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目中的文史好漢唐德剛，日前獨騎瘦馬，踏月而去了，享年八十九歲。那也是一個適合古希臘文化英雄的年齡，悲劇家索福克勒斯就活到這把年紀。

　　雖然失去了一座高山，好在，構成歷史學家內在生命的，是作品，因此，山依舊矗立著。“泰山其頹”之類俗世套語，用在才思夭矯的唐德剛身上，我以為毫無必要，正如我也不會用什么“駕鶴”來表達哀懷，那與唐德剛融陽剛壯美和頑猴脾性于一身的學術氣象，并不般配。我估摸，他一定急著找他的老師兼忘年交胡適博士沒大沒小地去聊天了。

　　評價唐德剛先生的文史成就，遠非我所能。不過，說到對唐先生的喜愛，我無意甘居人后。值此懷人長夜，細檢喜愛之由，我覺得，有三種突出的稟賦，共生共濟，相激相蕩，聯袂促成了唐德剛的非凡成就，我可以把它概括成通人、達人和才人。

　　試問，身為史家，唐德剛可有什么足以標明自家名號的主義或方法，類似黃仁宇先生的“大歷史”或“數目字管理”？我的答案是沒有。提到“吾人治史 ”，唐德剛說得最多的，是那個中國文化人耳熟能詳的六字真言：“筆則筆，削則削。”我聽他如此自報家法，已不少于五六回。乍聞此言，真叫卑之無甚高論，因為那原是孔子“春秋筆法”的核心原則，中國讀書人對之咂吧了兩千余年，早已把它嚼得題無剩義，如何還能倚為獨家秘技？——然唐德剛的無雙利器，正在此處。

　　倘拘泥字面，所謂“筆則筆，削則削”，不過是該添則添，該刪則刪，別無新意。殊不知對這句話的理解，本身就得結合“微言大義”。說來至簡與做來極難，原非矛盾，史學家以還原歷史真相為首務，還原真相則以充分占有史料為基礎。然而，正如遍布裸裎男女的海灘不見得比帷幕重重的宮廷深院可以展示更多人性，未經深思細擇的毛坯史料，也斷然不會自發地生成史學。我們所謂歷史的客觀與公正，只能是經由史家銳眼燭照之后的再客觀、再公正，故一刪一削，最能撲閃出治史者的功夫見識。唐德剛頻以此六字自勉，初衷恐不是向孔子致敬，效仿夫子的大義觀和褒貶術，而是徑直回歸史家本分，強調自己“不為兩方師爺作注也”的氣概。老掉牙的手段，仍然不失辣手本色。

　　欲成為第一流史家，竊以為須兼備兩個條件，首先，他得身負不世之才；其次，他得老實，老實，再老實。汪洋才氣輔以愚直態度，好似天馬不辭緩步，如此，再幽僻的歷史暗角，也會向他漏出一罅天光。擅長“口述歷史”的唐德剛，在資料收集和占有上，可說做夠了笨鳥功夫，給李宗仁、胡適諸公立影造像，時間跨度可達六七年，甚至終生以之。

　　史家的最后榮譽，必賴深刻可靠之見識而后立，故所謂史家之才，亦在“世事洞明、人情練達”八字上逗留徘徊。若非如此，則人事幽秘難得其真，歷史縱深無由溯及。每一位唐德剛的讀者，想必都會折服于他的見識，較之他縷述的歷史種種，人們更加心儀于他風生水起、切理饜心的分析議論。他仗著史家本能和頑童心性就胡適給“偏憐獨女”命名為“素斐”所做的汲探（“‘素斐’者，Sophia也，‘莎菲’也！”莎菲者，胡適女友陳衡哲也），以及得出的“所以新文學、新詩、新文字，尋根究底，功在莎菲。莎菲！莎菲！黃河遠上白云間，你就是天上的白云！人間的黃蝴蝶啊！”之新奇結論，讓人噴飯繼之以欽佩。他在《袁氏當國》末尾當仁不讓地寫的一句話——“自民國有史以來，吾尚未見一本、一篇甚或一頁對袁有正面評價之書。有之，或自不才始也。”——我非但不嫌其狂，反覺清風徐來。史家而能練達如此，文字遂得江山之助。

　　一位史學大家，有必要同時成為文章大家嗎？當我們把文章漂亮作為衡量史家的標準，也許對尋常史學工作者有欠公正，雖然，真正的史學大師，又大多兼備一副文章妙手。普魯塔克的《名人傳》不知激蕩了多少歐洲人的心靈，除了筆下的英雄事跡，文筆拔萃也是原因之一；《羅馬帝國衰亡史》的作者愛德華·吉本，文筆素為人稱道；至于中國的絕代史家司馬遷，單憑文章也足以傲視千秋。對此，唐德剛亦嘗再三道及，他還贊嘆過太史公把安徽土話“伙頤”（即今之“伙計 ”）寫入古文的酷筆。

　　我得說，史家兼備文采風流，初非在于吸引讀者；出眾的筆墨才華，本身有助于更加精準地再現歷史的繁復、挖掘心靈的款曲。因為，憑一把大鐵鍬是無法修理瑞士鐘表的，我們手上非有精細工具不可。語言之道亦可作如是觀。何況，如他“雄偉深刻而俏皮”的老友周策縱先生所說：“德剛行文如行云流水，明珠走盤，直欲驅使鬼神，他有時也許會痛快淋漓到不能自拔。但我們不可因他這滔滔雄辯的‘美言’，便誤以為‘不信’。德剛有極大的真實度。”實際上，我對唐德剛才人本色的贊嘆，也是以確認他有“極大的真實度”為前提的，舍此則不足論矣。

　　“士君子讀書為學，要‘山人自有主張’，管他鳥洋人！這一點，我倒佩服胡適做學問特立獨行的風格。”這話，也是唐德剛的夫子自道。斯人歿而山人亡，說他一個人帶走一個時代，恐不為過。

原載《東方早報》2009年11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