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 唐君毅不贊成通常的宗教意識，認為它們是功利的實用的，是對真正宗教精神的“誤解”。在探討真正的宗教精神的基礎上，唐君毅主張，面對現代化過程中的“物化”傾向，必須對科學這把“雙刃劍”的發展施以一個統領方向，而宗教便可擔當這個統領方向的責任。不過，能夠擔當此責任的并非既存之宗教，而是一奠基于真正宗教精神之上的新宗教。在唐君毅，這一新宗教是以儒家思想為基礎的以“人倫人文”為宗旨的宗教，亦是能夠欣賞“異教”之價值即可以將各家各派宗教揖于一堂的新宗教。

　　關鍵詞：唐君毅；宗教精神；物化；新宗教

　　作者單位：河北大學哲學系　河北保定　071002

　　在西方宗教文化的沖擊與對照下，現代新儒家的多數代表性人物對宗教問題都表現出濃厚的興趣。就第一代現代新儒家來看，熊十力和梁漱溟不僅對宗教問題興趣盎然，而且還通過會通儒、佛搭建起自己哲學思想的框架。就第二代現代新儒家來看，徐復觀、唐君毅、牟宗三也對宗教問題有諸多探討，牟宗三曾提出儒學是“道德宗教”、“人文教”的主張。不過，對照地看，唐君毅有著更為強烈的宗教意識自覺，他不僅從發生學的角度對宗教的產生進行了探討，而且還明確提出建立新宗教以應對現代化之“物化”傾向的主張。就唐君毅一生的學術活動來看，盡管其主要成就不在宗教方面，宗教思想亦不是其哲學體系的重心，但不可否認，他是第二代現代新儒家中最具宗教情懷的人物。對唐君毅的宗教思想進行探討，不僅有助于了解唐君毅的總體思想特質，而且對于救正現代化之弊亦有鏡鑒意義。

一

　　就人類文化的構成來看，宗教是一種重要的文化現象。其重要性不僅體現在歷史層面，而且亦體現在現實層面。就歷史層面來看，宗教幾乎參與形塑了各大世界文明，為人類文明的形成和發展做出了貢獻。今天的人類文化遺產有相當一部分就是宗教的貢獻。就現實層面來看，宗教是一種全球性的重要文化現象，它在人類實際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目前，宗教類型五花八門，既有像基督教、佛教、伊斯蘭教等世界性的宗教，也不乏地區性、民族性的宗教，如猶太教、道教、印度教等。而且，宗教信眾規模龐大，宗教信徒數量約占全球總人口的3/5。其中，三大世界性宗教的信徒占了教徒總數的55.7%。[1]（p.1）就發展中國家來看，宗教信眾的規模還有上升的趨勢。在這種格局之下，宗教在人類現實生活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就社會生活層面來看，宗教起著非常重要的道德教化作用；絕大多數宗教都是引導人們向善去惡的，因此宗教是一種無可替代的道德教化資源。就個體生活層面來看，宗教以關于“靈魂不朽”和上帝存在的獨特主張，對人起到了生死教育和心靈安頓的作用，是一種重要的終極關懷教育資源。

　　這樣看來，宗教的歷史作用和現實作用似乎都是積極的、正面的。然而，唐君毅在其中發現了問題。在他看來，盡管宗教在歷史和現實生活中非常重要，但稍加分析便不難發現，一般人的宗教意識往往是世俗的、功利的，其宗教信仰絕非所講的純潔與高尚，而僅僅是滿足個人私利的工具而已。唐君毅說：“一般人之信宗教，恒多出自為自己之動機……此實常夾雜一自私心。”[2]（p.324）比如，現有的宗教大都非常注重祈禱，而祈禱就夾雜著明確的“私求”與“私意”：祈禱如求而得，反過來強化了其世俗的功利的宗教觀念；如求而不得，則難免使人生哀怨之辭，更強化了其世俗化的一面。在唐君毅看來，這樣的宗教意識褻瀆了宗教本應有的尊嚴，其實際的宗教活動簡直就成為了“墮落的宗教生活”。正因為如此，現有的宗教雖然似乎很“繁榮”，但“平凡化”與“衰落”卻成為已有宗教的重要表征。他說：“以為真宗教精神即求神扶助時，并以祈禱神相助為宗教生活之主要內容時，人根本誤解了宗教精神，而過著一墮落的宗教生活。……然一般人以宗教信仰，保障人之世俗事業之成功之意味更強，卻更代表一宗教精神的平凡化與衰落。”[3]（p.271）

　　在唐君毅，宗教之所以出現“平凡化”與“衰落”的情況，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人們對宗教精神的“誤解”。那么，何為宗教精神的“正解”呢？唐君毅認為，要得到“正解”，需要從發生學的角度討論宗教的起源。一般人討論宗教問題是先自“神存在”之觀念出發，認為惟有先“注意”于神，才能獲得對其自然生命的最終超越。唐君毅認為，事實上，從發生學的角度看，宗教的真正起源并非如此。宗教的核心問題主要有兩個：一是靈魂不朽之問題；二是上帝存在之問題。因此，探討宗教的起源應集中于此二問題之上。在他看來，同其他多數人類文明的構成因素一樣，真正的宗教精神產生于“軸心時代”。在那個時代，人類除了對幸福快樂、社會正義之追求外，還有明確的對圓滿德性的追求和向往，即對超越的追求和向往。例如，當時猶太教的一元“上帝”、希臘哲學的“邏各斯”、印度的“梵天”、儒家的“天”、道家的“道”都是這種追求和向往的表現。也就是說，為了獲得自然生命的解脫，從而獲得永恒的安身立命之所，人就要超越有限之自然生命，于是就產生了靈魂不朽和對神之崇拜意識。這里，需要注意的是，在唐君毅，此一對圓滿德性的追求和向往非是指對幸福快樂、社會正義之現實追求，而是指對人所不具有之能力和力量之超越的追求。他說：

　　我們所要指出的真正的宗教精神，是一種深切的肯定人生之苦罪之存在，并自覺自己去除苦難之能力有限，而發生懺悔心，化出悲憫心；由此懺悔心悲憫心，以接受呈現一超越的精神力量，便去從事道德文化實踐之精神。[4]（p.31）

　　在唐君毅，這種對超越的追求所體現的也不是個人的“私心”，而是人類的“公心”，即，是一種“宇宙之正義或大法”，即“善之必主宰客觀宇宙”的共同信仰。他說：“吾人之所以必肯定宗教要求為所當有者，即以人之肯定神，求神與不朽，實除出于為自己之動機外，尚有一更崇高之動機，乃純出于對人之公心者。”[2]（p.324）在唐君毅，此人類“公心”包含著兩個原則：一是“有罪則當受苦，使罪得罰而苦罪皆去除”；二是“無罪之受苦，應被補償”。[2]（p.311）這兩個原則無論哪一個都不是僅憑人類本身所能解決的，因此，若保證這兩個原則在現實層面的實現，就必須在超越層面“設定”靈魂不朽與求神之存在；否則，別無他途。可見，是出于這份“公心”的“需要”，靈魂不朽與神之存在才“成為”了必然；在此基礎之上，各式各樣的宗教才得以“產生”。唐君毅說：“吾人如知人之宗教信仰包含：惡必由苦痛懲罰而被去除，善必由福而保存二原則之信仰，則知最高宗教信仰中，宜須包含靈魂不朽與客觀普遍之神之存在二信仰。”[2]P.313）因此，神存在成為了宗教本身的大問題，無論猶太教、基督教，還是婆羅門教、佛教，幾乎所有的宗教均肯定神的必然存在。他說：

　　在上述之一切宗教中，無論其所信仰者為上帝或梵天或佛心、佛性，要皆被視為對吾人當前個人之心為一超越者。由是吾人如何可肯定此超越者之必然存在，即為一宗教哲學或形而上學之大問題。[2]（p.318）

　　由上述可見，在唐君毅，人類的宗教精神雖然產生于“軸心時代”，但其產生具有當然的、必然的合理性。他說：“人若由人可專以救世為事，當下灑落自在，或據其他自然主義之思想，而否定神之存在與不朽之可能，并謂……人不當有宗教要求，文化上不需有宗教，亦復為一錯誤意見。”[2]（p.324）在唐君毅，這種合理性表現為兩個方面：其一，宗教精神產生于人類對圓滿德性的追求與向往，產生于對有限人生之安身立命的超越追求。對圓滿德性的追求促生了“上帝存在”，對有限生命的超越追求促生了“靈魂不朽”，而這兩個方面的促生即是宗教產生的真正根源，也是宗教精神的“正解”。其二，真正的宗教精神既非產生于現實生活之世俗需要，亦非產生于個人之“私心”，而是產生于人類“公心”之“需求”。也就是說，真正的宗教精神是“人本”、“人倫”的，它所“關心”的首先應是人之“公心”。換言之，真正的宗教精神是一種“人文教”，而非以“神本”、“神倫”為前提的“神本教”。由這兩個方面來看，宗教作為人類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作為全球人口3/5的宗教信眾的精神追求，自有它的必然性。而且，也正因著這樣兩個方面，宗教意識應該是高尚的、純潔的、尊嚴的，而不應該是世俗的、功利的、平凡化的；宗教生活也不能作為滿足個人“私意”與“私求”的一種工具，而應該在人類生活和人類文化中發揮更大的作用。

二

　　基于上述認識，唐君毅還討論了中國文化中的宗教問題。他不同意中國文化中沒有真正的宗教的觀點。他認為，判斷宗教不應該以“有沒有信仰一神”為標準，更不能以“一字之某一義”為標準，而應以是否信仰一“絕對精神”之存在為標準。若以此為標準來衡斷，中國文化中存在宗教是顯而易見的事實。他說：“世之論者，咸謂中國無宗教，亦不須有宗教。然如宗教精神之特征，唯在信絕對之精神實在，則中國古代實信天為一絕對精神生命實在。”[2]（p.386）在唐君毅看來，出于人類之“公心”和對圓滿德性之追求，人最初所肯定之神是圖騰或自然之神，后來漸漸進展為精神性的主宰萬物之天神，再進而演變為具有人格和道德性的人格神，這是包括中華民族在內的所有民族宗教思想發展的常軌。因此，不可謂西方文化有宗教，而獨否認中國文化之宗教。在他看來，中國文化中之宗教只不過并非一般意義上宗教而已，但是，這非一般意義的宗教在實質上仍是宗教。他說：

　　儒家精神，亦有與一般人類高級宗教共同之點，此共同點即其宗教性。[5]（p.309）

　　唐君毅認為，“天人合一”是中國文化最為內核的觀念，而透過這一觀念可發現其中的宗教精神。在他看來，儒家文化的“天”既指涉自然界，也涵有明顯的超越性意義。他說：“蓋感覺之自然界，自儒家之思想言之，本非只為所感覺之形象世界，同時即為一絕對之精神生命，或天地之乾坤健順、仁義禮智之德之表現。”[2]（p.330）儒家之“天”即是“絕對精神”，也即是“神”與“上帝”。唐君毅說：“此中之所謂天之意義，自有各種之不同。在一意義下，此天即指目所見之物質之天。然而此天之觀念在中國古代思想中，明指有人格之上帝。”[6]（p.565）不過，儒家之“天”與西方宗教之上帝也確有不相同之處：在西方文化中，人與上帝是隔離為二的；對人來講，上帝是“超越而外在”的。然而，在中國文化，“天”將其超越性的意義貫注于人，從而“天人合一”；“天”既超越于外而又內在于人，是“超越而內在”的。正因為如此，唐君毅說：

　　故此仁心仁性呈露時，吾人既直覺其內在于我，亦直覺其超越于我，非我所賴自力使之有，而為天所予我，天命之所賦。由是而吾人遂同時直覺：我之此仁心仁性，即天心天性。[2]（p.329-330）

　　具體來講，在唐君毅看來，“天人合一”所呈現的是“天人合德”，故中國文化是一種“道德性與宗教性之存在”。[6]（p.594）他說：“在中國，則宗教本不與政治及倫理道德分離”[6]（p.565），道德與宗教二者同來源于一本之文化，因此，在中國文化中，人能盡心知性而知天，存心養性而事天，故能承天道以極高明。孟子說：“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孟子·盡心上》）只要充分發揮心中的良知、良能，便不僅可以認識人性，而且亦可通達“天命”。在此，中國文化凸顯了人的道德主體地位，即，不僅人與天二者是相通的，而且“相通”的重心在“人”一端，而非“神”一端。因此，中國式的宗教是一種“人文宗教”，而非西方式的“神本宗教”。唐君毅說：

　　此儒家之教包涵宗教精神于其內，既承天道以極高明，而歸極于立人道，以致廣大，道中庸之人文精神所自生。……儒家骨髓，實唯是上所謂“融宗教于人文，合天人之道而知其同為仁道，乃以人承天，而使人知人德可同于天德，人性即天命，而皆至善，于人之仁心與善性，見天心神性之所存，人至誠而皆可成圣如神如帝”之人文宗教也。[2]（p.39）

　　在唐君毅，此一“人文宗教”是中國文化的傳統，它由孔子、孟子所開創。孔子把原始宗教的天道化為“仁”道，教導人們行仁以效法天之德。這樣，孔子之教既立，人皆知修德以達于天之道。唐君毅說：“由孔孟之精神為樞紐，所形成之中國文化精神，吾人即可說為：依天道以立人道，而使天德流行（即上帝之德直接現身）于人性、人倫、人文之精神仁道。”[2]（p.348）因此，孔孟思想進于古代宗教者惟在其知人之仁心仁性即天道之顯示，由是而重立人道，立人道即所以見天道。唐君毅認為，孔孟此一思想深深影響了整個中國文化，以至于經過道家與佛家之發揚，而形成為整個中國文化的傳統，當然也由此確立了具有中國文化特色的宗教思想。他說：

　　原始之宗教既經孔子之融化，乃本人德可齊于天之思想，再與莊子游于天地之思想相與合流；而漸有與天地比壽，與日月齊光之神仙思想。而后之佛學之所以為中國人所喜，亦因佛學始于不信超絕之梵天，而信人人皆可成佛，而如神，如梵天，如上帝。則中國以后道佛之宗教精神，亦孔子天人合德之思想之所開，人誠信天人合德，而人德可齊天，則人之敬圣賢之心，敬親之心，亦可同于敬天之心。[2]（p.42-43）

三

　　如前所述，在唐君毅看來，宗教不應停留于個人的“私意”與“私求”，而應該在人類生活和人文文化中發揮更大的作用。如何發揮這“更大的作用”呢？唐君毅認為，在全球化與現代化已然風起云涌的時代，科學的“利用”、“厚生”是非常重要的，它帶給人類以高度的物質文明。然而，科學是一把“雙刃劍”，其“物化”傾向卻成為人類精神文明的重要破壞力量。因此，必須為科學的發展施以一個統領的方向，而能夠起這個統領作用的便是宗教。他說：“在這個時代，如果人們之宗教精神，不能主宰其科學精神，人之求向上升的意志，不能主宰其追求功利之實用的意志；人類之存在之保障，最高的道德之實踐，政治經濟與社會之改造，世界人文主義之復興，中國儒家精神之充量發展，同是不可能的。”[3]（p.268）唐君毅認為，古語講“正德”、“利用”、“厚生”，“正德”即是“利用”和“厚生”的方向導引。因此，在現代化的語境下，不僅要肯定科學，更要肯定宗教；不僅肯定“利用”、“厚生”，而且更要肯定“正德”。唐君毅認為，在現代化的語境下，科學與宗教二者猶如“兩翼”，任可一翼都不可或缺。他說：

　　在社會文化上，正須以科學與生產技術之發達，宗教之存在，以為其兩翼之扶持。[3]（p.266）

　　然而，唐君毅認為，能夠承擔此“正德”作用的并非現存的宗教，因此必須另行創立一種新宗教。之所以如此，原因在于現存宗教偏離了真正的宗教精神，多數人僅宗教理解為世俗的、功利的工具。當然，新宗教之建立并不能完全拋棄現存宗教，而須以現存宗教為“階梯”而“升進”，即，新宗教須是“一涵宗教性而又超一般宗教”[3]（p.234）的宗教。他說：“唯此中國未來宗教精神之性質，吾人將謂其異于一切往昔之宗教精神，又自人類往昔宗教精神中升進而出，亦非只止于有一單純的天心或神信仰之建立者。”[2]（p.388）依著他對于人類宗教精神在發生學上的理解，唐君毅認為，新宗教雖不可由哲學的途徑建立，但可由哲學的方法進行探討和期望——他對于宗教精神之發生的探討即是由哲學的途徑進行的。而依著哲學方法探討和期望的結果便是，新宗教以信仰一“絕對精神”之存在為前提。他說：

　　吾理想中未來之中國文化，亦復當有一宗教。宗教之創立，亦必俟宗教性人格，不可由哲學以建立。然而宗教人格之出現，必先有社會宗教精神之氛圍。……夫然故哲學雖不可建立宗教，而可期望宗教。高級宗教，必信一宇宙之絕對精神實在。[2]（p.385）

　　唐君毅進而認為，新宗教必須依著真正的宗教精神建立，即依著“人文宗教”之“人文”、“人本”的精神建立，將信仰重心放在“能信主體”上，而不是所信對象的差異上。在唐君毅，依此理路所建立的新宗教還可化解宗教之沖突，從而避免歷史上曾經發生的宗教沖突以至宗教戰爭。他說：“新宗教精神，即可協調和融各宗教，而使之各得其所，而永絕各宗教徒間之互相輕藐之意，由此而可絕一切已往因宗教而生戰爭之種子。”[7]（p.509）唐君毅認為，已有宗教之沖突在于“誠不免多所祈求于神，且未能充宗教精神之量”[2]（p.393）；若將宗教重心置于“能信者”一方面，所信客體之差異則可輕視，宗教之差異亦不被看重，宗教沖突便自然可以得到化解。在他看來，既然真正的宗教精神出于人類之“公心”，故“上帝”、“安拉”、“梵天”等“絕對精神”都不能與人為二，彼此隔離。因此，宗教之間應該寬容相待，應該應能夠互相欣賞“異教”之價值。唐君毅的意思是，新宗教應破除以往宗教之偏蔽而涵括之，將已有宗教集于新宗教之廟宇。他說：

　　吾人所向往宗教精神，包含對人文世界、人格世界之崇敬，即包含對人文世界中已成一切宗教精神之崇敬，即包含對一切宗教圣哲之崇敬。吾人正當聚孔子、釋迦、耶穌、穆罕默德，與無數圣賢于一堂，以相揖讓，而供之于中國之新廟宇。[2]（p.394）

　　然而，新宗教不能落入狹隘的個人主義，因為宗教是應人類之“公心”而非個體之“私心”而產生的，因此，真正的宗教精神是與社會倫理相輔相成的。即，此新宗教精神應超諸個人之上而為統攝諸個人之心者。因此，唐君毅不贊成個人主義的宗教信仰，而主張基于“人與人之感通關系”的“人文”“人倫”的宗教信仰。他說：“唯佛教重各個人之分別體佛心，而不重在人與人感通關系中，人倫人文世界中，見天心。故恒落入個人主義。……故吾人即不能如佛教之教人為崇敬一佛，而或忽視人文人倫矣。”[2]（p.392）在唐君毅，新宗教之精神須是本于性與天道、人心與天心之不二，故可于人倫人文見天道的精神。即，新宗教之建立的基礎是儒家“天人合一”基礎之上的“人文人倫”精神。由此來看，中國文化不僅具有宗教精神，而且其“天人合一”思想還是建立新宗教的基礎。因此，他說：

　　吾人所向往之新宗教精神，必須由吾人傳統宗教精神以長出，而不能外襲。[2]（p.393）

　　唐君毅認為，歷史地看，宗教是分高低等次的：低級宗教是圖騰崇拜或是信仰一自然神，其特征或是祈求欲望的滿足，或是求神主持世間之正義，其宗教意識“皆為夾雜個人之欲求者”[8]（p.294）。較高級的宗教求靈魂不朽以完成其人格或通過對先知先覺之崇拜以擔負眾生之苦罪，其特征為只信仰惟一神或先知先覺，而圣賢豪杰祖先皆不被當作如神來崇拜。在唐君毅，這兩類宗教都不是最高的、真正的宗教，最高的、真正的宗教須將圣賢豪杰與超越之神共同列為崇拜對象；如果只崇拜其中一個方面，則為不完美之宗教，甚至是宗教的“罪過”。他說：“由此故吾人以為最高無上之宗教意識，應為一方有對超越之神之皈依崇拜，一方有對圣賢豪杰祖先之崇拜皈依者。……只有其一而自覺否認另一，皆為宗教上之罪過。”[8]（p.299）在唐君毅看來，這種最高的、真正的宗教即是其所倡導的新宗教，即是儒家式的體現著真正宗教精神的“人文宗教”。正因為如此，在其關于“三向九境”之境界論思想中，他將基督教判為“歸向一神境”，將佛教判為“我法二空境”，而將儒教判為最高的“天德流行境”。在唐君毅，處于“天德流行境”之新宗教不僅可改變已有宗教生活的“墮落”，恢復宗教生活的純潔與崇高，而且可限制現化化之“物化”傾向，最終將現代化導引至正確方向。

四

　　唐君毅認為，雖然宗教是人類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但一般人的宗教意識卻是對真正宗教精神的“誤解”，他們錯誤地將宗教當作了實用的、功利手段以服務于現實生活。事實上，宗教起源于人類對圓滿德性的追求和人類之“公心”的“需求”；這兩個方面促生了靈魂不朽及神的存在的觀念的出現，進而促生了宗教的產生。這里，唐君毅所凸顯的是“能信主體”，其重心放在了“人文”“人倫”之上，而非“神本”“神倫”上。依著此宗教精神的理解，唐君毅不贊成中國文化中不存在宗教的觀點，而認為中國文化存在有宗教，只不過中國式的宗教具有“中國特色”而已。在現代化的語境下，唐君毅認為科學之發展猶如一把“雙刃劍”，它帶來了物質文明的繁榮，同時也破壞著人類的精神文明，因此需要對現化化之“物化”傾向加以正確導引。在他看來，能夠起到這種導引作用的當是宗教，但此宗教并非指已有之宗教。為此，唐君毅主張依著真正的宗教精神創立一種新宗教，這種新宗教不僅可以化解宗教之沖突，而且可以對現代化之“物化”傾向予以正確導引；這種新宗教不是別的，而是以儒家“人文人倫”為基礎的“人文宗教”。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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