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在新疆期間，為保證軍糧供給，發展地方經濟，曾大力興辦屯墾業，其功績遺澤至今。早在屯兵哈密之時，左宗棠事先命西征軍前鋒部隊統帥張曜，駐軍哈密興修水利、屯田積谷。光緒二年一年就收獲糧食五千一百六十余石，基本上可以解決該部半年軍糧所需。左宗棠還對西北的生態環境非常關注。據《甘寧青史略》卷二十二載：“安定(今甘肅定西)早寒，草枯木凋，村農縱火，山谷皆紅。左宗棠見之，問知縣，以燒荒對。”放火燒荒，是古代刀耕火種畬田的陋習，通過焚燒草木植被，殃及飛蟲鳥獸，無非獲得一些草木灰作肥料而已，其代價是對生態環境的破壞，水土的流失。燒荒尤對干旱少雨的甘肅中部地區危害最烈。左宗棠說：明代因為韃靼經常犯邊，明軍出塞縱火，使韃靼騎兵無水草可恃，實在是不得已而為之的。現已承平，安能用此？“況冬令嚴寒，蟲類蜷伏，任意焚燒，生機盡矣，是豈仁人君子所宜為？”遂自安定大營出示嚴禁燒荒，并通令隴東南及寧夏所屬一體遵行。有力保護了安定一帶的生態。另外，左宗棠兩次率部西征，一路進軍，一路修橋筑路，沿途種植榆楊柳樹。不出幾年工夫，從蘭州到肅州，從河西到哈密，從吐魯番到烏魯木齊，凡湘軍所到之處所植道柳，除戈壁外，皆連綿不斷，枝拂云霄，這就是被后人所稱的“左公柳”。清代詩人肖雄有一首詩，專為詠頌“左公柳”而作：“十尺齊松萬里山，連云攢簇亂峰間。應同笛里迎亭柳，齊唱春風度玉關”。左宗棠的同鄉及暮僚楊昌浚，應左之邀赴疆，見道旁柳樹成林，也有七絕一首：“大相籌邊未肯還，湖湘子弟滿天山。新栽楊柳三千里，引得春風渡玉關”。據說，左宗棠聽此詩，不禁“掀髯大笑”。對此，長期在新疆屯墾戍邊的前共和國副主席王震有著深刻的體會。1983年8月，王震對左宗棠的曾孫左景伊說：“解放初，我進軍新疆的路線，就是當年左公西征走過的路線。在那條路上，我還看到當年種的‘左公柳’。走那條路非常艱苦，可以想象，左公走那條路就更艱苦了。左宗棠西征是有功的，否則，祖國西北大好河山很難設想”。“辦洋務的人也有所不同，有些是愛國的，有些是賣國的。像曾國藩、李鴻章，就不能和左宗棠相提并論。曾國藩、李鴻章是喪權辱國的，左公在福建辦船政局，在甘肅辦織呢廠，在新疆的屯田，客觀上還是有利于國計民生的。我們是歷史唯物主義者，對歷史人物要一分為二，左宗棠一生有功有過，收復新疆的功勞不可泯滅。”“史學界最近作了一件有意義的工作，對左宗棠做出了正確，客觀的評價。這對海內外影響都很大。左宗棠在帝國主義瓜分中國的歷史情況下，立排投降派的非議，毅然率部西征，收復新疆，符合中華民族的長遠利益，是愛國主義的表現，左公的愛國主義精神，是值得我們后人發揚的”。“阿古柏是從新疆外部打進來的，其實他是沙俄、英帝的走狗，左公帶兵出關，消滅阿古柏、白彥虎，收復失地，得到了新疆各族人民的支持，這是抗御外侮，是值得贊揚的。”

　　左宗棠在督辦福建軍務任上，也同樣表現了堅決抗擊外敵入侵的愛國精神：光緒十年中法戰爭爆發，法國艦隊在福州馬尾發動突然襲擊，福建水師全軍覆滅。時任軍機大臣的左宗棠奉命督辦福建軍務。11月抵福州后，積極布防，并組成“恪靖援臺軍”東渡臺灣。1885年正月，黑旗軍和恪靖定邊軍先在鎮南關得勝，然后以一千多人死亡的代價擊退法軍，奪取了諒山。此事導致法國茹費里內閣垮臺。法國引為奇恥大，辱向越南法軍撥款五千萬法郎支持對華作戰。中國方面則以臺灣、越南兩頭應對，精疲力盡，劉永福部“所存不過五百人，多方募集不過千人，攻守兩難，進退失據”。而朝鮮的甲申政變使得中國更欲快速從越南抽身。于是在法國駐華公使赫德的周旋下簽訂中法新約。中法新約的主要內容就是確認了1884年時的李福暫定條約，其中否定了中國對越南的宗主權，改由法國全權管理越南。左宗棠得知后，大罵主持簽約的李鴻章：“對中國而言，十個法國將軍，也比不上一個李鴻章壞事”； “鴻章誤盡蒼生，將落個千古罵名”。李鴻章惱怒之余決定拿左宗棠的下屬開刀，指使親信潘鼎新、劉銘傳等陷害攻擊“恪靖定邊軍”首領王德榜、臺灣道劉璈罪行十八款，使他們失去兵權并喪命。左宗棠悲憤交加，一個月后即在福州病故。

　　李鴻章左宗棠也和李鴻章、張之洞一樣，是近代第一批開眼看世界的中國人，主張向西方學習先進的科學技術，富國強兵，為當時的洋務派領袖之一。就在兩江總督在上海設立江南制造局，兩湖總督張之洞開辦漢陽鐵廠的同時，作為閩浙總督的左宗棠也在福建馬尾創立船政局監造輪船，近代中國第一批實體工業的先驅者，同時創辦求是堂藝局（亦稱船政學堂），培養造船技術和海軍人才。時逢西北事起，旋改任陜甘總督，推薦原江西巡撫沈葆楨任總理船政大臣。一年后，福州船政局（亦稱馬尾船政局）正式開工，成為中國第一個新式造船廠。陜甘任間，繼續從事洋務，創辦蘭州制造局（亦稱甘肅制造局）、甘肅織呢總局（亦稱蘭州機器織呢局），后者為中國第一個機器紡織廠。左宗棠同時在蘭州建立“蘭州制造局”（亦稱“甘肅制造局”），為西征軍修造槍炮。為了對付阿古柏軍的洋槍洋炮，并由廣州、浙江調來專家和熟練工人，在蘭州造出大量武器，還仿造了德國的螺絲炮和后膛七響槍，改造了中國的劈山炮和廣東無殼抬槍。在戰勝阿古柏，收復新疆戰斗中起了巨大作用。左宗棠還在西安開設書局，刊刻經籍，經費從他自己的養廉項下撥付，進駐蘭州以后，從書論中采取有關吏治的文章，編成一本書，題為《學治要言》，頒示所轄各地官員，加強對官員的管理和廉政教育。

　　左宗棠的一生在晚清就得到極大的尊重。《清史稿》稱 “宗棠有霸才，而治民則以王道行之。”1837年，兩江總督陶澍回鄉省親，他書寫了一副對聯“春殿語從容，廿載家山印心石在；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翹首公歸”，陶澍看后，將他視為奇才。并與左宗棠結為親家，將年僅五歲的唯一兒子陶桄，許給左宗棠為婿，足見他對左宗棠的器重。1849年，林則徐途經長沙，指名要見左宗棠，將自己在新疆整理的資料和繪制的地圖全部交給左宗棠，并認定“東南洋夷，能御之者或有人：西定新疆，舍君莫屬。”年過花甲來、日無多的林則徐對左宗棠說：“吾老矣，空有御俄之志，終無成就之日。數年來留心人才，欲將此重任托付！”多年后，左宗棠就是帶著林則徐繪制的地圖踏上遠征新疆的漫漫征程。臨別時，林則徐還寫了一副對聯相贈：“茍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趨避之。”左宗棠將這對聯當做自己的座右銘，時時激勵自己。他說：每遇艱危困難之日，時或一萌退意，實在愧對知己。回福建后，林則徐身染重病，知道來日不多，命次子聰彝代寫遺書，向咸豐皇帝一再推薦左宗棠為“絕世奇才”、“非凡之才”。晚清名臣胡林翼曾極力稱贊說左氏“橫覽九州，更無才出其右者”。翰林院侍讀學士潘祖蔭向咸豐帝的一道奏疏中評價左宗棠說：“天下不可一日無湖南，湖南不可一日無左宗棠。”梁啟超更是認為左宗棠是“五百年以來的第一偉人”。清朝學者在著作中曾將曾國藩和左宗棠這兩位同時代的湖南名人做一比較：“左文襄佐駱文忠，僅一幕職而得行其志，似愈于曾文正之為相；奉命出征，發謀出慮，朝廷亦從不牽制，此老一生際遇，文正不如也。”

左宗棠與“左公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