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讀完朱東潤老先生于上個世紀四十年代初期所著的長篇歷史人物傳記《張居正大傳》，頗有感受，我讀書速度通常較慢，讀完一本書有時甚至要花費接近兩個月的時間，然而，對于《張居正大傳》這本書，我讀完卻僅僅用了不到一個星期，我有時會想，為什么差距會如此之大，細究其因，我才意識到，讀此書時，我真正沉迷其中，投入之深，前所未見。

　　張居正一直以來都是我最為崇敬的政治人物，這不僅僅是因為張居正與我同鄉，愛屋及烏，更重要的是我佩服張居正勇于改革、不恤人言的魄力與勇氣，張居正從來就是一個飽受爭議的歷史人物，人們對他詬病頗多，然而他卻并不理會這些，他知道推行改革需要的不僅僅是勇氣，更要有堅持不懈毅力，因此，他選擇了不恤人言，他抱著“茍利社稷，生死以之”的態度和決心，大刀闊斧的推行著他的改革，他早已將生死置之度外，為了國家，為了社稷，他可以不顧個人的生死與榮辱，他推行“考成法”，對官員吏治進行定期的考核，裁撤冗員，他為了節省開支、規范吏治，他決心整頓驛遞，以減輕沿線人民的負擔，因為招致廣大官吏們的怨恨，他為了抑制土地兼并，打擊封建大地主的瞞報行為，為了充實國家財政，他下令重新裁量全國土地，并推行“一條鞭法”的賦稅制改革，結果把全國的封建官僚大地主都得罪了，同樣，他為了改革的成功，少受非議而下令關閉全國所有的民間書院，禁止非法集會、議論國事，這使他與天下文人徹底決裂，走向了對立面。明代文人王世貞過分貶低張居正的歷史功績，并對他進行了徹底的詆毀，這也是為什么張居正到現在都還廣受爭議的原因。張居正以一個農間平民弟子，通過科舉讀書，一步步走向了權力的頂峰，崛起于政壇，按常理，張居正是文人中步入政壇的代表，應該是廣大文人們的榜樣，但也正因為如此，張居正也更加了解一般文人們的秉性，懂得科舉取材的弊端，他反對空談，認為空談誤國，反對文人議政，對天下文人加以打壓，此時的他早已不再是文人們的代表和榜樣，廣大的王世貞之流們也將張居正歸為離經叛道之人，在各自的著作中加以無情的抨擊與嘲諷，因而張居正在身前身后躲遭受著巨大的非議，史書上對其評價亦不高，因為史書也是文人們所寫，他們極盡打壓之能事，以至于只有將張居正徹底搞臭才能一解他們心頭之恨。張居正身居首輔宰相之高位，亦常為流言所傷，但他并不理會這些，這是推行改革所必然付出的代價，以張居正的睿智，他并非不知道歷來改革家們均無好的下場，以身殉國者十之八九，然而他還是義無反顧，他自己曾說過：“念己既忘家殉國，惶恤其他，雖機阱滿前、眾鏃攢體，孤不畏也！”從這幾句話中可以看出，對自己身后將要遭受的禍患，他其實是不感到意外的，只是既然選擇了改革這條路，他已經沒有回頭路可走了，張居正以實際行動踐行著自己曾經許下的“茍利社稷，生死以之”的人生誓言！

　　張居正一生經歷了明中葉嘉靖、隆慶、萬歷三朝，他既是內閣首輔，位極人臣，他又是一位杰出的改革家，終明一朝，生前晉得太師之位的閣臣中張居正是第一人，既晉太傅又晉太師者，惟張居正一人而已。張居正的改革不可避免的觸犯了一大批大地主、大封建官僚的利益，遭到了他們的強烈反對，但他們當時畏懼既是帝師又是內閣首輔的張居正，對改革無可奈何，但當張居正因偶染舊疾、撒手西去后，反對派即展開了瘋狂的反撲。萬歷十年六月二十日，張居正病逝，舍棄了他十六年來始終不放的權力、十年來竭誠擁戴的皇帝，撒手人寰，生前神宗曾對他說：“先生功大，朕無以為酬，只是看顧先生的子孫便了。”自然，張居正在九泉之下也可以瞑目了，張居正病逝之后，神宗下詔罷朝數日，并贈他為上柱國，賜謚“文忠”，顯然在賜謚時，神宗對張居正的功勛業績評價還是相當高的，他帶著平生的抱負埋入了江陵故土，可他哪里知道，自己一生為國任勞任怨的功德、換來的竟是家族子孫的大難，張居正病逝后的第四天，御史雷士幀等七名言官彈劾潘晟，神宗命潘致仕，潘晟乃張居正生前所薦，他的下臺標志著張居正的失寵，不久，言官即把矛頭指向了張居正，神宗于是下令抄張居正家，并削盡其官秩，剝奪生前所得璽書，四代誥命，以罪狀示天下，還差點開棺戳尸，時隔一年，他的子孫更是遭到了家破人亡的慘禍，萬歷十二年四月，皇帝詔令查抄張居正家產，抄家的官吏還沒趕到江陵，江陵張府即已被封，尚未來得及逃出來的老弱病孺十七口，被關在府內，活活餓死，為禍之酷烈，慘不忍言，江陵張府已成人間地獄，張居正長子張敬修在嚴刑拷打之下不堪忍受，自縊而亡，三子張懋修投井自殺未遂，僥幸保存了一條性命，落得終身殘疾，其他兒子即使僥幸活命，也被發配充軍，最后神宗在刑部尚書潘季馴的乞求下，特留空宅一所，田十頃，以贍養張居正年過八旬的老母，然而，為此付出的代價卻是刑部尚書潘季馴革職為民，朝中無人再敢言及張居正三字，人亡而政息，張居正在位時所用的一批官員包括民族英雄戚繼光，抗倭名將俞大猷，名將李成梁、以及治水英雄潘季馴等有的削職，有的棄市，而朝廷所施之政，也一一恢復以前弊端叢生的舊觀，整個神宗一朝，沒有人敢為張居正呼冤，在朝野的一片詆毀聲中，惟有學者李贄替張居正說了公道話，稱頌張居正是“宰相之杰”。

　　海瑞評價張居正“工于謀國，拙于謀身”，意思是說張居正擅長于治理國家，而對自己身后的安危卻疏于考量，歷來很多文人包括一些專家學者都頗為贊同海瑞的這個評價，我卻不敢茍同，我認為海瑞只說對了一半，即張居正“工于謀國”，而“拙于謀身”卻并非如此，事實上，由于推行大刀闊斧的“一條鞭法”改革，張居正不可避免的而觸犯了一大批大地主大官僚的既得利益，改革實際上就是利益的再分配。張居正并非沒有考慮到自己的身后下場，這個從他與友人之間的書牘往來即可得知，只是在國家與個人之間，他選擇了國家，只要國家經過這次改革能夠國富民強、轉危為安，個人的生死又算的了什么呢？張居正曾說過：“大丈夫既以身許國、許知己，惟鞠躬盡瘁而已，他復何言”。有人說萬歷十年，張居正當權，神宗年幼，只有十歲，張居正以其非凡的手段執掌朝政，推行改革，他的相權會不可避免的侵犯一部分皇權，有人甚至直接從現實角度說張居正是代行著皇權，而自古相權與皇權難以互容，張居正的失敗也正是在此，這話并非沒有道理，然而，我們也應看到，改革并不比其他，它是既得利益的再分配，它的推行必需以最高權力為基礎，歷史一次又一次的證明了這點，在封建王朝特定的政治環境下，我們甚至可以說，張居正改革之所以取得巨大的成功正是因為他獨攬了大權，雷厲風行，沒有強勢權力的保證，改革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它只會遭受反對派一次又一次的反撲，既然選擇了改革這條路，就不可能獨善其身了，因為你面臨著太多的反動勢力，這也是改革家與政治家的區別之處，政治家可以不觸犯對方利益，協調好相互關系，政治家的成功往往是以身居高位為標準，而改革家則不同，他們有太多的敵人，他們幾乎在以個人一己之力與整個封建官僚群體為敵，他們的成功與否常常是以國家的巨大進步為標準，他們的結局大都很慘烈，這也是為什么中國歷史上會有這么多政治家而改革家卻僅有那么幾個，因為政治家需要的只是能力，而改革家則不僅僅需要能力，更重要的則是持之不懈的勇氣與魄力，因此在評價海瑞這句話時，我不敢茍同，張居正并非“工于謀國，拙于謀身”，他并非不想謀身，只是他既然選擇了改革這條路，也就難以獨善其身、全身而退了，于是他說：“念己既忘家殉國，惶恤其他，雖機阱滿前、眾鏃攢體，孤不畏也”。

　　歷史是無情的，張居正改革別廢止之后，整個統治階級糜爛不堪，各種社會矛盾急劇激化，一發不可收拾，。這時一些有識之士才又想起張居正以及他的改革業績，天啟二年，熹宗下詔為張居正平反昭雪，萬歷五年曾因上疏反對張居正“奪情”被廷杖致殘的鄒元標，天啟二年又成了為張居正昭雪的積極倡導者，崇禎三年，禮部侍郎羅喻義又挺身而出為張居正訴冤，崇禎十三年，崇禎皇帝詔復張居正長子張敬修原官，并授張敬修的孫子張同敞中書舍人，國家到了危難之際又回過頭來緬懷張居正的業績，試圖召回已被廢止的新政固然只是一枕黃粱，但它卻從反面告訴我們，張居正當政期間所建樹的改革業績是不可磨滅的，張居正是有明一代最杰出的政治家、改革家，他與商鞅、王安石一起并稱為中國封建歷史上最負盛名的三大改革家，同樣，他的光輝業績也將繼續激勵著我朝著自己喜愛的道路堅持下去，奮斗下去，“雖機阱滿前、眾鏃攢體，孤不畏也”。

　　最后，以張居正在13歲那年，即明嘉靖十七年所作的一首詩《詠竹》作為結尾，表達我一個后輩對張居正最崇高的敬意：

詠竹

綠野瀟湘外，疏林玉露寒。
鳳毛叢勁節，直上勁頭桿。

（作者單位：武漢科技大學中南分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