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學作為一個名詞，其實很早的時候就出現了。《周禮·春官·樂師》中說：“樂師掌國學之政，以教國子小舞。”樂師是古代精通音樂、負責音樂的官職。周代禮樂并重，以詩書禮樂為教學內容，因此樂師能集樂官、學官于一身。《周禮》中的這段話大意是說，樂師掌管“國學”的工作，教授學生舞蹈。《禮記·學記》講：“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由此可知，“國學”是古代國家級的學校，這個意義在此后的歷史演進中有多種稱呼變化，比如太學、國子監、書院、學堂，等等。這個意義顯然不是今天我們常說的國學的意義。

現在我們通常所說的“國學”這個概念具體是什么時候產生的，似乎還沒有一個較為固定的說法。一般認為，清末民初的時候，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對中國固有的傳統文化與思想造成了強烈的沖擊，由此讓中國當時的一些知識精英重新審視本國固有的學術文化，并名之以“中學”一詞，以此與“西學”對應。那個時候，中國開始搞洋務運動，張之洞的那句“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名言特別盛行。此后，中國的知識精英用“國學”代替“中學”，并借此對中國傳統的文化學術進行重新評估。據學者考證，近代意義上的“國學”概念，其實是從日本舶來的。歷史上的日本，一直飽受漢文化之影響，日本的近代學者提倡國學，通過研究古典文獻，試圖清除漢文化的影響，凸顯日本本土固有的文化。另外，日本明治維新以后，開始全面推行歐化，也引起了一些日本本土人士的不滿與抵制，他們提倡“國粹”，以與之抗衡。此派并不完全排斥漢文化，甚至對儒學較為推崇。晚清民國前后，中國的不少學者東渡日本，尋求救國之路，當時中國的狀況與日本明治維新后的狀況有某種相似性，留日學者在日本的國粹主義學者那里找到了共鳴，也借用“國學”、“國粹”的概念，對中國固有的學術文化進行重新審視，意圖保存發揚中國固有的文化學術。是誰第一個使用這個意義上的國學概念，眾說紛紜，不過，在梁啟超1902年撰著的《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中已經多次使用這個概念及意義了。

其實，從中國古代國學作為國家的教育機構這個意義上，也完全有可能可以引申出近現代意義的國學涵義。因為古代國學這個機構具備傳承中國固有文化之功能，它通過對中國傳統經典的傳播、接受與不斷闡釋，具備了“繼絕學”的意義，并因此使中國的文化生生不息、綿延不絕。只不過近代西學的沖擊刺激、引發了知識精英對中國文化命運的焦慮，與日本明治維新以后的部分人士對日本本國文化命運的擔憂情狀較為契合而已。

晚清民國以后的一個多世紀，國學的遭際與中國的時局息息相關，其涵義與外延也有所變化：從一國固有之學（章太炎等）到“一國所有之學”（鄧實等），再到“一切過去的文化歷史”（胡適等）；從傳統的“經史子集”到“六藝之學”（馬一浮等），再到包括自然科學在內的龐大系統（張岱年等），甚或包含外國傳入中土的文化，如佛教等（季羨林）；從中國傳統文化獨立成為一個獨立的文史學科。在一定程度上，國學含義的演變史，即為中國文化的興衰史、民族命運的沉浮史。

現在我們一提及國學，很自然地會聯想到一系列以“國”字開頭的語匯，如“國歌”、“國旗”、“國貨”、“國醫”、“國語”，等等，這個“國”意思是“本國的”，對我們而言，即“中國的”。所以，簡單而言，“國學”就是“中國的學問”；具體而言，就是指中國的傳統文化，也就是中國在自己的歷史發展中形成的學問。這樣的理解，雖然籠統，但也易于理解，易于接受。

大約從上個世紀90年代起，中國興起了一股提倡國學、推崇國學、研習國學的熱潮。這一次的熱潮是在全球興起的“一體化”背景中產生的。從世界范圍而言，一方面，西方現代工業文明的發展加劇了人與自然的嚴峻對立，而且這種對立愈演愈烈，針對此種現狀，西方一些學者探尋解決困境的方案，將視野放眼到東方文化，意欲從東方文明中尋找發展的動力；另一方面，個別國家企圖借助其經濟軍事的實力，別有用心地推行文化霸權，這引起了世界范圍內的警覺，因此倡導文化多元化、強調本土固有的文化成為新的思潮與實踐。從國內而言，一方面，中國的改革開放后所取得實績舉世矚目，這讓世界范圍內對中國模式、中國文化凝聚、審視、思考與研究；另一方面，文化是“軟實力”，中國數千年的文明能不能成為中國“軟實力”建設的強力支撐與資源，也由此引發對國學的持續關注與思考。除此以外，在某個階段對于經濟發展的過分強調，現代社會的快節奏，均有可能導致精神的喪失、思想的迷惘，由此促使人們對傳統的回歸與重溫。在這樣的背景之下，出現“國學熱”的現象也是很正常的，完全可以理解了。

不過，“國學熱”的出現，也引發了一些人士的思考、反省與批判，認為過分狂熱的“國學熱”，或者蛻變成為一種不合時宜的復古主義，或者聚變為一種狹隘偏執的民族主義。事實上，對國學而言，過熱與過冷都不應該視為正常的現象，但比較而言，對傳統的關注審視與重新接受，總比無視傳統、漠視過去要好得多。在當下這個時代，任何一個國家，任何一種文化，都不可能關起門來求發展。國學也罷，西學也罷，各有所長，亦有弊端。王國維講：“中西二學，進則俱進，退則俱退。”這是說，兩種文化越來越分不開了，誰也離不開誰，國學是我們民族的文化根底，西學也成為國學一個重要的參照。比較理想的狀態是：國學、西學并存，交融發展。所以，正如一年四季，暖熱涼冷，人們在某個時期藐視傳統，割裂過去，在某個時期又不約而同地回歸傳統，對歷史溫情脈脈，這也是很正常的，沒有必要對“國學熱”產生杞人憂天式的擔憂。

國學是在歷史中形成的，因此我們需要將其置于歷史中去理解，但這并不是說國學只存在于過去，或者說，國學的價值與意義只存在于過去。中國固有的傳統文化，雖然已經經過時間的不斷淘洗與篩汰，其價值與意義愈來愈凸顯，但在當下，亦無需亦步亦趨，生搬硬套。在對國學心存敬畏的前提下，必須實現現代性的轉換。一方面，傳統是拋棄不掉的，它如影隨形，一直滲透于我們的日常生活、風俗習慣中；另一方面，國學是個巨大的資源寶庫，不了解它，就沒有辦法，也不可能實現為我所用；再者，國學只有經過當下的重新理解與闡釋，才可能真正成為現實生活中發揮作用的資源。歷史證明，國學的價值意義就是在歷史中不斷被重新理解與闡釋中實現的。

對于國學，批判也罷，接受也罷，轉換也罷，都少不了一個基本的前提，即必須對其有足夠的了解認識，否則，不是胡說八道，就是癡人說夢。從此層面而言，《國學千問》這部書就顯示了它出現的價值與存在的意義。

按照現代的學科分類，《國學千問》將中國數千年的國學精華從歷史、文學、哲學、軍事、宗教、藝術、科技、經濟、教育、風俗十個方面，通過1000個問題的方式，進行了相當全面、凝練的整理解釋。國學的傳播方式不外兩條路徑：一是將貌似簡單的問題分析挖掘得深刻透徹；二是將紛繁復雜的問題解釋得淺白易懂。前者常被視為學術，后者多被視為普及。從某種程度而言，后者有時要困難得多，因為普及也需要建立而且必須要建立在深入嚴謹的研究基礎上的。《國學千問》中這1000多個看似簡明扼要的國學常識，實出自學有所長的專家之手，正因為如此，此書才具備了深入淺出、嚴謹客觀的特色。其實，將傳統文化梳理得井井有條，解釋得淺易有趣，也是國學現代性轉換的一部分，由此也使本書具備了寓教于樂的特色。孔子說：“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知者（《論語·雍也》）。”知、好、樂，這是學習的三層境界，對于國學的傳承接受，《國學千問》是能夠培養并達到這三種境界的。

對《國學千問》這部書，可能很多人，甚至包括編纂者與出版者，均將其定位為國學普及讀物。當然，將國學大眾化，這是很令人尊敬的事。其實，我更想說，此書完全也可以視為一部國學研究的入門之書。古之學者，為學往往從目錄著作入手，認為只有從此入手，方得其門而入。《國學千問》中對古代典籍的提要介紹以及作為附錄的《每個中國人一生中必讀的81部國學經典》，完全具備了古代目錄著作的功能。所以，我認為，此書也完全可以成為國學研究者的入門之書，從此入手，必能事半功倍。

當下，我們的國家領導者在不同的場合多次重申傳統文化對目前建設與發展的重要意義，多次強調：只有堅持從歷史走向未來，從延續民族文化血脈中開拓前進，我們才能做好今天的事業。這就是古人常說的“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張載）。這種姿態與行動，是很令我們歡欣鼓舞的。我相信，《國學千問》在弘揚傳統、傳承國學、振衰起敝、繼往開來方面一定能發揮積極有效的作用。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