龐樸，1928年10月生于江蘇淮陰，是我國著名哲學家、中國哲學史專家、文化史專家。歷任山東大學講師、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副總編輯、《歷史研究》主編、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聯合國科教文組織《人類科學文化發展史》國際編委會中國代表、國際簡帛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學儒藏研究中心總編纂、山東大學儒學研究中心主任、山東大學終身教授、儒學高等研究院學術委員會主任。

　　“世界在本質上是統一的，同時又是三分的；統一是三分的統一，三分是統一的三分。源遠流長、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其密碼也正是一個‘三’字。”

　　■通訊員 法帥

　　“煉汞燒鉛四十年，至今猶在藥爐前。不知子晉緣何事，只學吹簫便得仙。”雖然這一幅字仍然懸掛在客廳墻的正中，但手寫這首詩的主人已經遠去。

　　1月9日20時49分，山東大學終身教授龐樸先生因病醫治無效，在山東濟南去世。先生雖然駕鶴西去，但他在中華文化的諸多研究領域都留給我們的寶貴精神財富仍在熠熠生輝。

　　發現上古歷法“火歷”

　　熟知龐樸的人都知道，他是一個能夠為了真理而無所畏懼的人。1949年，年僅20出頭的龐樸，就做了一件置生死于度外的事情：從蔣管區投奔到解放區。到了解放區，龐樸就留在了華東大學。后來，華東大學與青島的山東大學合校，從此龐樸成為了山東大學的一員。

　　龐樸是以研究中國文化而成為名家的，殊不知，他今天治學的成就最初都是在私塾中打下的基礎。在龐樸11歲的時候，日本占領了他的家鄉，辦了一些“新民小學”，實行奴化教育。龐樸及其家人堅決不去這種奴化學校，遂轉入一個私塾中繼續學習。“這或許是國家不幸詩人幸吧。”龐樸說。《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四書、五經（五經只讀了《詩經》），等等，就是在那時背得滾瓜爛熟的，由此啟發了他對中國文化的興趣和感性。

　　龐樸真正研究中國傳統文化，是從1952年到中國人民大學學習哲學開始的。兩年后，龐樸畢業回到山東大學教馬克思主義哲學。龐樸認為，要研究毛澤東哲學思想，首先應該了解中國哲學思想，遂決定轉到中國哲學的研究領域，但后來這卻成為龐樸被批判的重要原因。

　　1971年，龐樸被下放到了曲阜。他的書都被貼上了封條。到曲阜后，龐樸發現了一個非常好的東西，那就是天上的星星特別多。地上沒有書可念，他就念這個天書。于是，夏天的晚上，龐樸就搬把椅子，在操場上看星空。花了兩年的時間，把漫天的星空都搞清楚了。沒想到，龐樸看星星，卻直接引出了一個重要的學術發現——火歷。

　　龐樸的發現引起了天文學界的極大興趣。中國天文史學界權威席澤宗就曾公開高度評價過龐樸的這一發現，并認為龐樸的這種做法，才是研究中國天文學史的正確方法。因為在他看來，現在許多研究中國天文史的學者用的都是西方的科學體系，這樣中國很多天文史料都通通被削掉了，如此一來，中國天文史的研究就沒法發展了。

　　掀起1980年代“文化熱”

　　20世紀80年代“文化熱”的出現，與龐樸對文化研究的重視和推動有莫大關系。1981年，龐樸受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之聘，擔任《人類文化與科學發展史》國際編委會中國代表。出于職業的敏感性，龐樸發現中國當時極端缺乏文化方面的研究成果。

　　1982年，龐樸在《人民日報》發表了《應該注意文化史的研究》一文，率先發出重視文化史研究的時代呼聲，引起學界的強烈反響，從而掀起了上世紀80年代“文化熱”的序幕。

　　文化是什么？龐樸為此曾去拜訪錢鐘書先生。錢鐘書說，你不問我的時候，我知道文化是什么，你一問我，我倒糊涂了。事實上真是這樣，當時誰也搞不清楚文化是什么。1949年到1979年，30年里中國只出版過一本關于文化的書。

　　在整個20世紀80年代，龐樸曾就文化學、文化史、文化傳統與現代化諸問題，數十次發表演說、撰寫文章，闡述其對文化的各種思想認識，從而推動了文化研究熱潮的前進。龐樸的一系列重要觀點可歸納為“一二三”：“一”就是一個定義，文化就是人化；“二”就是認為文化有民族性和時代性兩個屬性；“三”就是文化有物質的、精神的和制度的三個層面。龐樸對于文化的定義、兩個屬性和三層結構的闡述，引起了學界的極大重視，成為探討中華文化問題的重要理論指導。

　　龐樸特別強調文化的民族性，并認為文化是民族的根，文化的最基本屬性是它的民族性。如果一個民族沒有自己的文化，這個民族最后就會蒸發掉。滿族就是一個例子。滿族統治了全國，最后滿族自己沒有了。為什么？因為它的文化和它的民族分離了，滿族文化失去了民族性，最后這個民族就沒有凝聚力了。

　　“一分為三”探究中華文化

　　“他是一個很杰出、很有創見的學者。”北京大學教授湯一介曾這樣評價他。龐樸是中華文化研究的大家，不僅僅指其知識之淵博、見解之深刻，更是指他富有創新精神，往往能夠獨辟蹊徑獲得新解。

　　在龐樸諸多創見中，影響最大的莫過于對中華文化密碼“一分為三”的探究。進入上世紀90年代后，龐樸開始從文化現象入手，致力于中國辯證思想的研究，以解讀中華文化密碼。比如說，他從黃帝的傳說開始，用黃帝的故事說混沌，用“伯樂相馬”來談認識論，從“庖丁解牛”談實踐論，通過一批出土文物（紡錘）來談“玄”，運用幾個上古文字來說“無”，如此等等，最后當然都要歸結到中國辯證思維。

　　龐樸深深相信，中國文化體系有個密碼，就是“三”。于是便用這個密碼去開中國文化寶藏之鎖，也用開了鎖的寶藏文化來反證密碼之存在。如《解牛之解》、《相馬之相》等。古稀之后，龐樸開始對“一分為三”給出理論上的說明，于是有了《中庸與三分》等嘗試。2001年，他開始撰寫《一分為三論》，2003年出版，給“一分為三”研究畫上了圓滿的句號。

　　龐樸認為：“世界在本質上是統一的，同時又是三分的；統一是三分的統一，三分是統一的三分。源遠流長、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其密碼也正是一個‘三’字。”

　　融所學與生活于一體

　　“龐先生是一位真正能夠將所學與生活融于一體的人，他的生活看似平常，實則不然。”龐樸的學生、山東大學教授馮建國說。作為蜚聲國際的學者、中華文化研究領域的大家，龐樸的學術成就令人仰止，哲思高明令人莫測。然而，在生活中他卻是一位和藹可親的普通老先生，不過這可不是平常所理解的普通，而是經高明而后返回到中庸的普通。

　　在外人看來，龐樸的生活似乎很簡樸，生活中的飯菜也是樸素得很，吃的都是市場上最普通的蔬菜水果、雞鴨魚肉什么的。龐樸自己曾有過這樣的規定：每一兩個星期才打一次牙祭。這給龐樸的身體帶來了莫大的好處，老年人整天擔心懼怕的“三高”問題，從來沒有發生在龐樸的身上。可以說簡樸的后面卻不簡單。

　　有一天，他遞給來訪的學生一張報紙，說：“你看一下報紙中這些美術作品有什么問題沒有？”這位學生接過來左看右看，始終沒看出什么問題來。于是，龐樸指著其中的一幅畫說：“你看這幅《荀子祭酒圖》，畫面上的幾個人在舉杯暢飲，根本不像荀子在講學，祭酒可是今天所說的老師。這幅畫本應展現的是荀子作為當時稷下學宮的學術領袖的風范，然而卻被畫者理解為一種喝酒暢飲的活動，實在不應該！”

　　有一次，龐樸在住院打吊瓶的時候，突然對來看望的學生說道：“閑來無事，我給你們上堂課吧，教你們怎么閱讀古文。”學生們愣住了，沒想到穿著病號服、躺在床上掛吊瓶的先生要現場開課。龐樸說：“你們知道《論語》中‘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這段話吧？……”學生們圍在旁邊認真聽起來。沒見過這場面的醫護人員及其他人紛紛駐足觀看，一時成為病房里的一景。

　　龐樸還曾因身體乏力等問題住過幾次醫院。同醫院打交道多了，龐樸發現中西醫在治療方法上有著根本的不同，于是，他給醫院也下了個診斷：“中醫是治病的人，西醫是治人的病。”用簡單的一句話，將中西醫的本質區別指了出來。在同老中醫交流自己的病情時，龐樸說自己的感覺是“麻而不木，腫而不脹”。大家知道，麻過了就是木，腫大了就是脹，龐樸對自己病情的描述真可謂精準。

　　極高明而道中庸，正是龐樸其人其學的最大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