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琴曲，取材于“伯牙鼓琴遇知音”的故事。傳說春秋時期的琴師俞伯牙一次在荒山野地彈琴，樵夫鐘子期竟能領會這是描繪“巍巍乎志在高山”和“洋洋乎志在流水”。子期死后，伯牙痛失知音，摔琴斷弦，終身不操，故有《高山流水》之曲。

　　關于這個故事的記述，最早見于《列子·湯問》：

　　伯牙善鼓琴，鐘子期善聽。伯牙鼓琴，志在登高山。鐘子期曰：“善哉！峨峨兮若泰山！”志在流水，鐘子期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伯牙所念，鐘子期必得之。伯牙游于泰山之陰，卒逢暴雨，止于巖下；心悲，用援琴而鼓之。初為霖雨之操，更造崩山之音。曲每奏，鐘子期輒窮其趣。伯牙乃舍琴而嘆曰：“善哉，善哉！子之聽矣志想象猶吾心也。吾于何逃聲哉？”

　　無論是“志在高山”，還是“志在流水”，伯牙在曲中每表現某一主題或意象時，鐘子期必能領會其意。一日，伯牙與鐘子期共游于泰山之陰，逢暴雨，二人止步于巖下。伯牙心情郁悶，于是彈奏了一會琴。琴曲起初表現的是雨落山澗的情景，接著模擬山流暴漲和巖土崩塌之音。每段曲彈奏完畢，鐘子期“輒窮其趣”，把曲中意象說的窮極通透。伯牙于是離開琴而嘆道：“善哉，善哉，閣下能聽出曲中志趣，君所思即是我所思啊，我哪里能隱藏的了我的音聲呢？”于是二人成為人生知己。但《列子》中并無伯牙因鐘子期離世而從此不再鼓琴的內容。

　　大約成書于公元前三世紀的《呂氏春秋》，在《本味篇》中也做了類似的記載：

　　伯牙鼓琴，鐘子期聽之，方鼓琴而志在泰山，鐘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泰山。”少時而志在流水。鐘子期曰：“善哉鼓琴，洋洋乎若流水。“鐘子期死，伯牙摔琴絕弦，終身不復鼓琴，以為世無足復為鼓琴者。

　　《呂氏春秋》的記述與《列子》的記述大致相當，但交代了結局：鐘子期死后，伯牙“終身不復鼓琴”。

　　《呂氏春秋》雖非信史，但有《列子》記述在前，其內容也并非毫無根據。于是伯牙不復鼓琴一說被當作佳話流傳下來。伯牙在當時應該很知名，荀況在《勸學》篇里也曾提到他：“昔者瓠巴鼓瑟，而沉魚出聽；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雖然語近夸張，但大音樂家伯牙的琴技之高是毫無疑問的。

　　《列子》和《呂氏春秋》之后，西漢的《韓詩外傳》、《淮南子》、《說苑》，東漢的《風俗通義》、《琴操》、《樂府解題》等等眾多古籍紛紛援引。這些作品里，有關伯牙的描述，在內容上更為豐富。例如東漢蔡邕的《琴操》中還記載了伯牙向音樂家成連拜師學習古琴“移情”之法的逸事。明代馮夢龍的《警世通言》開卷第一篇即是《俞伯牙摔琴謝知音》。在這篇小說中伯牙成了樂官俞伯牙，鐘子期卻成了漢陽的樵夫，上古的一小段百來字的典故此時完全變成了人物、地點、情節樣樣俱全的話本小說。

　　《高山流水》以及伯牙鐘子期這一段千古佳話，之所以能在兩千多年里廣為流傳，概因其包含了深厚的中華文化底蘊。中國古代“天人合一”、“物我兩忘”的文化精神在這段佳話中得到充分的體現。仁者樂山，智者樂水，《高山流水》蘊涵天地之浩遠、山水之靈韻，誠可謂中國古樂主題表現的最高境界。

　　然而，伯牙的《高山流水》琴曲并沒有流傳于世，后人無從領略伯牙所彈之曲的絕妙之處。所以，后人雖不斷傳頌《高山流水》的故事，完全是“心向往之”，對音樂并無切身體會。這個佳話得以流傳的最直接的原因是伯牙與鐘子期之間那種相知相交的知音之情。當知音已杳，伯牙毅然斷弦絕音。岳飛在《小重山》一詞中 “知音少，弦斷有誰聽”，正是伯牙當時心境的準確反映。伯牙的絕琴明志，一者做為對亡友的紀念，再者為自己的絕學在當世再也無人能洞悉領會而表現出深深的苦悶和無奈。想那伯牙也必是恃才傲物、卓爾不群之人，他的琴曲曲高和寡，凡夫俗子自然難以領會其樂曲的精妙。所以伯牙才會感到孤獨，才會發出知音難覓的感慨。

　　《高山流水》之所以能被春秋戰國的諸子典籍多次記錄轉載，是與當時“士文化”的背景分不開的。先秦時代百家爭鳴，人才鼎盛。很多士人國家觀念淡薄，并不忠于所在的諸侯國。這些恃才之士在各國間流動頻繁，他們莫不企盼明主知遇。他們希望能遇見象知音一般理解自己的諸侯王公，從而一展胸中所學。這幾乎是幾千年來所有讀書人的夢想。然而能達到此目標的畢竟是少數。更多的人一生懷才不遇而汲汲無名，有的或隱身市肆，有的則終老山林。由此可見，《高山流水》在先秦時代就廣為流傳，是因為這個故事背后的寓意是人生遇合的美妙，及人生不遇的缺憾。所以千百年來引起無數人的共鳴當在情理之中了。

　　《高山流水》的樂譜最早見于明朝朱權《神奇秘譜》，歸入《太古神品》中，其解題曰：“《高山》《流水》二曲，本只一曲。初志在乎高山，言仁者樂山之意。后志在乎流水，言智者樂水之意。至唐分為兩曲，不分段數。至來分高山為四段，流水為八段。”《高山》短些，《流水》長些，都不分段，所輯很可能是唐代的曲譜，指法也確有晚唐和宋初的痕跡。

　　隨著明清以來琴的演奏藝術的發展，《高山》《流水》有了很大變化。《傳奇秘譜》本不分段，而后世琴譜多分段。在明中葉徽藩的《風宣玄品》中（1539），這兩曲依然前短后長不分段，但指法改動了。到明中葉以后，楊表正《琴譜真傳》（1585）的《高山》是四段，《流水》是八段（他加了旁注詞），這時在宮廷中供奉的《高山》也是四段，《流水》也是八段（據《藏春塢琴譜》1620），都和朱權所說宋代的分法相符。但是和楊表正譜距離只有十五年，在同一地點南京出版的楊掄《伯牙心法》（1600）卻把《高山》變成六段了。到了尹曄的《徽言秘旨》（1647，但他在萬歷間約1600左右就已有名于琴壇）又把《高山》分成八段了。從此以后，所有清代各譜的《高山》都是八段。

　　明清以來多種琴譜中以清朝唐彝銘所編《天聞閣琴譜》（1876年）中所收川派琴家張孔山改編的《流水》尤有特色，增加了以“滾、拂、綽、注”手法作流水聲的第六段，又稱“七十二滾拂流水”，以其形象鮮明，情景交融而廣為流傳。張孔山在《天聞閣譜》中撰有一篇小識說：“余幼師琴于馮彤云先生，手授口傳。所習各操尚易精熟，獨此曲最難。且諸譜所收《流水》雖然各別，其實大同小異，唯此操之六段迥相懸絕。余幼摩既久，始能聆其神趣。”由此看來張氏《流水》當另有傳本。據琴家考證，在《天聞閣琴譜》問世以前，所有琴譜中的《流水》都沒有張孔山演奏的第六段，全曲只八段，與《神奇秘譜》解題所說相符，但張孔山的傳譜已增為九段，后世琴家多據此譜演奏。

　　《高山流水》另有箏曲，雖同樣取材于“伯牙鼓琴遇知音”，但與琴曲風絡迥異。現有多種流派譜本，而流傳最廣，影響最大的則是浙江武林派的傳譜，旋律典雅，韻味雋永，頗具“高山之巍巍，流水之洋洋”貌。山東派的《高山流水》是《琴韻》、《風擺翠竹》、《夜靜鑾鈴》、《書韻》四個小曲的聯奏，也稱《四段曲》、《四段錦》。河南派的《高山流水》則是取自于民間《老六板》板頭曲，節奏清新明快，民間藝人常在初次見面時演奏，以示尊敬結交之意。這三者及古琴曲《高山流水》之間毫無共同之處，都是同名異曲，風格也完全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