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仲友也確有其人其事。唐仲友（1136—1188），字與正，號悅齋，浙江婺州（金華）人。唐氏一門是婺州有名望的官宦之家。唐仲友父輩有兄弟四人：唐堯咨、唐堯封、唐堯舉、唐堯卿。其中唐堯封生了三個兒子：唐仲友、唐仲溫、唐仲義，皆是進士。

　　唐仲友，紹興二十一年（1151）進士，又中博學宏辭科；唐仲溫，紹興二十四年（1154）進士；唐仲義，紹興三十年（1160）進士。一門兄弟三人皆中進士，這不僅在當時，就是在整個科舉時代，也是很罕見的。兄弟三人中，唐仲溫官饒州（景德鎮）府學教授；唐仲義官江西樂平縣主簿，唯有唐仲友官階最高，曾判建康府，后為臺州太守。金華地方志稱他識治體、有干才：“登紹興辛未（1151年）進士。上書累萬言，言時政甚切。興利除弊，政聲赫然。”“仲友邃于經學，通性命之理，下至天文地理、兵農、禮樂刑政、陰陽度數、郊社學校、井地封野，探索考訂，體賅本末，可見諸用”（《金華耆舊補》卷十九）。佚名的《林下偶談》卷三《晦翁按唐與正》：“唐知臺州，大修學，又修貢院，建中津橋，政頗有聲”。在學術上，以“鼓倡經制之學而同金華學、永嘉學、永康學喧騰并起于浙東”，在中國儒學史上具有一定歷史地位。清代學者全祖望將唐仲友所為經制之學與呂祖謙兄弟的性命之學、陳亮的事功之學相提并論，稱：“乾、淳之際，婺學最盛。”黃宗羲甚至認為唐仲友的學問，已超過當時著名的事功學派代表人物葉適：“仲友之書雖不盡傳，就其所傳者窺之，當在艮齋、止齋之下（分別為當時事功學派代表人物薛季宣、陳傅良的號），較之水心（葉適號），則稍醇，其淺深蓋如此”（《宋儒學案》）。

　　嚴蕊也是確有其人、其事。關于這個臺州營妓被捕受杖之事，唯一的第一手史料，就是《朱文正公（朱熹謚號文正）全集》中收錄的朱熹彈劾唐與正（字仲友）的六個折子中提到的她的事，以及奏折中摘引的她在臺州和紹興兩地司理院受審時的口供。她確實是唐最寵愛的官妓，兩人的關系確實逾越了制度的規定。宋代制度規定：官妓可以佐酒、伴唱，卻不可以近身（即發生兩性關系）。但嚴蕊經常出入唐的內宅，還和別的官妓一起侍侯唐與正洗澡，并供認不止一次和唐發生性關系（供狀上作“逾濫”）。唐還打算收她作妾，所以用太守的職權準許她脫籍。叫她到外地去住。但也正是唐仲友害了她：因為唐此時正要升任江西提刑使，怕嚴蕊真的脫了樂籍不跟他去江西，所以并不給她在妓樂司衙門正式辦脫籍手續，因此身份還是“官妓”，所以朱熹參唐的不法之事之一就是“濫用職權，私放官妓”。而嚴蕊以臺州官奴的身份到黃巖去居住，就是“逃亡”。如按“逃亡律”治罪就要判徒刑。就算事出有因，最輕也要按“浮浪律”判“杖八十”。所以嚴蕊從黃巖捉回臺州，不必審問，至少就是杖罪。這完全是唐唐仲友害的。朱熹在臺州調查唐案時，唐與正雖已停職，勢力還很大，一直刮翻案風。司理院衙門要對嚴蕊杖責，是欲借此打擊唐黨的氣焰。唐仲友聽說嚴蕊要受杖，竟派手下的打手到司理院去搶人。沒搶到嚴蕊，卻更使嚴蕊非捱打不可了。這就是嚴蕊第一次受杖。當時唐案涉及人犯很多，朱熹要進一步查唐的問題，認為在臺州受唐黨的干擾，所以把一干人犯都送到紹興司理院再審。并不只是嚴蕊解去紹興，單是妓女就有沈芳、王靜、張嬋等好幾個。在紹興嚴蕊又供了恃寵干涉公事，替人說情收人財物等事。但在紹興再審出的事加在一起也沒有告到唐與正，倒是嚴蕊這樣的涉案人員，到結案時少不得還要因為犯了“不應律”等罪名，又受一次杖刑。而且至少是“杖四十”。這就是嚴蕊在二月之間一連受到兩次杖刑。

　　朱熹與唐仲友都是南宋初年著名學者，宋孝宗淳熙年間，二人同時在浙東為官。朱熹為何要沖破層層阻力，不惜得罪舉薦他的宰相，連續六次上書，甚至寧可辭職回鄉也要扳倒唐仲友？此案當時在官場震動很大，學術界也鬧得紛紛揚揚。從一些文人筆記來看，分析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幾種傳聞：

　　一是說唐仲友與呂祖謙因學術上不合而結下怨仇，袒護呂祖謙的朱熹借機奏劾唐仲友。也是浙江麗水人的南宋俞文豹在《吹劍錄·四錄》中說：東萊（呂祖謙世稱東萊先生，亦是金華人）與與唐仲友同去應試博學宏詞科，考前曾向唐請教：路鼓（古時祭享宗廟所用的四面鼓）是是放在宗廟寢門的里面還是外面？“唐曰：在門里”。結果唐仲友考中，呂祖謙落選應試后回來查資料，才知為唐仲友所騙。于是呂祖謙對唐仲友說：“只緣一個路鼓，被君掇在門里。”宋人周密《齊東野語》也有類似記載，但不是因應試博學宏詞科，而是在金華書會中就不和：“朱晦庵按唐仲友事，或云呂伯恭（呂祖謙字）嘗與仲友同書會，有隙，朱主呂，故抑唐。”這種說法的前提是呂祖謙和朱熹確為好友，兩人都提倡“格物致知”的客觀唯心主義理學。呂祖謙為了調和朱熹和陸九淵主觀唯心主義理學之間的爭執，于南宋淳熙二年（1175）在信州（今江西上饒）鵝湖寺舉行的一次著名的哲學辯論會。雙方爭議了三天，是中國哲學史上著名的盛會。

　　二是說唐仲友“恃才輕晦庵”。朱熹有個好友叫陳亮，婺州永康人，也是位著名的詞人和愛國志士，此人也是唐仲友的朋友，但唐嘲笑陳亮學問粗疏，加以唐、陳二人爭奪色妓，情場敗北的陳亮遂向朱熹進讒言。此事在凌濛初《二刻拍案驚奇》《硬勘案大儒爭閑氣　甘受刑俠女著芳名》曾大加渲染，作為朱、陳矛盾的主因。但最早見于文史筆記的則是南宋周密的《齊東野語》卷十七《朱唐交奏始末》：唐仲友“平時恃才輕晦庵”，而陳亮卻為朱熹所譽揚，認為其學問與唐仲友不相上下。有次陳亮到臺州游玩，看上了一位營妓，想讓太守唐仲友為其脫籍。唐仲友又玩起對待呂祖謙那一套，表面上答應，暗中卻使壞：再一次宴會上，他對正在佐酒的這位營妓說：“你真的愿意嫁給陳官人嗎？”。營妓說愿意并對唐太守讓其脫離營籍表示感謝。誰知唐又接上一句：陳亮身無分文，流浪四方，“汝須能忍受凍乃可。”這位營妓一聽這話，臉上馬上變了色。陳亮再次“至妓家，無復前之奉承矣。陳知為唐所賣，亟往見朱。朱熹聽說他從臺州來，便向他打聽唐仲友：“近日小唐云何？”陳亮便對朱熹說：陳亮說你不識字，怎么能做茶鹽常平提舉？于是，朱熹恨唐仲友。等到他奉旨巡按江南西路來到臺州時，正好唐仲友又迎候遲了，于是朱熹更對陳亮說的信以為真。于是立即收繳唐的官印，并上章彈劾唐仲友。

　　這種說法也不能說沒有絲毫根據。朱熹和唐仲友的學術思想存在巨大分歧。從地方志對他的評價“體賅本末，可見諸用”來看，他受浙東事功風氣的熏染，同金華學、永嘉學、永康學一樣重視物質，強調實用。而朱熹則講究“窮天理、窒人欲”，強調心性的明達。“格物”的目的也是為了“致知”。因此唐輕視程朱學派，以為是“空談性命”。朱熹自然對為學駁雜而又重實用、講實利的唐仲友很反感。例如唐在臺州太守任上，他修路建橋，大興文教，雖未必做到了“興利除弊，政聲赫然”，卻也確實取得了些政績。但其為政舉措頗有違于朱熹所認同的儒學基本原則，如其集資建中津橋本不失為一善舉，但該橋既成，他設卡收稅，專門攔截過往船只，三日一放，故朱熹在《按唐仲友第三狀》中指責其“百端阻節搜檢，生出公事不可勝計”。

　　盡管上述種種說法并非空穴來風。朱熹嚴參唐仲友，也確有如唐在辯解中所說的“疾惡太嚴，所謂偏隘也”之處，但朱熹與唐仲友的根本分歧，以至朱熹愈挫愈堅，決心沖破一切障礙，連續六章彈劾唐仲友，乃是因為朱熹為人嫉惡如仇，關心民瘼，尤其見不得唐仲友這類偽君子在浙東大旱，百姓輾轉于溝壑之際不顧荒年民困的事實，為完成朝廷和戶部下達的限時上交稅收任務而委派酷吏四出坐鎮各縣刻急催督，更添新稅殘民，致使怨聲載道，民不聊生。朱熹在赴浙西提舉任上目睹臺州災民扶老攜幼逃荒的慘景，遂在未入臺州界便先寫出了劾唐仲友的第一狀，其中斥道：“知臺州唐仲友催督稅租，委是刻急……急于星火，民不聊生。”更加上好聲色，又貪污受賄。上述的地方志在稱頌他在臺州政績的同時，也認為他好聲色，縱容兒子貪污受賄：“逾度于官妓，其子又頗通賄賂”（《金華耆舊補》卷十九）這樣才抓住唐仲友以公款刻書及與營妓有染這樣一些于節行有虧之事大做文章。其事的大體經過是這樣的：

　　朱熹的青少年時代，是在顛沛流離中度過的。入仕之后，長期奉祠鄉居，生活清貧，因此比較關注民間疾苦。清禇人獲《堅瓠集》三集《蔥湯麥飯》條載：有次朱熹去看其女婿蔡沈。女婿家很清苦，只能用蔥湯泡麥飯招待他。女兒心中很不過意，朱熹卻很坦然，并寫詩一首安慰女兒：“蔥湯麥飯兩相宜，蔥補丹田麥療饑。莫謂此中滋味薄，前村還有未炊時”。也正因為如此，朱熹特別痛恨貪官污吏，特別不滿官府的橫征暴斂。在《題米倉壁》中，他甚至借用老莊的話進行抨擊：“度量無私本至公，寸心貪得意何窮！若教老子莊周見，剖斗除衡付一空”。正因為如此，不僅他自己作地方官時，敢于抑制豪強，打擊貪官污吏，而且也以此勉勵朋友。在《送彥集之官瀏陽》中說：“君行豈不勞？民瘼亦已深。催科處處急，椎鑿年年侵。君行寬彼甿，足以慰我心。”這是一位正直的士大夫對民瘼、對腐敗的一以貫之的常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