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學網訊：我國當代著名思想史家龐樸先生于北京時間2015年1月9日晚20點49分在山東濟南齊魯醫院逝世，享年86歲。

　　龐樸，原名聲祿，1928年10月生于江蘇省淮陰縣。1954年，于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研究班畢業后回到山東大學任教。曾任《歷史研究》主編、《中國社會科學》副總編輯，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山東大學特聘教授、博士生導師，聯合國科教文組織《人類科學文化發展史》國際編委會中國代表，“國際簡帛研究中心”主任等。2010年，被山東大學評為終身教授。

　　龐樸先生的學術領域十分廣泛，成就卓然，在中國哲學史、思想史、文化史、古代天文歷法以及出土文獻等方面尤有精到的研究，主要著作有《〈公孫龍子〉研究》、《一分為三——中國傳統思想考釋》、《竹帛〈五行〉篇校注及研究》等。其學術思想和活動主要集中在“一分為三”說、“火歷”說、出土文獻研究以及推動上世紀八十年代的文化研究熱潮。

　　從“錄士”到學者

　　1939年，日本人打到龐樸的家鄉，辦了“新民小學”，要他們去讀。龐樸不去，到他爺爺朋友辦的私塾去經書，先是《三字經》、《千字文》，然后是四書五經——五經只學了《詩經》，就結束了。龐樸說，小時候讀經，“對于進一步了解中國文化，對于長大后待人接物、為人處世、立身行道，有很大的好處。”

　　17歲時，龐樸跑去參加了國民黨招聘人才的考試，考上后，被派到江寧、蘇州等地方的稅務局去當“錄士”，就是抄公文。龐樸后來回憶，那時他什么都不懂，就是為了糊口，“沒想到它后來一度成為我人生中洗不掉的污點”。1949年1月，他冒著風險從國統區渡江來到解放區，然后被留在了河北省華東大學（后與山東大學合并）學習革命人生觀，學習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其他什么都不學。在那里，他們進行了思想改造，心地坦誠、自覺自愿地交代“骯臟”的思想，比如“我驕傲”、“我怎么能饅頭吃不了就扔掉半個呢”。

　　1952年，龐樸被分配去人民大學學哲學。兩年后，他畢業回到山東大學教馬克思主義哲學。在讀《毛澤東選集》的時候，他發現里面中國的東西比馬恩思想多很多，所以他決定轉到中國哲學。那時候的中國，各種運動紛至沓來。龐樸作為“白專”被斗來斗去，也在“念念不忘階級斗爭”的號召下自覺去批判馮友蘭。

　　1977年，龐樸的《〈公孫龍子〉譯注》出版，印了40萬冊，他覺得那是一個大笑話。“文革”前，他跟出版社簽了合同，給他們寫一本《〈公孫龍子〉研究》。交稿后，“文革”開始，一切都停止。后來出版社去龐樸勞動的鄉下找到他，要把稿子里翻譯的部分拿出來單獨發表，就是《〈公孫龍子〉譯注》。原因是儒法斗爭的需要，當時江青說中國歷史就是儒法兩家的斗爭，現在要把歷史上所有人都分到這兩個陣營里，公孫龍被分到了法家里。那時候的中國，雜志只剩下《紅旗》，書只剩下《毛主席語錄》，所以這一印就就是40萬，全都賣掉。但龐樸并不覺得這是得寵，“因為我真正的研究恰恰是沒有發表的那部分。”

　　讀“天書”讀出“火歷”說

　　在下放勞動期間，龐樸的書都被貼上了封條。沒書看，就看星星，“地上沒有書可念，我就念這個天書；地上有階級斗爭，天上沒有階級斗爭。”花了兩年的時間，龐樸把漫天的星空都搞清楚了。沒想到，這段經歷引出了后來他一個重要的學術發現——火歷。

　　后來，可以讀書了，龐樸在讀《左傳·昭公十七年》時，注意到里面的天官說六月初一就是正月初一，順著這條線索，龐樸發現中國上古曾有一個火歷的問題，即在以太陽和太陰為授時星象以前，古代中國人曾有很長一段時間以大火星（心宿二）為生產和生活的紀時根據。

　　從“火歷”的角度思考問題，可以解決很多天文學史上費解的難題。“火歷”說引起了天文學界的極大興趣。天文史學界權威席澤宗就曾公開高度評價過龐樸的這一發現，并認為龐樸的這種做法，才是研究中國天文學史的正確方法。

　　“在文化上絕對不能搞全球主義”

　　1980年代，中國文化研究熱潮的出現，和龐樸的文化研究以及推動有著莫大關系。早在1964年，龐樸就提出過對文化遺產的批判、繼承、創新三原則。1981年，龐樸受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之聘，擔任《人類文化與科學發展史》國際編委會中國代表。期間，龐樸發現中國當時極端缺乏文化方面的研究成果。因此，龐樸開始在學界呼吁文化研究的重要性。

　　1982年，龐樸在《人民日報》發表了《應該注意文化史的研究》一文，率先發出重視文化史研究的時代呼聲，引起學界的強烈反響，從而掀起了上世紀八十年代“文化熱”的序幕。在這一過程中，龐樸多次發表有關文化學和中國文化史的文章，并在各種有關會議上和國內外許多城市發表演講，定義何謂文化，論證文化的兩個屬性（民族性、時代性）和三個層面（物質層、制度層、精神層），闡明中國近代史的文化歷程正是文化三個層面的展開過程，中國文化的出路在于把握文化的民族性和時代性等思想。這一系列的探討，引起學界的極大重視，推動了文化研究熱潮的前進。

　　龐樸曾毫不諱言自己是一個文化上的保守主義者，他特別強調文化的民族性，并認為文化是民族的根，文化的最基本屬性是它的民族性。他說，“在文化上絕對不能搞全球主義，一個民族如果沒有自己的文化，你這個民族就蒸發掉了，或者就淹沒在人群當中了。”

　　中國思維的精髓是“一分為三”

　　進入到1990年代以后，龐樸開始致力于解讀中華文化密碼、闡述中華智慧的研究，影響最大的當屬《憂樂圓融——中國的人文精神》、《黃帝與混沌：中華文明的起源》及《文化傳統與傳統文化》等文。龐樸認為中國人的“憂樂圓融”精神，有待于以歷史時代和歷史人物為實例，來給予生動的說明。

　　比如說，他從黃帝的傳說開始，用黃帝的故事說混沌，用“伯樂相馬”來談認識論，從“庖丁解牛”談實踐論，通過一批出土文物（紡錘）來談“玄”，運用幾個上古文字來說“無”，如此種種，最后都歸結到中國辯證思維。由此，龐樸歸結出中國式的思維方式，最重要的就是“圓融”，在《易經》中叫做“圓而神”。儒家稱之為中庸之道，中和之德；道家謂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簡化來說，就是中國人的思維世界是三分統一而不是二元對立，三分法是中國思想文化的特色，是中國思維方法的精髓。這就是龐樸諸多創見中影響最大的“一分為三”說。

　　讀經就很好，沒必要恢復古禮

　　從1990年代開始，尤其是近些年，當代大陸新儒家一直在通過各種方式發聲，他們有的主張從恢復傳統開始，把孔子誕辰定為教師節，有的從儒學鄉建運動著手，而有的則希望建立儒教，甚至呼吁把儒教定為國教，也有強調和自由主義相結合的“中道自由主義”者。2004年，當代大陸新儒家代表人物之一蔣慶在貴州他所創辦的陽明精舍邀請了康曉光、盛洪、梁治平、張祥龍、陳明等一些學者，舉行了一次“儒學會講”，被稱為“文化保守主義峰會”。

　　對于當代大陸新儒家的這些主張和努力，龐樸始終堅持三句話：文化上的保守主義、政治上的自由主義和經濟上的社會主義。他覺得兒童讀經很好，也應該在教科書中增加更多古典的東西。對于試圖恢復古禮的努力，龐樸則認為沒有必要，也沒有可能。

　　為什么不可能恢復傳統的禮節和儀式呢？“現在的中國人，就是活了一百歲的老人，去恢復清朝的禮節和儀式，都搞不清楚，遑論去恢復漢唐的了。到底以什么為準呢？漢為準？唐為準？明為準？清為準？在祭孔上不是就發生了這樣的笑話嘛。恢復到哪代？大清當然沒有多少東西，但漢唐都一樣嗎？都不一樣。現在管對襟的短褂叫唐裝，其實那是清裝，清代的馬褂。”龐樸說。

　　龐樸雖然強調文化傳統的民族特色，但也從來不會忘記時代節奏，“和尚是有統一服裝的，但信佛教的老百姓是沒有統一服裝的。不可能說我從你的穿著上就能看出你是信佛教的人。女孩子喜歡穿裙子，讓她們穿好了。怎么漂亮就怎么穿，她們愛美呀。你說這是西洋式的裙子，不行，不能穿，你非要她們穿很長很厚的裙子，把全身都包裹起來，這可是你自己找麻煩。”

　　而對于嘗試建立儒教的努力，龐樸能夠理解、同情和尊重。他始終堅持的是中國歷史上有儒學，而沒有儒教。他曾善意地提醒說，“如果要重建儒教，我個人的建議，就是希望你們像梁漱溟先生學習（鄉村建設運動），要立足于民眾幸福、社會改善、民族存亡和世界大同”，要寬容，要和其他宗教平等。

　　主要出版著作

1. 《談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通俗讀物出版社，1956年7月）
2. 《談談客觀規律》（湖南人民出版社，1958年2月）
3. 《〈公孫龍子〉譯注》（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7月）
4. 《〈公孫龍子〉研究》（中華書局，1979年12月）
5. 《帛書〈五行〉篇研究》（齊魯書社，1980年7月）
6. 《公孫龍評傳》（《中國古代著名哲學家評傳》第1卷，齊魯書社，1980年9月）
7. 《沉思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6月）
8. 《儒家辯證法研究》（中華書局，1984年6月）
9. 《稂莠集中國文化與哲學論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3月）
10. 《文化的民族性與時代性》（中國和平出版社，1988年8月）
11. 《〈公孫龍子〉今譯》（巴蜀書社，1990年6月；1992年6月再版，改名《〈公孫龍子〉全譯》）
12. 《白馬非馬——中國名辯思潮》（《神州文化集成叢書》，新華出版社，1991年12月）
13. 《一分為三——中國傳統思想考釋》（海天出版社，1995年6月）
14. 《薊門散思》（錢文忠編，上海文藝出版社，1996年8月）
15. 《龐樸學術文化隨筆》（中國青年出版社，1966年9月）
16. 《當代學者自選文庫龐樸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