趣味；以‘自然’為美；以‘自然’化解人生的苦惱，以‘自然’作為醫(yī)治人生各種弊病的良藥。”（《陶淵明研究》）。陳寅恪說得更為透辟更為深刻：“淵明之思想為承襲魏、晉清談演變之結(jié)果及依據(jù)其家世信仰道教之自然說而改創(chuàng)之新自然說。惟其為主自然說者，故非名教說，并以自然與名教不相同。但其非名教之意僅限于不與當時政治勢力合作，而不似阮籍、劉伶輩之佯狂任誕。蓋主新自然說者不須如主舊自然說之養(yǎng)此有形之生命，或別學神仙，惟求融合精神于運化之中，即與大自然為一體。”

　　淵明不僅在哲學思想、人生觀上是任自然的，在實際生活中更是處處流露出不隨世、不順俗而順乎自然天性的性格特征。淵明的一生先后共有五次出仕：第一次起為州祭酒。第二次入桓玄軍幕。第三次為鎮(zhèn)軍參軍。第四次為建威參軍。第五次任彭澤縣令。出仕與歸隱是中國古代士人所要面對的重要人生抉擇，因為這一抉擇直接關(guān)涉到士人如何實現(xiàn)人生的價值，如何安身立命，如何處理個人與他人、個人與社會、個人與自然的復雜關(guān)系。從熱衷于仕宦的士人來看，他們的心靈深處未嘗沒有奉身而退、拂袖絕塵的心理潛流；而那些身在林泉的人，他們的心靈深處也未嘗沒有建功立業(yè)、力登要路的豪情壯志。“仕與隱像八卦中的陰陽魚一樣構(gòu)成了中國古代士人、詩人心理的兩大情結(jié)。盤踞在士人心靈深處的兩大情結(jié)之間保持著一種動態(tài)平衡，時而相安無事，時而激烈交鋒。”（孫明君《陶淵明：幻滅的田園夢》）正是由于淵明的率真，這種動態(tài)平衡、這種激烈交鋒在他身上表現(xiàn)得更為透徹，也更為淋漓盡致。他的可愛與可貴之處正在于他對出仕原因的直言不諱：“聊欲弦歌，以為三徑之資。”（蕭統(tǒng)《陶淵明傳》）。“余家貧，耕植不足以自給，幼稚盈室，瓶無儲粟。”（《歸去來辭序》）。但正如袁行霈先生所言：“僅僅用親老家貧解釋他的出仕，顯然是不夠的。”確實，對于歸隱還是出仕，淵明是經(jīng)過反復抉擇的，其中的經(jīng)歷也頗為曲折復雜。“研讀陶淵明的詩，我們可以體悟到，一個偉大的靈魂，如何從某種矛盾失望的寂寞悲苦中，以其自力更生，終于掙扎解脫出來，而做到了轉(zhuǎn)悲苦為欣愉，化矛盾為圓融的，一段可貴的經(jīng)理。”（葉嘉瑩《迦陵論詩叢稿》）

　　但是無論出仕還是歸隱，它們所圍繞的中心都是“真”，因而它們是完全正當?shù)摹Ｕ缛~嘉瑩先生所言：“然而如以淵明之質(zhì)性而言，則歸園田方能保全其自然與真淳，而出仕則不免有‘違己交病’之患。所以淵明的歸田，既非為了虛浮的隱居的高名，也非為了世俗的道德的忠義，而只是為了在‘大偽斯興’的此一人世，保全其一份質(zhì)性自然的‘真我’。”《歸園田居五首之一》：“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這是詩人從彭澤隱居后的第二年春天所寫，開頭就點明自己從小就不迎合世俗，本性就喜愛恬美靜穆的山林園田生活。《讀史述九章之九》：“遠哉張公，肅然何事。……獨養(yǎng)其志。”擺脫了現(xiàn)有的生存方式，不慕榮利，忘懷得失，這在詩人心中是早有此意的，他的居官，除了一般士人共有的信念和抱負之外，更重要是以居官為途徑通向更為自由的大道。不料事與愿違，淵明非但沒有獲得先前所希企的自由，相反失去了更為重要、更為本原的自由。“何曠世之無才？罕無路之不澀。”不是世上沒有安邦定國的棟梁之才，而是當時的社會制度幾乎把所有通往正道的仕途之路全部阻塞了。所以我們的詩人“寧故窮以濟志，不委曲而累己。”他的堅定信念可見一斑。首先，他經(jīng)受住了來自官方的壓力。朝廷多次對他征召，都堅決頂住了：“頃之，征著作郎，不就。”（《晉書·陶淵明傳》）。“義熙末，征著作佐郎，不就。”（《宋書·陶淵明傳》），他是真正不同于“身在江湖，心懷魏闕”之輩的。其次，他同樣經(jīng)受住了生活困窘的折磨，轉(zhuǎn)而躬耕不怠，大有收獲。淵明“任真”，因此他不言諱利，而所需不過乃正當衣食。既不同于傳統(tǒng)儒家鄙視勞動的觀念，也異于同時代“虛談廢務浮文”的玄學家。儒家認為“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義也。”（《孟子·滕文公上》）。在“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的中國封建社會，只有通過讀書進而出仕為官才是正道，其他實現(xiàn)自身價值的途徑、方式都是不足掛齒、不登大雅之堂的。即使是隱士，骨子里對儒家的這一信條也是始終恪守不渝的。只有淵明是既歸隱又力耕的，這正是他任真的體現(xiàn)。他在《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二首之一》中寫到：“先師有遺訓，憂道不憂貧。瞻望邈難逮，轉(zhuǎn)欲志長勤。秉來歡時務，解顏勸農(nóng)人。”他自嘲對孔老夫子的“憂道不憂貧”力有未逮，因而就轉(zhuǎn)向躬耕，并對農(nóng)業(yè)勞動信心十足。試想如果一個只以隱居為平臺而內(nèi)心另有他求的所謂隱者，要毫不猶豫并持之以恒地操持起為儒家所鄙夷的稼穡之事，那是不可想象的，中國兩千多年的歷史也已證明了這一點。而陶公做到了，“孰是都不營，而以求自安。”（《庚戌歲九月中于西田獲早稻》），他把躬耕勞動放置在了人性起碼良知的心理層面，成了他的生活憑借和精神寄托。另有《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懷新。雖未量歲功，即事多所新。耕種有時息，行者無問津。”《歸園田居》其三：“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陶公力耕自養(yǎng)的欣喜之情躍然紙上。正如李澤厚所說：“所以只有他（陶淵明），算是找到了生活快樂和心靈慰安的較為現(xiàn)實的途徑，無論人生感嘆或政治憂傷，都在對自然和農(nóng)居生活的質(zhì)樸的愛戀中得到了安息。陶潛在田園勞動中找到了歸宿和寄托。”

　　綜上所述，陶潛的哲學思想、人生觀以及他的出仕、歸隱與躬耕，無不體現(xiàn)著他“獨立率真”的性格，而他的性格的另一方面“中和任放”也是貫穿其中。如果說“我豈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xiāng)里小兒”是他“任放”性格的最好表現(xiàn)的話，那么他與眾不同的歸隱方式和態(tài)度，則最能說明他的中和。淵明的入山，不是盧藏用待價而沽的市儈手段的“終南捷徑”式的隱逸，不是陶弘景幕后操縱的遙控伎倆的“山中宰相”式的隱逸，也不是皇甫希之點綴當朝的假冒勾當，更不是謝靈運無補于世的自我麻醉。而是“在黑暗而多歧的世途中，以其所秉持的注滿智慧之油膏的燈火，終于覓得了他所要走的路，而且在心靈上與生活上，都找到了他自己的棲止之所，而以超逸而又固執(zhí)的口吻，道出了‘托身已所得，千載不相違’的決志。”（《迦陵論詩叢稿》）。淵明隱居后，對官場人物的親疏態(tài)度也是迥異于人的，他固然不是打著歸隱旗號而心留世俗的假隱、充隱，但也決非后世自詡超越塵世的所謂“純隱”，他是有著自身原則和立場的。如對顏延之、殷晉安、檀道濟，詩人就有著不同的態(tài)度。《宋書·顏延之傳》：“（延之）與淵明情款”；“日造次焉，每往，必酣飲致醉。”《與殷晉安別》：“負杖肆游從，淹留忘宵晨。語默自殊勢，亦知當乖分；未謂事已及，興言在茲春。飄飄西來風，悠悠東去云；山川千里外，言笑難為因。良才不隱世，江湖多貧賤。脫有經(jīng)過便，念來存故人。”蕭統(tǒng)《陶淵明傳》：“江州刺史檀道濟往侯之，偃臥瘠餒有日矣。……道濟饋以糧肉，麾而去之。”

　　以上是對陶淵明“獨立率真”、“中和任放”性格的分析，為了進一步了解他的這種性格，我們有必要來探討一下它的形成原因。馬克思主義認為：“客觀世界的各種現(xiàn)象都是普遍聯(lián)系、前后相繼、彼此制約的，任何一種現(xiàn)象都會引起產(chǎn)生另一種現(xiàn)象，反過來任何現(xiàn)象的產(chǎn)生也是由別的現(xiàn)象引起的。”陶淵明性格的形成，不僅和他的先天素質(zhì)、意識形態(tài)有關(guān)，更和他后天生活的家庭教育和傳統(tǒng)文化、時代環(huán)境密不可分。

　　陶淵明的曾祖父陶侃是晉朝的大司馬，祖父茂、父親逸也都做過地方官，雖然后來家道中落，但家庭特有的人文氛圍、人格素養(yǎng)卻融于血液一脈相承，這使得淵明先天具有了優(yōu)于他人的條件。他少小時多在外祖父孟嘉家里度過。孟嘉為當代名士，淵明在《晉故征西大將軍長史孟府君傳》中寫道：“行不茍合，年無夸矜，未嘗有喜蘊之容。好酣酒，逾多不亂，至于忘懷得意，旁若無人。”而淵明“存心處世，多追仿其外祖輩者。”（逯欽立語）。如果說家庭環(huán)境對淵明的影響是默化的話，那他所受的教育、閱覽的古籍無疑充當著潛移的角色。兩晉時代，“學者以《莊》、《老》為宗而黜《六經(jīng)》。”陶潛不但像一般士大夫那樣學到了道家的《老子》、《莊子》，而且還閱讀了儒家的《六經(jīng)》，以及文史、神話小說等“異書”。他在《讀山海經(jīng)十三首之一》中說他“泛覽周王傳，流觀山海圖。”而《周王傳》是咸寧五年（279）從戰(zhàn)國魏哀王墓中發(fā)掘出來的汲冢書；《山海圖》則是作為東晉王朝的逆臣、為王敦殺害的郭璞注《山海經(jīng)》的一卷《圖贊》。淵明能閱讀到這樣的書籍足見他的博學程度，而也正是他的博覽群籍，開辟了他開闊視野的途徑，奠定了他思想性格形成的基礎(chǔ)。另外從當時的社會環(huán)境來看，兩晉時代雖然是玄學盛行的時代，但作為正統(tǒng)思想的儒家仍然有著深厚的社會基礎(chǔ)和難以抵擋的力量。就在淵明的家鄉(xiāng)江州就出現(xiàn)了大力提倡經(jīng)學的學者范宣、范寧以及戴逵等。《晉書·范宣傳》：“范宣，陳留人也。……好學手不釋卷，以夜繼日，遂博綜眾書尤善三禮……宣雖閑居屢空，常以誦讀為業(yè)。譙國戴逵等皆聞風宗仰，自遠而至，諷誦之聲，有若齊魯。太元中順陽范寧為豫章太守，寧亦博學通綜，在郡立鄉(xiāng)校教授，恒數(shù)百人。由是江州人士并好經(jīng)學，化二范之風也。”而當時淵明正值少年之際，“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經(jīng)。”（《飲酒》十六），他所受儒家思想之影響可見一斑。但又不可否認的是淵明畢竟生活在玄學盛行的年代，他受道家思想的熏陶也是不爭的事實。袁行霈先生說：“他（陶淵明）有儒家的入世精神，也像儒家那樣重視個人道德修養(yǎng)，但不拘守儒家經(jīng)典的章句，顯得通脫而不拘泥。‘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意會，便欣然忘食。’（《五柳先生傳》）。將孔子道家化。受老莊和魏晉玄學影響，但并不沉溺于老莊和玄談，他是一個很實際的、腳踏實地的人，做縣吏就有勸農(nóng)之舉，做隱士又堅持力耕，與虛談廢務浮文妨要的玄學家很不同。”淵明的思想熔鑄了儒道兩家的精華，圓融無礙，并結(jié)合自身的生活實踐，因而具有與眾不同的視點和特色，更為可貴的是，他還把思考生活的結(jié)論用來實踐，以實際行動反過來證明自身觀點的正確性。可以說正是在儒道兩家的共同作用下，形成了淵明獨立而不群，率真而不矯糅，中和而不偏激，曠放而不任誕的獨特性格，鶴立于兩晉文人之林，屹立于古代詩人之列。

　　陶淵明的家教、學識以及時世加上他個人先天的素養(yǎng)、哲學思想和人生觀，造就了他那“獨立率真”、“中和任放”的性格，使他最終得以脫離主流社會而能自由地翱翔于心中的“桃花源”世界。陶淵明的這種獨有性格在活著的時候并無人問津，有的話也只是附庸風雅而已。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卻征服了無數(shù)后人，正如袁行霈先生所言：“陶淵明是中國士大夫精神上的一個歸宿，許多士大夫在仕途上失意以后，或厭倦了官場的時候，往往回歸到陶淵明，從他身上尋找新的人生價值，并借以安慰自己。白居易、蘇軾、陸游、辛棄疾等莫不如此。”名聲具有遞增效應，尼采曾說：“星光很遙遠，到達人們的眼睛需要許多時間。”淵明的煊赫名聲，不是因為同時代的人們知道他，而是在他百年之后，為越來越多的人知道。由此可見陶淵明人格魅力影響之深之遠。在缺乏對自身生存狀態(tài)、生活方式反省和觀照的年代，陶公無疑也給了我們勇氣與希望，為我們樹立了榜樣。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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