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人系出帝顓頊之后【1】。其先祖柏翳曾因助大禹治水有功，得到獎賞。后又由于為舜馴服鳥獸有功，賜姓嬴。秦人對馴服鳥獸，畜牧養馬特有專長。柏翳的后人非子，為周孝王（前909年）養馬，馬匹得以大量蕃息，周孝王封之于秦，是為秦贏。周宣王（前827年）時，任命秦贏的曾孫秦仲為大夫征討西戎，從此開啟了秦人與戎夷的爭戰。秦人尚武善戰，在《詩經》中可見到秦人勇于赴戰的詩篇【2】。西周末年，秦襄公大戰犬戎，又以護送平王（前770年）東遷有功，被封為諸侯，賜以岐西之地，秦人開始建國。

　　多難興邦，秦人先祖從人與天爭、人與獸爭、人與人爭的斗爭過程中，獲得了大量的治水、牧馬、和戰爭的經驗和才能。到秦穆公（前660年）時，任用百里奚、由余等能臣治國，終于稱霸西戎。

　　此后二百年間，秦與鄰國晉、楚、義渠等，時有爭戰，互有勝負，國力沒有什么特別的發展。到了戰國時代，天下紛爭，君臣乖亂，秦懷公被大臣逼死。其后，懷公的曾孫出子，即位不到兩年，就與其毋被大臣所殺，改立獻公。三晉乘秦內亂，攻占河西之地。獻公力圖振作，但成效不大。

　　秦孝公繼位（前360年），他眼見“國家內憂，未遑外事”，以至失土辱國，憂心如焚。其時山東有齊、楚、魏、燕、韓、趙等六國互相爭霸。秦地處西陲，諸侯待之如夷狄，屏絕于會盟之列。秦孝公視“諸侯卑秦”為奇恥大辱；于是發奮圖強，“振孤寡，招戰士，明功賞”，下令國中求賢，立志要恢復當年秦穆公的霸業雄風。

　　衛人公孫鞅，又名衛鞅，少好刑名之學【3】，聞得孝公令，遂西行入秦，求見孝公。孝公與衛鞅會談了四次，談的都是治國之道，但衛鞅每次談話的內容都不同。第一次他談的是帝道，孝公聽得瞌睡連連。第二次他談的是王道，孝公不感興趣。第三次他談的是霸道，孝公頗感興趣。第四次他談的是富國強兵之道，孝公大感興趣，越坐越近，連著談論了好幾天都不覺得厭倦。于是決定重用衛鞅，實行變法。

　　衛鞅所說的帝王之道，內容如何，不得而知，但必然是一些使人昏昏入睡，不切實際的空泛言論。他精研刑名之學，反對帝王之道，想來這四次談話，定是他早已設計好的圈套。他先從帝王之道說起，正話反說，讓孝公了解，帝王之道是不切實際的空談。繞了一個大圈子后，再回到富國強兵的主題上，使孝公前后比較之下，進入了他的計算之中，實行他所訂立的刑名法令。

一

　　孝公對衛鞅變法，還是有些疑慮，于是召集群臣，舉行聽證辯論大會。衛鞅首先發言。他強調變法沒有什么可疑慮的，他說：“疑行無名，疑事無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見非於世；有獨知之慮者，必見敖於民。愚者闇於成事，知者見於未萌。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眾。是以圣人茍可以彊國，不法其故；茍可以利民，不循其禮”【3】。力言變法要當機立斷，不可猶豫不決。

　　大臣甘龍反對變法，他說：“圣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變法而治?！毙l鞅指他所說的都是世俗之見，他說，“常人安於故俗，學者溺於所聞”這些人只知居官守法，抱殘守缺，成不了大事；且看“三代不同禮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所以“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只有愚昧之徒，才會守舊不變；智能之士得要變法更禮，建立千秋功業。另一大臣杜摯也反對變法，他說，“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無過，循禮無邪。”衛鞅說，“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故湯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禮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禮者不足多?！毙⒐饬空措p方，認為衛鞅說得有理，決定變法。

　　戰國時代，禮樂崩壞，衛鞅認定禮樂仁義無以治國。他甚至把禮樂、詩書、修善孝弟、誠信貞廉、仁義、非兵羞戰等文化道德修養，稱之為六虱，認為一個國家“無六虱，必強；有六虱，必弱”。又說，“仁者能仁於人，而不能使人仁；義者能愛於人，而不能使人愛”；所以“仁義不足以治天下”。治理天下得要“不貴義而貴法；法必明，令必行”【4】。唯有嚴刑峻法，才能富國強兵。

　　“民弱國強”是衛鞅立法的理論基礎。他認為，“民弱國強，民強國弱，故有道之國，務在弱民”。民弱了對國家有什么好處呢？“民辱則貴爵，弱則尊官，貧則重賞”。基本上，衛鞅認為人性本惡，所以“慈父無孝子，治主無忠臣”；因而他主張“以戰去戰”、“以殺去殺”、“以刑去刑”。治理國家更要利用人性的弱點，重賞嚴罰，而且要“重罰輕賞”，“刑多而賞少”才能治國。

　　從湖北云夢睡虎地秦簡可知，秦法非常繁瑣詳盡。例如規定把耕牛飼養得好的，賞酒一壺，干肉十條；養得不好的，則要受笞刑，真是重罰輕賞!又如弩兵射箭技術達不到要求的，除了被免職外，并要罰二甲。御者技術不好也會被免職，還要罰徭戍，連教他駕御的老師也跟著受罰。甚至規定如果糧倉中有三個以上老鼠洞，管理糧倉的人員就要受罰。

二

　　秦法鼓勵耕戰，“耕織致粟帛多者”受到獎勵；“事末利及怠而貧者”降為奴婢。最大的獎賞就是立得戰功，“能得甲首一者，賞爵一級，益田一頃，益宅九畝”。此令一出，大家都把打仗殺敵作為致富的捷徑；于是“富貴之門必出于兵。是故民聞戰而相賀也，起居飲食所歌謠者，戰也”，甚至“民之見戰也，如餓狼之見肉”。殺敵固有重賞，失誤更有嚴罰，軍隊實行連坐法，規定“五人束薄為伍，一人死”，其他四人如果沒有戰功，則“剄其四人”。家人為了重賞，出征時“父遺其子，兄遺其弟，妻遺其夫，皆曰：‘不得，無返’”。據睡虎地秦簡記載，為了重賞，士兵中竟有搶奪他人所得首級的行為。重賞之下，他們祖先在《詩經》中所歌頌的袍澤之情【2】，已蕩然無存。

　　新法行之十年，秦國大治，山無盜賊，戶給人足。其后衛鞅又大敗魏軍，收復河西之地。秦孝公封他於、商十五邑，號為商君。商鞅的嚴刑苛法，確可在亂世中殺出一條血路，但由于舍棄了文化的發展和道德的教化，亦因此而種下了日后秦國迅速分崩離析的惡果。商鞅法令，殺氣騰騰，刻薄寡恩，讀《商君書》往往教人心驚膽顫，與讀《論語》時，如沐春風的心境，不可同日而語。

　　商鞅變法，樹敵過多，得罪了權貴，秦孝公死后，被誣謀反。商鞅聞訊，倉皇出逃，但由于他所立的秦法，律令苛刻，控制嚴密，竟令他自己走頭無路。商鞅作法自斃，終于被新繼位太子，惠文王，所殺。商君雖死，但秦法未敗。此后秦行商鞅之法，擁雍州之地，據殽函之險，經惠文、武、昭襄等王的經營，追亡遂北，遠交近攻，破聯軍，坑長平，滅周室，威震諸侯，奠定了日后嬴政席捲天下的基礎。

　　秦人的崛起，是因天時、地利、人和的配合得當所致。戰國末年，天下已大亂了幾百年，百姓厭于戰亂，但求統一安定。統一的天時既成，秦因地利之便，得能臣勇將之助，終于一統天下。統一后，天時、地利已改，秦卻不知應變，反而徭役日重，民不聊生，國無四維，指鹿為馬，焉能不土崩瓦解？如果統一后，秦能由恰當的人選（如扶蘇）執政，以寬厚仁慈的法律，取代那刻薄寡恩的律令，“文景之治”將會提早到來。如果秦人更能乘著春秋學術思想黃金時代的馀風，發展文化；那華夏文化將會更加燦爛輝煌。往事已矣，秦人不暇自哀，后人當哀之，鑒之。

參考資料：

【1】司馬遷，《史記·秦本紀》

【2】《詩經·秦風·無衣》：“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于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豈曰無衣？與子同澤。王于興師，修我矛戟，與子偕作。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p>

【3】司馬遷，《史記·商鞅列傳》

【4】《商君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