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四十年代文藝大眾化的浪潮中，對朗誦詩的創(chuàng)作、研究與接受形成了一道靚麗的文學史風景。朱自清以其高度自覺的文學史意識與知識分子情懷，為朗誦詩的理論建設做出了突出貢獻，表現(xiàn)出了一種既洞悉又抗拒的姿態(tài)，從而彰顯了他獨特的學術品格。他關于朗誦詩的理論成果大都收在民國三十七年（一九四八年）出版的文集《論雅俗共賞》中。具體來說，就是《序》、《論雅俗共賞》、《論百讀不厭》、《論朗誦詩》、《美國的朗誦詩》、《常識的詩》、《詩與話》與《聞一多先生怎樣走著中國文學的道路》八篇文章。在這本由十四篇（不含《序》——作者注）文章組成的自選集中，有一半左右的篇幅都或多或少涉及到了朗誦詩的理論建設，可見他晚年對此問題的重視程度。大概這也是他一生中最后一個自足的理論范疇，因此在朱自清的詩學體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位置。

一、朗誦詩：獨立的而非獨占的

　　抗戰(zhàn)爆發(fā)，救亡文學當仁不讓地主宰了現(xiàn)代中國的文壇。分屬不同流派、具有不同的藝術追求的作家在強烈的愛國主義情結的驅馳下，組成了文學界的統(tǒng)一戰(zhàn)線，摒棄前嫌，同仇敵愾。在這次合流中，左翼作家在理論與實踐兩個層面上近乎天然地延續(xù)了自身的現(xiàn)代性進程，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進一步發(fā)展了藝術個性，為日后現(xiàn)實主義成為新文學的主流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在處理具體的文學問題時，左翼作家更加游刃有余，他們的言說方式也自然而然地成為匯入主流話語中的最強勁的一道支流。在圍繞朗誦詩展開的討論中，許多批評家就“自覺”地賦予了這種新興的詩歌體式以不僅是“獨立”而且是“獨占”的新詩史地位，同時扼殺了游離于時代“共名”之外的新詩發(fā)展的可能性。

　　作為文藝大眾化的主要載體之一，朗誦詩不只是一種具有文學史意義的嘗試，更是文學與現(xiàn)實政治合謀的結果。對此，無論是創(chuàng)作者、朗誦者還是研究者都沒有諱言，相反，這是正是他們實現(xiàn)自我崇高化、凸顯自身優(yōu)越感的根本前提。在這種背景下，朗誦詩的政治性就成了討論的核心問題。不過，朱自清卻有著與眾不同的思考，他認為“焦點似乎應該放在朗誦詩的獨立的地位或獨占的地位上”，即“朗誦詩應該有獨立的地位，不應該有獨占的地位”。（《論朗誦詩》，第44頁）

　　朱自清提出朗誦詩“應該有獨立的地位”，針對的是當時文壇上一部分人的看法——“懷疑朗誦詩，覺得看來不是詩，至少不像詩，不像我們讀過的那些詩。”（《論朗誦詩》，第45頁）無論“不是”，還是“不像”，言外之意都是作為文本的朗誦詩并不符合既定的對新詩體式的想象。對此，朱自清有著清醒的認識，因為“這只是宣傳的工具，而不是本身完整的藝術品。”（《論朗誦詩》，第45頁）一方面，承認朗誦詩的工具性，即賦予其政治性在新詩藝術發(fā)展進程中以合法地位，這是他“與時俱進”的寫照；另一方面，依據(jù)傳統(tǒng)的新詩鑒賞標準，判定朗誦詩在藝術上的不完整性，這是他堅守的尊重自家閱讀體驗的底線。難能可貴的是，他既沒有將自己的藝術直覺湮沒在時代的洪流中，放棄自己的美學理想，讓感情變得“粗糙”起來，也沒有像一部分作家與評論家那樣，固守傳統(tǒng)的標準，無視朗誦詩在現(xiàn)實生活中發(fā)揮的重要作用。正是他的觀點與兩者之間的縫隙，使得朗誦詩能夠擁有真正“獨立的地位”。這是一種“了解之同情”的態(tài)度使然：“參加了幾回朗誦會，聽了許多朗誦，開始覺得聽的詩歌跟看的詩歌確有不同之處；有時候一首詩看起來并不覺得好，聽起來卻覺得很好。”（《論朗誦詩》，第45頁）朱自清并沒有以自己的文學史觀來裁決朗誦詩，而是不再簡單地把“讀”作為鑒賞新詩的唯一途徑，引入了“聽”的感知方式，把朗誦詩作為一種多維的藝術品來觀審。朗誦詩的“獨立的地位”就在于它是集合新詩人創(chuàng)作、朗誦者閱讀、傳遞感情的靜態(tài)文本與調動氣氛的動態(tài)現(xiàn)場等諸多因素為一體的可以“讀”、更可以“聽”的新詩體式。他多次舉到的一個例子便是聞一多“在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西南聯(lián)合大學五四周的朗誦晚會上朗誦了艾青先生的《大堰河》，他的演戲的才能和低沉的聲調讓每一個詞語滲透了大家。”（《聞一多先生怎樣走著中國文學的道路》，第129頁）朗誦詩《大堰河》的成功源自聞一多與艾青的“珠聯(lián)璧合”，也得益于“大家”與他們的有機互動。這些都是傳統(tǒng)新詩所不具備的藝術要素，也是考察朗誦詩必須認識到的對象。從這個角度講，朗誦詩是“新詩中的新詩”。（《論朗誦詩》，第48頁）

　　與此同時，針對“有些人似乎還要進一步給它爭取獨占的地位；那就是只讓朗誦詩存在，只認朗誦詩是詩”（《論朗誦詩》，第54頁），朱自清旗幟鮮明地表示：“不能夠贊成這種‘罷黜百家’的作風；即使會有這一個時期，相信詩國終于不會那么狹小的。”（《論朗誦詩》，第54頁）可以說，他是具有某種歷史的預見性的。隨著內戰(zhàn)的爆發(fā)，朗誦詩在國統(tǒng)區(qū)再度興起，并成為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進步作家與青年學生同國民黨政府進行抗爭的主要的文藝形式之一，發(fā)揮了顯著的歷史作用。不過，以朗誦詩為代表的大眾化文藝體式的地位的不斷提高，也為建國后中國（大陸）文藝走向“一體化”埋下了伏筆。尤其是毛澤東文藝思想成為指導文藝發(fā)展的最高原則與唯一標準后，導致的后果之一便是朗誦詩之外的新詩體式在十七年與文革階段的成就普遍不高。由此可見，朱自清反對朗誦詩享有“獨占的地位”的姿態(tài)是何等重要，這也是他對知識分子道路思考的一翼。

二、新詩史視野中的朗誦詩

　　在朱自清看來，朗誦詩并不是兀然獨立的文學現(xiàn)象，它與中國新詩的發(fā)展進程一脈相承，同時受到了世界進步文藝思潮的影響。這種定位較之強調現(xiàn)實政治對新詩體式的制約無疑更有理論深度。

　　新文學史上“雅俗共賞”的努力淵源有自，“抗戰(zhàn)以來又有‘通俗化’運動，這個運動并已經轉合大眾化。‘通俗化’還分別雅俗，還是‘雅俗共賞’的路，大眾化卻更進一步要達到那沒有雅俗之分，只有‘共賞’的局面。這大概也會是所謂由量變到質變罷。”（《論雅俗共賞》，第9頁）朗誦詩的出現(xiàn)是對“雅俗共賞”階段的一種超越。這種超越成功與否，或許可以討論；然而，絕不應該據(jù)此貶低這種超越實踐本身多具有的文學史價值。作為文藝大眾化的重要表現(xiàn)形式，朗誦詩實現(xiàn)了新詩審美趣味“由量變到質變”的可能性。當然了，這是作者與讀者合力的結果，因為“文藝作品的讀者變了質了，作品本身也變了質了，意義和使命壓下了趣味，認識和行動壓下了快感。”（《論百讀不厭》，第16頁）抽離了具體的歷史語境而對朗誦詩進行評說，這是不負責任地“捧殺”或者“罵殺”。朱自清從新詩史的角度對朗誦詩進行考察，其意義也就在于彰顯了這種對研究對象的溫潤、體貼的學風。歸根結底，他是“史料派”，而不是“史觀派”。值得注意的是他在賦予朗誦詩以客觀評價的背后所隱含著的對詩性空間的拓展與對史思邏輯的經營。

　　朱自清注意到了朗誦詩與世界進步文藝思潮之間的聯(lián)系。為此，他特別撰文推介了“美國的朗誦詩”與“常識的詩”，即達文鮑特的長詩《我的國家》與巴克爾夫人的詩文選集。在前者中，他看到了“朗誦詩原是要訴諸大眾的，所以得特別寫作——題材，語匯，聲調，都得經過一番特別的選擇。”（《美國的朗誦詩》，第55頁）這對四十年代朗誦詩在保證政治性的前提下加強藝術性提供了有益的借鑒。在后者中，他拈出了“詩都短，寥寥的幾句日常的語言，簡直像會話。……詩都有格律，可是讀來不覺，只覺得自然如話。”（《常識的詩》，第68頁）這與新詩開創(chuàng)者關于“‘真正的白話詩’是要‘念’或說的”（《詩與話》，第79頁）的觀點遙相呼應，共同構成了朗誦詩形成與發(fā)展的理論資源。
把朗誦詩納入新詩史的視野中，最關鍵的一點是把語言問題提高到了兼?zhèn)湔涡耘c藝術性的位置上來了。朱自清指出，朗誦詩的語言是“在‘大眾’里成長的‘活的語言’。”（《詩與話》，第84頁）這既是現(xiàn)實環(huán)境的客觀要求，也是詩人主觀努力的方向。因為“朗誦詩是群眾的詩，是集體的詩”（《論朗誦詩》，第46頁），這就決定了詩人的藝術個性必須一方面服從于政治斗爭，以“群眾”與“集體”的代言人的身份出現(xiàn)，另一方面在時代的主流話語中探索出具有自家面貌的藝術道路，實現(xiàn)兩者在更高的層面上的對話與統(tǒng)一。詩人的詩在“群眾的詩”與“集體的詩”的面前，是可以充分發(fā)揮能動性，變被動為主動，變隨波逐流為引領浪潮。這種轉變的肯綮就是解決新詩語言的創(chuàng)造性轉化的問題。“用老百姓說話的腔調來寫作，要輕松不難，要活潑自然，也不太難，要沉著卻難；加上老百姓的詞匯，要沉著更難。”（《詩與話》，第80頁）這大概是每一個具有藝術自律的致力于朗誦詩創(chuàng)作的新詩人都會遇到的問題。然而，所謂“大眾化”的“大眾”在具體的歷史語境中就是以老百姓為主體的人民，并且“所謂現(xiàn)代的立場，按我的了解，可以說就是‘雅俗共賞’的立場，也可以說是偏重俗人或常人的立場，也可以說是近于人民的立場。”（《序》，第2頁）應該持有“近于人民的立場”，這是時代給詩人的一份答卷。朱自清點破這一問題，實際上也道出了朗誦詩的現(xiàn)代性所在。在新詩史的視野中得出的這一結論，并不是為朗誦詩“蓋棺定論”，而是為其進一步探索提供了一個更高的平臺。

　　（《論雅俗共賞》，朱自清著，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1983年12月第一版，1998年9月第二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