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曾左二人在治國理政尤其是在平定內亂外患上，還是互相支援、互相禮重的：咸豐六年，曾國藩率部攻打被太平軍占領的武昌，左宗棠不計曾要陶澍家“倡輸萬金”的前嫌，接濟軍餉助攻武昌。武昌攻下后，曾國藩向朝廷保舉，左被任命為兵部郎中，從此走上仕途。曾國藩在奏章中稱贊左宗棠能 “因地利以審敵情，蓄機勢以作士氣，實屬深明將略，度越時賢”（《奏稿》卷10）。為了使左不致推讓，曾寫信給左云：“弟之調度，遠不如兄，無所庸其謙也”（《書札》卷14）。左宗棠想親自率兵，曾國藩允其募兵五千援皖，左因此獨立成軍。后左宗棠率軍攻陷太平軍占領的杭州，曾國藩又奏保他為浙江巡撫。左宗棠在任上與太平軍李世賢大軍鏖戰，先后攻陷金華、紹興、衢州等地，同治二年（1863）因功升閩浙總督。同治三年3月攻陷杭州，控制浙江全境。論功，封一等恪靖伯。這與曾國藩慧眼識人和心無私偏不無關系。曾國藩甚至發出這樣的感嘆：“論兵戰，吾不如左宗棠；為國盡忠，亦以季高為冠。國幸有左宗棠也！”尤其是在左宗棠與李鴻章海防、陸防的之爭中，曾國藩從國家安全出發，不去支持世家之好（李鴻章父親李文安與曾國藩是同榜進士）和李是他的學生，轉而支持左宗棠收復新疆。在此之前，左頗有后顧之憂，對人說：“我既與曾不協，今彼總督兩江，恐其扼我餉源，敗我功也”（《南亭筆記》）。然而，曾國藩心系國家，不念舊惡，不僅竭力協濟糧餉，而且將湘軍統領劉松山的部隊全部交給左宗棠指揮，讓左宗棠大為感動。光緒三年（1877）劉松山侄劉錦棠率軍一舉攻克達坂城，并直下托克遜；劉錦棠部將羅長枯又與徐占彪、孫金彪兩軍三面會攻收復吐魯番，阿古柏在絕望中服毒而死。光緒四年，劉錦棠部攻陷英吉沙爾、和田，收復天山南路。歷時15年的新疆之亂，至此悉定。可見，曾國藩的部將在平定新疆之亂中起了很大作用。但曾國藩又將功勞歸于左宗棠，高度評價左宗棠捍衛祖國領土完整的愛國主義精神，稱之為“天下第一”（《庸聞筆記》）。左宗棠并非石人，豈能無動于衷？乃于上奏言西征之事時說：“臣與曾國藩議論時有不合，至于拔識劉松山于凡眾中，信任最專，其謀國之忠，知人之明，非臣所及”（《奏稿》）所以，左宗棠在挽聯中稱頌曾國藩為“知人之明，謀國之忠，自愧不如元輔”。他在這封家信中所說的“‘謀國之忠’兩語，久見奏章，非始毀今譽”也是實在之言。曾國藩去世后，左宗棠表示自己的最后一點敬意，聯除致四百金作為喪禮外，還親寫挽聯云：曰：“謀國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輔；同心若金，攻錯若石，相期無負平生”。上聯承認自己在知人善任和毫無私心為國謀劃方面皆不如曾；下聯是表白兩人雖互相爭執不休，但皆胸懷坦蕩，而且同心為國。要知道，心高氣傲的左宗棠能在曾國藩死后作如此反省，是相當不易的，因為在此之前，他還堅持兩人絕交的責任主要在曾國藩：“言所以絕交之故，其過在文正者七八，而自認其二三。”而且這副挽聯的落款自署“晚生”，這更加不易。當年曾國藩統領湘軍之時，左宗棠只是個幕僚，身份懸殊，但左宗棠都不肯稱“晚生”而是自署“愚弟”，并且還聲明“依例應‘晚’，惟念我生只后公一年，似未為‘晚’，請仍從‘弟’呼為是”。

　　至于左宗棠為何要在這封給兒子孝威的信專門表白與曾國藩之間的關系，并囑孝威在“喪過湘干時，爾宜赴吊，以敬父執；牲醴肴饒，自不可少”，我想可能有兩個原因：一是向了解自己的兒子傾吐對曾侯逝去的悲傷，以及表白曾左失和的原因和性質，“爭者國勢兵略，非爭權竟勢”。一生心高氣傲的左宗棠不愿將此真心向那些“妄生揣疑之詞”的“纖儒”們表白，因為在左宗棠看來，這些人不值得一言：“何直一哂耶”，而“兒當知吾心也”，所以向自己的長子傾訴；二是此際正在收復新疆的關鍵時刻，無法親自去祭奠曾侯，只能讓長子在“喪過湘干時”去拜祭，“以敬父執”，而且祭品要豐盛。出于同樣的原因，讓長子代替自己寫一篇祭文來表達敬佩感傷之情，并將自己在挽聯中未能充分表達的深意表達出來，尤其是其中需要辯白的道理。這即是這封家信專門詳談曾左之間的關系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