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關于陶淵明的人格分析，向來有不少意見。有人認為他的性格是“寡默任放“，也有人說是“明徹達觀”，本文認為是“獨立率真”、“任放中和”，并從陶淵明的人生觀、哲學思想以及家庭教育、傳統文化、時代背景對他的影響來分析其原因，同時結合機能主義哲學家瞻姆士關于“人的社會形象”理論和現代心理學的性格理論來共同進行探討。

　　關鍵詞：人格；獨立率真；任放中和

　　人格是指人的性格、氣質、能力等特征的總和。性格作為一個人穩定的心理因素，它的構成是十分復雜的，是在其哲學思想、人生觀以及人生經歷等諸多因素的綜合作用下形成的。它與氣質、能力、興趣等一起成為人格的重要組成部分。本文想就陶淵明的人格及其形成原因進行簡要評述。

　　談到陶淵明的性格，前人和今人有太多的觀點和看法，有人認為是“寡默與任放”《讀陶叢札》，也有人說是“明徹達觀”《明徹達觀，新奇真實》。我認為陶淵明的性格是“獨立率真”、“中和任放”。蕭統在《陶淵明傳》中說陶淵明是“穎脫不群，任真自得”。這在陶詩中就能得到很好的印證。如“久在樊籠里，復得返自然。”（《歸園田居》其一），“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飲酒》其五），“真想初在襟，誰謂形跡拘。”（《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作》），“天豈去此哉，任真無所先。”（《連雨獨飲》）。《莊子·漁父篇》說：“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圣人法天貴真，不拘于俗。”可見“真”就是自然。在陶淵明而言就是如何保持自然，也就是如何才能不被異化。

　　實用主義哲學家和機能主義心理學家瞻姆士將人的“自我”分析為“客我”和“主我”。“主我是行動的自我，人格的動力和獨特性均來自于主我；客我則是社會的自我，以及角色的扮演，反映的是社會的經驗。”淵明想保持自然就必須任“主我”而同“客我”進行斗爭。這種斗爭的力量來自向往自由的生命本性，斗爭的目的也是為了解放被束縛的心靈。所以對生活在兩漢經學統治相對松弛的陶淵明，出于對形體和精神雙重自由的追求，言行舉止表征為對自然的向往熱愛是再自然不過的事。但是應當指出的是，這里的“自然”不是我們現在所認為的“自然”，“淵明之‘自然’非近代所謂客觀的物質性的‘自然界’，而是一個來自老、莊、郭象的哲學范疇，指的是一種自在的狀態；含有自由的趣味；以‘自然’為美；以‘自然’化解人生的苦惱，以‘自然’作為醫治人生各種弊病的良藥。”（《陶淵明研究》）。陳寅恪說得更為透辟更為深刻：“淵明之思想為承襲魏、晉清談演變之結果及依據其家世信仰道教之自然說而改創之新自然說。惟其為主自然說者，故非名教說，并以自然與名教不相同。但其非名教之意僅限于不與當時政治勢力合作，而不似阮籍、劉伶輩之佯狂任誕。蓋主新自然說者不須如主舊自然說之養此有形之生命，或別學神仙，惟求融合精神于運化之中，即與大自然為一體。”

　　淵明不僅在哲學思想、人生觀上是任自然的，在實際生活中更是處處流露出不隨世、不順俗而順乎自然天性的性格特征。淵明的一生先后共有五次出仕：第一次起為州祭酒。第二次入桓玄軍幕。第三次為鎮軍參軍。第四次為建威參軍。第五次任彭澤縣令。出仕與歸隱是中國古代士人所要面對的重要人生抉擇，因為這一抉擇直接關涉到士人如何實現人生的價值，如何安身立命，如何處理個人與他人、個人與社會、個人與自然的復雜關系。從熱衷于仕宦的士人來看，他們的心靈深處未嘗沒有奉身而退、拂袖絕塵的心理潛流；而那些身在林泉的人，他們的心靈深處也未嘗沒有建功立業、力登要路的豪情壯志。“仕與隱像八卦中的陰陽魚一樣構成了中國古代士人、詩人心理的兩大情結。盤踞在士人心靈深處的兩大情結之間保持著一種動態平衡，時而相安無事，時而激烈交鋒。”（孫明君《陶淵明：幻滅的田園夢》）正是由于淵明的率真，這種動態平衡、這種激烈交鋒在他身上表現得更為透徹，也更為淋漓盡致。他的可愛與可貴之處正在于他對出仕原因的直言不諱：“聊欲弦歌，以為三徑之資。”（蕭統《陶淵明傳》）。“余家貧，耕植不足以自給，幼稚盈室，瓶無儲粟。”（《歸去來辭序》）。但正如袁行霈先生所言：“僅僅用親老家貧解釋他的出仕，顯然是不夠的。”確實，對于歸隱還是出仕，淵明是經過反復抉擇的，其中的經歷也頗為曲折復雜。“研讀陶淵明的詩，我們可以體悟到，一個偉大的靈魂，如何從某種矛盾失望的寂寞悲苦中，以其自力更生，終于掙扎解脫出來，而做到了轉悲苦為欣愉，化矛盾為圓融的，一段可貴的經理。”（葉嘉瑩《迦陵論詩叢稿》）

　　但是無論出仕還是歸隱，它們所圍繞的中心都是“真”，因而它們是完全正當的。正如葉嘉瑩先生所言：“然而如以淵明之質性而言，則歸園田方能保全其自然與真淳，而出仕則不免有‘違己交病’之患。所以淵明的歸田，既非為了虛浮的隱居的高名，也非為了世俗的道德的忠義，而只是為了在‘大偽斯興’的此一人世，保全其一份質性自然的‘真我’。”《歸園田居五首之一》：“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這是詩人從彭澤隱居后的第二年春天所寫，開頭就點明自己從小就不迎合世俗，本性就喜愛恬美靜穆的山林園田生活。《讀史述九章之九》：“遠哉張公，肅然何事。……獨養其志。”擺脫了現有的生存方式，不慕榮利，忘懷得失，這在詩人心中是早有此意的，他的居官，除了一般士人共有的信念和抱負之外，更重要是以居官為途徑通向更為自由的大道。不料事與愿違，淵明非但沒有獲得先前所希企的自由，相反失去了更為重要、更為本原的自由。“何曠世之無才？罕無路之不澀。”不是世上沒有安邦定國的棟梁之才，而是當時的社會制度幾乎把所有通往正道的仕途之路全部阻塞了。所以我們的詩人“寧故窮以濟志，不委曲而累己。”他的堅定信念可見一斑。首先，他經受住了來自官方的壓力。朝廷多次對他征召，都堅決頂住了：“頃之，征著作郎，不就。”（《晉書·陶淵明傳》）。“義熙末，征著作佐郎，不就。”（《宋書·陶淵明傳》），他是真正不同于“身在江湖，心懷魏闕”之輩的。其次，他同樣經受住了生活困窘的折磨，轉而躬耕不怠，大有收獲。淵明“任真”，因此他不言諱利，而所需不過乃正當衣食。既不同于傳統儒家鄙視勞動的觀念，也異于同時代“虛談廢務浮文”的玄學家。儒家認為“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義也。”（《孟子·滕文公上》）。在“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的中國封建社會，只有通過讀書進而出仕為官才是正道，其他實現自身價值的途徑、方式都是不足掛齒、不登大雅之堂的。即使是隱士，骨子里對儒家的這一信條也是始終恪守不渝的。只有淵明是既歸隱又力耕的，這正是他任真的體現。他在《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二首之一》中寫到：“先師有遺訓，憂道不憂貧。瞻望邈難逮，轉欲志長勤。秉來歡時務，解顏勸農人。”他自嘲對孔老夫子的“憂道不憂貧”力有未逮，因而就轉向躬耕，并對農業勞動信心十足。試想如果一個只以隱居為平臺而內心另有他求的所謂隱者，要毫不猶豫并持之以恒地操持起為儒家所鄙夷的稼穡之事，那是不可想象的，中國兩千多年的歷史也已證明了這一點。而陶公做到了，“孰是都不營，而以求自安。”（《庚戌歲九月中于西田獲早稻》），他把躬耕勞動放置在了人性起碼良知的心理層面，成了他的生活憑借和精神寄托。另有《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懷新。雖未量歲功，即事多所新。耕種有時息，行者無問津。”《歸園田居》其三：“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陶公力耕自養的欣喜之情躍然紙上。正如李澤厚所說：“所以只有他（陶淵明），算是找到了生活快樂和心靈慰安的較為現實的途徑，無論人生感嘆或政治憂傷，都在對自然和農居生活的質樸的愛戀中得到了安息。陶潛在田園勞動中找到了歸宿和寄托。”

　　綜上所述，陶潛的哲學思想、人生觀以及他的出仕、歸隱與躬耕，無不體現著他“獨立率真”的性格，而他的性格的另一方面“中和任放”也是貫穿其中。如果說“我豈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是他“任放”性格的最好表現的話，那么他與眾不同的歸隱方式和態度，則最能說明他的中和。淵明的入山，不是盧藏用待價而沽的市儈手段的“終南捷徑”式的隱逸，不是陶弘景幕后操縱的遙控伎倆的“山中宰相”式的隱逸，也不是皇甫希之點綴當朝的假冒勾當，更不是謝靈運無補于世的自我麻醉。而是“在黑暗而多歧的世途中，以其所秉持的注滿智慧之油膏的燈火，終于覓得了他所要走的路，而且在心靈上與生活上，都找到了他自己的棲止之所，而以超逸而又固執的口吻，道出了‘托身已所得，千載不相違’的決志。”（《迦陵論詩叢稿》）。淵明隱居后，對官場人物的親疏態度也是迥異于人的，他固然不是打著歸隱旗號而心留世俗的假隱、充隱，但也決非后世自詡超越塵世的所謂“純隱”，他是有著自身原則和立場的。如對顏延之、殷晉安、檀道濟，詩人就有著不同的態度。《宋書·顏延之傳》：“（延之）與淵明情款”；“日造次焉，每往，必酣飲致醉。”《與殷晉安別》：“負杖肆游從，淹留忘宵晨。語默自殊勢，亦知當乖分；未謂事已及，興言在茲春。飄飄西來風，悠悠東去云；山川千里外，言笑難為因。良才不隱世，江湖多貧賤。脫有經過便，念來存故人。”蕭統《陶淵明傳》：“江州刺史檀道濟往侯之，偃臥瘠餒有日矣。……道濟饋以糧肉，麾而去之。”

　　以上是對陶淵明“獨立率真”、“中和任放”性格的分析，為了進一步了解他的這種性格，我們有必要來探討一下它的形成原因。馬克思主義認為：“客觀世界的各種現象都是普遍聯系、前后相繼、彼此制約的，任何一種現象都會引起產生另一種現象，反過來任何現象的產生也是由別的現象引起的。”陶淵明性格的形成，不僅和他的先天素質、意識形態有關，更和他后天生活的家庭教育和傳統文化、時代環境密不可分。

　　陶淵明的曾祖父陶侃是晉朝的大司馬，祖父茂、父親逸也都做過地方官，雖然后來家道中落，但家庭特有的人文氛圍、人格素養卻融于血液一脈相承，這使得淵明先天具有了優于他人的條件。他少小時多在外祖父孟嘉家里度過。孟嘉為當代名士，淵明在《晉故征西大將軍長史孟府君傳》中寫道：“行不茍合，年無夸矜，未嘗有喜蘊之容。好酣酒，逾多不亂，至于忘懷得意，旁若無人。”而淵明“存心處世，多追仿其外祖輩者。”（逯欽立語）。如果說家庭環境對淵明的影響是默化的話，那他所受的教育、閱覽的古籍無疑充當著潛移的角色。兩晉時代，“學者以《莊》、《老》為宗而黜《六經》。”陶潛不但像一般士大夫那樣學到了道家的《老子》、《莊子》，而且還閱讀了儒家的《六經》，以及文史、神話小說等“異書”。他在《讀山海經十三首之一》中說他“泛覽周王傳，流觀山海圖。”而《周王傳》是咸寧五年（279）從戰國魏哀王墓中發掘出來的汲冢書；《山海圖》則是作為東晉王朝的逆臣、為王敦殺害的郭璞注《山海經》的一卷《圖贊》。淵明能閱讀到這樣的書籍足見他的博學程度，而也正是他的博覽群籍，開辟了他開闊視野的途徑，奠定了他思想性格形成的基礎。另外從當時的社會環境來看，兩晉時代雖然是玄學盛行的時代，但作為正統思想的儒家仍然有著深厚的社會基礎和難以抵擋的力量。就在淵明的家鄉江州就出現了大力提倡經學的學者范宣、范寧以及戴逵等。《晉書·范宣傳》：“范宣，陳留人也。……好學手不釋卷，以夜繼日，遂博綜眾書尤善三禮……宣雖閑居屢空，常以誦讀為業。譙國戴逵等皆聞風宗仰，自遠而至，諷誦之聲，有若齊魯。太元中順陽范寧為豫章太守，寧亦博學通綜，在郡立鄉校教授，恒數百人。由是江州人士并好經學，化二范之風也。”而當時淵明正值少年之際，“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經。”（《飲酒》十六），他所受儒家思想之影響可見一斑。但又不可否認的是淵明畢竟生活在玄學盛行的年代，他受道家思想的熏陶也是不爭的事實。袁行霈先生說：“他（陶淵明）有儒家的入世精神，也像儒家那樣重視個人道德修養，但不拘守儒家經典的章句，顯得通脫而不拘泥。‘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意會，便欣然忘食。’（《五柳先生傳》）。將孔子道家化。受老莊和魏晉玄學影響，但并不沉溺于老莊和玄談，他是一個很實際的、腳踏實地的人，做縣吏就有勸農之舉，做隱士又堅持力耕，與虛談廢務浮文妨要的玄學家很不同。”淵明的思想熔鑄了儒道兩家的精華，圓融無礙，并結合自身的生活實踐，因而具有與眾不同的視點和特色，更為可貴的是，他還把思考生活的結論用來實踐，以實際行動反過來證明自身觀點的正確性。可以說正是在儒道兩家的共同作用下，形成了淵明獨立而不群，率真而不矯糅，中和而不偏激，曠放而不任誕的獨特性格，鶴立于兩晉文人之林，屹立于古代詩人之列。

　　陶淵明的家教、學識以及時世加上他個人先天的素養、哲學思想和人生觀，造就了他那“獨立率真”、“中和任放”的性格，使他最終得以脫離主流社會而能自由地翱翔于心中的“桃花源”世界。陶淵明的這種獨有性格在活著的時候并無人問津，有的話也只是附庸風雅而已。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卻征服了無數后人，正如袁行霈先生所言：“陶淵明是中國士大夫精神上的一個歸宿，許多士大夫在仕途上失意以后，或厭倦了官場的時候，往往回歸到陶淵明，從他身上尋找新的人生價值，并借以安慰自己。白居易、蘇軾、陸游、辛棄疾等莫不如此。”名聲具有遞增效應，尼采曾說：“星光很遙遠，到達人們的眼睛需要許多時間。”淵明的煊赫名聲，不是因為同時代的人們知道他，而是在他百年之后，為越來越多的人知道。由此可見陶淵明人格魅力影響之深之遠。在缺乏對自身生存狀態、生活方式反省和觀照的年代，陶公無疑也給了我們勇氣與希望，為我們樹立了榜樣。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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