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有很長的注釋經(jīng)典的歷史，研究中國經(jīng)典注釋的歷史對深入了解中國文化的方方面面有著重要的意義。我們都知道，中國經(jīng)典注釋問題和中國的“訓詁學”、“音韻學”、“文字學”、“版本學”、“目錄學”等等是分不開的。我這篇主要是想通過一個具體問題來看創(chuàng)建中國解釋學（與西方解釋經(jīng)典的理論與方法有相當大不同的中國解釋學）的種種困難。

　　1998年12月在廣東道教圣地羅浮山的黃龍觀召開了《第二屆道家文化國際學術討論會》，在會上德國學者瓦格納（RudolfG·Wager)教授提出僧肇有《道德經(jīng)注》的問題。由于我曾注意過僧肇的老師鳩摩羅什的《老子》注問題，聽到瓦格納教授說僧肇有《老子注》，自然對此很感興趣。在羅浮山?jīng)]有來得及和瓦格納教授交換意見，也沒有來得及問他說僧肇有《老子注》所據(jù)材料。會后，我本打算從各種《老子道德經(jīng)》中的注疏去找僧肇《老子注》的材料，但由于其他的事一直沒有能著手作。庚辰年春節(jié)稍有空閑，我把《道藏》中的《道德經(jīng)》注釋粗粗翻了一遍，發(fā)現(xiàn)在元趙秉文的《道德真經(jīng)集解》中確錄有僧肇的注語（劉惟永的《道德真經(jīng)集義》中也有一條，詳后）。這樣不得不使我去作進一步的研究了。

　　一開始我就覺得《道德經(jīng)》第五十三章“使我介然有知，行于大道，唯施是畏”注中的“肇曰：有所知，則有所不知，圣心無知，故無所不知。小知，大知之賊也”，好象在《肇論〉中有類似的話。經(jīng)我一查，此“肇曰”確實在《肇論》中有。于是我想，趙秉文《道德經(jīng)集解》所引僧肇的話是否都可以在僧肇的《肇論》或他的其他著作中找到？下面是我查找的結果：

　　（一）《道德真經(jīng)集解·天下有始章第五十二》注中有如下一段：“肇曰：有所知，則有所不知；圣心無知，故無所不知。小知，大知之賊也”（劉惟永《道德經(jīng)集義》同有此條），應是出自《肇論·般若無知論》，其文為：“夫有所知，則有所不知。以圣心無知，故無不知，不知之知，乃曰一切知。”“小知，大知之賊”為原文所無，很可能是趙秉文據(jù)《般若無知論》中的一句“若有知性空而稱凈者，則不辨于惑知”所加，或者是趙對僧肇所說的理解加上去的。

　　（二）《天下皆知章第二》注中有如下一段：“肇曰：有無相生，其猶高必有下，然則有無雖殊，俱未免于有也。此乃言象之所以形故，借出有無之表者以祛之。”此見于《涅槃無名論》，其文為：“有無相生，其猶高下相傾，有高必有下，有下必有高矣。然則有無雖殊，俱未免于有也。此乃言象之所以形，……非涅槃之宅，故借出以祛之。”按：“有無之表”即“涅槃之宅”，非有非無，乃得中道。

　　（三）《希言自然章第二十三》注中有如下一段：“肇曰：真者同真，偽者同偽，靈照冥諧，一彼實相，無得無失，無凈無穢，明與無明等。”查僧肇《維摩詰所說經(jīng)注·見阿閃佛品》中有：“……是以則真者同真，偽者同偽，如來靈照冥諧，一彼實相，實相之相即如來相。”且《阿閃佛品》經(jīng)文中有“一切無得無失”，肇注：“無得故無失”；有“非凈非穢”，肇注：“在凈而凈，誰謂之穢；在穢而穢，誰謂之凈”；有“明與無明等”，肇注：“法身無相，體順三脫，雖有三明，而不異無明也。”且《肇論·涅槃無名論》亦有“是以則真者同真，法偽者同偽”，“未嘗有得，未嘗無得”等語。《道德真經(jīng)集解》引僧肇語出自《維摩詰所說經(jīng)法》僧肇之注的拼湊當無可疑。

　　（四）《寵辱章第十三》注中有如下一段：“趙曰：肇云：大患莫若于有身，故滅身以歸無，此則二乘境界。談道者以不_驚t寵辱，遺身滅智為極則，豈知圣人之旨哉！”這中“肇云”是趙秉文引用僧肇的話，不能據(jù)此以為是僧肇的《老子》注文。查《涅槃無名論》中有“子乃云：圣人患于有身，故滅身以歸無；勞勤莫先于有智，故絕智以淪虛。無乃乖乎神極，傷于玄旨也。”此中前四句是僧肇引“有名”的話，后面兩句是僧肇批評的話。又僧肇《維摩詰所說經(jīng)注·方便品》中有僧肇的注曰：“二乘惡厭生死，怖畏六塵”云云。這些大概是趙秉文引“肇云”的所據(jù)。按：僧肇認為“大患莫若于有身，故滅身以歸無”只是聲聞、緣覺二乘境界，故《方便品》注謂：“二乘惡厭生死，怖畏六塵”。

　　（五）《絕學無憂章第二十》注中有如下一段：“肇曰：習學謂之聞，絕學謂之鄰，過此二者謂之真過，然則絕學之外，向上猶有事在。”此當出自題為肇著的《寶藏論》中：“夫學道者有三：其一謂之真，其二謂之鄰，其三謂之聞。習學謂之聞，絕學謂之鄰，過此二者謂之真。”湯用彤先生《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中說：“又金趙秉文《道德經(jīng)集解》引有所謂肇公之《老子注》，其中有‘習學謂之聞，絕學謂之鄰’諸句（禪宗書〈碧巖錄〉五引此諸語，則謂出于《寶藏論》），實《寶藏論》中語。論中亦并頗有道教理論與名辭（如虛洞、太清、陰符等），則似此論為中唐之后，妄人取當時流行禪宗及道教理論湊成，托名僧肇。而所謂肇公之《老子注》，同是偽書也。”⑴

　　按：上引前四條當系趙秉文取自僧肇他書以注《老子》，而此第五條則系取自偽托僧肇之《寶藏論》，因此不可作為僧肇的思想。我們還可以進一步討論此問題，就唐宋以來《道德經(jīng)》的集解中所引用的各家語看，決不能認為注中引有“某某曰”就以此認為某某有《老子注》，如董思靖的《道德真經(jīng)集解》中多次有“程伊川曰”，但程頤并無《老子注》之書，而是董思靖引程頤的話以注《老子》。

　　就以上的分析看，應可得出僧肇沒有《老子注》的結論。但是，還有另一個問題需要我們解決。查唐末杜光庭《道德真經(jīng)廣圣義》的“序”中列舉注《道德經(jīng)》者六十余家，其中有“沙門僧肇，晉時人注四卷”等語。元劉惟永《道德真經(jīng)集義大旨·老子序說》全錄了杜光庭的《道德真經(jīng)廣圣義》，又在《集義大旨》卷中述杜光庭義謂：“……詮注疏解六十余家，言理國則嚴氏、河公，楊鑣自得；述循身則松靈、想爾，逸軌難追；其間梁武、簡文、僧肇、羅什、臧、陶、顧，蓋霞舉于南朝……”云云，其中也說到僧肇。在同書卷上有“道德真經(jīng)集義諸家姓氏”一項中有“什法師、肇法師、陸希聲、司馬溫、太平光師、圓師、秉文、葉氏，已上八家系集注中所引”一段。這說明劉惟永并未見到過所謂僧肇的《老子注》，而是轉引自趙秉文的《集解》。⑵又查在題為四卷《唐玄宗御制道德真經(jīng)疏》前有《道德真經(jīng)外傳》一篇，其中也開列“古今簽注者多矣，見行注者六十余家，開列于其后”所列與《廣圣義》全同。這里就產(chǎn)生了一個問題，是《廣圣義》抄《道德真經(jīng)外傳》的，還是《外傳》抄《廣圣義》的？據(jù)任繼愈先生主編的《道藏提要》引《續(xù)修四庫全書提要》謂：是篇“其非玄宗御制”，是有充分根據(jù)的。⑶因此，開列《老子》“古今簽注”六十余家總是在中晚唐時才有的，《廣圣義》與《外傳》誰先誰后無關宏旨。

　　我們再回到討論《廣圣義》中存在的另一問題。在《廣圣義》卷一《敘經(jīng)大意解疏序引》有如下一段：

　　“……詮注疏解，六十余家。言理國則嚴氏河公，楊鑣自得；述修身則松靈，想爾，逸軌難追。其間梁武、簡文、僧肇、羅什、臧、陶、顧、孟，蓋霞舉于南朝……”。

　　在《廣圣義》卷五“第四宗趣旨者”中有一段與《序引》文大同而小異，如謂：“……河上公、嚴君平皆明理國之道……符堅時羅什、后趙圖澄、梁武帝、梁道士竇略皆明事理因果之道……”。照理說僧肇應是羅什一派，屬“明事理因果之道”者，然與《序引》不同，未列僧肇之名，且查《廣圣義》中亦未見引有僧肇之語，不知何故。據(jù)我推測，無論《廣圣義》或《外傳》并未自己見到所列六十余家注之全部，蓋因其中所列之人并未都注過《老子》。這里我可舉出一條確鑿的證據(jù)。《廣圣義》與《外傳》的注者中均有“南陽何晏，字平叔，魏駙馬，都尉”，然何晏實無《老子注》，據(jù)《世說新語·文學篇》記載：

　　“何平叔注《老子》，始成，詣王輔嗣。見王注精奇，乃神伏曰：‘若斯人，可與論天人之際矣！’因以所注為《道德二論》。”

　　“何晏注《老子》未畢，見王弼自說注《老子》旨。何意多所短，不復得作聲，但應諾諾。遂不復注，因作《道德論》。”

　　這兩段文字雖有小異，但可知何晏論《老子》只存有《道德論》，而不存有《老子注》，這點也可以證之張湛《列子注》所引何晏語。《世說新語·文學篇》?“裴成公作《崇有論》條，注引“《晉諸公贊》曰：自魏太常夏侯玄、步兵校尉阮籍等皆著《道德論》”云云。王維誠《〈老子旨略〉通考》在引用上面那段《晉諸公贊》后說：“竊謂魏世諸公著《道德論》，當皆論說《老子》旨要，其義本與注解《老子》相通。”這或者也說明，我國古代的所謂“注”，并不都是隨文注，對一些經(jīng)典的論說，如何晏的《道德論》、《無名論》、王弼的《老子旨略》等，后人亦可引以為注。⑷據(jù)此，我們可知《廣圣義》或《外傳》所列六十余家并非均有《老子注》也。至于趙秉文之《道德真經(jīng)集解》，大概是他因僧肇有些思想可以為解釋《道德經(jīng)》利用，而用以為注。⑸至于僧肇是否另有一《道德論》的著作，查隋唐以前各種目錄均沒有著錄，各種《道德經(jīng)》的注中也未見引用，故僧肇也沒有作過《道德論》應是可以肯定的。

　　我們知道，中國在注釋經(jīng)典時常常要注意到“版本學”和“目錄學”的問題。在史書的“藝文志”或“經(jīng)籍志”中未見著錄的大概可信度很低，今查《隋書·經(jīng)籍志》、《唐書·藝文志》以及丁國鈞、文廷式、秦榮光的《補晉書·藝文志》，吳士鑒、黃元逢的《補晉書·經(jīng)籍志》等均未見著錄有僧肇之《老子注》者。這從另一方面也可說明僧肇未嘗注有《老子》。⑹

　　以上我們討論僧肇《老子注》的問題與“創(chuàng)造中國解釋學”究竟有什么關系？這是我本文最后要回答的問題。

　　在《三論創(chuàng)建中國解釋學問題》中已說到研究中國經(jīng)典解釋問題需要具有多方面的知識，例如應具有訓詁學、文字學、音韻學、考據(jù)學、版本學、目錄學等等的知識。在這里我們將討論“目錄學”與“考據(jù)學”與經(jīng)典注釋的關系問題。

　　“目錄學”對于判定一書的真?zhèn)渭捌鋬r值有重要的意義。在本文上面已經(jīng)談到，各種《藝文志》、《經(jīng)籍志》中均未見著錄有僧肇《老子注》，同樣也未見著錄有其《道德論》，并且我們查找到趙秉文《道德真經(jīng)集解》所引“肇曰”（肇云）的五條有四條見于《肇論》或《維摩詰經(jīng)注》，這已經(jīng)大體可以斷定僧肇未嘗注過《老子》，也沒有著過如何晏等的《道德論》。特別是《集解》引所謂“肇曰：“?習學謂之聞……”一段，我們查到見于所謂的僧肇著的《寶藏論》，而《寶藏論》非僧肇之作品甚明。為了把問題弄得更清楚，我又查找了佛教的目錄書，自《出三藏記集》至《開元釋教錄》各種目錄均未見著錄有僧肇《寶藏論》。那么何時何種佛教目錄才把《寶藏論》作為僧肇的書呢？

　　在《日本比丘圓珍入唐求法目錄》中才著錄有“《肇論》一卷；《肇論文句》一卷；《寶藏論》一卷”⑺，在這里沒有說《寶藏論》是僧肇的作品。想來此時在中土目錄中也有類似情況，或已有《寶藏論》為僧肇注之說。這點還要做詳盡之考查。在目錄中首次出現(xiàn)僧肇著《寶藏論》大概是朝鮮僧義天的《新倫諸宗教藏目總錄》；其第三卷著錄有“《寶藏論》一卷，僧肇述；注三卷，法滋注。⑻”于此大約同時日本興福寺沙門永超集的《東域傳燈錄》中有“《寶藏論》一卷（校刊記注：甲本頭注曰：私僧肇撰。）”⑼由此可見在唐大中前可能還沒有把《寶藏論》視為僧肇的著作，把《寶藏論》作為僧肇的作品當是以后的事。據(jù)我推測，大概是因圓珍在“目錄”中把“《寶藏論》一卷”排列在“《肇論》一卷”、“《肇論文句》一卷”后，而使后人誤認為《寶藏論》亦為僧肇所撰。從這里我們可以看到“目錄學”對于判定某書之真?zhèn)闻c價值有重要之意義，故而于研究經(jīng)典注釋時不可不注意。既然《寶藏論》非僧肇的作品，說僧肇有《老子注》就更難成立了。

　　對于經(jīng)典解釋所用之材料，必定會遇到材料是否可靠的問題。說僧肇有《老子注》，就首先要證明趙秉文《道德真經(jīng)集解》中引用的五條材料是否確實是僧肇的《老子注》文。現(xiàn)經(jīng)查考，這五條所謂“肇曰”（或肇云）有四條出自《肇論》和《維摩詰經(jīng)注》，另一條“習云謂之聞”云云則出自非僧肇所著的《寶藏論》，這就證明僧肇并未注過《老子》。這種對“材料”一一查找的作法雖很煩瑣，但卻很必要，否則會出錯誤。⑽未經(jīng)考證，就輕易判定某材料可靠或不可靠，容易發(fā)生錯誤。我這里再舉一個例子，在《道藏》中有題為“青溪道士孟安排集”的《道教義樞》，但在歷史上有兩個孟安排，一是梁朝的孟安排，另一是唐初的孟安排。有學者認為《道教義樞》是梁道士孟安排所撰，而非刊于《湖北通志》卷九十六唐圣歷二年陳子昂《荊州大崇福觀記碑》，所載武后時的道士孟安排所撰。⑾但查《道教義樞序》中引有：“儒書《經(jīng)籍志》云：‘元始天尊生于太無之先……諸仙得之，始授世人’”一長段，這一長段除個別字外盡錄自《隋書·經(jīng)籍志》。而《隋書》為唐初魏徵等所撰，如果我們找不到確鑿的證據(jù)證明《道教義樞序》為后人所增加（我認為如無新材料發(fā)現(xiàn)，要證明《序》為后人所增加是不可能的），那么《道教義樞》為唐孟安排撰則無疑了。⑿這就說明，考證材料之真?zhèn)巍⑴卸ㄕ摂嘀欠菍ρ芯拷?jīng)典注釋問題至關重要。就這個意義上說，創(chuàng)建中國解釋學（或對中國經(jīng)典作系統(tǒng)的歷史梳理），必須具有一定的“考據(jù)學”知識。

　　最后，必須說明，雖“目錄學”與“考據(jù)學”與經(jīng)典注釋問題有密切的關系，但要想真正創(chuàng)建“中國解釋學”，更重的是要在借鑒西方解釋學的基礎上，對中國經(jīng)典注釋作系統(tǒng)地歷史梳理才有可能，而“考據(jù)學”、“目錄學”等的知識只是不可或缺的手段而已。

注釋：

⑴見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中華書局1963年版，第332～333頁。

⑵按《道藏》中之《道德真經(jīng)集義》僅存17卷，所集各家注至《老子》第十一章止，故劉惟永《解義》僅存所謂僧肇注一條，其文為：“拾遺肇曰：有無相生，……”，可見劉惟永自己并未見到所謂的僧肇《老子注》。

⑶參見任繼愈主編的《道藏提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485頁。

⑷可參見拙作《再論創(chuàng)建中國解釋學問題》，《中國社會科學》，2000年第一期。王維誠文見北京大學《國學季刊》第七卷第三號。

⑸如果能找到比趙秉文《道德真經(jīng)集解》更早的《道德經(jīng)》注疏中引有僧肇語，大概也和趙秉文《道德真經(jīng)集解》的情況相同。

⑹今存《正統(tǒng)道藏》有許多書都需詳加考訂，所收《道德經(jīng)》的各種注疏，常有不實者，這點蒙文通先生在_《梳理〈老子成玄英疏〉$敘錄》中已指出，可參考。該文收入巴蜀書社1987年出版的《古史甄微》中。

⑺見于《大藏經(jīng)》55卷第1100頁，此目錄為圓珍于唐大中十一年（857年）所錄。

⑻義天《新編諸宗教藏總錄》作于1090前后。

⑼《東域錄》是“寬治八年（1095）永超自校正獻青蓮寺”。《大正藏》收錄的《東域錄》有“原本”，是鐮倉初（約12世紀初）寫嵩山寺藏本；“甲本”為大谷大學藏寫本。《大正藏》中所據(jù)“原本”為萬_歷22%年（1584）增上寺報恩藏本；“甲本”為寶永五年（1708）宗教大學藏本。

⑽現(xiàn)在我們可以利用電腦檢索來查找所需的資材，但并非所有的古籍都已輸入電腦，既使都輸入了電腦，還得知道在什么范圍中去查找，這也并非任何人都能作的。

⑾見陳國符《道藏源流考》，中華書局，1963年版，第二頁。

⑿參見拙著《魏晉南北朝時期的道教》，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28頁；盧國龍《中國重玄學》，人民中國出版社，1993年版，第323～324頁。

2000年2月7日初稿，4月18日修改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