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國演義》塑造的眾多人物形象中，諸葛亮無疑是塑造得最為成功，影響最為深遠的一個。可以說，他是全書的真正主角，是維系全書的靈魂。我們簡直無法想像，如果沒有諸葛亮這個光彩照人的藝術形象，《三國演義》還有什么看頭，還怎么能成為世代相傳的古典文學名著！

　　《三國演義》中的諸葛亮，是作者耗費筆墨最多的藝術形象。從“水鏡先生”司馬徽第一次提到他的道號“伏龍”（即“臥龍”），為他的出場預作鋪墊（嘉靖元年本第六十九回《劉玄德遇司馬徽》，毛本第三十五回），到他去世后被安葬于漢中定軍山（嘉靖元年本第二百九回《武侯遺計斬魏延》，毛本第一百五回），他一直處于作品情節的中心，當之無愧地成為全書的第一號主角。羅貫中滿懷摯愛之情，傾注全部心血，調動各種藝術手段，將他塑造為一個光彩照人的藝術典型。

一

　　歷史上的諸葛亮（181～234），本來就是漢末三國時期杰出的政治家、軍事家。他生于東漢末年的亂世之中，十四歲便隨叔父諸葛玄離開家鄉瑯邪陽都（今山東沂南），輾轉來到劉表控制的荊州。十七歲時，諸葛玄病卒。盡管此時諸葛亮年未弱冠，又與荊州牧劉表及其大將蔡瑁都有親戚關系，但他胸有大志，襟懷高邁，不愿托庇于權門，于是帶著弟弟諸葛均，毅然隱居于隆中（漢代屬荊州南陽郡鄧縣，今屬湖北襄樊市），一面躬耕隴畝，一面關注天下大事，研究治國用兵之道，長達十年之久。建安十二年（207），奮斗半生而屢遭挫折，當時依附劉表、屯兵新野、勢單力薄的劉備三顧茅廬，向年僅二十七歲的諸葛亮請教。諸葛亮提出著名的《隆中對》，精辟地分析了天下大勢，為劉備制定了先占荊、益二州，形成三分鼎立之勢，外結孫權，內修政治，待時機成熟，再分兵兩路北伐，攻取中原，以成霸業的戰略方針。在劉備的懇切敦促下，諸葛亮出山輔佐，從此成為劉蜀集團的棟梁，在歷史的舞臺上大展宏圖，創造出非凡的業績。

　　建安十三年（208）秋，曹操親率大軍南征，劉表病卒，次子劉琮繼位，不戰而降，劉備敗走江夏。在此危難之際，諸葛亮主動要求出使江東，說服孫權，建立起孫劉聯盟，在赤壁之戰中大敗曹軍，使劉備趁勢奪得荊州江南四郡，不久又“借”得孫權占據的南郡。此后，他又協助劉備奪取益州，順利地實現了跨有荊、益，三分天下有其一的第一步戰略目標，使劉蜀集團達到鼎盛時期。建安二十四年（219），關羽丟失荊州，使劉蜀集團的地盤減少了將近一半；章武二年（222），劉備又在夷陵之戰中遭到慘敗，次年托孤于諸葛亮，在羞憤與悔恨中病逝。在此危急存亡之秋，諸葛亮以巨大的勇氣和高超的智慧，獨力承擔起維系蜀漢國運的歷史使命。他高瞻遠矚，勤政務實，勵精圖治，清正廉明，把蜀漢治理得井井有條；他堅持“和”、“撫”方針和“攻心為上”的原則，迅速平定南中地區，較好地處理了民族關系；他不畏艱險，屢次北伐，始終對強大的曹魏保持了進攻的態勢；他善于治軍，賞罰嚴明，重視裝備的革新和戰術的改進，創制了令人稱奇的“木牛流馬”和“八陣圖”；他忠于職守，克己奉公，真正做到了“鞠躬盡瘁，死而后已”。西晉杰出的史學家陳壽在《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篇末高度評價道：

　　諸葛亮之為相國也，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讎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游辭巧飾者雖輕必戮；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庶事精練，物理其本，循名責實，虛偽不齒；終于邦域之內，咸畏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可謂識治之良才，管、蕭之亞匹矣。

　　諸葛亮的崇高品格，不僅深受蜀漢民眾的尊崇，甚至還得到敵方的敬重。在他的諸多優秀品格中，最突出的有兩點：一是智慧，集中體現于《隆中對》；二是忠貞，集中體現于《出師表》。總之，他確實不愧為一代賢相，名垂千古。

二

　　諸葛亮逝世以后的一千余年間，歷代胸懷壯志、關心國事的知識分子深情地緬懷和頌揚著他，廣大民眾一代又一代地傳頌著他的業績，各種通俗文藝也反復講唱和渲染著他的故事。羅貫中繼承了這種尊崇諸葛亮的社會心理，在史實的基礎上，吸收了通俗文藝的有益成分，加上自己的天才創造，成功地塑造了一個高雅、睿智、充滿理想色彩和藝術魅力的諸葛亮形象，一個家喻戶曉的光輝形象。這樣的諸葛亮形象，雖以歷史人物諸葛亮為原型，但已有了很大的變異，比其歷史原型更高大，更美好，成為古代優秀知識分子的崇高典范，成為中華民族忠貞品格和無比智慧的化身，成為中外人民共同景仰的不朽形象。

　　為了塑造好諸葛亮藝術形象，羅貫中花費了大量筆墨，調動了各種藝術手段，主要從以下幾個方面作了努力。

　　（一）充分突出諸葛亮在劉蜀集團中的關鍵地位和作用

　　歷史上的諸葛亮，盡管一出山就與劉備“情好日密”，受到劉備的充分信任；但他在劉蜀集團中的地位卻是逐步提高的，按照通常的政治機制，這也是很自然的。他剛出山時的身份，《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沒有記載，估計是幕賓之類。赤壁之戰以后，劉備奪得荊州江南四郡，諸葛亮始任軍師中郎將；此時關羽為襄陽太守、蕩寇將軍，早已封漢壽亭侯，張飛為宜都太守、征虜將軍，封新亭侯，諸葛亮的地位略低于關、張。建安十九年（214），劉備定益州，諸葛亮升任軍師將軍，署左將軍府事（掌管左將軍府事務，此時劉備的官銜是“左將軍領司隸校尉豫、荊、益三州牧”），其官品與關羽、張飛同列，而在劉蜀集團中的實際地位則超過關羽、張飛。直到劉備稱帝（221），諸葛亮任丞相，才正式成為蜀漢的頭號大臣。而且，在劉備稱帝之前，諸葛亮雖曾參與謀議，但大部分時間是留守后方，足食足兵，從未統管過軍事[1]。

　　然而，在《三國演義》中，羅貫中卻把諸葛亮寫成一開始就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大權在握，指揮一切的統帥，大大提高了他在劉蜀集團中的地位和作用。他出山不久，夏侯惇便率領十萬大軍殺奔新野，這是他面臨的第一場考驗。這時——

　　玄德請孔明商議。孔明曰：“但恐關、張二人不肯聽吾號令。主公若欲亮行兵，乞假劍印。”玄德便以劍印付孔明。孔明遂聚集眾將聽令。……“主公自引一軍為后援。各須依計而行，勿使有失。”（第三十九回）

　　在這初出茅廬第一仗中，劉備一開始便將指揮權交給諸葛亮；諸葛亮胸有成竹，一一調遣眾將，甚至連劉備也要接受他的安排。火燒博望的勝利，樹立了諸葛亮的威信，也確立了他指揮一切的地位。從此以后，他在劉蜀集團的指揮權牢不可破，從未受到過質疑。每遇大事，劉備總是對他言聽計從，文武眾官也總是心悅誠服地執行他的命令。赤壁大戰期間，他出使東吳達數月之久，劉備方面積極備戰，一切準備就緒后，仍然要等待他趕回去指揮調度：

　　且說劉玄德在夏口專候孔明回來……須臾船到，孔明、子龍登岸，玄德大喜。問候畢，孔明曰：“且無暇告訴別事。前者所約軍馬戰船，皆已辦否？”玄德曰：“收拾久矣，只候軍師調用。”孔明便與玄德、劉琦升帳坐定……（第四十九回）

　　諸葛亮的命令，誰也不能違抗。就連身份特殊的頭號大將關羽，由于違背軍令私放曹操，諸葛亮也要下令將他斬首；只是由于劉備出面說情，希望容許關羽將功贖罪，“孔明方才饒了”。（第五十回～五十一回）這些描寫，大大超越了歷史記載，使諸葛亮始終處于劉蜀集團的核心，地位明顯高于所有文武官員，而又使讀者覺得可信。劉備得到諸葛亮之前屢遭挫折，而得到諸葛亮輔佐之后則節節勝利，兩相對照，讀者不由得深深感到：劉蜀集團的成敗安危，不是系于劉備，而是系于諸葛亮。

　　（二）竭力渲染諸葛亮的智慧，特別是出神入化的軍事謀略

　　上面說過，歷史人物諸葛亮的突出品格之一便是智慧，但那主要是善于把握天下大勢，善于總攬全局，制定正確的戰略方針的政治智慧，《隆中對》就是其集中體現。至于軍事方面，陳壽在《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中說他“于治戎為長，奇謀為短，理民之干，優于將略”，“應變將略，非其所長”。意思是說諸葛亮善于管理軍隊，治軍嚴整，但在運用奇謀妙計上卻有所不足；他治理百姓的才干，優于當統帥的謀略；隨機應變的本領，不是他所擅長的。有人認為陳壽貶低了諸葛亮；但事實是，歷史上的諸葛亮確實并不特別擅長出奇制勝。然而，在《三國演義》里，羅貫中不僅充分表現了諸葛亮的政治智慧，而且通過大量的虛構情節，著力突出諸葛亮的神機妙算，把他塑造為用兵如神的謀略大師，成為中華民族無比智慧的化身。

　　在《三國演義》里，諸葛亮出山后取得的第一個勝利——火燒博望，便具有很大的虛構成分。歷史上，劉備曾與曹操大將夏侯惇、于禁等相拒于博望，“久之，先生設伏兵，一旦自燒屯偽遁，惇等追之，為伏兵所破。”（《三國志·蜀書·先主傳》）那是在三顧茅廬之前，自然與諸葛亮無關。羅貫中來了個移花接木，將此事安排在諸葛亮出山之后，使他成為克敵制勝的英明指揮者。作品先寫曹軍的氣勢洶洶，寫十萬曹軍與劉備數千人馬的懸殊對比，釀造出泰山壓頂的緊張氣氛；然后寫諸葛亮調兵遣將，關羽、張飛對他的計謀都心存懷疑，“眾將皆未知孔明韜略，今雖聽令，卻都疑惑不定。”“玄德亦疑惑不定。”結果，戰斗的進程完全按照諸葛亮的預計發展，劉備軍大獲全勝，使得關羽、張飛這兩個心高氣傲的大將心服口服，稱贊道：“孔明真英杰也！”（第三十九回）于是，諸葛亮料事如神的軍師形象初步得到了表現。

　　隨后的火燒新野，純屬虛構的情節。在這次戰斗中，諸葛亮水火并用，層層設伏，讓曹仁、曹洪率領的十萬大軍先遭火燒，再被水淹，損失慘重（第四十回）。從此，諸葛亮的無窮妙計，不僅贏得了整個劉蜀集團的高度信任，而且使曹軍十分害怕，動不動就懷疑：“又中孔明之計也！”

　　在決定劉蜀集團命運和三分鼎立局面的赤壁大戰中，諸葛亮的神機妙算更是大放光彩。本來，在歷史上的赤壁大戰中，最主要的英雄應該是周瑜；諸葛亮除了出使江東，智激孫權聯劉抗曹之外，究竟還有哪些作為，史書上并無明確的記載。然而，在羅貫中的筆下，諸葛亮卻成了決定戰爭勝負的最關鍵的人物。盡管他在吳軍中身居客位，但是，他卻是“赤壁大戰”這一情節單元的真正主角。孫劉聯盟的建立，由他一手促成；孫權抗曹的決心，由他使之堅定；周瑜導演的“群英會”、“蔣干盜書”，黃蓋的苦肉計、詐降計，被他一眼看穿；戰役的關鍵決策——火攻計，由他與周瑜共同商定；而實行火攻的決定性條件——東風，又由他巧妙“借”來。可以說，孫劉聯盟在奪取勝利的道路上每前進一步，都離不開他的智慧；如果沒有他，周瑜要想打敗曹操幾乎是不可能的。在孫劉聯盟與曹軍之間的矛盾和孫劉聯盟內部矛盾的旋渦里，在與周瑜、曹操這兩個杰出人物的斗智中，他的遠見卓識、雅量高致和神機妙算，一次又一次地迸發出耀眼的火花。周瑜對他又敬又嫉，多次企圖除掉他，他都一一從容化解，安如泰山，既使周瑜無可奈何，又維護了孫劉聯盟，保障了戰役的勝利。斗智的結果告訴人們：曹操之智不及周瑜，周瑜之智又不及諸葛亮，因此，諸葛亮才是大智大勇的頭號英雄。

　　在“三氣周瑜”、“劉備奪取漢中之戰”、“七擒孟獲”、“六出祁山”等情節單元里，羅貫中也安排了許多虛構的情節，從多種角度入手，把諸葛亮的智慧謀略表現得精妙絕倫。在與對手的政治斗爭中，他總是善于把握全局，隨機應變，因勢利導，牢牢掌握制勝的主動權。在軍事較量中，他總是知己知彼，重視掌握情報，善于調動對方，善于打心理戰，善于“用奇”，或伏擊，或偷渡，或偽裝，或奔襲，虛虛實實，千變萬化，一次又一次地贏得勝利。《孫子兵法》說：“善出奇者，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河。”（《兵勢篇》）“兵無常勢，水無常形，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虛實篇》）諸葛亮精通這些軍事原則，真是用兵如神。為了突出諸葛亮的謀略，作品常常運用對比、襯托等藝術手法。心高氣傲的周瑜多次感嘆：“孔明神機妙算，吾不如也！”直到臨終，他還發出“既生瑜，何生亮”的悲嘆，強烈地表達了他力圖壓倒諸葛亮卻又無可奈何的心情。善于用兵的曹操在與諸葛亮交戰時老是疑神見鬼，動不動就懷疑“又中孔明之計也”，因而一敗再敗。老謀深算的司馬懿更是多次承認：“吾不如孔明也！”甚至在諸葛亮死后，蜀軍撤退，司馬懿率兵追趕，還被諸葛亮的遺像嚇得狼狽而逃，落了個“死諸葛能走生仲達”的話柄。通過這些第一流人才與諸葛亮的對比，諸葛亮那“無窮如天地”的謀略被表現到了極致。

　　（三）多方刻畫諸葛亮的忠貞品格

　　在諸葛亮人生的后半段，即從“白帝托孤”到“秋風五丈原”（223～234），這一方面日益得到強化。在這十二年里，諸葛亮獨力支撐蜀漢政局，日理萬機，盡心竭力，為實現興復漢室的目標而不懈奮斗。平定南方之后，他親率大軍北伐，臨行呈上著名的《出師表》，對后主諄諄告誡，并慨然表示：

　　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慮，恐托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甲兵已足，當獎帥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禳除奸兇，興復漢室，還于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第九十一回）

　　在“六出祁山”的漫長征途上，諸葛亮取得了一個又一個勝利，也遭受過意外的失敗。首次北伐，雖曾勢如破竹，連奪三郡，但因馬謖自作主張，丟失街亭，蜀軍不得不迅速撤退，取得的成果毀于一旦。事后，諸葛亮不僅堅持原則，揮淚斬馬謖；而且勇于承擔責任，上表自貶三等；并誠懇叮囑部下：“自今以后，諸人有遠慮于國者，但勤攻吾之闕，責吾之短，則事可定，賊可滅，功可翹足而待矣。”（第九十六回）在外有強敵，內有庸主的艱難形勢下，他以極大的智慧和毅力，作出了非凡的業績。直到最后一次北伐，他因積勞成疾，吐血不止，自知生命垂危，首先想到的仍然是蜀軍的安危和蜀漢的存亡，仔細安排退軍部署，推薦自己的接班人，還“強支病體，令左右扶上小車，出寨遍觀各營”。在這最后一次巡視軍營中，他懷著無限的遺憾長嘆道：“再不能臨陣討賊矣！悠悠蒼天，曷其有極！”在死神即將來臨之際，上至國君，下至部屬，近至眼前的退軍節度，遠至今后的方針大計，他都考慮到了，卻很少想到自己的妻兒老小。作者以蘸滿感情的筆觸，傳神盡意的描繪，極其鮮明地表現了諸葛亮忠心耿耿、克己奉公的高尚品格和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的奮斗精神。在寫到諸葛亮溘然長逝后，作品插敘了被諸葛亮廢黜的廖立、李嚴得知噩耗后的悲痛情景，以襯托諸葛亮立身之嚴謹、處事之公正、感召力之強烈。不僅如此，作者還極力渲染了此時的悲涼氣氛：“是夜，天愁地慘，月色無光，孔明奄然歸天。”（第一百四回）真是字字帶血，聲聲含淚，悼惜之情，溢于言表，令人讀來蕩氣回腸。至此，諸葛亮的光輝形象便牢牢地矗立在讀者的心中了。

三

　　幾百年來，《三國演義》中的諸葛亮形象一直深受廣大讀者的喜愛，具有強大的藝術魅力。不過，也有一些人對這一形象有所批評。其中影響最大的是魯迅先生的這段話：“至于寫人，亦頗有失……狀諸葛之多智而近妖。”[2]

　　對此應該怎么理解呢?

　　我認為，魯迅先生按照嚴格的現實主義標準，指出《三國演義》表現諸葛亮的“多智”有過頭之處，這是對的，所謂“近妖”，即指有的地方對諸葛亮的謀略夸張過甚，表現出神化傾向；但這絕不意味著作品對諸葛亮形象塑造的根本失敗。從總體上來看，作品對諸葛亮形象的塑造仍然是非常成功的。這里特別要強調這樣幾點：

　　第一，全面把握《三國演義》的創作方法。我曾經強調指出：

　　在創作方法上，《三國演義》既不屬于今天所說的現實主義，也不屬于今天所說的浪漫主義，而是古典現實主義精神與浪漫情調、傳奇色彩的結合。

　　綜觀全書，羅貫中緊緊抓住歷史運動的基本軌跡，大致反映了從東漢靈帝即位（168年）到西晉統一全國（280年）這一歷史時期的面貌，這一歷史時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羅貫中都予以關注，都大致按照史實的基本框架和發展趨勢，作了不同程度的敘述與描寫。這一歷史時期的一系列重要人物，羅貫中在把握其性格基調時，都力求實現藝術形象與其歷史原型本質上的一致。這樣，就使作品具有厚重的歷史感，表現出強烈的現實主義精神。這是人們普遍承認《三國演義》“藝術地再現了漢末三國歷史”的根本原因。然而，在具體編織情節，塑造人物時，羅貫中卻主要繼承了民間通俗文藝的傳統，大膽發揮浪漫主義想像，大量進行藝術虛構，運用夸張手法，表現出濃重的浪漫情調和傳奇色彩[3]。

　　作品中的諸葛亮形象，就正是既實現了“與其歷史原型本質上的一致”，又進行了充分的理想化，“表現出濃重的浪漫情調和傳奇色彩”。這種浪漫情調和傳奇色彩，不僅體現了羅貫中本人“好奇”的審美傾向，而且繼承和發揚了中國古典小說“尚奇”的藝術傳統。從這個角度來看，《三國演義》對諸葛亮的智慧和謀略的竭力渲染便是可以理解的了。

　　第二，《三國演義》對諸葛亮智謀的夸張和渲染，可謂由來有自。早在西晉末年，鎮南將軍劉弘至隆中，為諸葛亮故宅立碣表閭，命太傅掾李興撰文，其中便寫道：

　　英哉吾子，獨含天靈。豈神之祗，豈人之精？何思之深，何德之清！……推子八陣，不在孫、吳；木牛之奇，則非般模。神弩之功，一何微妙！千井齊，又何秘要[4]?！

　　這里已經為諸葛亮的才干和謀略抹上了神秘的色彩。而且，裴松之還引用多條材料，對諸葛亮的謀略加以渲染。及至唐代，諸葛亮已被稱為“智將”。到了宋代，大文豪蘇軾作《諸葛武侯畫像贊》，更是對諸葛亮的謀略大加頌揚：

　　密如神鬼，疾若風雷；進不可當，退不可追；晝不可攻，夜不可襲；多不可敵，少不可欺。前后應會，左右指揮；移五行之性，變四時之令。人也？神也？仙也？吾不知之，真臥龍也！

　　“人也？神也？仙也”的贊嘆，更加突出了諸葛亮的“神奇”。沿著這一思路，元代的《三國志平話》又進一步寫道：

　　諸葛本是一神仙，自小學業，時至中年，無書不覽，達天地之機，神鬼難度之志；呼風喚雨，撒豆成兵，揮劍成河。司馬仲達曾道：“來不可□，□不可守，困不可圍，未知是人也，神也，仙也？”（卷中《三謁諸葛》）

　　這就完全把諸葛亮神化了。

　　羅貫中寫作《三國演義》時，對《三國志平話》中的諸葛亮形象作了大幅度的改造，刪除了“呼風喚雨，撒豆成兵，揮劍成河”之類的神異描寫，使諸葛亮形象復歸于“人”本位——當然，是一個本領非凡的、具有傳奇色彩的杰出人物。書中對諸葛亮智謀的描寫，大都有跡可循，奇而不違情理。在政治謀略方面，作品寫諸葛亮的“隆中對”、智激孫權，基本上是依據《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的記載加以敘述，并無多少夸張。在軍事謀略方面，作品寫諸葛亮火燒博望、火燒新野、草船借箭、安居平五路、七擒孟獲、空城計等事，盡管頗多虛構，但要么早有野史傳聞或《三國志平話》的相關情節作基礎，要么是對史實的移植與重構，即使純屬虛構，也編排有度，大致符合情理[5]。這樣的智謀，雖有傳奇色彩，卻并非神怪故事；雖非常人可及，卻符合人們對傳奇英雄的期待。這與全書的浪漫情調和傳奇色彩是一致的。

　　第三，應該承認，《三國演義》在表現諸葛亮的智謀時，確有少數敗筆。一是作品的后半部分，個別情節違背歷史和生活的邏輯，勉強捏合，夸張過甚。如第一百一回《出隴上諸葛裝神》中寫魏軍“但見陰風習習，冷霧漫漫”，卻無法趕上諸葛亮，并借司馬懿之口稱諸葛亮“能驅六丁六甲之神”，會“縮地”之法，便明顯帶有神異色彩。二是羅貫中出于對諸葛亮的熱愛，有時對其失誤之處也苦心回護，導致個別情節不合情理。如第一百五回“遺計斬魏延”，本來想表現諸葛亮料事如神，早有先見之明，卻無法完全掩蓋諸葛亮對待魏延的不當之處，結果欲益反損，反而使讀者感到難以信服[6]。這種情節雖然不多，卻有可能讓人產生“近妖”的感覺。

　　第四，應該注意將《三國演義》與其衍生作品加以區別。幾百年來，在《三國演義》廣泛傳播的過程中，人們不斷地對其進行改編與再創作，從而產生出大量的、各種門類的衍生作品。這些衍生作品，一方面大大增加了《演義》的傳播渠道，擴大了它的影響；另一方面又對《演義》的人物形象和故事情節有所強化，有所發展，有所變異。例如：《三國演義》寫諸葛亮的裝束，初見劉備時是“頭戴綸巾，身披鶴氅”（第三十八回）；赤壁大戰后南征四郡，也是“頭戴綸巾，身披鶴氅，手執羽扇”（第五十二回）；首次北伐，與王朗對陣，則是“綸巾羽扇，素衣皂絳”（第九十三回）。這些描寫，來源于東晉裴啟所撰《語林》對諸葛亮衣著風度的記載：“乘素輿，著葛巾，持白羽扇，指麾三軍，眾軍皆隨其進止。”“鶴氅”亦為魏晉士大夫常用服飾，《世說新語》等書屢見不鮮。而在明清以來的某些“三國戲”和曲藝作品中，諸葛亮動輒穿上八卦衣，自稱“貧道”，言談舉止的道教色彩越來越重，其計謀的神秘意味也有所強化。如果有人從這類作品中得到諸葛亮形象“近妖”的印象，那是不能都記在《三國演義》的賬上的。

　　總之，盡管《三國演義》對諸葛亮的描寫存在少數不當之處，但只能算是白璧微瑕。從總體上來看，諸葛亮形象仍然是全書塑造得最為成功，最受人們喜愛的不朽藝術典型，永遠啟示和激勵著后人。

注釋：

• [1]《三國志·蜀書·先主傳》：“先主復領益州牧，諸葛亮為股肱，法正為謀主。”《諸葛亮傳》：“先主外出，亮常鎮守成都，足食足兵。”《法正傳》：“以正為蜀郡太守、揚武將軍，外統都畿，內為謀主。”
• [2]魯迅：《中國小說史略》第十四篇《元明傳來之講史》（上）。
• [3]參見拙著《羅貫中和〈三國演義〉》第63～64頁，春風文藝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
• [4]見《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注引《蜀記》。
• [5]參見拙著《三國演義辭典》的《情節》部分有關辭條（巴蜀書社1989年6月第1版）及《三國漫話》的《名段鑒賞》部分有關篇章（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9月第1版）。
• [6]參見拙作《論魏延》，原載《三國演義論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11月第1版），亦收入本書。

（原載《西南師范大學學報》2002年第3期；收入本人所著《三國演義新探》，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5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