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章　雅言伴生雅樂，思維素材之言辭，曾不亞于文辭；言工傳心，歌敘猶得性理；心與文接、冊書形質并進，唱誦相兼；事涉“易讀難讀”，緣辭臣詩編或左史紀言。《書》之發生、發展由史詩說可得真相，朱熹論《書》與此不謀而合，而真偽“三分論”則謬

　　《匯纂》引薛季宣：“伏羲時但有卦畫而無文辭。文辭實始于《書》，故凡言德言圣言神言心言道言中言性言天命言誠言善言一之類，諸性理之言多見于《書》。”可見古人所慮，亦有及史傳與言辭文辭之相關。但其言下之意，《書》既起于虞朝，該時文辭便即有，則不然。而性理之抽象固與語文照應，唯言語原非一無功能如是也。且文辭并不一時頓起，乃亦孕育有期。而刻木之政、歌傳之教，尤不一概絕緣于性理。心、性之事、理，洵漸趨益明耳。夏廷之雅言（伴生夔制雅樂），作為思想素材，嘗不亞于文辭，如《大禹謨》言訓鏗鏘，猶勝于文辭也。乃雅言由思維而得，又為文辭概念之基礎，進而推進思想也。

　　言辭之比對文辭，曾多曲奧其形、質，舉如《益稷》言有罪“撻以記之，書用識哉”之“書”。《益稷》出《虞書》，而文辭成于殷商，唯句中之“書”卻不必為殷人始有。先前之圖劃是亦稱“書”，蘇東坡“書為心畫”即遙貫此義。甲骨文“書”之形符從手，是從言語之本義，為動手刻劃、書劃之義；動辭嘗轉名辭，則“河圖洛書”是。乃見語辭也曾由本義而申他義，酷似文辭。故此“書用識哉”，宜當書劃標識解，非關文辭書籍也。

　　參《舜典》“象刑”之楊倞注：“異章服，恥辱其形象，故謂之象刑”。乃原始民剛直自尊，其心損莫大于受恥，有罪攸以“恥辱刑”之。此況為原態社會之人類學調查所普遍見。“書用識哉”，書劃惡圖于體膚衣服，以標識其可恥，信是虞朝之事、之言，而得傳。無疑，儒教“知恥”端于此。孟子尤說仁義禮智肇啟于惻隱、辭讓、羞恥、是非諸本性。猶見恥之“性”早現，恥之“理”愈趨明。無書籍之時，言語、圖劃亦曾示其性、理也。俟文言發生，“書”尤多義，不言而諭。概之，文辭進由言語、契符，功能相關，但二者并不一一對等其各自之衍義。

　　于表意功能論，言辭、文辭誠相去不遠，或前者嘗有時勝于后者，如《文心雕龍》有言構思易翻空，文辭難落實云云。其云構思之際，實心語之醞釀，去言語近而隔語文有距。猶老子嘗謂結繩足以傳道，圣人文章不過糟粕；禪宗不立文字直指人心則同意，而往往以祖訓、典故啟發覺悟耳。

　　言、文轉換之際，殷冊、《周書》思接虞、夏，于是史傳大義傳承不輟。然史傳形式之由詩裁而漸變為散文，則表里并進，唯形表之變化曾大于內質。即文字既生，《書》之辭、句、篇遂漸開生面，由此，《尚書》之后篇于是更有易讀難讀之分。難讀者，實屬新生之散文。事又涉《書》之實錄、追記說，以及今文、古文學；交錯混淆，而釋疑解惑則但憑歌敘真相之揭示。

　　冊籍初始，制作非易，適于存檔，傳播則未聞大用。而《書》之六體典謨訓誥誓命，或頒布行政，或立教垂世，兼入禮樂贊頌，仍多憑口傳延播，史詩并未一時全廢。就現存《商書》之大體言，可見仍近詩格，尤其古文家章句者。或見其篇什有以詩言與散文旁白之段落相間，則趨兼誦兼唱而前也。我國三大游牧族史唱，便常見其詩唱兼益辭誦，暨補以旁白之趨向。但此情見于《書》者，不免又關合文辭之發生。至于《夏書》抑具此情，輒恐后來傳詩人所加。如《胤征》開篇：“惟仲康肇任四海，胤侯命掌六師。羲和廢厥職，酒荒于厥邑，胤后承王命徂征。”即顯然后補。《書序》：“羲和湎淫，廢時亂日，胤往征之，作《胤征》”，得未具體；世代移換，事遠易淡忘，后人遂補白以免其詳情逸失。該篇續之則詩體工整如前示“告于眾曰”云云，庶幾歌、白兩兼之史詩典型。

　　特例有難以詩律繩之者如《盤庚》、周誥等。韓愈《進學解》：“周誥殷盤，佶屈聱牙”。古人因見盤篇聱牙不順而議辯紛紜，先《語類》：“疑《盤》《誥》之類是一時告語百姓。《盤庚》勸諭百姓遷都之類是出于記錄，至于《蔡仲之命》、《微子之命》、《冏命》，或出當時做成底詔誥文字，如后世朝廷詞臣所為者”云，余以為大得。出記錄者不便潤色，出詞臣者，賦句而文順宜傳誦，難、易兩讀之所以然者也。漢之今文經學以《盤庚》為追記，古文則主實錄。朱子于此從古文，并受啟發而言《書》篇難讀易讀之由起。并參朱子：“孔壁所出《尚書》，如《禹謨》《五子之歌》《胤征》《泰誓》《武成》《冏命》《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君牙》等篇皆平易，伏生所傳皆難讀。”所及易讀諸篇，幾乎詩賦原狀矣。其中《五子之歌》更為歌詩，較賦體更稱雅諧，而并列于《書》。“伏生所傳”所以難解，或系傳人誤讀，即誤會詩言為散文；又或如周誥者出王言之實錄，而王言不全似史宦雅言，是以尤拗口也。周誥輒見上半篇為史官交待事由，散言而易解；后半則實錄王言，往往難讀。后文于此有詳。

　　朱子辨《尚書》諸篇分難讀、易讀（承吳棫之說），后儒是以有認《盤庚》為真實，而疑易讀之古文諸篇為偽，卻忽略朱子嘗明其因由：“如后世朝廷詞臣所為者”語。按先古遒臣為傳史，正欲詩體易讀，并相沿成習而得其合樂之雅言；然《盤》篇為實錄王言，借用卜辭經驗，以散文出之，且受限于方言，新體也，反不如賦詩之通暢，故讀而難順（詳情見后文之專講）。然則典謨之敘史跨年，相比《盤》體之錄一時之語，前者類詩（經恢復為歌敘章句），后者類文，不亦朱學之一大驗。現代學者有將《尚書》三分，凡古文篇易讀者定性為偽造；凡殷盤周誥認作真；而《堯典》等則以為戰國人撰文；實煩冗費解。其實，第三類正乃歌敘體而誤讀如散文者，與古文賦篇別無二致。是“歌敘”悉脫書難矣。

　　《殷本紀》并《書序》輒載湯、伊尹、周公、成王、巫咸等俱曾作誥誓訓等。但不定親作，抑托于臣工者。此又宜參《語類》：“至若《周官》、《蔡仲》等篇，卻是官樣文字，必出于當時有司潤色之文，非純周公語也。”又古文《尚書》諸篇，易讀者居多，該類之構體便往往具史遒采編特征：擇多詩聯成賦篇，不亦又與朱說“詞臣所為”相合。而疑《書》者每言古文篇出晉人“湊泊”，恐又涉“采編”之誤會也。總之，朱熹論《書》每與史詩說不謀而合，而宜解惑《書》學。

　　周誥有以冊書實載王言，其周王之方言慣口（未用雅言），拗口更爾。周誥難讀，并非思想劇變，乃體裁生疏耳。散文初起，曾無規范，遂后人讀去，艱澀礙于句逗。西周之冊牘、篆籀一并曾為大乘之具，載文用行。證見《周書·洛誥》：“王命周公后，作冊逸誥”；又《周書·顧命》：“太史秉書，由賓階阝齊，御王冊命。”此情為虞、夏、商得未曾有。

　　依文化人類學常律，散文后于詩誦，由見《盤庚》為散文之蛹芽，尚遺詩跡些許；當時恐冊寫嘗幼，實錄之法，輒契符兼而口誦而已（矣朝廷穩定，文化繁榮，甲骨文成形，遂據符契追記入冊，其契符之解讀法，則可參今之納西東巴釋讀東巴文）。而周誥略得散文雛形，但文法稍遜，有似金銘之辭。可曉周誥雖違詩統，卻反為《尚書》史詩說之力證：進化之必由耳。

　　然而還可追深一問，《尚書》今文篇中也有后記與實錄之分，何以朱子又屢言今文篇俱難讀，古文篇都易解？此猶偽《書》者發難之端也。余以史詩說解之則易：但須將今文追記諸篇還原為詩體，如前文《堯典》之例，豈不一概易讀如故。此中關捩，乃在古文、今文兩家之章句差異。然則又可進一難：何以《孔傳》也仍有此難、易兩讀？曰：孔安國受伏生學在先也，發現古文冊在后，傳今文篇時便有慮尊其師說。且今文已立為官學，又且安國受武帝命傳《書》，須顧大局，不能盡由己意。是以孔壁中《書》與今文重復之諸篇，句讀大致從伏生。參《匯纂》引金履祥：“安國雖以伏生之《書》考古文，不能復以古文之《書》訂今文，是以古文多平易，今文多艱澀。”業已窺奧。事還涉《書》學之延傳及官學、私教、巫統之別情，則詳于后文。

　　另如“清華簡”，間見類方國所傳之《書》篇，因其置于儒學傳守正制之外，流變無準，自當別論。如其《金縢》篇比照《孔傳·金縢》，非但刪損甚多，更顯凌亂非邏輯。則方國逸冊之雅言耶，方言耶，詩言耶，散言耶，且待論辨耳（詳二二、二三章）。

　　一○章　歷經商典放散、周官下移，《書》冊雖版別錯落但非疑柄；　　殷士放散而食于方術，周官下野則演為百家；遂古文《尚書》流播多途、善本存世。科斗文承雅言篆字，隸古定則稽之有本，古文經何必抄撮而得，遂史詩說悉脫書難。

　　《尚書》為歌敘真傳，以“層累”、“倒序”疑《書》皆不成立，如上述。唯《尚書》之古文篇又被“集綴”說所疑，其論尤明清以來頗強勢，然而其論虛弱根基矣。一語點破：《書》先存于諸子，猶傳播多途，洵不俟集綴而后得。此則見下文。

　　鼎革之際，金銘輒遭銷鎔，殷商冊典之學則兩途分殊，一轉西周官學，另則野逸，蟄存私學與巫教。蓋殷士放散復為方巫，無祿而食其術于民間焉。《語類》略同此心：“大抵成周時于王都建學，盡收得上世許多遺書，故其時人得以觀覽而剽聞其議論。當時諸國想亦有書”云。度諸國之“書”，或分自宗周，又或襲由殷商放士。今之新出“清華簡”，恰證此論。由“清華簡”可曉《孔序》所言夫子精約《尚書》，刪除蕪雜，傳其要義亦乃實情；所刪落者，猶流播方國也。

　　《周書·多士》：“唯聽用德”、“移爾遐逖”云云，因知周廷尚德，據民意視天命，按文王《易》解卦，執周公所制禮，乃得商學精要而提升之，故不能俱留殷廷方士（加之其人或曾參與叛亂），而加遣散，商學固隨其往矣。其人則主陰陽卜筮、據典墳。合觀《周書·多方》：“告爾有方多士暨殷多士”云。尤參后文三○章之三監事。三監轄東地，殷胄則自稱東人（參《小雅·大東》）。三監事既息，周公又遣殷士往西，參《多士》“遷居西爾”云。又則《論語》見載之接輿、長沮、桀溺等等散士，稱名古僻，復荷蓧丈人務農而訓士，抑商士之后歟。復老子之師商容，想亦陰陽逸哲。非僅周廷放逸商士，乃暴紂時商臣已多逃散也。參觀《漢書·禮樂志》：“紂作淫聲，樂官師瞽抱其器而奔散，或適諸侯，或入于海河”云（比較美洲印加帝國巫師被西班牙人虐殺，其文史故庶幾亡佚）。

　　如《紀年》出戰國魏地，屬晉之方國遺學（三家分晉），其字古異，其學顯然接舊軌。還如《左傳》：“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猶涉商廷之遺檔。能讀者，難能罕有也，當言楚史識殷廷雅文。楚方盛于巫，其國史《梼杌》以神怪名，《莊子》尚言楚人龜卜，屈子《天問》則于神怪疑惑。又《楚世家》言成王封文王近臣后裔熊澤于楚蠻，則楚國之學有自正統，并蓄方邦巫學，乃可推知（“清華簡”則實證之，但其書寫趨隸變，非楚宮鳥蟲篆，乃較宮廷檔案等而下之者）。其學亦當影響后之江東之學，楚名士嘗頗趨吳越，范蠡、文種乃先例。傳周太王長子泰伯，次子仲雍，知太王欲傳位幼子季歷，遂結伴奔荊蠻，從者千余家，立太伯為君。后人以仲雍為吳始祖。諸事之約略涉晚《書》來歷，則待見后文。

　　顧頡剛、劉起釪于周公東征有專題研究，事涉殷文化播散，乃宜參觀。其大意：周公東征平叛，將叛族（殷胄及親殷之族）七分而遷：奄、薄姑族人遷江南；豐國人遷江北；淮夷、徐戎遷淮水、汾水；盈姓（嬴）族遷渭水西戎之地。而姬姓、姜姓則由渭、漢、伊、汝流域東遷進據原殷、東、徐、奄、熊、盈諸族之地，建立燕、齊、魯、衛及諸姬姓、姜姓小國，而新建之封國內尚留有殷人。

　　向言周禮因革商禮，其學術也不外此情：周之王官既整理、編選前朝史，且自《金縢》“史乃冊”，本朝史之載籍更正規。故疑古者或言《尚書》前半部無稽，自《周書》始可信；實則因后半部之明確、少缺，較勝于前編。然就內質言，如《周書》之天命觀、共主論，誠蟬蛻于《虞夏書》，又嬗遞于《春秋》，并不獨以“真”存，乃見帝道交接王道之實也。而周官之采詩播史布政則仍依舊制，故官學與巫逸方學互補亦然。便上廷之形聲造字法，也散播方國，以致諸國之文每每結字各從方言聲旁（參觀楊雄《方言》）。而周廷官學輒載籍，方學、巫統則兼口傳。后文有及古文《尚書》尤近口傳詩體，乃關聯《孔傳》傳承及晚《書》之可以取補外學，約與緯學補經相當。

　　春秋而下位僭越，禮樂趨壞。呂思勉概東周之紛亂：“春秋以降，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蓋時局再變，遂西周官學又復下移。史冊流散，學者傳抄，加之方國冊籍，當時泛稱“書”。參《說文》：著于竹帛謂之“書”。而《書》亦或專指上廷冊典，參《匯纂》：“林之奇曰：孔子之前，書之多寡不可得而見，《書緯》云孔子得黃帝玄孫帝魁之書，迄于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為《尚書》。斷遠取近，定其可為世法者百二十篇。”唯遺篇之《書》，推已換作篆籀古文，所謂“科斗”者也，筆劃弧曲勻稱，擬篆刻刀法，屬刻錄字系統。“刪書”事比“刪詩”，參觀《孔子世家》：“古者《詩》三千余篇，乃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禮義……三百五篇”。

　　《書》者，可與《尚書》等義，為特稱；又可泛稱冊籍，則侯國之史冊亦在內。由“清華簡”可見，至少戰國時，諸國各自存“書”甚伙，如“清華簡”中《楚居》之類。此與孟子所言晉之《乘》、楚之《梼杌》、魯之《春秋》云云合。而《書緯》所言三千余篇，自帝魁而至秦穆公者，則上廷之書，非諸侯國史。若今本《尚書》末篇《秦誓》，帝廷史官采自方國之特例也，編排亦在三代帝系年序之外。王充《論衡·正說》：“《尚書》者，以為上古帝王之書。”復王先謙《尚書孔傳參正》開篇：“《尚書》，《藝文類聚》引《春秋說題辭》云：‘尚者上也，上世帝王之書也。’又云：‘《尚書》者，二帝之跡，三王之義……’”云云，上世與上廷之二義俱矣。《書》出上廷王官，而為士子誦學；俟其逸播，則教而無類，學而無類矣，但不必每每正傳無歧。

　　上述殷冊之傳遺周廷，并且逸散社會；及西周官學又復下移，兩番變局，影響《書》學蓋多面。如相關古文《書》之奇字，及諸本之異辭等等，唯此不過枝節耳。而尤及古文《書》與諸經之重義，與諸子之疊言，則根本也，晚《書》之動搖因此。茲分別解釋于下文，乃見史詩說悉脫《書》難。

　　依前述，殷人始有冊典，則知史詩之首次整理選載，經由殷宦。而比較遺世之商、周金文，見其字形在演化中；想必冊典之字，初則摹寫刻劃符，進而演向篆筆繁雍。二則彼商典與此周冊之書體固不必一致無二，而兩類冊書都曾逸散，遂都埋伏筆于后世。而儒家之“科斗文”，所以意在規范典籍書寫，應時而有，尤其秋之際方國文化復興，書不同文甚矣。

　　參《宋微子世家》載事：商遺賢微子被周廷封于宋，率商遺民。及《孔子世家》：孔子之宋，學商禮云。是故孔子經手之六經，得雅廷真傳，天下學士服膺。殷廷官冊，俟其放散，其傳抄者，應有趨共其方國文字。又待西周官學下移，情況復類前。儒家正宗，傳以科斗古文，篆體也。如“清華簡”等，則已然“隸變”，但具楚字特徵。而楚王廷以鳥蟲篆為正規，隸變則方士俗寫也。于是知世遺之《書》，諸本之文，遂生朝野之別版、地方之特殊、家數之參差，而百家之征援亦遂見同異。

　　至若孔壁“科斗文”，當源自周官正統尤規范之，參《說文·序》所及之“史籀”；儒家用為典籍書體，近于金文古籀：筆勢圓弧與垂針，狀似蝌蚪（旁參楚人有“鳥篆”）。自漢而古文《書》出魯壁，孔安國理為“隸古定”，用隸書筆劃改寫蝌蚪文（即班固所謂“中古文”者）。古文《尚書》經漢魏之傳承，又經江東之流傳、集理，于是見今、古諸本文字有差異，并古文本中間見奇字，其成因原關上述經歷，實不足偽疑矣（新出之“清華簡”，不亦奇異字迭出）。再如清代碑學家搜得歷代各地之怪異字體，仍見不可思議處。加之《書》嘗不廢口傳，學派各自約于方言；后來輯修，口、文相傳，也必互見錯落。凡此而參《方言》，其理尤遂曉白：先秦文字，形聲結體，輒從鄉音，諸國名物，異聲別字比比多。而通假流行，益遺迷猜。殊如“典”字，隸古文有異體加竹頭或草頭，曾倍受質疑。恰“清華簡”正見草頭之“ ”，真相大白。江聲《尚書集注音疏》有言可參：“音以方俗而殊，言以古今而異，或一字而解多途，或數名而同一實”云云。

　　再者，因流傳之曲折，《書》自古文應已有異本。至伏生將古文移作秦隸，世稱今文《尚書》。孔安國又得古冊而理為隸古定。今、古文之家數門派于是迭出互競。據“清華簡”而推東周之初，冊書已趨俗寫隸變，儒家遂用科斗古篆為經籍定本，以求正傳。但秦漢間隸寫已成定勢，故伏生、孔安國不約而同改以隸書為定本（孔安國“隸古”兼古兼隸，詳后文）。而至唐代，楷書勢成，唐石經終于改隸為楷，唯學者于其擇字向有詬病。東晉學者集理前遺，為流傳至今之《孔傳》。唐石經既改《孔傳》之篇作楷書，后世諸版遂皆據此。字體之幾度轉換，擇字則取義舍音，而詩賦之韻法可能因此損缺。《匯纂》甚爾引傳說：“晁錯以伏生不曾出，其女口授，有齊音不可曉者，以意屬成”云云，類此之事皆相關。中、近之世雖有作音釋韻疏，亦已難追古誦矣。唯《五子之歌》例外，因其一向以歌詩傳，韻修反當增益之。史詩說猶涉韻讀，故此與別字異辭等事并及之（詳后文二一章）。

　　又，《藝文志》載劉向以中古文本對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今文，言今文本“《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率簡廿五字者，脫亦廿五字。……文字異者七百有余，脫字數十。”復參“清華簡”《金縢》較之《孔傳·金縢》更殘損多多。并劉歆《移太常博士書》過今文：“因陋就寡”，“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未師而非往古”云云。可見古文經學于諸本之異同，取法考證修訂，俾臻完善；今文卻“抱殘守缺（劉歆語）”，甚爾依勢強辭，抑官學之不免如是。劉向、劉歆父子為朝廷整理秘閣藏典及民間獻書，大得逸學之精要，故能取信學界，顯赫一代。

　　至明清，今文學者以晚《書》（即《孔傳》）與諸經及諸子之言有重而詬病之，指為綴集，幾令古文廢，則大義所系，更不可不辯；既辯，說以史詩唯力，請詳下章。而上述錯文異字之枝節，亦曾牽動此主干。

　　一一章　王學兩度下放，《書》已然學術公器，故其勢必相重諸經、諸子；思想同源而表述各異，亦然文化史常規；以“集綴說”否證古文《尚書》貌似有據，其實無稽。《孔傳》之大局、細節俱相契先古實情，乃古文經學考稽深究攸得

　　偽《書》說攻《孔傳》，尤指其古文篇章每見與儒家他經及先秦子學重義疊言，而判其成于拾綴輯聯。然余持史詩說，則見彼互文等義乃出當然：口傳之墳典索丘既挪至冊典，又經商學放逸、周官下移，《書》已然學界公器，各家是故無不徵援；更且“經即史”，諸經又怎須臾離《書》。如“清華簡”有《傅說之命》三篇，與古文《尚書》之《說命》三篇合，則大破《孔傳》出采集之說：原來戰國已有之矣，何待東晉人采諸子言而編集成文。加之三篇分編，正與《書序》一致，亦見今文誤而古文正（指伏生之“誤合”）。

　　儒學源出西周史官，古文經學謂六經皆史，則經之濫觴于史，治法得自教訓，是其要義。諸經不免遠襲冊典，近取竹帛，故與《書》輒互見。《禮》《春秋》如是，若《周書·洪范》亦所以與《易》通髓，而見陰陽五行之體用大端。蓋文王演《易》有資商冊，是以《易》與《書》同其遠祖；初合體，既分，又互用。參見《匯纂》引薛季宣：“《洪範》篇造化氣數天理人事，皆具《易》之《書》也。”《易》又自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古今盛衰之憂也，《誥》《訓》憂患之言切切。更《洪範》在今文，唯其著相重于《詩》、《墨子》，兼且諸子殊多引用（參后文二九章），豈獨古文《尚書》相重他著耶。

　　六經淵源先冊，且無疑前孔子而存。參《莊子·天運》：“孔子謂老聘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為久矣。”治學久然后刪修也。夫子猶自白：“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研習，神會，擇要轉述、精解先籍而已矣。是故諸經與《書》重言，尤不必疑焉。如《春秋》，為史而紹《書》之志，雖數六經之晚成，曾亦先載于孔子。至若《左傳》益《春秋》之事，《谷梁》《公羊》闡《春秋》之義，猶涉《書》而言，或援引及《書》，所據當大致為夫子既修之《書》。類似者如《孟子》、《荀子》，則緣其家數門派；但諸子他家未必，而兩可于先存之《書》與既修之《書》。

　　綜上所述，先秦儒典與《書》或者交神，或者互辭，事在當然，而今文、古文皆然。經統計，《周書》之《洪範》、《康誥》，分別為先秦文獻稱引十九次及三十一次，列最多被引徵之篇。而該兩篇卻都為今文所有。更見《匯纂》引陳第：“《左》、《國》、《禮記》諸書稱引二十五篇（指今文《尚書》）彬彬俱在，今謂作古文者采綴為之，是倒置本末而以枝葉作根干矣。”辯甚聰明。閻氏《疏證》者流，假設前提謂古文《尚書》“剝拾”先秦，而將其文對照諸經、諸子，凡見同異，無不用以證偽，縱推說繁密，終難脫枝葉之譏。

　　較之先秦子學，“書”固亦先存；諸子習“書”而相熏，因于各自著述每見《書》義。《史記》：“《書》缺有間矣，其軼乃時見于他說”，有道實情。又參錢穆《中國史學名著》：“孔子以前，春秋時代，賢人大多讀詩、書，在《左傳》上可看到。”再觀《禮記·經解》：“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潔凈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此又孔學未泛時之事。賢者修學、教化而外，習詩書以干人主取爵祿者也不少乏，或以王公、霸主僭越禮制、詩書祝贊。觀《荀子》：“父子相傳，以待王公，是故三代雖亡，治法猶存，是官人百吏之所以取祿秩也。”并太史公言商鞅說秦孝公以帝道、王道、霸道，事則無非堯舜禹湯文武，典墳以降。

　　諸子學問，無不染“書”，所以孔子之《書》不免與諸子重義迭辭，何顛倒說《書》剽諸子耶。猶如《大禹謨》“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原不待后儒充之以道家思想而得。不爭，與疏導不堵旨歸一揆，老莊遙師禹智顯然大可。同理，該篇人心道心十六字訓，原本通曉，儒、道、荀諸家各自引述申發，遂精微深邃有加。若黃宗羲《疏證》講此：“圣人之言，不在文詞而在義理。……如《大禹謨》人心道心之言，此豈三代以下可偽為者哉。”其不拘于辭而以義斷，學風高標。史詩傳代，各家取用，通義比辭固然；其辭或經后來潤色，與他句互見參差，未必不然。而諸子援引有存原態，亦在可然也。凡此之況，《書》之考據可資，又怎可妄斷而加偽說。

　　虞廷十六字訓公案原委如下：《夏書·大禹謨》：“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而《荀子·解蔽篇》嘗曰：“昔者舜之治天下也，不以事詔而萬物成。處一之危，其榮滿側；養一之微，榮矣而未知。故道經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危微之幾，惟明君子而后能知之。”復《論語·堯曰》：“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事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據此，閻氏《疏證》便斷《大禹謨》四句乃剝《荀子》《論語》而竄成。其說之牽強奪理，實令人咋舌，然而信者眾。該十六字訓，歷經修辭提煉，固在情理中。但其思想，堯舜以來傳禹，則孔、荀一辭。思想同源而表述各自，文化史常規也，焉言剝拾。疑《書》者流，洵狹隘淺見。如錢鐘書《管錐編》，粹集歷代類型思想，不勝枚舉其表述各自。俟馬王堆漢墓古簡出，其辭或與傳本異，學者輒少見多怪，錢氏則甚不以為然。今之考古，出土之戰國、秦漢簡多多矣，更見“各自表述”最是上古常情，何必大驚小怪。

　　大體而言，史詩轉商冊、移周官，并且逸放；而周官再散諸子。而如太炎“九流皆出王官”，所言不過鏈遞之后環耳，猶未盡其然。如東周之陰陽術數方技者流，不必盡出周官，卻有兼承殷余逸學與巫統，唯其根源仍在商冊。以此言之，則學術主流在官、在儒，而逸、巫、子學為支派；唯后者亦本自典墳，接舊軌，有存真言。此節攸關《書經》真偽有多，請再進說。

　　《周書》載篇嘗亟慮殷之遺士為患，如《畢命》：“邦之安危，惟此殷士”云，然則側窺商學乃非周官所能包籠。先于周官之學下移，商之冊典已然矣。但其學不顯，或隱于方巫，或一脈私授，姑且謂之“逸學”。該派有擅陰陽，因商士既脫離政治，便愈用力于玄思；若弄蠱惑者，則流品已下。如戰國陰陽家所沿襲，乃可推由周官兼而巫逸。較之別派，陰陽家似與治道少干系，也無所謂經史教訓；唯其學承淵遠，崇古守舊，故考稽宜鑒之。中有高士，尤尚承王道、帝治之宏辭，洵非拘泥之輩可同日語矣。而《商書》所以多古文篇，亟待考究。

　　《漢志》：“陰陽家者流，蓋出于羲和之官，敬順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此其所長也。及拘者為之，則牽于禁忌，泥于小數，舍人事而任鬼神。”其義達哉。方術小巫易犯拘泥，乃逸學之流歧。唯陰陽學淵源致遠，故其說相雜舊聞，誠有宜補《書》者。如齊之鄒衍，《史記》敘其言：“以為儒者所謂中國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為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果然近是。后學疑《禹貢》，尤詬歷其九州，以為戰國始具此念。然由鄒言當知戰國人已困學于先典，衍之大小九州相對論，適為解惑。

　　并參《淮南子·覽冥訓》：“往古之時，四極廢、九州裂”，此言九州庶與天地并寬。而《淮南子·地形》：“何謂九州？東南神州曰農土，正南次州曰并土，西南戎州曰滔土……”云云，九州又一說矣。言襲萬邦之代，辭義參差有如是，后之學但考稽通義是宜耳。

　　儒與陰陽同源典索，《史記》亦將鄒衍并傳于孟子，且載：“是以鄒子重于齊，適梁，惠王郊迎，執賓主之禮。適趙，平原君側行衤敝席。如燕，昭王擁慧先驅，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筑碣石宮，身親任師之。……豈與仲尼菜色陳、蔡，孟軻困于齊、梁同乎哉！”其學固不可小覷。

　　《書》者代遠事古，詩傳口誦爾后載冊。其教沃澤諸經，其學溉潤百家。換言之，《書》乃元初之學，曾為百家共尊，其義是故宣于他經、諸子。如是則談何古文《尚書》拼綴他著。如章太炎“官人守要，而九流究宣其義”之說也精，孔子修《書》不外守要之典，更以《孔傳》之集要、精旨、聯貫，可證其正宗本自。參《莊存與神道碑銘》載莊氏吁清廷不廢古文：“《大禹謨》廢，人心道心之旨、殺不辜寧失不經之誡亡矣；《太甲》廢，儉德永固之訓墜矣；《仲虺之誥》廢，謂人莫己若之誡亡矣；《說命》廢，股肱良臣啟沃之誼喪矣；《旅獒》廢，不寶異物賤用物之誡亡矣；《冏命》廢，左右前后皆正人之美失矣。”舉皆祖訓史教，《書》之原本。又以《孔傳》之大局、細節，俱相契先古實況，而推古文經學家曾考稽九流，以補益儒典，嘗有優勝于今文經之處（后文屢及此）。而有關《孔傳》與緯學關系之載文，待見一三章所引。

　　一二章　以《君陳》例見《周書》之不泯史詩；且古文優勝今文、存其賦體尤多，卻非綴自子書，而具雙重自證義。事關古文經學逕接祖師并取補逸學，而毛奇齡信奉《孔傳》，高明閻若璩多許。猶明東周之《春秋》替歌敘而興，時勢造就也

　　由前文大略知《虞夏書》最顯詩性及偽古文說之無稽，及《商書》尤賴古文經學之賦言相傳，現更選《周書》之《君陳》為例，以見西周之歌敘未泯，及古文之篇善存其詩賦本貌。

　　《周書·君陳》有“孝恭惟孝”句，閻氏《疏證》以為《君陳》句式本當作三言，因舉《公羊傳》“賤乎賤”，《爾雅》“微乎微”，楊雄《法言》“習乎習”、“雜乎雜”等，并及漢晉以來各家類者數十言，實不厭煩冗；復比之《論語》“孝乎惟乎”，以謂《君陳》既為四言，則必割裂《論語》湊泊成文無疑。其判之枉也，誠不可思議：蓋乃孔門師徒諳《詩》《書》，誦四言，遂換《君陳》而言“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當然爾耳，晚《書》何豫事而遭竊剽《論語》判。至于漢文，已脫舊巢，句式自不似前，此又與《書》何干。閻文素譽考證精密，但炫毛羽而離脫骨干，時有見耳。當時《疏證》曾為毛奇齡所難，閻不得已刪己書弱半。不料后人輒信奉《閻疏》不違，亦怪哉。古人引書往往在大義，不必十足依其言，多見辭小異而意大同，未嘗有著權公約時也。閻氏抑周旋小節間，咬定《孔傳》“改竄拆裂補綴”而求疵吹毛，何其固執狹想乃爾。而其說居然顯世，尤古文幾為廢黜，世情難喻至此。

　　旁參皮錫瑞《平議》：“閻若璩作《古文疏證》，攻偽《書》、偽《傳》，毛奇齡為古文作《冤詞》。人多是閻非毛，實亦未可概論。閻攻偽《書》、偽《傳》極精，而據《蔡傳》則誤；毛不信宋儒所造事實，而一從《孔傳》，此則毛是而閻非者，學者當分別觀之。”言下之意《閻疏》除“極精”外別無長處，而其“精”，竊意半似“繁”之客辭耳。固然，得其相關資料之排比，后學時可借力。事比中世紀之天文學地心說，其算計曾精密無倫，竭力彌縫。然日心說出，以其真實簡明，一掃前者之繁鎖，豈不快哉。大道至簡。

　　《君陳》古文有，今文無，而《禮記》嘗引其文。鄭玄注君陳為周公之子，伯禽弟。又《書序》：“周公既歿，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宗周鎬京之東郊洛邑，集居殷嗣，而周監之，欲教化成其周道，故又以“成周”為地名。周公時代，政局艱危，無暇詩修，散文誥體盛于一時，載冊逸發傳播（詳三○至三四章）。周公歿時既歸太平，成王之臣復修賦辭，故《君陳》大致呈鋪敘賦體，屬“六體” 之“命”也。現試列其詩行如下。疑其間有刪缺，因其一時一地之政策，未必每適于后世之常治。且后學重理，也或有損益。第三章“我聞曰”三字疑錯位，姑且移下八行，以從詩格，順文意，尤全其第四章我、爾對言之格局。參觀《匯纂》引班固：“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史，《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文字異者七百有余，脫字數十”云云，可知舊載并非一律無可違也。而今、古兩種文本都難全其原始態。

　　《君陳》全詩結于立德立名，乃“三立”之曉鳴，見個體與群體關系之最佳社會設計。自我實現以貢獻于社會為前提，立德立功立言，必先利他爾后益己。“士”之仁道由此，個人價值同步于邦國利益而實現。一以貫之，則謂“己欲立而立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西哲特以“人權之發端”視此矣。

　　《君陳》原文　　　　　　　　　　《君陳》意譯

　　王若曰　　　　　　　　　　　　　王如此發命
　　君陳　　　　　　　　　　　　　　公子君陳
　　惟爾令德　　　　　　　　　　　　你美德孝恭
　　孝恭惟孝　　　　　　　　　　　　可承父遺志
　　友于兄弟　　　　　　　　　　　　友善于兄弟
　　克施有政　　　　　　　　　　　　以此宜參政
　　命汝尹茲　　　　　　　　　　　　命你治成周
　　東郊敬哉　　　　　　　　　　　　赴東郊敬職

　　昔周公師　　　　　　　　　　　　昔周公太師
　　保萬民　　　　　　　　　　　　　保民眾利益
　　民懷其德　　　　　　　　　　　　民皆感其德
　　往慎乃司　　　　　　　　　　　　你去須慎政
　　茲率厥常　　　　　　　　　　　　循太師常法
　　懋昭　　　　　　　　　　　　　　光大發揚
　　周公之訓　　　　　　　　　　　　周公之遺訓
　　惟民其乂　　　　　　　　　　　　以民為邦本

　　致治馨香　　　　　　　　　　　　善政似馨煙
　　感于神明　　　　　　　　　　　　升聞達神明
　　黍稷非馨　　　　　　　　　　　　黍稷非嘉祭
　　明德惟馨　　　　　　　　　　　　明德尤祀獻
　　爾尚式時　　　　　　　　　　　　你每當崇尚
　　周公之猷訓　　　　　　　　　　　周公之教導
　　惟日孜孜　　　　　　　　　　　　孜孜無倦怠
　　無敢逸豫　　　　　　　　　　　　不要圖閑逸

　　我聞曰　　　　　　　　　　　　　我聽說
　　凡人未見圣　　　　　　　　　　　人未見圣明
　　若不克見　　　　　　　　　　　　向往而不得
　　既見圣　　　　　　　　　　　　　既已見圣人
　　亦不克由圣　　　　　　　　　　　卻未必尊從
　　爾其戒哉　　　　　　　　　　　　你引為戒警
　　爾惟風　　　　　　　　　　　　　你是風掩草
　　下民惟草　　　　　　　　　　　　民眾草順風

　　圖厥政　　　　　　　　　　　　　謀劃政事
　　莫不或艱　　　　　　　　　　　　經常遇艱困
　　有廢有興　　　　　　　　　　　　興廢揚抑間
　　出入自爾　　　　　　　　　　　　你把握分寸
　　師虞庶言　　　　　　　　　　　　師巫百官言
　　同列繹爾　　　　　　　　　　　　一體供斟酌
　　有嘉謀嘉猷　　　　　　　　　　　有佳謀良計
　　則入告爾　　　　　　　　　　　　于是稟告你

　　后于內　　　　　　　　　　　　　事內廷以敬
　　爾乃順之　　　　　　　　　　　　依王意行事
　　于外曰　　　　　　　　　　　　　向外公布
　　斯謀斯猷　　　　　　　　　　　　如此好政策
　　惟我后之德　　　　　　　　　　　出我王大德
　　嗚呼臣人　　　　　　　　　　　　嗚呼臣子啊
　　咸若時　　　　　　　　　　　　　都如這般時
　　惟良顯哉　　　　　　　　　　　　邦與臣俱榮

　　王曰君陳　　　　　　　　　　　　成王告君陳
　　爾惟弘　　　　　　　　　　　　　但望你弘揚
　　周公丕訓　　　　　　　　　　　　周公之政業
　　無依勢作威　　　　　　　　　　　不仗勢作威
　　無倚法以削　　　　　　　　　　　不枉法苛刻
　　寬而有制　　　　　　　　　　　　寬不失原則
　　從容以和　　　　　　　　　　　　從容而政和

　　殷民在辟　　　　　　　　　　　　殷民觸刑律
　　予曰辟　　　　　　　　　　　　　我說當刑罰
　　爾惟勿辟　　　　　　　　　　　　你勿唯是聽
　　予曰宥　　　　　　　　　　　　　我說可赦免
　　爾惟勿宥　　　　　　　　　　　　你勿唯是從
　　惟厥中　　　　　　　　　　　　　但求刑法公

　　有弗若于　　　　　　　　　　　　若有違逆
　　汝政　　　　　　　　　　　　　　你之政令
　　弗化于汝　　　　　　　　　　　　不從你教化
　　訓辟以止　　　　　　　　　　　　訓與刑以止
　　辟乃辟　　　　　　　　　　　　　當刑方用刑
　　狃于奸宄　　　　　　　　　　　　屢犯奸詐者
　　敗常亂倫　　　　　　　　　　　　傷風敗俗徒
　　三細不宥　　　　　　　　　　　　雖細節不饒

　　爾無忿疾　　　　　　　　　　　　你克制忿急
　　于頑無求　　　　　　　　　　　　對頑民勿求全
　　備于一夫　　　　　　　　　　　　備善行一身
　　必有忍　　　　　　　　　　　　　必忍耐待時
　　其乃有濟　　　　　　　　　　　　政事遂轉機
　　有容德乃大　　　　　　　　　　　容忍德乃大

　　簡厥修　　　　　　　　　　　　　以美行選士
　　亦簡其或不修　　　　　　　　　　也容忍差欠
　　進厥良　　　　　　　　　　　　　提攜優良
　　以率其或不良　　　　　　　　　　以率其后進
　　惟民生厚　　　　　　　　　　　　民本性涥樸
　　因物有遷　　　　　　　　　　　　但因事生變
　　違上所命　　　　　　　　　　　　或抗違上意
　　從厥攸好　　　　　　　　　　　　須從其所好

　　爾克敬典　　　　　　　　　　　　你克敬守法
　　在德時　　　　　　　　　　　　　凡事則于德
　　乃罔不變　　　　　　　　　　　　世俗無不移
　　允升于大猷　　　　　　　　　　　信若治道盛
　　惟于一人　　　　　　　　　　　　非僅我一人
　　膺受多福　　　　　　　　　　　　得寬慰多福
　　其爾之休終　　　　　　　　　　　你也榮于世
　　有辭于永世　　　　　　　　　　　更英名永播

　　賦體既見如上，設若出東晉人采輯，其人何以不為文卻為詩耶。《書》本詩史，《詩》《書》原來互稱，說見前。先儒但區其功用、題材以分《詩》、《書》，曾未在意其體載。俟傳而再傳，晉人早已無視《書》為詩賦，若出該時偽撰，古文《尚書》自當作散文，而其所以存賦體完善，誠續接先軌之故也。是以古文篇之《君陳》既為詩章即為真傳，乃雙重自證其史詩本目及古文《尚書》非偽。而《周書》古文篇還如《旅獒》（詳三○章）等亦此例。

　　唯先時孔安國曾察覺書、詩之形、質相稱，見《孔傳》說《費誓》有：“足為世法，故錄以備王事，猶《詩》錄商魯之《頌》”云云。然而《書》為上史，宜錄上廷王室之頌，有別于邦國之頌。若棄、契之頌所以在《詩》未在《書》，則緣虞朝嘗以五帝系為正統，限于正史之體制故（棄、契嘗為臣未為君）。而墨子稱《頌》為《書》，語亦見前。非但《頌》之賦體類《書》（《魯頌·閟宮》等尤是），《雅》之鋪陳復多其例。如《小雅·雨無正》等等怨刺之篇，題材雖與《君陳》異曲，句法、章法則同工。相較之，則《君陳》“足為世法”，故在《書》；《雨無正》等“可以怨”，所以在《詩》。

　　《書》、《頌》、《雅》皆賦史，參《語類》：“二典所記上下百有余年，而《武成》《金縢》諸篇，其所紀理，或更歲月，或歷數年。其間豈無異事，蓋必已具于編年之史，今不復見矣。”顯然朱子洞見《尚書》六體都傳史，但未料其本身已然史詩乃可據口傳聯綴，故無似編年史之具體而微，亦非另據載籍也。如《周書》之先，史之紀理原概略，而歌敘又曾有失傳或遭損削，故既便將《書》、《頌》、《雅》等相關篇章互聯，也不能得如編年史之詳。唯自《周書》已然運用冊籍，周史實載冊與口傳兩兼，如《君陳》之紀理，未更歲月，以其時序背景，則略似編年史之預演。編年史發生于東周，誠如孟子所言，“詩亡然后《春秋》作”，即“春秋”替“歌敘”而興（唯《尚書》之賦言于《春秋》散文仍多影響）。

　　春秋戰國，諸家沿《書》習慣，作文仍頗雜四言；至漢代，學者遂無分先籍之四言體何者為詩，何者為文，亦相關秦火之絕學及《樂經》之已佚。漢人事《尚書》，嘗無論真偽，詩、文之分在漢時也無關宏旨，故其人做《尚書》章句得未貫體從詩。一再傳后，詩史之流風余韻，尤漸即銷沉。而所謂“章句小儒，破碎大道”者，也曾壞其體格。唯《書》之四言復警語世訓，非同尋常散文，先達已然明辨，如張舜徽《愛晚廬隨筆》：“今觀所存偽《書》數十篇，其中格言名訓甚多，必前有所承，非作偽者所能臆造固明甚”云。余少赴滇西“插隊”，村人不識丁，唯多能以世訓論理，以俗諺喻時事，更以農諺授田藝，原態風情，智慧充沛，每每嘆服。吾讀《尚書》，是故覺其味，頓生史詩口傳之想。而朱熹屢言出孔安國諸篇者平白易曉，出伏生諸篇者則艱澀難讀；今衡以史詩說，誠緣前者存賦體原狀較善之然也。旁徵近古之朝鮮王國仍設“諺語制誥”之專職辭臣，此當承華夏之舊統而可返證古文《書》學者。

　　《史記》引用《尚書》也都明白易讀，則緣馬遷習古文故。《漢書·儒林外傳》：“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凡此見古文優勝今文之多許。其所以然，猶因今文《尚書》之經由歷代傳學，詩格弱化；而“中古文”逕接祖師“科斗文”，晚《書》又直效孔安國；兼且古文家擅考據，并取補逸學、巫統，于是遠代之體貌大具。夫事及古文之脈延，則待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