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千多年來，人們對《易經》的研究從未間斷過。對《易經》六十四卦畫、三百八十四卦爻的意義也有多種推測和詮釋。眾說紛紜之中，就有清代學者章學誠主張的“六經皆史”一說。他認為《易經》“為王者改制之鉅典，事與治歷明時相表里”、“大撓未造甲子以前，羲農即以卦畫為歷象，所謂天人合于一也”。

　　章學誠承繼明代思想家王陽明的“六經皆史”，進而推論《易經》的六十四卦畫為歷象，可他并未說清楚卦畫何以為歷象。后學附和“六經皆史”者眾，研討“事與治歷明時相表里”者寡，更無證據支持《易經》的六十四卦畫是如何表現歷象的。現代研究從考古到天文，從自然科學史到易學界，也不乏有認為《易經》的歷法淵源，然卻無直接證據支持，而莫衷一是。以至于近代易學研究者李鏡池先生感嘆：“兩千余年能超脫《易傳》而立新說，還《周易》本來面目的未見一人。”

　　那么，《周易》本來面目究竟是什么？

　　又怎么才能還《周易》的本來面目呢？

　　傳統觀念是《周易》與六十四個卦畫是“二位一體”不可分割的關系。沒有六十四卦畫依托、《易經》標題、卦辭、爻辭是不可卒讀的雜亂文字堆沏；而脫離了《周易》文字的六十四個卦畫，充其量只能是長短線條，是考古發掘的古代遺物上描繪的裝飾。

　　倘若我們能突破傳統觀念的禁錮，將六十四卦畫單獨提出來，割裂其與《周易》的聯系，放在另一個系統中作獨立地考察，也許會得到一個全新的認識。

　　因為六十四卦畫自身證明：距現在四千多年，在象形文字產生前，我們的先人就已經成熟地掌握了歷法，能夠準確的觀測記錄時間的變化，準確地確定氣候變化的周期；以及陰陽歷之間的差別。

　　以至于有根據的說：距今四千多年前生活在汾水流域的華夏先民的文明程度高度發達，我們的先民建筑了不遜色于古埃及金字塔的偉大建筑物，驕傲地走在世界文明的前列。

　　本文試圖從“以卦畫為歷象”這一角度，對《易經》六十四卦畫與古代歷法的關系作粗淺的探討。作者對《易經》知之皮毛，對天文、氣象和考古知識也是門外漢、妄言探討，以博笑于專家學者尊前，權作愚者一得。

一、對宋朱熹《變卦圖》的重新排列組合

　　朱熹在其著《原本周易本義》一書中列出一變卦圖。

　　《易經》六十四卦畫的排列方式有許多種，起源于宋代兩位易學大師邵雍和朱熹。是他們推出“伏羲八卦次序圖”、“伏羲八卦方位圖”、“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圖”、“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圖”、即所謂先王八卦圖；和“文王八卦次序圖”、“文王八卦方位圖”即后天八卦圖。此前并無圖的記載。爾后六十四卦圖紛呈，也有托名前朝的。其實不過是依照邵雍、朱熹的蘆葫畫的瓢，外圓內方，外方內圓的變換而已。以附會占卜的需求。

　　朱熹《原本周易本義》開列的變卦圖。見圖1（上起右起）

圖1之一

圖1之二

　　是以卦畫最上一爻的性質（陰陽）為標志，以相同性質爻在卦畫中的相同數目為歸類，將六十二個卦畫（未列乾坤兩個卦畫）分為：一陰一陽之卦，二陰二陽之卦，三陰三陽之卦，四陰四陽之卦，五陰五陽之卦。

　　其中三陰三陽之卦的一部分，四陰四陽之卦，五陰五陽之卦，是三陰三陽之卦、二陰二陽之卦、一陰一陽之卦的倒置重復。

　　我們裁掉變卦圖中的重復部分，將變卦圖未列入的乾坤兩卦補入，調整六十四卦的排列組合，對變卦圖作一簡單改造。

　　先將六十四卦畫中的乾、坤、既濟、未濟四個卦畫提出來單列。所余六十個卦畫作四個分列式，即同類項合并分組和卦位的挪移。（圖2）

圖2

　　為明顯標識出分列式的縱橫關系，我們預設一個直角坐標系（oxy）。縱向坐標數軸方向（oy）排列稱行，以上（起卦畫名與行尾卦畫名合稱某行。橫向數軸方向（ox）排列稱列，以左起卦畫名與列尾卦畫名合稱某列，以相鄰兩行，相鄰兩列的互錯一個卦位排列稱之為綜錯。將四個分列式分別裝進預設的直角坐標系的四個象限內。圖3（上起右起）

（圖3）

　　第一個分列式即（甲）組合裝在第Ⅱ象限

　　（甲）組合，是以卦畫由一條陽爻或兩條陽爻其余是陰爻組成，且最上一爻是以陽爻為標志者，即朱熹變卦圖所列一陽卦和二陽卦共二十一個卦畫。調整變卦圖的排列方式，將原圖橫向排列最上一列，即觀卦晉卦艮卦蒙卦頤卦的五卦平齊成一列，調整成觀卦萃卦小過卦升卦臨卦復卦平移成一列，變成橫向排列平行的最下一列。將晉卦蹇卦解卦明夷卦師卦畫五個卦畫平移成一列。將艮卦坎卦震卦謙卦四個卦畫平移成一列。將蒙卦屯卦豫卦三個卦畫平移成一列，最后是頤卦比卦平列而凸顯剝卦畫居于梯次排列之上端。如圖4（上起右起）

圖4

　　這里對變卦圖橫向排列順序的改變，其目的留待后邊再說。

　　第二個分列式即（乙）組合裝在第Ⅲ象限

　　（乙）組合，將朱熹變卦圖的三陰三陽卦共二十卦畫，提出既濟未濟兩卦所余十八個卦畫分為兩部分，每部分以卦畫之爻性質相反，且對應者為依據，排成兩行，每部分為九個卦畫。排列如圖5（上起右起）

圖5

　　將賁卦畫置于否卦畫之下，使之成為一個無應對者的單體，原因容后再說明。

　　第三個分列式即（丙）組合置于第Ⅳ象限。

　　（丙）組合，是以卦畫由一條陰爻或兩條陰爻其余是陽爻組成，且最上一爻以陰爻為標志者，即朱熹變卦圖所列一陰卦和二陰卦共二十一個卦畫。調整變卦圖的排列方式，將原橫向排列最上一列即大壯卦、需卦、兌卦、革卦、大過卦的五卦平移成一列，調整成大壯卦、大畜卦、中孚卦、無妄卦、豚卦、姤卦六卦平移成一列，變成橫向平行排列的最下一列；將需卦、睽卦、家人卦、訟卦、同人卦五卦移挪為平列；將兌卦、離卦、巽卦、履卦四卦移挪為平列；將革卦、鼎卦、小畜卦三卦并列；大過卦、大有卦兩卦并列，凸顯夬卦畫居于梯次排列之上端。

　　如圖示6所示與（甲）組合一樣的排列組合

圖6

　　第四個分列式即（丁）組合置于第Ⅰ象限

　　（丁）組合，將（乙）組合所余的三陰三陽卦九個卦畫，以卦畫之爻性質相反，且對應者為依據排為兩行，將困卦畫置于豐卦畫之下使之成為一個無對應者的單體，原因容后再說，排列如圖7所示

圖7

　　對朱熹變卦圖作了合并分組和挪移排列，又分置于直角坐標系的各象限，這種改造并未改變原變卦圖的特點。所謂特點是指：

　　其一，原圖的分組縱向排列的行，是以標志性的最上一爻依次下移一個爻位而形成順序的，這是變卦圖排列的規則。

　　而由這個規則所派生的，橫向排列是由兩個標志性爻位同步下移一個爻位，形成橫向即列的排列順序，而相鄰行相鄰列相錯一位的綜錯排列，是第二個標志爻依次下移一個爻位而形成排列組合的順序。

　　變卦圖的排列組合依照依次下移一個爻位形成有順序的排列，作為規定性決定了六十卦畫變卦圖中，各卦畫位置間的連續性和六十卦的每一卦畫在排列組合中位置的唯一性。

　　也正是這一規則作為限制性條件賦于了六十卦圖排列架構一種功能，即記錄功能，具體地說，是具有紀時的功能。

　　（附帶說明：六十卦之間的排列順序是我們用現代語言和十進制意義的表述。十進制之前只有個體之間關系的確定，沒有現代數理上的自然數1、2、3、4……和直角坐標系，象限這樣數學的抽象。只有用“相同、”“不同”表示的具體認識，類似二進位制的“是”“否”、“0”“1”，所以我們的排列也只能用相鄰卦畫之間的差異來表示順序，就是上、下、左、右相互間的差異）。

　　但是這還需要進一步將各卦方位具體形象化、格式化。

二、六十四卦排列架構

　　我們所設的直角坐標系是將六十卦的四個分列式分列于四個象限，使相鄰象限的兩組卦畫之和為30。或言之，被置于相鄰兩個象限的卦畫之和，兩兩相等。而六十卦只有大致的方位。為進一步明確各卦的方位，我們還要在直角坐標系中再增設兩個定域義條件。

　　一個是對四個象限作角平分線分割，劃出八個區間分界。以子丑標識第Ⅱ象限的兩個區間，以寅卯標識第Ⅲ象限的兩個區間，以辰巳標識第Ⅳ象限的兩個區間，以午未標識第Ⅰ象限的兩個區間。（圖8）

圖8

　　另一個是以直角坐標系的原點（縱橫數軸交點）為圓心，以等分比例線段為半徑，劃出七個同心圓來。最內的為第一個同心圓，最外的為第七個同心圓，依次排開。

　　這樣繁瑣的設置是為了最終的簡化。為了規范的設置每一行列，每一卦畫的位置，以期作為可以計量的記錄格式。

　　（1）將第Ⅱ象限的第一分列式（甲）組合的二十一個卦畫扇形分布于子丑區間，令剝復卦行的六個卦畫排列與縱向數軸y重合成一直線，且與橫向數軸x垂直。剝復行的首卦剝卦畫置于最外圈即第七個同心圓內，依次置比卦畫于第六個同心圓內，豫卦畫置于第五個同心圓內，謙卦畫置于第四個同心圓內，師卦畫置于第三個同心圓內復卦畫置于第二個同心圓內。

　　將頤臨卦行與剝比卦行并列，且垂直于橫向數軸x，將頤卦畫置于第六個同心圓內，屯卦畫置于第五個同心圓內，震卦畫置于第四個同心圓內，明夷卦畫置于第三個同心圓內，臨卦畫置于第二個同心圓內。

　　同樣的設置使蒙升卦行、艮小過卦行、晉萃行以及單體觀卦畫，依次下落一個同心圓，形成頤比列在第六個同心圓，蒙豫列在第五個同心圓，艮謙列在第四個同心圓，晉師列在第三個同心圓內，觀復列的六個卦畫并列在第二個同心圓內。圍繞第一個同心圓，呈放射狀扇形分布在第Ⅱ象限的子丑區間，并保持階梯形狀態。

　　這樣剝復行的六個卦畫位列縱向數軸上，且剝卦獨居第七個同心圓內，凸顯位于最上端。（見圖9）

圖9

　　（2）將第二分列式（乙）組合的九個卦畫置于第Ⅲ象限寅區間，空置卯區間。將咸賁行五個卦畫置于第Ⅲ象限的角平線上，與角平分線（寅卯區間的分界線）重合，將損泰卦行的四個卦畫置于寅區間與子丑間之間，使咸損列兩卦平列在第六個同心圓內；旅節列兩卦平列在第五個同心圓內，漸歸妹兩卦畫平列在第四個圓心圓內，否泰兩卦畫平列在第三個同心圓內，賁卦畫單獨列在否卦之下的第二個同心圓內，與第Ⅱ象限的觀復列六個卦畫并列，中間隔著一個空襠。這里由于損泰行是四個卦畫，在泰卦之下，觀卦和賁卦之間就有一個空缺，這個空位我們稱之為“月位”，其意義尚待后邊再說明。（圖10）

圖10

　　（3）將第三分列式（丙）組合的二十一個卦畫置于第Ⅳ象限的巳區間，空置辰區間，這樣坐標系四個象限就有卯辰兩個空置區間，我們將這個空白區稱之為“非投影區”，相對于另外六個區間稱之為“投影區”。（圖11）

圖11

　　將夬姤行的六個卦畫置于第Ⅳ象限的角平分線（辰巳區間的分界線）上，使之重合，依照行排列順序將夬卦、大有卦、小畜卦、履卦、同人卦、姤卦依次從第七個同心圓下排，各居一個同心圓，至姤卦位于第二個同心圓內；

　　依前例，將大過豚行五個卦畫從第六個同心圓依次下排，每卦各居一個同心圓內；

　　將革無妄行四個卦畫從第五個同心圓依次下排，每卦各居一個同心圓內；

　　將兌中孚卦行的三個卦畫從第四個同心圓依次下排，每卦各居一個同心圓內；

　　將需大畜行二個卦畫排在第三個同心圓和第二個同心圓內，將大壯這個單體卦居第二個同心圓內，這就如同第一分列式（甲）組合在第Ⅱ象限的分布類似，即大壯姤橫向成列的六個卦畫都在第二個同心圓內，需同人橫向成列五個卦畫都在第三個同心圓內，兌履橫向成列四個卦畫都在第四個同心圓內，依次到夬卦單體獨居第七個同心圓，凸顯于最上端。（圖12）

圖12

　　需要說明的是，（丙）組合二十一個卦畫因留下第Ⅳ象限空白區辰區間，第Ⅳ象限的巳區間狹窄，無法作扇形排列，只能占到第Ⅰ象限的午區間，好在象限和區間的界定作用到此己近完成，因而不再有限制了。

　　最后是（4）將第四分列式的（丁）組合的九個卦畫置于第Ⅰ象限的未區間（午區間被（丙）組合占用）將蠱困行的五個卦畫置于縱向坐標軸y,且垂直于橫向坐標軸x，與（甲）組合的剝復行并列。這樣，在縱向坐標軸y上，是剝復行六個卦畫居正中，左右兩側并列。頤臨卦行和蠱困行，三行并列，且剝復行高于兩側一個卦位，凸顯剝卦畫獨居第七個同心圓。

　　將隨渙行四個卦置于蠱困行右側，未午區間分界線上，將蠱隨兩卦畫并列于第六個同心圓內，將井噬嗑兩卦畫并列于第五個同心圓內，將恒益兩卦并列于第四個同心圓內，將豐渙兩卦并列于第三個同心圓內。困卦作為單體獨居于豐卦之下的第二個同心圓，與（丙）組合大過姤橫向排列于第二個同心圓中間隔著一個空襠。（圖13）

（圖13）

　　這樣由于隨渙行是四個卦畫，在渙卦之下困卦和大過卦之間又有一個空缺，它又是第三分列式的大壯夬綜錯的階梯式排列的起點。這個空位我們也稱之為“月位”，其意義留待后邊說明。

　　至此六十個卦畫在直角坐標系的四個象限的分布，又由對角線和七個同心圓的分割，每一卦相對于其它卦的位置，就有了更明確的參照物了。因而使變卦圖的規則所確定的順序被完全固化了、格式化了。卦畫的位置就成了固定的尺度。（圖14）

圖14

　　最后完成六十四卦排列架構還有一個關鍵步驟，就是：將分組前提出的乾、坤、既濟、未濟四個卦畫組裝在最內的同心圓內。

　　將既濟卦畫裝在第Ⅲ象限寅區間，咸賁行的賁卦畫之下；對應的將未濟卦畫裝在第Ⅰ象限未區間，蠱困行的困卦畫之下；將坤卦畫裝在賁、觀兩卦之間的空襠即月位之下；對應的將乾卦畫裝在困、大壯兩卦之間的空襠即月位之下。最內的同心圓就由這四個卦畫填充。（見圖15）

圖15

　　以朱熹變卦圖為基礎的改造，由分組將六十四卦排列到置于各象限區間，從同心圓到空白區（投影區）和最內一個同心圓組裝四卦這一系列重組，六十四卦的全新排列架構就算完成了。

　　應該說這種排列架構多少與現在世面上流行的風水先生使用的羅經儀相似。

　　至此，這種排列架構的記錄功能還是云山霧罩，紀時功能仍是虛構。

三、建立一個有游標的模型

　　六十卦排列架構在直角坐標系和七個同心圓內的固定和下移一爻位的變卦規則，使這種排列有了可以明顯加以區別和互相聯系的順序，這種順序的固化和格式化為記錄和度量的及時準確提供了依據。然而它又必須和記錄及度量對象發生一種直接的關系，才能發揮出這種功能。

　　我們在直角坐標系和同心圓的架構中，在六十卦分布之外再增設一個游標P，和位于坐標系原點，即同心圓圓心設置一個剛性桿L。這樣的設置我們稱之為“高表投影”模型。（圖16）

圖16

　　給定的條件是：設置游標P在六十卦排列中的移動，與最內的同圓心中的乾卦和坤卦畫之間的聯動關系。

　　設游標P，自與坐標系縱向數軸Y重合的剝復卦行的首卦剝卦畫起始，以一個太陽的出落（一天）為單位，自上而下的移動一個卦位，即移到比卦畫的位置，下一個太陽的出落（一天），自上而下移到豫卦畫的位置。六個日出落，游標P就下移到復卦畫的位置。第七個日出落，游標P再從頤臨卦行的頤卦起，依一個日出落下移到一個卦位，隨日出落，自上而下，自右而左，當移至賁卦畫這個卦位時，就是30個日出落（一個月相變化的周期）即30天。

　　前邊提到：乙組合的九個卦畫，由兩兩相對的卦畫，即并列兩卦的對應爻性質相反（陰陽相對），排列組合，是乙組合區別于其它組合的特征，也是乙組合相互聯系的特征。可居于乙組和咸賁行行尾的賁卦畫被單體排列，既無對應又與上一卦位的否卦不相銜接。不遵守下移一個爻位的變卦規則。成為一個例外。凸顯于六十卦的排列架構。它與最內同心圓的既濟卦相銜接，卻符合整個六十卦變卦規則，即爻位下移一位。這個例外含義是什么？

　　我們認為這是整個六十卦排列架構的一個接點，或者是一個明顯的提示。這個例外是游標P，下移到此的一個不同于其它卦位上的記錄，或者說由賁卦與既濟卦銜接構成一個不同。但這個不同自身是一個提示，它是為記錄游標P的。它自身并不能起記錄的作用，當游標P繼續移動后，它仍是表示不同，并未被記錄。

　　如果游標P，移到賁卦畫卦位與既濟卦相銜接時，同時啟動位于最內同心圓內的坤卦，令其從圓內上移到賁觀兩卦之間和泰卦之下的缺位，即“月位”的位置上，即第二個同心圓內，游標P的移位就被記錄下來，移位30個日出落（一個月相變化周期），坤卦上移一位。

　　游標P繼續依一個日出落下移一個卦位，第二個30個日出落下移到（丁）組合蠱困行困卦的位置上，困卦畫所處的位置與賁卦畫相同，與下一卦位未濟卦相銜接。這是不是與賁卦畫與既濟卦畫相銜接有同樣的含義和功能呢？我們依前例將乾卦畫從最內同心圓上移一位，移到困卦與大壯兩卦之間，渙卦之下的空位即月位上。以記錄游標P的第二個30個日出落（一個月相變化周期）。

　　如果這個模型成立，游標P在六十卦畫排列架構中分別與賁卦畫既濟卦畫的銜接處接觸六次；坤卦畫在由觀卦、晉卦、艮卦、蒙卦、頤卦構成的綜錯階梯式上，從最內的一個同心圓內，依次上移到與剝卦并列的第七個同心圓內，共移位六次。乾卦畫也同樣上移了六次，也與夬卦畫并列于第七個同心圓內。（圖17）

圖17

　　至此，30個日出落（一個月相變化周期），游標P從剝卦畫的位置，移到賁卦與既濟卦相銜接處，被坤卦上移一位記錄下來，又一個30個日出落（一個月相變化周期），游標P從夬卦畫的位置移到困卦與未濟卦相銜接處，被乾卦上移一個卦位記錄下來；當坤乾兩卦都移到第七個同心圓內，游標P也回到起始的剝卦畫上，坤乾畫卦記錄了游標P共十二次經過兩個銜接處。

　　游標P在六十卦排列架構移位360次，坤乾兩個卦畫共上移12次，每次是30個日出落。（一個月相變化周期）

　　360天一年，12個月相變化周期，每個月相變化周期30天。這可能是一個牽強的結論。

　　這里我們不難看出：沒有游標P，整個架構就是一個無意義的死局。沒有與游標P的連動關系，乾卦坤卦的設置、賁卦與既濟卦相銜接，困卦與未濟卦相銜接的設置，也是毫無意義，只有這三者的互動，才使六十四卦排列架構具有記錄功能。

四、六十四卦排列架構與歷法

　　單以六十四卦的排列架構及游標P的移動能用以紀時，還不能說明其與歷法的關系。

　　古代歷法有三個要點：

　　其一是：冬至與夏至時刻的確定；

　　其二是：調整回歸年與陰歷年的差異；

　　其三是：推定與農業生產相關的節氣。

　　為了說明這三個要點與六十四卦排列架構的關系，我們對設計的高表投影模型作一個轉換：

　　（1）將坐標系的縱向坐標軸Y調到地理位置意義上的正北正南方向，即將剝復卦行調到南北子午線上，剝卦畫朝向正北，縱向坐標軸轉換為子午線。

　　（2）將坐標系的橫向坐標軸X調到地理位置意義上的正東、正西方向，即以損泰行調到東西方向的基準線上，損卦畫朝向正西方。

　　（3）將原置于原點的剛性桿L，轉換成可測日影高度的高表（圭表），古稱“八尺周髀”。

　　有了這三個轉換，原直角坐標系定域義的條件就不存在了。

　　所剩的就是六十四卦畫在七個同心圓內的分布，與《周髀算經》中的“七衡六間”相類似。最外圈是冬至日道，最內是夏至日道，中間為春秋分日道。

　　用這個模型來模擬由地球公轉相對于太陽的位置變化，即正午日影高度的變化。

　　我們知道，一年之中正午日影最長的一天，就是冬至那天（古人稱日南至）；正午日影最短的一天就是夏至那天（古人稱日北至）。

　　古人用八尺之髀（八尺高桿）測量正午時刻，夏至日那天，日影長度“周髀長八尺，夏至之日晷一尺六寸”；而冬至日那天，正午日影長度落在子午線上，“周髀八尺，日晷一丈三尺五寸。”

　　冬至、夏至正午時刻，日影長短的顯著變化，明顯而直觀的反映在高表投影模型、八尺周髀在剝復行的六個卦畫的順序排列上。

　　冬至那天，正午時刻日影投射在剝復行上端，位于第七個同心圓的剝卦畫的長短線條上（陰陽爻位）。

　　夏至那天，正午時刻日影投射在剝復行下端，位于第二個同心圓的復卦畫的長短線條上（陰陽爻位）。

　　此時游標P所在的位置，和坤乾兩卦所在的位置，所表示的就是冬至日或夏至日時刻了。

　　我們在第二部分對朱熹的變卦圖作了挪移。這是因為：從觀測的角度考量，冬至日前后兩天，正午日影長短的變化并不明顯。用高表簡單地觀測日影長度的變化，可能在第七個同心圓剝復行兩側有一個散浸，會發生一、二日的誤差。將變卦圖挪移，使剝復行的剝卦畫獨居第七個同心圓的高位，獨立的占據子午線，讓其表示正午日影最長的時刻，再輔以觀測日出時刻（我們在下一部分說明觀測日出時刻方法的使用），由此準確地確定冬至時刻。

　　而夏至日，正午日影只能投射在七個同心圓中間一個圓以下的范圍內，并不能延伸到以上的圓范圍。朱熹的變卦圖形成了的是一個空白區，不能以卦畫的長短線條（陰陽爻）表示出日影的變化。

　　正是這兩個方面的原因，共同決定我們所設計的六十四卦排列架構的排它性。

　　這不是理論上的推測，純粹是由實際觀測經驗總結出來的客觀要求，六十四卦全新排列架構正是合乎客觀要求的的體現，而非主觀臆斷的產物。

　　其二，置閏

　　一個回歸年是365? 1/4天，而用六十四卦紀年的陰歷年卻是360天，這兩者之間的五天多差別，無異會造成實際氣候變化與記錄之間的混亂。這就需要置閏來調整。

　　現代考古發現距今三千多年前的文字記載只有歲末置閏，而無歲中置閏。

　　六十四卦全新排列架構有兩個異常的銜接點。一個是賁卦畫與既濟卦的銜接點，我們說明它與啟動坤卦移位紀月有關；另一個是困卦與未濟卦的銜接點，也與啟動乾卦紀月有關。前一個銜接點位于歲中，后一個銜接點則位于歲末。可以推定具備觀測并記錄冬至日日出時刻，和正午日影最長的能力，也同時具備了讓游標P移位到困卦位，在坤乾兩卦都上移到第七個同心圓時，將游標P再回推到蠱困行的蠱卦位，重復五個依次下移，使回歸年與陰歷年相吻合的辦法。這就是歲末置閏。但這只是一個假設，因為假設四千多年前的古代先人是使用六十四卦畫排列架構來紀時的話，那能長期使用而未產生混亂，則肯定是有原因的，置閏，歲末置閏是唯一可以考慮的辦法。但這只是個猜想。

　　其三，節氣

　　由于在六十四卦排列架構上，能夠準確地觀測到正午日影長度的變化和觀測日出時刻，確定這兩個節氣是無庸置疑的。

　　以同樣的方式觀測和記錄正午日影在東西方向，即在損節卦行上的日影變化確定春分和秋分的準確時刻也是順理成章的。

　　冬至、夏至、春分、秋分作為反映冬、夏、春、秋氣候變化與農業生產關系的節氣就被確定下來，以這四個節氣上下推十五天左右，就大致確定下十二個節氣了。

　　綜上所述：六十四卦畫的排列架構體現歷法功能，進而說它“事與治歷明時相表里”“以卦畫為歷象”的假設就有了充分的理由。

　　依據考古科學的原則：古史的考證應有史料的文字記載和考古發掘實物互為印證。六十四個卦畫還不被公認為是一種文字，又無考古發掘為其提供直接證據支持。這就為六十四卦畫排列架構是歷法的假設打了一個大大的問號。

　　能否找到一個間接的考古發掘證據來提供支持呢？

五、復原一座古代觀象臺

　　據2004年《考古》雜志第七期上登載的《2003年發掘簡報》介紹：

　　2003年在山西省襄汾縣陶寺鎮附近發掘了一座祭祀遺址。這個祭祀遺址位于前期發掘并被確認是宮殿、王陵、宗廟、城墻遺址即大城的中心點以東、以南各620余米處。是以中期大城的南域墻為依托，向東南方向接出一個大半圓形建筑。建筑基址由生土臺芯和夯土臺基組成，外包半圓形環道和半圓形臺基建筑。

　　最外圈夯土墻，距圓心半徑為25米，弧長38米，墻寬1.5-2米。第二道夯土墻距圓心22米，弧長40米，墻寬1-1.5米。內圈夯土墻半徑12米，弧長25米，呈大半環形，墻寬1.1米。三層臺基各高0.4米。

　　在第三層臺基平面上，在夯土墻與臺芯之間，距臺芯10.5米處，筑有一排夯土柱。這段由夯土柱組成的圓弧，長約19.5米。夯土柱與夯土墻之間，相隔0.2~0.8米。夯土柱的平面形狀，大多為長方形，個別為梯形，三角形或平行四邊形，長度在1.3米左右，寬度1米左右，夯土柱高約2.7米。這一排夯土柱共有13個，相鄰夯土柱之間的狹縫寬度，平均為12~20厘米， 這些土柱間的狹縫，呈正對圓心的放射狀。

　　在第三層生土臺芯中部發現了觀測點的夯土標志，這個標志共有四道同心圓。內圈夯土層的直徑25厘米，二圈同心圓的直徑為42厘米，三圈直徑約為86厘米，外圈同心圓直徑約145厘米。

　　經碳十四測年，測量的結果，這個祭祀平臺的始建年代距今4100—4000年。是陶寺鎮中期文化時期的建筑，而陶寺鎮早期文化大約距今4300—4100年之間。可以斷定這一遺址當在夏代以前，不屬于夏文化的范圍，而大至是處于堯舜時代。以陶寺這個鎮名推斷，這個遺址與堯都有關。（轉引自陳久金《中國天文大發現》）

　　自2003年至2005年以來，考古工作者不斷發掘，不斷探索和模擬觀測，可以確定下來的是一個觀測中心點和13個夯土柱，中間狹著12條狹縫。

　　詳細的觀測記錄可以確定：從自南向北數第2條狹縫中看到了日出景象是在冬至日出時（2003年12月22日），在春秋分前后（2003年3月18日和9月25日）通過第七條狹縫看列了日出；在夏至日（6月21日）通過第12條狹縫又看到了日出。

　　通過觀測點在夯土柱之間觀察到的日出時刻是一個特定時刻，考古學家何弩先生對陶寺鎮觀象遺址作了四點證明：一是冬至觀測狹縫的發現，冬至那一天從觀測點看過去，太陽剛好從2號狹縫通過，與對應的山頭相切，這不可能是一般的巧合；二是夏至觀測狹縫的發現，夏至那一天，太陽剛好從12號狹縫，與對應的山脊相切，同理也更加證實其夏至觀測的功能：第三是東7號狹縫為春秋分觀測縫的發現；第四是觀測點的發現，這更加扎實地證實了該遺跡的天文學觀測功能。

　　考古學家的結論無疑是正確的。可也留下一個疑問：既然陶寺鎮古觀象臺遺址總共發掘出是十四個夯土柱，除了第2條，第7條，第12條狹縫能看到冬至、春秋分、夏至日出時刻外，其余的夯土柱的狹縫與天文觀測無關，還有兩個相連的夯土柱并無狹縫存在，因而也被認為不具有天文歷法的功能，只是象征性的意義。或者認為這些無天文歷法功能的夯土柱是代表節氣。

　　事情果真如此簡單嗎？

　　試想一下：能通過建筑夯土柱，在夯土柱之間狹縫觀測冬至、夏至、春秋分日出時刻，進而確定這幾個節氣的4000多年前陶寺古代先人們，居然要在一年到頭的365天中，每天早晨都要有人站在觀測點上，用兩眼去死盯盯的從夯土柱狹縫中去等待日出時刻嗎？我們現代人是在12月22日早晨從第二條狹縫中看到日出景象，因此確定12月22日這天是冬至日。可四千年前的古人在看到狹縫日出時刻時，又是怎么知道這天是12月22日呢？是不是在觀象臺之外還有另外一個記錄時間的系統呢？由此引發的是一個疑問：這就是考古結論與公理的相悖。

　　這個公理是：作為科學，觀測和記錄是合而為一的。

　　沒有記錄的觀測和沒有觀測的記錄都是同樣不可思議的。

　　這也正是本文的根本立足點和推論的依據。

　　要消除與公理的相悖，要對夯土柱的布列有一個合理的解釋，就需要彌補整個觀測過程缺失記錄環節，使觀測和記錄融為一體。

　　陶寺鎮古觀象臺遺址的復原工程是依照，陽光不僅能從天空通過夯土柱的狹縫，照到站立在觀測點上的觀測者的眼睛里，而且也能從觀測者所站立的標志點（原點）樹立的剛性桿L（八尺之髀），投射到地面上形成移動著的，發生長短變化著的日影現象作推論的。如果地面上分布著的是可以直觀表現這種變化，被固定化格式化的長短線條，那么冬至，夏至，春分，秋分時刻顯著的變化日影，與夯土柱狹縫觀測到的日出時刻相結合，在游標P下移，和坤卦，乾卦連動共同確定的記錄，才能達到準確無誤。冬至日才能是使所有在場的人都共同感受到的時刻。

　　如果我們立論的根本點不被置疑的話，我們的推理就有了依據。陶寺鎮古觀象臺遺址現在的發掘區，就只能是整個觀象臺的一部分。它還應該有與之相對應的另一部分。它應該是一個完整的圓，除了非投影區之外，是一個約為270°的扇形區域，在這個扇形區域，分布著能夠記錄并表現冬至、夏至、春分、秋分時刻的日影明顯變化的標志。那些被認為與天文歷法無關的夯土柱，可能就是明顯的標志的一部分。如果擴大到三道夯土墻構成的包括圓形環道的范圍，那就是可能是一個大的“七衡六間”排列。也就是六十四卦畫的全新排列架構。

　　作為旁證，元代著名天文學家郭守敬在司天監建立四丈高的木制高表，并使用景符測定冬至時刻；明朝后期的邢云路，建立了六丈高的高表，同樣用景符測量核定冬至時刻，由此上推三千年，陶寺鎮古觀象臺的觀測者應該是郭守敬，邢云路的先驅。

　　郭守敬、邢云路測定的冬至時刻與理論值十分接近，是當時世界的最高水平，我們對他們都敬佩不已。那早于他們三千年的陶寺鎮古觀象臺的觀測者所達到的水平不是更令人欽佩和引以自豪嗎？

　　四千多年前生活在汾水流域的華夏民族的先民們，驕傲的走在當時世界科學文明前列，這是無庸置疑的。

　　至今民間仍有“冬至大于年”的傳統。冬至時刻是一個隆重而莊嚴的時刻。可以想像到，4000多年前的一天，陶寺鎮古觀象臺四周聚集著成千上萬神色凝重肅穆的先人。他們以對蒼天的敬意等待這個神圣時刻的到來。當正午陽光對高大高表的投影，緩緩的移到鋪架在地面上六十四卦剝卦畫最上端的長短線條上的時刻，大祭司向人們宣告：冬至時刻的到來。人們歡呼雀躍，將一年豐碩的果實奉獻到祭壇上，慶祝過去一年的收獲，祈求上天賜福下一年會有更好的收成。這是勞動者們共同的節日。

　　寫到這里，不由對四千年前的華夏民族的先民們充滿無限的敬意。

　　偉哉！四千年前華夏民族的先民！

　　壯哉！四千年前華夏民族的歷史！

　　如果說古埃及金字塔是法老們，為去天國而留下的歷史遺跡。它表現了對死亡的恐懼心理；

　　而陶寺鎮古觀象臺，是用以紀時以確定農時變化，則是生者為延續生命而存留的歷史遺跡。它表現的是生者對未來的信心和力量。

　　陶寺鎮古觀象臺遺址是我們民族精神源頭的象征，它的意義不亞于古埃及金字塔。

　　至此，對六十四卦排列架構的設想就結束了。是否被證明是有根據的，還在兩可之間。陶寺鎮古觀象臺的復原是紙上談兵，圖上作業。作為考古學和天文學的門外漢，說了許多外行話。

　　至于《易經》與六十四卦的關系是另外一個研究范圍，不在本文涉及，擬另撰文說明。

　　六十四卦畫能否被破解為是文字史的一個化石？在符號學的意義上它的內涵是什么？也許本文僅是吹去化石上的一層沙土。

　　本文得益于自然科學史、天文學、考古學、《易》學界學者的研究成果，特別是陳久金先生，何弩先生的著述，在此一併致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