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奇與常

　　1、奇

　　奇即奇特，或表現在構思上，或表現在結構上，或表現在語言上。范成大的《睡覺》詩：“心兵休為一蚊動，句法卻從孤雁來”。睡覺需要心思寧靜，這是常理，但用軍隊作比這就有點違常；詩歌句法怎么能從天上的孤雁處得來，更是奇想，匪夷所思。施肩吾《古別離》：“三更風作切夢刀，萬轉愁成系腸線”。風是無形的，愁更是抽象的，詩人皆化無形為實體，將其比喻為實物刀和線；夢亦是飄忽無形的，線系愁腸也只能是一種想象。詩人先將無形的風和愁轉化為有形的實體，再用這個實體去處理同樣變無形為有形的夢和系愁腸，這種手法，實在新奇。在中國古典詩歌中，將無形變為有形，將抽象變為實體，這是許多詩人常用的手法，如李清照的“只恐雙溪蚱蜢舟，載不動，許多愁”（《武陵春》），賦予無形的愁緒以實體、以重量；白居易的“嘈嘈切切錯雜彈，大珠小珠落玉盤”，將抽象的音樂語匯變成可見可聽的玉盤中滾動的珍珠，但像此詩這樣，兩度變虛為實并讓其相互作用的手法，實在新奇。以上是從構思或修辭上談“奇”。要說“奇”既然少不了鬼才李賀。他的《馬詩》中“向前敲瘦骨，猶自帶銅聲”就很奇特。南宋名詩人劉辰翁評價說：“向前敲瘦骨，猶自帶銅聲，奇”。馬瘦才顯得剽悍，所以杜甫稱贊房兵曹的胡馬說它是“鋒棱瘦骨成”，李賀在另一首《馬詩》中諷刺漢武帝的馬肥說：廄中皆肉馬，不解上西天”。既然瘦，就會顯得骨骼“鋒棱”，這是常理，但能敲出金屬的聲音，這就是奇特的想象了。李賀這類奇特的想象和比喻還很多，如“天若有情天亦老”（《致酒行》，“荒溝古水光如刀”，（《勉愛行》），“憶君清淚如鉛水”、“天若有情天亦老”（《金銅仙人辭漢歌》）等。這還只是就修辭而言，有的詩篇，無論是構思，還是造句遣詞都很奇妙，如《蘇小小墓》：

　　幽蘭露，如啼眼。無物結同心，煙花不堪剪。草如茵，松如蓋，風為裳，水為珮。油壁車，夕相待。冷翠竹，勞光彩。西陵下，風吹雨。

　　南朝樂府《蘇小小歌》的素材，《楚辭·山鬼》的意境，當時關于蘇小小墓的傳說“風雨之夕，或聞其上有歌吹之聲”等，應當說對李賀此詩的創作皆有啟發。但此詩從構思到語言結構如此奇譎詭異，主要還是源自李賀豐富的想象力以及他那奇譎的語言風格：蘭花上的露水居然成了啼哭的淚眼，無形的風成了鬼魂的衣裳，液態的水居然成了固體的玉佩，無形成了有形，虛冥化為有像，幽寂化為動態，如此奇特如此豐富的想象力。語言上翠燭的火焰居然是“冷”，煙花如何不堪“剪”，光彩如何“勞”，這些詞匯既別出心裁又讓人百思不得其解，大概是凡人無法理解鬼魂世界吧！劉辰翁評此詩是“奇澀不厭”，黎二樵評此詩是“通首幽奇光怪，只納入結句三字，冷極鬼極。詩到此境，亦奇極無奇者矣”！都是從“奇”的角度肯定此詩。

　　其實，在文學淵源上，李賀詩風的奇特源自老杜，尤其是杜甫夔州以后的詩作。夔州時期是杜甫一生中創作成就最高、成果最豐富時期。這個時期不僅創作數量最多，而且題材最廣、體裁最全，風格變化最大。杜甫兩州（秦州、夔州）詩風變化較大的一個顯著特征就是頓挫的杜詩此刻又在向突兀、折拗甚至怪特的方向變化。對于杜詩的頓挫美，雖然古往今來的論者有不同的理解，但擇其大端，不外是指結構上的跳蕩轉折，句法上的頓宕變化和音韻上的抑揚起伏。杜甫在夔州時期的創作中，這種特色分外醒目，而且又有所強化和轉化：音韻上由抑揚起伏進而轉化為折拗，結構上由跳蕩轉折進而錯序和違常，句法上由頓宕變化進而更加散化和怪異。如這首《愁》：

江草日日喚愁生，巫峽泠泠非世情。
盤渦鷺浴底心性，獨樹花發自分明。
十年戎馬暗南國，異域賓客老孤城。
渭水秦山得見否，人今罷病虎縱橫。

　　姑且不說詩人通過山川風物、人文環境等多種渠道將抽象的愁緒敘說得清晰可感，就是在音韻上也十分之奇：全詩除末句，通篇皆由拗句組成，而且也不注意粘對。詩人正是要以這種違常的折拗來比附世事的顛倒、人生的坎坷，來傾吐胸中的悒郁和不平。正如王嗣奭所云：“胸中有悒郁不平之氣，而以拗體發之。公之拗體詩，大都如此”（《杜臆》）。至于初到夔州時寫的《白帝城最高樓》更是集正變折拗、激楚悲越、想象奇特于一體。黃生認為在杜詩中：“花近高樓，正聲第一；城尖徑仄，變聲第一”（《杜詩說》）；趙翼認為此詩“銘心刻骨，奇險至十二、三分者”（《甌北詩話》）。與此相類的還有《滟滪》、《將曉》、《最能行》、《秋興八首》、《火》諸詩，《將曉》中的“石城除擊柝，鐵鎖欲開關”，《秋興八首》中的“香稻啄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等語序上的顛倒；《滟滪》中的“干戈連解纜，行止憶垂堂”思理上的跳躍與違常；《火》則集中體現了句法上的散化乃至怪異。該詩描述夔州一帶放火燒山以求雨這種怪誕的行為。全詩采用賦體手法來鋪敘兇猛的火勢：“風吹巨焰作，河漢騰煙柱。勢欲焚昆侖，光彌焮洲渚”。其中描繪山林野物被火焚的情形，夸張之中已帶有荒誕怪異的成分：“爆嵌魑魅泣，崩凍嵐陰昈”，“腥至焦長蛇，聲吼纏猛虎”。這很容易使我們聯想起韓愈的《陸渾山火一首和皇甫湜用其韻》，不過后者純用賦體，更加恣意的逞奇斗險。另外象《熱三首》、《毒熱寄簡崔評事十六弟》等詩中描述自己在毒熱中的感受：“束帶發狂欲大叫”、“奇峰石聿兀火云升”、“炎赫衣流汗”、“林熱鳥開口”，也都是在心煩意亂中產生的不理智乃至狂躁。至于《最能行》的最后四句：“此鄉之人器量窄，誤競南風疏北客。若道土無英俊才，何得山有屈原宅”，論者或是解釋為“因此地人情澆薄，而至激厲之語”（仇兆鰲《杜詩詳注》），或視為游戲筆墨（王嗣奭《杜臆》），但也都注意到了其邏輯上的矛盾與思緒上的混亂。杜甫不滿夔州一帶風土人情，尤其是峽中男子的氣量狹窄，輕生逐利，故有其嘲諷之詞、批評之語，但此地又誕生了屈原、昭君這樣的英俊之材，詩人又如實道出。其實，這種矛盾的產生在于詩人在歷史與現實、個別與一般之間劃上了等號，因而出現了上述的矛盾和混亂。而這種對異地風物的評估和矛盾心理的產生，則是由不愿客居異鄉又不得不客居異鄉，日夜思念故土又無法返回故土這種無情現實和己身遭遇所造成的。所以，這種詩句邏輯上的矛盾與思緒上的混亂恰恰折射了杜甫客居夔州時真實的思想和生活。

　　2、常

　　常指尋常，正常的心理情感和普通尋常的語匯。看起來，似乎“常”比“奇”容易，實際上并非如此，這也是一種作家極力追求的至境。王安石《題張司業詩》：“看似尋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卻艱辛”，就是深知“尋常”之境得來不易。白居易寫詩，自覺追求尋常之境，他曾自白自己寫詩“不求宮律高，不務文字奇”，他要求自己的詩歌能做到“老嫗能解”（王應奎《柳南隨筆》卷六），其新樂府詩更是如此，如《賣炭翁》：

　　賣炭翁，伐薪燒炭南山中。滿面塵灰煙火色，兩鬢蒼蒼十指黑。賣炭得錢何所營？身上衣裳口中食。可憐身上衣正單，心憂炭賤愿天寒。夜來城外一尺雪，曉駕炭車輾冰轍。牛困人饑日已高，市南門外泥中歇。翩翩兩騎來是誰？黃衣使者白衫兒。手把文書口稱敕，回車叱牛牽向北。一車炭，千余斤，宮使驅將惜不得。半匹紅紗一丈綾，系向牛頭充炭直。

　　其詩結構和敘事方式完全按照時間和事件的發展順序平鋪直敘：伐薪燒炭、天寒賣炭、宮使搶炭，沒有逆折也沒有回環。語言通俗直白，口語化，尤其像“賣炭得錢何所營？身上衣裳口中食”，完全是民歌中常見的設問設答方式。但這種洗凈雕飾的語言確有無限的張力和含蘊，例如“可憐身上衣正單，心憂炭賤愿天寒”兩句，按說身上衣正單就希望天暖，賣炭翁這種心理不是違常嗎？但再一想：賣炭翁的生活唯一來源就是賣炭，只有天寒炭才能賣個好價錢，所以盡管衣正單也愿天寒，這種畸形的心態不正是貧困造成的嗎？這樣就自然引起讀者對不公正社會的反感。況且在結構上，它與前面的“賣炭得錢何所營？身上衣裳口中食”也暗暗挽合；與后面的宮使搶炭也呼應，使天子更加看清宮市的弊端和危害，從而達到“唯歌生民病，報于天子知”的創作目的。結句“半匹紅紗一丈綾，系向牛頭充炭直”是個平直淺白的敘述句式，作者不像在其它新樂府詩結尾那樣“卒章顯其志”，未加任何評論。但讀過此詩就會知道：宮使搶去的不止是炭，而且還有牛車——“回車叱牛牽向北”，那么，“系向牛頭充炭直”的“半匹紅紗一丈綾”不也未到賣炭翁手中嗎？這些宮使，不但狐假虎威、窮兇極惡，而且異常虛偽，這種揭露，不比大聲疾呼更加富有張力嗎？“看似尋常最奇崛”，此言不謬！

　　簡單不一定比復雜差，樸素也不一定比奇巧弱。白居易曾用元和體寫過一首長詩《長恨歌》，調動描寫、夸張、想象多種藝術手段，采用現實與仙幻、心理描繪與環境描繪相襯相承多種手法，再加上刻意修飾、富有華彩的語言將這首長詩寫得柔腸百結、五音繁會，成為元和體的代表之作。但元稹的《行宮》寫同樣的故事，只用了二十個字：

寥落古行宮，宮花寂寞紅。
白頭宮女在，閑坐說玄宗。

　　前人曾將此詩與《長恨歌》作一比較，說《長恨歌》長達一百二十句，不覺其長；《行宮》二十字，不嫌其短。此詩最大的特點就是看起來語言平直樸素，但異常簡潔精當。二十個字，簡括了整整一代歷史，并將時間、地點、人物乃至動作一一點明。其中“寥落”、“寂寞”、“閑坐”既是描繪古行宮的今日，也是抒發詩人的時代感受，凄涼的身世，盛衰的感慨、哀怨的情懷，無不包蘊其中。所以宋人洪邁贊嘆道：“語少意足，有無窮之味”（《容齋隨筆》）。

　　王維是清麗派代表作家，他的詩歌詩情畫意外加禪意，被人稱為詩中有畫、詩中有音樂。但也有些小詩，用平常話寫家常事，也顯得親切感人，如《雜詩》：

君自故鄉來，應知故鄉事。
來日綺窗前，寒梅著花未？

　　此詩質樸平淡卻詩味濃郁，質樸到看不到任何技巧，實際上卻包含最高技巧，所謂大巧若拙。這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一味發問，不寫回答。發問完了，詩也結束了。這種寫法，突出了詩人身在異鄉的急切鄉思，一旦家鄉來了故人，就迫不及待地想打聽故鄉的風物、人事。因爲詩人突出的是急切的鄉思，故人的回答已不重要，如寫出來反會沖淡主旨。章燮在解說此詩特點時說：“通首都是所問口吻”，趙松谷進一步解說：“欲于此下復贅一語不得。王安石曾模仿此詩作北山道人詩：“道人北山來，問松我東崗”，下面是道人作答：“舉手指屋脊，云今如許長”兩詩比較一下，孰優孰劣，不言自明；二是問家鄉之事只問“寒梅著花未”？眾所周知，王維此詩是受初唐詩人王績《在京思故園見鄉人問》的啟發。但王績詩中從舊朋孩童、宗族弟侄、舊園新樹、茅齋寬窄、柳行疏密一直問到院果林花，用近乎啰嗦的一連串發問來表現對故鄉一草一木的關切。王維此詩卻反其道而行之，什么也不問，只問“來日綺窗前，寒梅著花未”?這又是極高的表達技巧。試想一下，連窗前的一株寒梅是否開花都在詩人的關切之中，對舊朋孩童、宗族弟侄的關切，不是題中應有之意嗎？另外，首先關心寒梅是否著花，也體現了詩人的雅潔情思

　　他的《紅豆曲》：“紅豆生南國，春來發幾枝。愿君多采擷，此物最相思”；《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身在異鄉為異客，每逢佳節倍思親。遙知兄弟登高處，遍插茱萸少一人”，也都是以尋常事、通俗語抒發人間最為普遍的親情和愛情，從而感動著千百代千千萬萬之人！

　　五、剛與柔

　　1、剛

　　剛是指氣質上的陽剛之氣，語言上的鏗鏘斬截之詞。姚鼐曾將文章風格分為陽剛和陰柔兩大類，其特點分別是：“得于陽與剛之美者，其文如霆如電，如決大河、如奔騏驥；得于陰與柔之美者，其文如云如霞，如幽林曲澗，如珠玉之輝”（《復魯絜非書》）。姚鼐談的是散文，其實詩歌也是如此，元好問在《論詩絕句》中將韓愈的《山石》與秦觀的《春日》加以比較，來說明陽剛和陰柔兩種不同風格：“有情芍藥含春淚，無力薔薇臥曉枝。拈出退之山石句，始知渠是女郎詩”。朱光潛曾用“胡馬秋風塞北，杏花春雨江南”解說陽剛和陰柔的不同，他說：“前者是氣慨，后者是神韻；前者是剛性美，后者是柔性美”（《文藝心理學》第十五章）。施補華在《峴傭說詩》中認為“用剛筆則見魄力”。下面簡析一下韓愈的《山石》是如何體現陽剛之美的：

山石犖確行徑微，黃昏到寺蝙蝠飛。升堂坐階新雨足，芭蕉葉大梔子肥。
僧言古壁佛畫好，以火來照所見稀。鋪床拂席置羹飯，疏糲亦足飽我饑。
夜深靜臥百蟲絕，清月出嶺光入扉。天明獨去無道路，出入高下窮煙霏。
山紅澗碧紛爛漫，時見松櫪皆十圍。當流赤足踏澗石，水聲激激風吹衣。
人生如此自可樂，豈必局束為人羈？嗟哉吾黨二三子，安得至老不更歸！

　　韓愈詩歌的最大特色就是“以文為詩”，即把散文的表達方式、奇句單行的散文句法皆搬到詩歌之中，使詩歌有種突兀不平之氣，有種陽剛之美。這首詩就是汲取了散文中有悠久傳統的游記文的寫法，按照行程的順序，敘寫從“黃昏到寺”、“夜深靜臥”到“天明獨去”的所見、所聞和所感，是一篇詩體的山水游記。

　　，此詩樂觀、開朗、向上，選取的景物或是高大，或是肥厚，色彩都很明亮：芭蕉、梔子是“芭蕉葉大梔子肥”，這也是“新雨足”的結果；松樹是“松櫪皆十圍”，山道兩旁是“山紅澗碧紛爛漫”。詩人或是安于寺中的“疏糲”飲食，或是在山間“出入高下窮煙霏”，或是赤足澗流，迎風振衣。“人生如此自可樂，豈必局束為人羈”更是抒發一種不為人羈的獨立人格和坦蕩積極的人生態度，其中自然有種陽剛之美。這首詩，極受后人重視，影響深遠。蘇軾與友人游南溪，“解衣濯足，朗誦《山石》，慨然知其所以樂，因而依照原韻，作詩抒懷”。蘇軾還寫過一首七絕：“犖確何人似退之，意行無路欲從誰？宿云解駁晨光漏，獨見山紅澗碧詩”。詩意、詞語都從《山石》化出。金代元好問在為一位先生王栩作傳時回憶道：“予嘗從先生學，問作詩究竟當如何？先生舉秦少游《春雨》詩為證，并云：‘此詩非不工，若以退之芭蕉葉大梔子肥之句校之，則《春雨》為婦人語矣’”（《中州集》壬集第九《擬栩先生王中立傳》）。他本人也非常認可韓愈這首充滿陽剛之氣的詩作，這在前面已引，不另。可見此詩氣勢遒勁，風格壯美，一直為后人所稱道。

　　開朗的基調、明亮的色彩、高大粗壯的形態，固然是陽剛美的最好體現，速度、氣勢、極強的動態感，也是詩歌陽剛美經常表現的范疇，如韓愈的這首《雉帶箭》：

原頭火燒靜兀兀，野雉畏鷹出復沒。
將軍欲以巧伏人，盤馬彎弓惜不發。
地形漸窄觀者多，雉驚弓滿勁箭加。
沖人決起百余尺，紅翎白鏃隨傾斜。
將軍仰笑軍吏賀，五色離披馬前墮。

　　此詩寫于唐德宗貞元十五年（799），韓愈在徐州武寧軍節度使張建封幕中任節度推官。詩中描寫隨從張建封射獵的情景，寥寥十句，波瀾起伏，神采飛動。宋代蘇軾非常喜愛這詩，親自用大字書寫，以為妙絕。妙在何處，清人汪琬認為妙在強烈的動態感中顯露的陽剛之美：“短幅中有龍跳虎臥之觀”（《批韓詩》）。首聯就是動靜相承：上句寫靜。“靜兀兀”三字，烘托獵前肅穆的氣氛，亦可想見獵人們屏氣靜息、全神貫注地窺伺獵物的情態。下句寫野雉“出復沒”的動景。野雉被獵火驅出草木叢，一見獵鷹，嚇得急忙又躲藏起來。“出復沒”三字形容逼肖，活現出野雉驚惶逃竄的窘態，與下邊“惜不發”呼應。頷聯寫將軍的心理活動和獵射時的風度、神采。將軍出獵自然不是單純為了覓取野味，而是要顯示自己的神功巧技。所以，他騎馬盤旋不進，拉滿強勁的弓，又舍不得輕易發箭。近人程學恂《韓詩臆說》評道：“二句寫射之妙處，全在未射時，是能于空際得神。”頸聯緊承頷聯寫“巧”：圍獵地形選的巧：野雉隱沒之處，地勢漸漸狹窄，要繼續竄伏已不可能，這是將軍一顯身手的時機。正當野雉受驚乍飛的一剎那，將軍從容地引滿弓，“嗖”的一聲，強有力的箭，迅猛而準確地命中雉雞。“雉驚弓滿勁箭加”中的“驚”、“滿”、“勁”、“加”諸字，緊湊簡煉，干脆有力，“巧”字之意于此全出。

　　詩寫到這里，似乎意已盡了。然而詩中忽起波瀾，那只受傷的野雉帶箭“沖人決起百余尺”，向著人猛地沖起百多尺高，可見這是只勇猛的雉雞。側寫一筆，更顯出將軍的絕妙射技。“紅翎白鏃隨傾斜”，野雉強作掙扎之后，終于筋疲力盡，帶箭悠悠而墮，染血的翎毛和雪亮的箭鏃也隨之傾斜落下。這正是樊汝霖所謂“讀之其狀如在目前，蓋寫物之妙者”，非親歷其境者不能道。詩寫到這里，才直接點題，真是一波三折，盤屈跳蕩，充滿強烈的動態感。再加上以寫長篇古風的筆法來寫小詩，更覺豐神超邁，情趣橫生。清人朱彝尊評此詩曰：“句句實境，寫來絕妙，是昌黎極得意詩，亦正是昌黎本色”。這個本色就是陽剛美！

　　岳飛《滿江紅》中的“陽剛美”又不同于上述兩種，它的“壯”是悲壯；它的“憤”是義憤；他的自信，更多的表現為一種理想和信念，這一基調與《陸游》的《書憤》相似：

　　怒發沖冠，憑闌處、瀟瀟雨歇。抬望眼，仰天長嘯，壯懷激烈。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閑、白了少年頭，空悲切。

　　靖康恥，猶未雪；臣子恨，何時滅？駕長車、踏破賀蘭山缺。壯志饑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待從頭、收拾舊山河，朝天闕。

　　這首詞，代表了岳飛“精忠報國”的英雄之志，表現出一種浩然正氣、英雄本色。其中“壯志饑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侍從頭、收拾舊山河”表現了報國立功的決心和必勝信念，但“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里路云和月”、“空悲切”、“臣子恨，何時滅”又有種山河淪喪、老大無成的悲憤。

　　2、柔

　　柔是指氣質上的陰柔，是一種神韻和風致，語言上則表現為小巧和秀美。施補華在《峴傭說詩》中對陰柔的內涵曾加以解說：“用剛筆則見魄力，用柔筆則出神韻。柔而含蓄之為神韻，柔而搖曳之為風致”。如元好問提及的秦觀《春日》：

一夕輕雷落萬絲，霽光浮瓦碧參差。
有情芍藥含春淚，無力薔薇臥曉枝。

　　此詩的婉約和陰柔，表現在情和態兩個方面。情思的基調是哀怨：有情芍藥含春淚；心態上則是嬌柔無力：無力薔薇臥曉枝。從結構上說，前兩句是因，后兩句是果。傍晚的雷雨之中，嬌嫩的芍藥和薔薇禁不住雨打風吹，又無法抗拒，只能含淚紛紛凋謝或無力地僵臥枝頭。因此，無論是“情”還是“態”，都屬婉約，都屬柔美。在手法上，此詩屬于比體，實際上借嬌花受風雨摧殘凋零來抒發家國之感、身世之嘆。秦觀早年科舉仕途失意，受到蘇軾揄揚并列為蘇門四學士后又受黨爭牽連，不斷遭到遠貶。為人性格又敏感而脆弱，以至終于死于貶謫道上。他的詞風一如其人，柔弱凄婉，意蘊深長，典型的婉約風格。這首詩亦是如此，所以被元好問視為“柔”的代表之作。

　　他的詞作《踏莎行》遣詞用韻更加凄婉，意蘊更加深長：

　　霧失樓臺，月迷津渡，桃源望斷無尋處。可堪孤館閉春寒，杜鵑聲里斜陽暮。
　　驛寄梅花，魚傳尺素，砌成此恨無重數。郴江幸自繞郴山，為誰流下瀟湘去？

　　此詞寫于哲宗紹圣四年（1097）春三月。由于黨爭，屬于蘇門的秦觀先由館閣校勘貶為杭州通判，再貶監處州酒稅，最后又被羅織罪名遠貶郴州，并削去所有官職和俸祿。性格脆弱又敏感的秦觀，在這接二連三、一次比一次殘酷的打擊下，內心的痛苦和絕望可想而知。但迫于淫威，只能用委婉的筆觸，比興的手法，來抒發謫居之恨，全詞充滿前途難卜的失落和彷徨，對全身而退、隱遁田園而不可得的傷痛和沮喪。音調凄婉，意蘊深長，從而成為婉約詞的代表之作。詞人通過“霧失樓臺，月迷津渡”以及桃源難尋等凄迷意象，來表現一個屢遭貶謫的失意者悵惘之情和對前途的渺茫之感。孤館春寒、斜陽杜鵑，詞人借此環境描繪極力渲染一個不堪忍受的貶謫氛圍。這兩句深深感動了王國維，他評論說：“少游詞境最凄婉，至‘可堪孤館閉春寒，杜鵑聲里斜陽暮’則變為凄厲矣”（《人間詞話》），并將這兩句判為“有我之境”。結句“郴江幸自繞郴山，為誰流下瀟湘去”更是意蘊深長。表面上看，似乎就是常人皆能做到的即景抒情，但一經詞人點化，兩句中分別加入“幸自”、“為誰”這種擬人詞匯，郴州的山水頓時變的鮮活。表面上，是詞人在埋怨郴江：郴江啊，你本來應該生活在自己的故土，和郴山相伴，究竟為什么要離鄉背井，向北流向瀟湘呢？實際上是自怨自艾，自己為什么要離開故鄉，卷到政治漩渦中去，現在變得有家難歸呢！這里反映的是一個脆弱的詞人在迭遭打擊后對不幸命運的反躬自問，是對自己離鄉遠貶的深長怨恨！據說，蘇軾特別愛此詞的最后兩句，將其書于扇面，嘆道：“少游已矣，雖萬人何贖”（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前卷）。這當中既有深切理解秦觀內心劇痛的高山流水之悲，也有自己牽連秦觀，致使其遭遠貶的深沉疚恨！蘇軾作為一個豪放詞風的開創者，曾不滿自己的學生秦觀學習柳永的婉約風格，當面批評過秦觀的《水龍吟》“小樓連苑橫空，下窺繡轂雕鞍驟”的柔媚。但他為這首“柔”詞之冠的《踏莎行》欣賞嘆息，可見真正優美的作品是會得到世人（包括文豪們）認可的，這里沒有剛與柔之別。

　　3、剛與柔的關系

　　在中國古典詩詞中，一個作家可以有剛和柔兩種風格，一首作品也可以剛柔相濟。例如蘇軾詞，既有豪放風格，諸如《念奴嬌·赤壁懷古》、《定風波·莫聽穿林打葉聲》、《《臨江仙·夜飲東坡》、《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等，所以門客們說蘇詞要“關西大漢用銅琵琶、鐵錚鼓”來演唱。但他也有《水龍吟·似花還似非花》、《蝶戀花·花褪殘紅青杏小》、《浣溪沙·春情》等婉約之作。詞論家賀裳《皺水軒詞荃》將《浣溪沙·春情》舉為“緣情而綺靡”的婉約之首，南宋詞名家張炎將婉約詞《水龍吟·似花還似非花》評為“壓倒古今”。即使是同期同一詞牌的作品，也有剛與柔截然不同的兩種風格，如蘇軾的這兩首《江城子》：

　　老夫聊發少年狂，左牽黃，右擎蒼。錦帽貂裘，千騎卷平岡。為報傾城隨太守，親射虎，看孫郎。
　　酒酣胸膽尚開張，鬢微霜，又何妨？持節云中，何日遣馮唐？會挽雕弓如滿月，西北望，射天狼。

　　十年生死兩茫茫。不思量，自難忘。千里孤墳，無處話凄涼。縱使相逢應不識，塵滿面，鬢如霜。
　　夜來幽夢忽還鄉。小軒窗，正梳妝。相顧無言，唯有淚千行。料得年年腸斷處，明月夜，短松岡。

　　前一首寫于神宗熙寧八年（1075）詩人任密州知州之時。詞中描敘一次出獵經過，抒發了靖邊患、射天狼的壯志豪情。通篇縱情放筆，氣概豪邁，一個“狂”字貫穿全篇，是豪放詞中代表之作。蘇軾自己對此詞也頗自得，認為與柳永等人的婉約風格截然不同，他在寫給一位友人的信中說：“近卻頗作小祠，雖無柳七郎風味，亦自成一家。呵呵。數日前獵于郊外，所獲頗多。作得一闋，令東洲壯士扺掌頓足而歌之，吹笛擊鼓以為節，頗壯觀也”（《與鮮于子駿書》）。當時認為“詞乃艷科”，所以柳永的詞，需一個十七八歲少女，手拿紅牙板，唱“楊柳岸，曉風殘月”。蘇軾卻認為自己的詞“自成一家”，需“令東州壯士扺掌頓足而歌之，吹笛擊鼓以為節，頗壯觀也”。婉約詞一般不出情景描繪，多用比興手法，以含蓄不露為貴。蘇軾這首豪放詞卻反其道而行之：以敘事為干，即事寫景，直接抒情。詞的開頭就是“老夫聊發少年狂”，而且一個“狂”字貫穿全篇：詞人“左牽黃，右擎蒼”，這是太守出獵時的狂放之姿；“為報傾城隨太守”、“千騎卷平岡”，這是出獵場面之闊大狂放；“酒酣胸膽尚開張”、“親射虎，看孫郎”這是詞人射獵時的醉態狂態；“會挽雕弓如滿月，西北望，射天狼”則是詩人親赴邊、靖邊患的壯志和狂想，場面也由實轉虛，道出此詩的主旨所在。

　　下一首《江城子》同樣寫于熙寧八年（1075）任密州知州之時。但風格恰恰相反，寫得低徊傷感、柔腸百結。蘇軾十九歲時，與年方十六的王弗結為夫婦，兩人夫唱婦隨，恩愛相得。但王弗二十七歲即去世，喪妻之痛一直存于蘇軾心中，久而彌新，以至十年之后還行諸夢寐，醒來后寫下這首傳誦千古的悼亡詞。此詞的婉曲纏綿，主要通過今、昔、今后三個場景的不斷轉換，現實與夢幻的反復對比交織來進行的。今日是夫妻別離：妻子是“千里孤墳”；自己是“塵滿面，鬢如霜”，共同點和交織之處是“十年生死兩茫茫”，“無處話凄涼”；昔日是夫妻廝守，妻子在“小軒窗，正梳妝”；今后是更加孤獨、更加傷感：“料得年年腸斷處，明月夜，短松岡”。通過昔、今、今后三個場景的轉換，把自己對亡妻的思念、一往情深表現得深切感人；至于現實與夢幻的對比交織：上闕是現實的清冷孤獨；下闕夢幻中是深情相對、了卻相思，但夢醒之后又要面對現實，而且會年年如此：“料得年年腸斷處，明月夜，短松岡”。留下個柔腸寸斷、無比傷感的結尾。

　　有時，同一首詩詞中，也有剛與柔兩種表現，如辛棄疾《鷓鴣天·有客慨然談功名》：

　　壯歲旌旗擁萬夫，錦襜突騎渡江初。燕兵夜娖銀胡簶，漢箭朝飛金仆姑。
　　追往事，嘆今吾，春風不染白髭須。卻將萬字平戎策，換得東家種樹書。

　　由于時代的感召，也由于個人獨特的經歷和氣質秉性，辛棄疾將他迭遭打擊不改初衷的一腔忠憤寄之于詞，從而形成雄渾而沉郁、悲壯又蒼涼的獨特風格。這首《鷓鴣天》的上闕是當年戰斗生活的回憶，充滿功業自負的磊落豪情；下闕則是眼前衰老投閑的蒼涼景象，充滿撫今思昔的萬千感慨和頹放心態！前者豪宕剛決，后者凄婉傷感，兩種不同風格從不同側面襯托出一個杰出的愛國志士在備遭打擊下有志難伸的憤懣與無奈，體現了剛與柔兩種風格，但又和諧地統一在胸中長存的愛國之志和眼下憤懣無奈的現實這個主基調之中。于此相似的還有陸游的《書憤》，只不過不像辛詞《鷓鴣天》那樣截然分成兩個部分，它的剛與柔交織在一起，呈現于前后句之間：

早歲那知世事艱，中原北望氣如山。
樓船夜雪瓜洲渡，鐵馬秋風大散關。
塞上長城空自許，鏡中衰鬢已先斑。
出師一表真名世，千載誰堪伯仲間？

　　陸游詩歌既有雄渾奔放的一面，也有清新婉約的一面，前者如《大將出師歌》、《五月十一日夜且半，夢從大駕親征，盡復漢唐故地，見城邑人物繁麗，云西涼府也，喜甚，馬上作長句，未終篇而覺，乃足成之》、《十一月四日風雨大作》等，后者如《臨安春雨初霽》、《小舟游近村，舍舟步歸》，尤其是詞作《釵頭鳳》等。這首《書憤》則是兼而有之。孝宗淳熙六年（1178，時任提舉江南西路常平茶鹽公事的陸游以擅自開倉賑濟災民的罪名被罷官，從此在家鄉山陰閑居五年多。這對一心報國又無處投纓的愛國詩人來說，是不堪忍受的。在這首《書憤》中，他回憶了當年戍守南鄭戎馬倥傯的戰斗生活，“中原北望氣如山”，是何等的自豪和自信；“樓船夜雪瓜洲渡，鐵馬秋風大散關”，透出的是英姿颯爽的金戈鐵馬鏜嗒之聲。但是“早歲那知世事艱”的“哪知”，“塞上長城空自許”的“空自許”，內中又包含多少懊喪與悲憤，接下來的“鏡中衰鬢已先斑”在情感上已轉入人生的傷感和慨嘆了。至于結句“出師一表真名世，千載誰堪伯仲間”，更是含蓄深沉：表面上稱贊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矢志北伐的諸葛亮，實際上在暗諷茍且偷安、不想收復中原的朝中權貴。多用比興、含蓄不露正是婉約詞的典型特征。慷慨與婉約交織于這首《書憤》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