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崇禎本《金瓶梅》的評改者當下主要有李漁和馮夢龍兩說，然“李漁說”明顯不合理，“馮夢龍說”又沒有提出證據，故在學界響應極少，反對的意見卻很多。筆者最近從明代關于“湯顯祖賞《金瓶梅詞話》”、湯顯祖與《金瓶梅》的關系以及崇禎本評語中的“情”與湯顯祖的“至情”說相當接近等幾個方面發現，崇禎本的評改者極可能為湯顯祖。并認為崇禎本《金瓶梅》底本是萬歷本的抄本而非刊本。

　　關鍵詞：金瓶梅；版本；湯顯祖；幽怪詩譚；至情

　　《金瓶梅》崇禎本寫定者是誰？評點者又是誰？這個問題和《金瓶梅》的作者一樣一直是個謎。但它不象《金瓶梅》的作者那樣有許多候選人，原因當然是它沒有留下哪怕是可以讓人索隱的線索，因此，對它的討論就相對寂寞。到目前為止，崇禎本的寫定者現在學界主要有三種說法。第一種是沈德符與馮夢龍合寫說；第二種是馮夢龍說；第三種是李漁說。而其批評者為誰只有馮夢龍與李漁兩種說法。

　　魏子云先生最早認為“沈德符與馮夢龍合寫說”，魏先生在《從金瓶梅的問世演變推論作者是誰》[1]一文中說：“所謂‘崇禎本’的金瓶梅，也改寫在天啟，梓行在天啟，參與改寫的人，極有可能仍是沈德符與馮夢龍這原班人馬。當然這都是設想之詞了。”

　　黃霖先生在1983年提出的“馮夢龍寫定與批評說”，黃先生在《〈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評點初探》[2]說：“我認為《新刻》的評點者為東吳弄珠客，即為馮夢龍并非捕風捉影。當然，現在沒有確鑿的證據，只能屬于一種推測。”現在黃先生在《〈金瓶梅〉詞話本與崇禎本刊印的幾個問題》[3]持同樣的觀點。

　　劉輝先生在1985《〈金瓶梅〉版本考》[4]年提出的“改寫者、批評者為李漁說”，證據主要是首都圖書館藏本《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第一百回圖后的題辭有“回道人題”四字，劉輝先生認為是“李漁的化名”，他說：“李漁在《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的圖后和正文之前，化名‘回道人’，加了這一頁題辭，使我們有理由作出這樣的判斷：李漁正是說散本《金瓶梅》的寫定者。”又，“李漁不僅是《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一書的寫定者，同時也作評者”。并得出“此書絕不可能刊刻于崇禎年間，而應當是清初，最早不能超過順治十五年”。吳敢先生《張竹坡與金瓶梅》[5]也主張李漁評點說，胡文彬先生《金瓶梅書錄》[6]完全贊同劉輝先生說。

　　然而許多學者不同意這種觀點。王汝梅先生為其中的代表，他提出了許多理由來反駁這個觀點，（詳見其《王汝梅解讀〈金瓶梅〉》[7]之《李漁不是〈金瓶梅〉崇禎本的評性者》，筆者覺得王汝梅先生的論據中最有挑戰性的一條是謝肇淛在萬歷四十五年（1617）前后已經看到了《金瓶梅》崇禎本。謝肇淛在《金瓶梅跋》中說：“書凡數百萬言，為卷二十。”[8]我們知道，詞話本與崇禎本的區別很多，但前者是十卷而后者為二十卷是一個極為重要的差別。則謝氏看到這個本子應是崇禎本的前身。而李漁生卒年為1611-1680，謝肇淛生卒年為1567-1624，即使謝氏看到崇禎本前身的時間為其卒年1624年，李漁也只有13歲，是不可能評改的。否則的話，只能說謝氏看到的本子與現在崇禎本是相差很大的本子，而現在沒有實物證明二十卷本的《金瓶梅》之間相差太大。而且據馬泰來先生考證說：“謝肇淛是在萬歷四十四年（1616）至四十五年（1617）這兩年內，在北京自其工部同僚丘志充處借得《金瓶梅》抄本，并撰寫《〈金瓶梅〉跋》。”[9]如果真是這樣，李漁才是幾歲的孩子，更不可能評改。

　　齊魯青先生《明代〈金瓶梅〉批評論》[10]認為批點者待考。王輝斌先生《〈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考論〉》[11]認為馮夢龍、李漁兩說均不能成立。

　　除了這三家說法以外，似乎沒有別的觀點了。雖然有人批評考證《金瓶梅》的作者太多太濫，但這些嘗試無疑是向真理的一種逼近。因此筆者不揣淺陋，就這個問題提出自己的看法。筆者認為崇禎本的評改者為湯顯祖。

一、崇禎本《金瓶梅》的評改者為湯顯祖

　　證據一：《幽怪詩譚》提到“湯臨川賞《金瓶梅》詞話”

　　《幽怪詩譚》為明代文言小說集，六卷。題“西湖碧山臥樵纂輯，栩庵居士評閱”，編者真實姓名不詳，卷六《太真辨誣》條，開篇為“萬歷戊申上元日”，即萬歷三十年六年（1608）；《廢宅聯詩》又有“萬歷壬子秋日”，即萬歷四十年（1612），知成書于是年之后[12]。《幽怪詩譚》向無著錄及研究。目前知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兩卷殘本、日本存六卷全本，另外還有揚州古籍刻印社1988年影印鈔本。此書前有崇禎己巳（1629）聽石居士《小引》，擇其與本文相關者錄如下：

　　嘗讀袁石公集于吳門，詩藝一概抹殺，獨謂“掛枝兒”可傳不朽……不觀夫李溫陵賞《水滸》《西游》，湯臨川賞《金瓶梅詞話》乎！《水滸傳》，一部《陰符》也。《西游》，一部《黃庭》也。《金瓶梅》，一部《世說》也。[13]
　　我們知道，李贄在小說史上是以批評《水滸傳》、《西游記》出名的。甚至還有說他評點過《三國演義》的。關于是李贄評點了《水滸傳》等小說還是葉晝評點的，這是現代學術上的一段公案，茲不贅述。但從明代到今天，李贄是評點過小說的大家是公認的，或者說大家都“認為”是李贄評點過小說，所以“李溫陵賞《水滸》《西游》”是指李贄評點了它們，因為事實上我們從李贄的作品中看不到李贄稱贊《西游記》的話，就是稱贊《水滸傳》也不過偶爾一兩次，影響決沒有評點大。同樣的理由，《小引》稱“湯臨川賞《金瓶梅詞話》”也暗指了是“湯顯祖評點了《金瓶梅詞話》”，因為不可能只是湯顯祖在某個場合隨便“稱贊”了《金瓶梅》一句話就得到了“湯臨川賞《金瓶梅詞話》”這樣一個效果，如果那樣的話，影響太小了，或許也不值得說。而稱贊過《金瓶梅》的人可不少，比如袁宏道在《與董思白書》就說：“《金瓶梅》從何得來？伏枕略觀，云霞滿紙，勝于枚生《七發》多矣！”[14]而這個《小引》中開頭就提到袁宏道，“嘗讀袁石公集于吳門，詩藝一概抹殺，獨謂‘掛枝兒’可傳不朽”。由此看來這個聽石居士對袁宏道稱贊《金瓶梅》的話當不會陌生，為什么單單說“湯臨川賞《金瓶梅詞話》”？又，董其昌也稱賞過，如袁中道《游居柿錄》說：“思白曰：‘近有一小說，名《金瓶梅》，極佳。”[15]
　　再進一步說，湯顯祖生卒年為1550-1616，而這個聽石居士在1629年寫的《小引》，可以肯定的說，兩人曾經共同生活在一個時間段中，當時人傳當時事，諒無大謬，可信的程度還是較高的。我們還不排除這個聽石居士就是《幽怪詩譚》的作者（這在古代小說中是常有的事情），如果二者真是一人，則開篇寫道“萬歷戊申上元日”，即萬歷三十年六年（1608），則他與湯顯祖的年代就更加接近，因此也就可信了。所以，筆者認為湯顯祖很可能評改了《金瓶梅詞話》。

　　或曰：“你說湯顯祖評改了《金瓶梅》，為什么《小引》說‘湯臨川賞《金瓶梅詞話》’？二者不是一個版本。”筆者認為這并不矛盾。這恰恰說明了湯顯祖是以《金瓶梅詞話》（抄本）為底本來評改出了崇禎本《金瓶梅》。因為當時流行的只有詞話本《金瓶梅》，所以當時人仍然以《金瓶梅詞話》稱之，《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或是湯顯祖命名的，或許是后來人（書商？）命名的，即使是湯顯祖命名的，也是當時傳聞不廣，時人不知。再者，“湯臨川賞《金瓶梅詞話》”本身并不矛盾，湯氏賞（評改）的是《金瓶梅詞話》，產生的是崇禎本《金瓶梅》。

　　或又說：“湯顯祖的名氣很大，不排除托名的可能。”我們知道，如果托名的話應該是崇禎本《金瓶梅》署上湯顯祖的名字，而現在的情況是崇禎本的《金瓶梅》是無名氏評改的，若不是《小引》記載，幾乎沒人知道這件事，這樣的托名有何意義？

　　證據二：湯顯祖與《金瓶梅詞話》的關系

　　上面已經說了湯顯祖評改過《金瓶梅詞話》，現在又來說湯氏有機會看到過《金瓶梅詞話》好象邏輯混亂，其實不然，這里進一步說明前一條理由是可靠的，是有事實依據的。

　　徐朔方先生的《湯顯祖和〈金瓶梅〉》[16]詳細考證了湯顯祖與《金瓶梅》的關系及湯氏在創作中受到《金瓶梅》的影響。美國學者芮效衛先生更是作出大膽的設想，他有篇文章是《湯顯祖創作〈金瓶梅〉考》[17]。筆者仔細閱讀了二位先生的文章，覺得他們的結論全部或部分可以用來作為本文的論據。但是即使如此，筆者完全不贊同芮效衛先生的結論。對于此，徐朔方先生有專文《〈湯顯祖著作金瓶梅考〉的簡介和質疑》[18]來論證。除此之外，筆者還發現一條徐先生沒有發現的重要證據來證明《金瓶梅詞話》決非湯顯祖所作。我們知道，在《金瓶梅詞話》中有個小優叫李銘，也叫李日新[19]，這個人是下等妓院的主人也是賣唱為生的，在舊社會是被稱為“烏龜王八”的，但湯顯祖的祖父“懋昭，字日新，號酉堂”[20]，如果是湯顯祖創作《金瓶梅詞話》，他怎么會把祖父的名字用在這樣一個人身上呢？顯然，《金瓶梅詞話》不是湯氏所作。注：崇禎本這些地方沒有改動，仍然作“李日新”。

　　下面筆者主要利用徐先生文章的材料來作為自己的證據。我們知道，在《金瓶梅》的早期流傳中，麻城劉家與諸城丘家藏有《金瓶梅》抄本的全部，而湯顯祖不僅和麻城劉家相交甚密，還有機會看到劉家的藏書，其中就包括《金瓶梅詞話》。不妨把徐先生的文章抄錄如下：

　　臧懋循為了編印《元曲選》，曾在劉承禧家借抄內府本元代雜劇二三百種。臧氏又說，劉氏藏本“其去取出湯義仍（顯祖）手”。湯顯祖和劉守有、梅國禎兩表兄弟是同年進士，交誼很深。《詩文集》卷四十八《答陳偶愚》：“弟孝廉兩都時，交知惟貴郡（黃州，麻城是它的屬邑）諸公最早。無論仁兄、衡湘（梅國禎）昆季，即思云（守有）愛客亦自難得。三十載英奇物化殆盡。炙雞絮酒，遠莫能致。”湯顯祖追憶少壯時的友情，真切動人。《哭梅克生（國楨）》說：“長安醉臥雪霏微，共枕貂裘覆衲衣，”這是他們在北京應試時浪漫生活的寫照。《問棘郵草》收錄湯氏二十八歲到三十歲作品，其中有一首《秋憶黃州舊游》。湯氏為劉、梅兩表兄弟所寫的詩如《長安酒樓同梅克生夜過劉思云宅》、《劉思云錦衣謝客服餌代諸詞客戲作》、《梅克生座中贈袁天臺暫歸廣陵》、《梅庶吉公岺席中送衡衡湘兄固安》等都是三十歲前后之作。他們既有親昵的友情，又同有留連花酒的文人習氣。湯氏既然可以替劉家校定元代戲劇，當然也可以讀到秘藏的《金瓶梅》全本。或者在麻城，或者在北京，應在萬歷初年，而不遲于湯氏中進士任南京時，即在1573——1584年之間。因為他們的交流局限于這一段時期，后來就難得同在一地從容相敘了。[21]
　　湯顯祖與劉、梅兩家的關系，馬泰來先生也有與徐朔方先生相近的結論。他說：“湯顯祖可能是成進士后，在北京觀政禮部時，替劉守有校定元雜劇的。劉守有死后，書物自然皆歸劉承禧。”[22]這些書物中就有《金瓶梅》。

　　徐朔方先生又進一步推測湯顯祖看完《金瓶梅》的時間。他說：“《南柯記》完成于萬歷二十八年庚子（1600）。湯顯祖《題詞》自署萬歷庚子夏至。《湯顯祖詩文集》卷四十七《答四十七《答張夢澤》證實〈題詞〉自署年月就是創作此劇的年月。由此可以推定湯顯祖至遲在這一年已經看完《金瓶梅》全書，而且在自己的創作中留下了它的影響。”[23]
　　以上是兩先生論證了湯顯祖在時間與地點上湯氏可能讀到《金瓶梅》全本，結論微有差異。筆者對兩先生所說的資料進行了核對，全部正確，因此他們的結論是可信的。既然湯顯祖可以讀到《金瓶梅》，又有資料顯示他賞過《金瓶梅詞話》，所以筆者認為崇禎本《金瓶梅》為湯顯祖所評改，而在此時湯氏就可能在評改《金瓶梅詞話》。

　　證據三：湯顯祖“至情”說與評點中的“情”論

　　每個作家都是“有情人”，但湯顯祖無疑比他同時代的作家更有“情”。“世總為情”[24]（《耳伯麻姑游詩序》），“人生而有情”“無情者可使有情”[25]（《宜黃縣戲神清源師廟記》），湯顯祖的《牡丹亭·題詞》是其“至情”的最好宣言：

　　天下女子有情寧有如杜麗娘者乎!夢其人即病，病即彌連，至手畫形容，傳于世而后死。死三年矣，復能溟莫中求得其所夢者而生。如麗娘者，乃可謂之有情人耳。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與死，死而不可復生者，皆非情之至也。夢中之情，何必非真?天下豈少夢中之人耶!必因薦枕而成親，待掛冠而為密者，皆形骸之論也。傳杜太守事者，仿佛晉武都守李仲文、廣州守馮孝將兒女事。予稍為更而演之。至于杜守收拷柳生，亦如漢睢陽王收拷談生也。嗟夫!人世之事，非人世所可盡。自非通人，恒以理相格耳!第云理之所必無，安知情之所必有邪！[26]
　　這段話的意思（或原話）在崇禎本的評點中幾乎全有。第72回中，西門慶對著李瓶兒的靈床作揖流淚，崇眉：情從何生？一往而深[27]，這和湯顯祖的“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何其相似！筆者考證，“一往而深”的最早的出處就是湯顯祖的《題詞》，也就是說，在以前沒有“一往而深”這個詞，在《世說新語》中用的是“一往情深”，二者意思雖然一樣，畢竟不是完全相同的。除了這個細節外，崇禎本的評改者喜歡用“情”來評點《金瓶梅》，略舉幾例：第4回崇眉“寫情處，讀者魂飛，況身親之者乎”；第5回崇眉“讀此而不發指心裂者，非情也”；第16回崇眉‘深情人必冷，瓶兒太濃太熱，豈深于情者哉”；第17回崇夾“薄情語”；第19回崇眉“雖瓶兒自取，然亦非情人舉止”；第39回崇夾“大議論反為情所掩，可悲”，這句話讓人覺得與上面湯顯祖的“自非通人，恒以理相格耳”接近。第67回崇眉“瓶兒之情，死后方深”，這好象是對《牡丹亭》杜麗娘“死而后生”的詮釋。第68回崇眉“情至語，楚人心鼻”，第75回崇眉“有此至情，不宜硬氣”之“至情”極似《題詞》中的“情之至”。第94回崇眉“滿腔幽情冷思”而在《牡丹亭》第14出就有“一點幽情動早”。第96回崇眉“春梅此時哭才情深，不哭則情淺”，崇眉“感金蓮而思敬濟，情生情轉，默默自知”；第97回崇夾“無情人語”，第98回崇眉“當此不動情，非人”，崇禎本評改者在評改時無意中留下的關于“情”的看法觀點與湯顯祖幾乎完全一樣，這也證明這個評改者當為湯顯祖。

　　證據四：湯顯祖看到過《玉嬌李》

　　筆者撰文《〈玉嬌李〉與〈續金瓶梅〉關系考論》來論證了《續金瓶梅》在很多關鍵性的地方都受到《玉嬌李》的影響，因此從《續金瓶梅》中可以稍窺《玉嬌李》的內容。下面分兩步來證明1、崇禎本《金瓶梅》評改者看過《玉嬌李》2、湯顯祖《牡丹亭》受到《玉嬌李》的影響。

　　1、崇禎本《金瓶梅》評改者看過《玉嬌李》

　　《金瓶梅》第55回中有這樣一段：

　　常峙節臨起身，向西門慶道：“小弟有一事相求，不知哥哥可照顧么？說著，只是低了臉，半含半吐。

　　崇禎本眉批：十弟兄中，惟常二尚有良心。[28]
　　《金瓶梅》中西門慶借給常峙節錢，所以才有了“常峙節得鈔傲妻兒”，西門慶借給常峙節錢以后，只有在《金瓶梅》第61回常峙節送給西門慶一些螃蟹和燒鴨等，這只是常峙節禮節性地酬謝西門慶，應該不能稱得上“有良心”，況且常峙節的酬謝除了巴結西門大官人，不排除他想有從西門慶那里獲得更大利益的企圖。果然，西門慶又約應伯爵等人湊分子給常峙節賀喬遷之喜，賀喬遷之喜是要給主人錢或物的。

　　揣摩崇禎本評改者“常二尚有良心”意思，常峙節在十弟兄中，不象應伯爵等忘恩負義，以后曾幫助過西門慶或西門慶一家人，這樣才稱得上“有良心”，否則的話，送螃蟹等也稱為“有良心”就成了黑色幽默，崇禎本評改者洞達人情世故，斷不會輕易以“有良心”許人！在《金瓶梅》中“有良心”的人還真不多，尤其西門慶的“十兄弟”，歷來是諷刺的對象，哪來的一個“有良心”的結拜兄弟？

　　如果我們的推測不錯，崇評者應該看到過常峙節報答西門慶。崇評者從哪里看的呢？我們首先想到他應該從詞話本或崇禎本看的，但這兩個系統的本子都沒有常峙節報答西門慶的情節，也許有人推測崇評者可能看過詞話本的初刊本，但這個本子誰也沒有見過，無從推測。按，初刊本是否一定有不可知。筆者猜測當是《玉嬌李》中有這一情節。因為在《續金瓶梅》第5回中有常峙節幫助西門慶過奈河的情節。西門慶因罪惡極大，不能過奈河，這時常峙節出現了，請西門慶吃飯并護送其過河。小說第5回這樣寫道：

　　原來是常時節，與西門慶窮時拜交十兄弟之數，雖是窮光棍，一生老實無用，只有人騙他的，不會騙人。因此，西門慶家也不多去。后來窮極了，虧應伯爵說著，西門慶周濟他五十兩銀子——這是西門慶的好處，前年常時節死了，西門慶又助他一口棺木，所以今日遇見西門慶親熱不同。這是人情，即是報應。[29]
　　“常時節”與“常峙節”有異是版本的不同。由上所述，這樣常峙節才稱得上“有良心”！在時間上崇評者不可能看到《續金瓶梅》，但他可能看到《玉嬌李》，也就是說，只有《玉嬌李》有“常峙節報答西門慶”的情節，崇評者才可能說“常二尚有良心”的話來，否則，這句話從何而來？也就是說《玉嬌李》中有常二報答西門慶的情節，不但影響了丁耀亢的《續金瓶梅》，而且影響了崇禎本評改者。

　　2、湯顯祖《牡丹亭》受到《玉嬌李》的影響

　　徐朔方先生在《湯顯祖和〈金瓶梅〉》指出了湯顯祖的《南柯記》與《牡丹亭》均明顯了《金瓶梅》的影響[30]。其實，我們仔細推敲，發現《牡丹亭》也受到了《玉嬌李》的影響。

　　湯顯祖的《牡丹亭》與《續金瓶梅》情節上有個極為相似的地方，限于篇幅，簡介如下：《牡丹亭》[31]第17出《道覡》中有個石女嫁了陽具特大的男人，但不能同房，出家做了道姑；同樣在《續金瓶梅》[32]第47回金桂也是個石女，也遇到一個陽具特大的男人，因為不能交合，出家做了尼姑。而且在風格上，《牡丹亭》整出戲用《千字文》上的話來打諢；而《續金瓶梅》中用《四書》上的話來打諢。這樣的情節在小說中少見，可以說，兩人暗中巧合的可能性不大，一般來說只能是丁耀亢看了《牡丹亭》，但丁氏在《續金瓶梅借用書目》是沒有提到《牡丹亭》。丁耀亢在《續金瓶梅借用書目》連屠隆的《曇花記》都列出了，如果借用過《牡丹亭》，他不會不列出的。因此丁氏是借用的《玉嬌李》中的情節。因此得出，湯顯祖也是看過《玉嬌李》的，也就是說兩人都是受《玉嬌李》的影響的。經筆者考證，《玉嬌李》中有潘金蓮的后身為石女的情節。《玉嬌李》與《金瓶梅》的關系極為密切。成書年代也相差不遠。從上述兩方面來看。這個崇禎本評改者看過《玉嬌李》，而湯顯祖也看過《玉嬌李》，這也可以說明湯顯祖為崇禎本評改者。

二、兩個問題及推衍

　　1、崇禎本以萬歷本的抄本（非刊本）為底本（10卷本與20卷本問題）

　　這個問題是個老問題。簡單的說，分為兩派，一派認為崇禎本是以現存的萬歷本為底本，是父子關系。理由主要是前者比后者在形式整齊、語言上流暢；一派認為兩者有個共同的底本，即初刻本，兩者的關系是兄弟或叔侄關系，并且說萬歷本未出時，謝肇淛已經提到20卷本，而20卷本是崇禎本的最重要特征之一。

　　筆者以為崇禎本是湯顯祖以《新刻金瓶梅詞話》抄本為底本評改的，不是以現存《新刻金瓶梅詞話》的刊本為底本評改的，上面談到湯顯祖在1573——1584年與劉、梅兩表兄弟在一起時就開始見到《金瓶梅詞話》并評改的。也就是說，崇禎本并不是等到詞話本刊刻以后才出現的，而是在未刊刻前出現的。

　　筆者認為崇禎本的底本為萬歷本的抄本，在這個問題上，筆者與黃霖先生的看法一致而稍有區別，即：黃先生認為“目前所見的崇禎本必據目前所見的《新刻金瓶梅詞話》修改而成”[33]，而筆者認為不是刊本而是抄本。認為是刊本就不能解釋謝肇淛在《金瓶梅跋》中說“書凡數百萬言，為卷二十”。據前面馬泰來先生考證，謝氏寫這句話的年代為為1616-1617年，而按東吳弄珠客的《金瓶梅詞話》的序中說刊刻于1617年。這顯然矛盾。

　　有人說：“就兩種版本互相校勘的結果來看，兩本同引他書（如《水滸傳》）的地方，間有‘十卷本’錯漏處‘廿卷本’不錯，又有此‘十卷本’脫行、錯簡的地方，‘廿卷本’不誤，這都不是父子本說所能解決的。”[34]其實這個很好理解，且不說在版本上有“后出轉精”的術語，而且就湯顯祖的能力，對《水滸傳》不會陌生，即使陌生，這些書也不是難見之書，拿一本書對照就解決問題了。至于其他兩個本子之間的關系，茲不討論，因與本文討論的抄本無關。

　　2、謝肇淛的20卷本《金瓶梅》從何而來

　　我們知道，謝肇淛是從邱志充那里得來的20卷本《金瓶梅》，那么邱志充又從何處得來？這個問題一直是個謎。筆者認為當從湯顯祖那里輾轉而來。文獻有沒有記載湯、邱二人的交往現在暫時不清楚，如果有的話朋友之間互相借書是很正常的事情，如果沒有的話卻也不妨礙湯氏之書到邱氏那里，他們有共同的朋友，可以通過朋友來間接借閱。據文獻記載，湯氏與邱氏至少有一個朋友韓求仲。《湯顯祖評傳》中載：

　　可能在同一年，即萬歷三十八（1610）年，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侍讀學士湯賓尹被任命為會試同考官。據說考試中發生作弊情況，原因是湯賓尹對考生韓敬有私心。韓敬考取為狀元，不久湯賓尹和韓敬被彈劾，先后罷官。湯顯祖竭力為韓敬辯誣，他的《寄韓求仲（敬）》信說：“不佞顯祖款啟寡識之人，忽見門下應制諸作，風骨情神，高華巨麗，晻藹流爛，若刃之發于刪，而鐻之疑于神也。橫目之徒，皆足驚殊嘆異。而所遇稍有心期者，反復疑誹，力巨者逾甚。不佞所以辯說贊唱百端，覺為衰沮。第云子善于宣城乃爾。不已冤乎”。宣城指湯賓尹，他被東林黨指為宣黨，這是從當時政治派系的較量著眼。湯顯祖則從韓敬的才學著想，認為說他作弊是天大冤枉。這是他同東林黨的唯一分歧。這次爭論本身并不具有原則意義。韓敬在湯顯祖去世后五年，編刊了《玉茗堂全集》。[35]
　　從中可以看出，兩人關系也不一般。考邱志廣《柴村全集》之《山西懷來道傳》載：

　　公，諱志充，字介子，號六區。……為孝廉，落魄章臺柳中，每與茂宰公同上公車，以嚴見憚，庚戌（1610）獨行先北上，攜艷妓紫衣者，揮鞭唱紅樓絕妙好辭，抵燕與同年王季木二魁、金陵亞元張寶王等七人結南宮社，韓求仲榜登甲科，刻稿《浩然篇》，海內傳誦之，皇明名稿未有不黎（原文如此——筆者）棗及之。癸丑殿試授工部主政……右遷出都門為汝寧守。[36]
　　可見邱氏與韓氏也非泛泛之交。從時間上看，邱氏出守在1620年[37]，邱氏與韓氏交往是庚戌年（1610）（或稍后），湯氏與韓氏至少在萬歷38年（1610）以前就認識，而馬泰來先生考證謝肇淛在1616-1617年之間從邱氏得到書并寫《〈金瓶梅〉跋》的，這七、八年之間有足夠的時間讓湯顯祖評改的《金瓶梅》由韓求仲傳到邱志序手中。我們按時間順序來排列一下。

　　湯氏從麻城劉家得到看書在1573——1584年之間，在1610年之前與韓求仲相識，在此年或稍后，韓氏與邱志充相識，而志充是個放誕風流的人，這也難怪他對《玉嬌李》與《金瓶梅》之類的書如此鐘情，當有可能通過韓氏得到湯顯祖評改的《金瓶梅》，這個時間不晚于1616或1617年，也就是謝肇淛寫跋的時間。也就是說，謝氏從邱志充得到的是湯顯祖的評改本，也就是后世稱為崇禎本的《金瓶梅》。

　　總之，筆者認為崇禎本的《金瓶梅》的評改者為湯顯祖，崇禎本是以萬歷本的抄本為底本的，在萬歷本沒有刊刻時，兩個本子已經共同存在了。

注釋：

[1]魏子云：《金瓶梅的問世與演變》，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81年版。

[2]黃霖：《〈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評點初探》，《成都大學學報》1983年第1期。

[3]黃霖：《〈金瓶梅〉詞話本與崇禎本刊印的幾個問題》，河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1期。

[4]劉輝：《〈金瓶梅〉版本考》，徐朔方、劉輝編《金瓶梅論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86年。

[5]吳敢：《張竹坡與金瓶梅》，百花文藝出版社，1987年版。

[6]胡文彬：《金瓶梅書錄》，遼寧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7]王汝梅：《王汝梅解讀〈金瓶梅〉》，時代文藝出版社，2007年版。

[8]朱一玄：《金瓶梅資料匯編》，南開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179頁。

[9]馬泰來：《諸城丘家與〈金瓶梅〉》，《中華文史論叢》1984年第3輯，第205頁。

[10]齊魯青：《明代〈金瓶梅〉批評論》，《內蒙古大學學報》（社科版）1999年第1期。

[11]王輝斌：《〈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考論〉》，《新疆師范大學學報》（哲社版）1999年第4期。

[12]劉世德：《中國古代小說百科全書》（修訂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6年版，第700頁。

[13]聽石居士：《幽怪詩譚·小引》，轉引吉林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編：《金瓶梅藝術世界》，吉林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5-6頁。

[14]朱一玄：《金瓶梅資料匯編》，南開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157頁。

[15]朱一玄：《金瓶梅資料匯編》，南開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79頁。

[16]徐朔方：《湯顯祖和〈金瓶梅〉》，徐朔方著：《論金瓶梅的成書及其它》，齊魯書社，1988年版。

[17]芮效衛：《湯顯祖創作〈金瓶梅〉考》，徐朔方編選：《金瓶梅西方論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18]徐朔方著：《論金瓶梅的成書及其它》，齊魯書社，1988年版。

[19]《金瓶梅詞話》（會評會校本），戴鴻森，人民文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266頁、第572頁、第678頁。

[20]徐朔方：《湯顯祖年譜》（修訂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頁。

[21]徐朔方：《湯顯祖和〈金瓶梅〉》，徐朔方著：《論金瓶梅的成書及其它》，齊魯書社，1988年版，第25-26頁。

[22]馬泰來：《麻城劉家和《金瓶梅》，《中華文史論叢》1982年第1輯，第116頁。

[23]徐朔方：《湯顯祖和〈金瓶梅〉》，徐朔方著：《論金瓶梅的成書及其它》，齊魯書社，1988年版，第23頁。

[24]湯顯祖：《湯顯祖全集》，徐朔方箋校，北京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110頁。

[25]湯顯祖：《湯顯祖全集》，徐朔方箋校，北京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188頁。

[26]湯顯祖：《牡丹亭》，徐朔方、楊笑梅校注，人民文學出版社，1963年版。

[27]朱一玄：《金瓶梅資料匯編》，南開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335頁。以下引文不出注。

[28]《金瓶梅》（會評會校本），秦修容整理，中華書局，1998年版。

[29]丁耀亢：《續金瓶梅》，《古本小說集成》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30]徐朔方：《湯顯祖和〈金瓶梅〉》，徐朔方著：《論金瓶梅的成書及其它》，齊魯書社，1988年版。

[31]湯顯祖：《牡丹亭》，徐朔方、楊笑梅校注，人民文學出版社，1963年版。

[32]丁耀亢：《續金瓶梅》，《古本小說集成》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33]黃霖：《〈金瓶梅〉詞話本與崇禎本刊印的幾個問題》，河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1期。

[34]石昌渝：《中國古代小說總目·白話卷》，山西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68頁。

[35]徐朔方：《湯顯祖評傳》，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205頁

[36]邱志廣：《柴村全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補編》第97冊，齊魯書社， 1997年版，第532頁。

[37]馬泰來：《諸城丘家與〈金瓶梅〉》，《中華文史論叢》1984年第3輯，第207頁。

（作者單位：復旦大學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