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剛先生去世了。幾家采訪的記者都問我，你和唐先生第一次見面是在什么時候？我想來想去，不記得了。我和唐先生多次見面，在大陸，在臺灣，在美國，見過許多次。1990年我到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訪問，有三個多月住在紐約。那時，唐先生住在紐約近旁的新澤西州。自然，見面的機會比較多。唐先生平易近人，知道許多民國掌故，又健談，一談起來，議論風生，我們很快熟起來。紐約的華人學者之間常有餐會，記得我好多次赴會，都是坐唐先生開的車。

　　不過，我認識唐先生，首先還是通過他的口述史著作——《李宗仁回憶錄》。1980年，政協廣西壯族自治區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輾轉從海外得到原稿，內部發行。那時，我剛剛轉入民國史研究不久，對該書史料的豐富和文筆的流暢頗為折服。后來逐漸知道該書的真正著者是唐先生，對唐先生便多了一份敬意。再后來讀唐先生參加編撰的《顧維鈞回憶錄》，敬意愈增。顧維鈞是近代中國的老資格的外交家。他的日記、文件珍藏于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珍本和手稿圖書館，共約10萬件，是該館僅次于杜魯門檔案的第二大檔。唐先生深入研究這些檔案，又經過和顧維鈞的多次訪談，才完成回憶錄的寫作。共13冊，600余萬字，堪稱巨著。

　　口述史是一門新興的史學體裁。它是歷史當事人和史學家合作的產物。過去，歷史當事人常常寫回憶錄，但是，回憶常常有訛誤，記錯時間、地點、人物關系的情況很多；歷史家的著作呢？大多依靠文獻檔案等死材料寫作，缺乏新鮮、生動的活材料。口述史的優點就在于可以彌補上述兩種體裁的局限，將死材料和活材料結合起來。一方面，它可以保存歷史當事人的記憶，這些記憶往往不見于文獻檔案，而且，其中不少是秘密，只有當事者才知道的秘密，不通過口述史就可能永遠消失；另一方面，由于有歷史家的參與，它可以糾正歷史當事人的記憶錯誤，深入挖掘、記述關鍵事件和關鍵秘密，使口述史更準確、更有價值。上一世紀五十年代，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開展口述史研究，主其事者為美國人韋慕廷教授，而其中的“苦力”正是唐德剛教授。今天，哥大還保存著幾十個中國近代名人的口述自傳和檔案資料，其中都滲透著唐先生的辛勤勞動。可以說，沒有唐德剛，就沒有哥倫比亞大學的口述史項目，也就沒有《胡適口述自傳》、《李宗仁回憶錄》、《顧維鈞回憶錄》等煌煌巨著。唐德剛先生是當之無愧的口述史開創者，是這一領域的大家、巨匠。

　　唐先生的幾部口述史著作我都讀過，是我研究民國史的不可缺少的參考資料。它們幫助我解決了許多難以解決的問題。例如，蔣介石、張學良和1931年“不抵抗主義”的關系。正是通過唐先生的訪問，張學良向世人宣布，“不抵抗”的命令是張學良本人下的，和蔣介石沒有關系。盡管文獻已經證明，9月18日晚上，蔣介石并不知道沈陽已經發生的事變，沒有給張學良下過“不抵抗”的命令，但是，過去流傳過一份所謂當年8月16日的《銑電》，其中有蔣介石勸張學良“萬勿逞一時之憤，置國家民族于不顧”等語，成為蔣介石早就下令“不抵抗”的重要證據。我研究這一問題時，一時拿不定主意，《銑電》，有耶？無耶？后來，讀到唐先生曾在《張學良口述回憶》中以《銑電》中的關鍵詞語詢問張學良，張明確否定回答。這樣，我的主意就拿定了。

　　除了口述史之外，唐先生還寫過《晚清七十年》、《袁氏當國》等許多歷史著作，唐先生知識淵博，因此，他的歷史著作常常上天下地，融中外古今歷史于一爐而共冶。例如，他明明談的是晚清，然而筆鋒一轉，卻突然談到了古希臘，談到了秦、漢、魏、晉，起承轉合，信手拈來，非常自然巧妙，豪無牽強附會之感。而且，唐先生性格幽默，談吐詼諧。他的史學著作明白如話，這是唐先生獨有的風格，別人，至少我學不來，也學不會。美國學者夏志清稱唐先生的散文為“唐派散文”，我以為，唐先生的史學著作堪稱“唐派史學”。唐先生去世了，“唐派史學”會不會因此成為絕響呢？

　　我和唐先生見面時，大多數時間是聽他講，我不需要插話。從唐先生的談話中，我得知，唐先生早年即富于愛國熱情。他是安徽人。抗戰爆發，唐先生曾率領一批年輕人千里跋涉，流亡內地。但唐先生和我談的最多的還是他的口述史。如他和張學良如何見面，如何訪談，如何因故中止等等。有一次，他寫過一篇文章，標題是：“花花公子、軍閥、愛國者”（大意），張學良閱后，表示該篇是所有寫張學良文章中，最準確地寫出了自己性格特征的好文章。唐先生的話給了我很多啟發。我們寫張學良，往往為了政治需要而強調、突出其某一面、掩蓋或否認其另一面。魯迅曾經提倡，寫人要寫“全人”：“倘有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揚，更離真實”。唐先生寫張學良，寫的是“全人”，所以才得到張學良本人的欣賞和肯定。

　　我和唐先生最后一面是在美國新澤西州。2002年夏天，我從波士頓到新澤西，住在鄒魯先生公子鄒達先生家里。聽說唐先生中風，想去看望。鄒達先生說不要緊，已經康復了。他為我安排過幾次餐會，每次，唐先生夫婦都來。唐先生告訴我：中風初愈，拿起報紙，一片模糊，什么字也不認得了；幸而，逐漸恢復，閱讀沒有什么障礙了。我見唐先生記憶如故，健談如故，除了略顯清癯，走路多了一根拐杖之外，別無他變。我很替他慶幸。沒有想到，此后唐先生即遷居舊金山，更沒有想到，他此后即得了尿毒癥，終至因停止洗腎而辭世。

　　唐先生辭世，是中國史學界的大損失。但愿，“唐派史學”后起有人。

2009年11月1日匆草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