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隨著三國史研究的逐步深入和《三國演義》研究的長足進展，人們開始頻繁地使用“三國文化”一詞。然而，對“三國文化”這一概念的內(nèi)涵與外延，卻并未予以明確的界定。1991年11月在四川舉行的“中國四川國際三國文化研討會”期間，中外學者對“三國文化”的概念仍未進行深入而集中的討論，但初步提出了兩種觀點：有的史學家站在傳統(tǒng)史學的角度，認為“三國文化”即歷史上的三國時期的文化；而我則從大文化的廣闊背景加以觀照，認為“三國文化”是一個寬泛的概念，它并不僅僅指、并不等同于“三國時期的文化”，而是指以三國時期的歷史文化為源，以三國故事的傳播演變?yōu)榱鳎浴度龂萘x》及其諸多衍生現(xiàn)象為重要內(nèi)容的綜合性文化。

　　經(jīng)過幾年來的進一步研究，我認為，對“三國文化”這一概念可以作三個層次的理解和詮釋，下面略加論述。

一

　　第一個層次是歷史學的“三國文化”觀（或曰狹義的“三國文化”觀），認為“三國文化” 就是歷史上的三國時期的精神文化。

　　歷史學的“三國文化”觀是有其科學內(nèi)涵和科學價值的。歷史上的三國時期（通常包括從184年黃巾起義到220年曹丕代漢的東漢末期或“前三國時期”），在文化上充滿了變革與創(chuàng)新，可謂英才鱗集，俊士云蒸，成為中國文化史上一個輝煌的時期。

　　哲學方面。由于天下大亂，王綱解紐，封建秩序遭到嚴重破壞，自西漢形成的儒學獨尊的一統(tǒng)天下已被沖破，出現(xiàn)了繼春秋、戰(zhàn)國時期百家爭鳴之后哲學思想最為活躍的局面：道學創(chuàng)立，佛學傳播，玄學勃興，各種理論、各種學派互相爭辯，此消彼長，其深度和廣度雖然不及春秋、戰(zhàn)國時期的幾大學說，也沒有出現(xiàn)老子、孔子、孟子、荀子、莊子、韓非子那樣杰出的思想家，但仍具有強大的震撼力，帶來了思想的解放、人性的覺醒和社會風氣的改變，對后世產(chǎn)生了極其深刻的影響。

　　文學方面。建安詩歌響遏行云，佳作迭出，三曹七子比肩而立，氣勢文采各見其長。曹操的《蒿里行》、《短歌行》、《步出夏門行》，曹丕的《燕歌行》，曹植的《贈白馬王彪》、《野田黃雀行》，王粲的《七哀詩》，陳琳的《飲馬長城窟行》，劉楨的《贈從弟三首》，均系廣為傳誦的名篇；蔡琰的《悲憤詩》摧肝裂肺，民間敘事詩《孔雀東南飛》情韻深遠，感動了一代又一代讀者。這一時期的散文以通脫質(zhì)樸為勝，曹操的《自明本志令》直言不諱，諸葛亮的《出師表》情辭懇切，均可見其性情。這一時期的賦則以抒情小賦見長，王粲的《登樓賦》、禰衡的《鸚鵡賦》、曹植的《洛神賦》、向秀的《思舊賦》等，均為情真意切的上乘之作。這一時期的文學理論也有較大發(fā)展，曹丕的《典論·論文》被公認為我國古代最早的文學批評專著。特別是深深植根于現(xiàn)實的“建安風骨”（或稱“建安風力”），更是倍受推崇，享譽千載，成為后世現(xiàn)實主義文學的一面旗幟。

　　藝術方面。這一時期的書法、繪畫、音樂、舞蹈等藝術都有了長足進步，鐘繇的楷書藝術，曹不興的人物畫像，蔡琰、嵇康的琴曲等等，都早已名垂千古。

　　史學方面。隨著官府對史學的壟斷的打破和人們思想的解放，私家著史之風盛極一時，修史的態(tài)度、方法都有所變革，出現(xiàn)了荀悅、魚豢、謝承、韋昭等一大批著名史學家，為后來的《三國志》、《后漢書》等名著提供了堅實的基礎。

　　科技方面。這一時期也有一定的發(fā)展，華佗的針炙術和麻沸散、馬鈞的指南車和翻車、諸葛亮的木牛流馬等等，均堪稱千古奇跡。

　　上述種種，人們已經(jīng)作了多方面的研究，這里不再贅述。可以肯定，歷史學意義的“三國文化”具有永恒的研究價值。

二

　　第二個層次是歷史文化學的“三國文化”觀（或曰擴展義的“三國文化”觀），認為“三國文化”就是歷史上的三國時期的物質(zhì)文明與精神文明的總和，包括政治、軍事、經(jīng)濟、文化等領域。

　　政治方面。這一時期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重要的承先啟后的階段，階級關系、民族關系和政治制度都發(fā)生了深刻的變化。在各個政治集團之間紛紜復雜的斗爭中，涌現(xiàn)出一批杰出的政治家，魏、蜀、吳三國的開創(chuàng)者曹操、劉備、孫權及諸葛亮尤為其中的佼佼者。他們的審時度勢、內(nèi)政外交、識才用才等方面，對后人極富啟迪意義。在制度建設上，這一時期確立的三省制、州郡縣三級政區(qū)制、九品中正制等等，對后世影響極大。

　　軍事方面。這一時期的“三大戰(zhàn)役”（官渡之戰(zhàn)、赤壁之戰(zhàn)、夷陵之戰(zhàn)）乃是中國軍事史上的杰出范例；諸葛亮平定南方之舉、鄧艾滅蜀之役、西晉滅吳之戰(zhàn)，亦各見其妙。瞬息萬變的征戰(zhàn)殺伐，孕育了一批杰出的軍事家。他們的軍事理論、戰(zhàn)略戰(zhàn)術、韜略計謀，一直被后人效法和吸取。實戰(zhàn)的需要，使軍隊編制、人員裝備、軍事技術等有了新的進步。

　　經(jīng)濟方面。在三國鼎立形成以后，曾經(jīng)遭受嚴重破壞的經(jīng)濟逐步得到恢復和發(fā)展，農(nóng)業(yè)、紡織、冶金、鹽業(yè)、交通、航運等等，或取得新的經(jīng)驗，或有了較大發(fā)展。曹魏的屯田制、蜀漢對絲綢業(yè)的振興、孫吳對江南地區(qū)的開發(fā)，都取得了相當大的成功。生產(chǎn)力的發(fā)展，既是消除分裂，實現(xiàn)重新統(tǒng)一的內(nèi)在要求，又為重新統(tǒng)一提供了最基本的歷史條件。

　　上述種種，有的已經(jīng)得到了深入的研究，有的還存在若干空白，尚待人們認識和發(fā)掘，這里不擬多加闡說。毋庸置疑，歷史文化學意義的“三國文化”概念也可以成立，同樣具有永恒的研究價值。

三

　　上面兩個層次的“三國文化”觀，雖然范疇的大小有所不同，但都是把問題置于一個特定的歷史時期，都認為“三國文化”就是“三國時期的文化”，只是對“文化”一詞的內(nèi)涵和外延的界定廣狹不一而已。盡管它們有充分的理由自立，而且有足夠的內(nèi)容可供研究，并為相關的研究提供歷史依據(jù)；然而，對于許多實際存在的三國文化現(xiàn)象，它們卻難以作出完整的說明。這就需要談到第三個層次的“三國文化”觀了。

　　第三個層次是大文化的“三國文化”觀（或曰廣義的“三國文化”觀），就是我在本文開頭提到的，認為“三國文化”并不僅僅指、并不等同于“三國時期的文化”，而是指以三國時期的歷史文化為源，以三國故事的傳播演變?yōu)榱鳎浴度龂萘x》及其諸多衍生現(xiàn)象為重要內(nèi)容的綜合性文化。不過，對于“以三國故事的傳播演變?yōu)榱鳌币徽Z，我想略加補充，改為“以三國故事和三國精神的傳播演變?yōu)榱鳌薄１戎懊鎯蓚€層次的“三國文化”觀，廣義的“三國文化”觀具有更大的涵蓋性和更廣的適應性，更便于認知和解釋很多復雜的精神文化現(xiàn)象。

　　就拿人們熟知的“諸葛亮崇拜”現(xiàn)象來說吧。歷史人物諸葛亮，確實是三國時期杰出的政治家和優(yōu)秀的軍事家，他高瞻遠矚，勵精圖治，清正廉明，克己奉公，鞠躬盡瘁，死而后已，不僅在當時極被敬重，而且在后世深受推許。不過，客觀地說，歷史人物諸葛亮的文治武功是相當有限的，就歷史功績、歷史地位而言，數(shù)千年中國史上超過諸葛亮的政治家、軍事家至少可以舉出幾十個；然而，要論在億萬人民群眾中的知名度和影響力，文武周公姜尚管仲也好，秦皇漢武唐宗宋祖也罷，誰也比不上諸葛亮。原因何在?可以說，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魏晉南北朝以來民間傳說故事的世代講述，由于唐、宋、元通俗文藝的多方刻畫，特別是由于《三國演義》的成功塑造，由于根據(jù)《三國演義》改編的戲曲、曲藝等多種藝術形式的反復渲染和廣泛傳播，才使諸葛亮的形象越來越豐滿，越來越美好，家喻戶曉，倍受熱愛。這樣的諸葛亮形象，與歷史人物諸葛亮雖有聯(lián)系，但已有了很大距離。正是由于文學藝術對史實的融合、改造和創(chuàng)新，由于廣大民眾倫理觀念和審美理想的滲透，使諸葛亮成為古代優(yōu)秀知識分子的崇高典范，成為中華民族忠貞品格和無比智慧的化身，成為中外人民共同景仰的不朽形象。

　　再看風行海內(nèi)外的“關羽崇拜”現(xiàn)象。歷史上的關羽，號稱“萬人敵”，確是一員虎將、勇將或名將；然而，他還算不上軍事家。就歷史功績而言，歷代超過他的名將比比皆是，如唐代平定“安史之亂”的主要統(tǒng)帥郭子儀，功勞就比他大得多。但是，在后人的心目中，關羽的地位卻凌駕于所有武將之上，在清代還高于諸葛亮，甚至高于“萬世師表”孔子。其原因，除了歷代統(tǒng)治者的層層褒揚和極力抬高之外，《三國演義》和民間三國傳說故事的美化與渲染起了很大作用（一般人印象中的關羽的赫赫戰(zhàn)功，相當大一部分，如“溫酒斬華雄 ”、“誅文丑”、“過五關斬六將”、“斬蔡陽”等，都是《三國演義》虛構的），而根據(jù)《三國演義》改編的戲曲、曲藝等藝術品種，又不斷地強化關羽的超人形象，各種宗教也根據(jù)自己的需要來神化關羽。正是多種社會因素的合力，把關羽推上了神的高位，讓蕓蕓眾生頂禮膜拜。這樣一個關羽形象，與歷史人物關羽實在相去甚遠，只能用大文化的觀點來詮釋。

　　三國文化的寬泛性，也表現(xiàn)在眾多的三國遺跡上。根據(jù)我的初步統(tǒng)計，全國至少有二十個省、市、自治區(qū)留存有三國遺跡，總數(shù)多達幾百處。這些遺跡大體上可以分為四類：第一類，少數(shù)由三國時期遺存至今的古跡，如許昌的曹魏故城遺址、南京的石頭城遺址和成都的劉備惠陵等墓葬。第二類，雖然出自三國歷史，或與三國史實大致相符，但或多或少滲入了《三國演義》和民間三國傳說的內(nèi)容。比如大名鼎鼎的成都武侯祠，被公認為最有影響的三國遺跡，但它并非三國時期的舊物，而是始建于公元四世紀的成漢時期的紀念性祠廟，以后歷代又迭經(jīng)興革補充，我們今天看到的則是清代康熙年間所重修；祠中人物塑像的設置介紹和有關陳列雖然基本上依據(jù)三國歷史，但人物的造型、服飾、兵器則顯然受到《三國演義》和三國戲曲的影響。這類遺跡，在全部三國遺跡中占了很大比重。第三類，雖有一點歷史的因子，卻因《三國演義》和民間三國傳說的影響而與史實大相徑庭，甚至面目全非。如四川廣元被稱為“漢將軍關索夫人”的“鮑三娘墓”，經(jīng)考古鑒定，確系東漢晚期墓葬，但關索和鮑三娘卻是民間三國傳說虛構的人物，這種“張冠李戴的現(xiàn)象就很有代表性。第四類，出自對史實的附會，或者純系《三國演義》和民間三國傳說的產(chǎn)物。例如江蘇鎮(zhèn)江的甘露寺始建于唐代，卻因《三國演義》中“甘露寺相親”的動人情節(jié)而被視為有名的“三國遺跡”；又如歷史上的諸葛亮南征時并未進入永昌郡（治所不韋縣，即今云南保山市），但當?shù)貐s長期流傳有關諸葛亮南征的故事，早在唐代就建起了武侯祠，一千多年來屢毀屢建，至今猶存。四川、陜西、湖北、云南等省，因《三國演義》和民間三國傳說而形成的“三國遺跡”，隨處可見。所以，我們通常所說的“三國遺跡”，大部分并非嚴格意義上的“三國時期的遺跡 ”，而是在漫長的歷史過程中逐步形成的“與三國有關的名勝古跡”。盡管它們不能與三國歷史劃等號，但卻寄托了歷代人民對三國史事和三國人物的追慕和緬懷，表現(xiàn)了人們的愛憎、理想和愿望；它們的形成演變本身，也已成為歷史，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我們民族心靈變遷的歷程，具有豐富的文化內(nèi)涵和巨大的研究價值。

　　因此，從大文化的廣闊視野進行觀照，人們所說的“三國文化”實際上是一種世代累積型的文化，它是漫長歷史時期中民眾心理的結晶，對中華民族的精神生活和民族性格產(chǎn)生了十分深遠的影響，在世界各地也廣泛傳播。

　　最近幾年，一些學者分別提出了“諸葛亮文化”、“關羽文化”（或稱“關公文化”）、“《三國演義》文化”等命題，并運用大文化的觀點對這些命題作了論述，有的論述還相當精彩。隨著研究的發(fā)展，這些命題已經(jīng)得到學術界許多同行的認可。它們在內(nèi)涵上時有交叉，均可視為廣義的“三國文化”的分支。

四

　　上述三個層次的“三國文化”觀，每一個都可以分別進行宏觀研究和微觀研究。但相對而言，我們不妨把它們之間的關系看作微觀研究、中觀研究和宏觀研究的關系。正因為這樣，這三種概念并非截然對立，而是如同一組同心圓，圍繞著同一個圓心，層遞擴大其范疇。這個圓心，就是三國時期的文化的基本內(nèi)核；層遞擴大的范疇，就是其發(fā)展、演變、吸納、衍生的方方面面。這里當然不存在簡單的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的問題，就象江河的源與流：萬里長江，其源頭只是幾條纖細的小溪，但沒有這源頭便沒有萬里長江；然而，僅僅靠這幾條小溪，而不融匯百川，也決不會形成浩浩長江，奔騰到海!所以，三個層次的“三國文化”觀，其實共同承擔著闡說和研究三國文化的任務。如果對這種辯證關系缺乏清醒的認識，過于拘守傳統(tǒng)的史學角度，否定和排斥各種衍生文化現(xiàn)象，實際上是作繭自縛，在許多問題上難以自圓其說。明確了這一點，在研究三國文化時經(jīng)常感到的歷史與文學既密不可分，又不斷“打架”的問題，就可以迎刃而解了。事實上，1991年11月由中國《三國演義》學會、四川大學、四川省對外友好協(xié)會聯(lián)合主辦的“中國四川國際三國文化研討會”，讓來自史學界、文學界的專家學者與藝術界的知名人士共聚一堂，這本身就是對“三國文化”的寬泛性的肯定。同樣，1993年5月在浙江富陽舉行的“孫吳與三國文化研討會”（由中國《三國演義》學會、富陽人民政府聯(lián)合主辦），也是由《三國演義》研究專家、三國史研究專家和從事三國題材創(chuàng)作的藝術家共同出席。這雄辯地證明，文學研究者和歷史研究者這兩大方面軍正在逐步會合于廣義“三國文化”這面旗幟之下。這自然是令人十分高興的。

　　在結束本文的時候，我想強調(diào)指出：三國文化決不僅僅是一種歷史現(xiàn)象，直到今天，它仍然富有活力，仍然影響著我們的現(xiàn)實生活，流淌于我們的血脈之中。今天的電視連續(xù)劇《三國演義》、廣播連續(xù)劇《三國演義》、三國文化之旅、三國故事新編，等等，不僅是三國文化的載體，而且是對三國文化的豐富和補充。人們對三國文化的種種詮釋、研究和應用，同樣也延續(xù)和發(fā)展著三國文化。作為中華民族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它將伴隨我們走向未來，再創(chuàng)輝煌……

原載《中華文化論壇》1994年第3期，1999年1月修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