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培恒，1954年1月畢業于上海復旦大學中文系，從師蔣天樞，并任教至今。1985年批準為博士生導師，同年任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長。1996年先后獲得復旦大學首席教授、杰出教授稱號。章培恒先生師從蔣天樞先生，蔣天樞先生師從陳寅恪。學問一脈相承地好，為人一脈相承地特立獨行。

恪守師禮

　　要章培恒先生講講老復旦，他開口便是他的老師蔣天樞先生。蔣天樞對章培恒的影響很大，不光是學術方面，還有言行處事。章培恒先生回憶“四人幫”粉碎時，古籍出版社要蔣天樞幫忙編纂陳寅恪的文選，事后給了蔣天樞1000多元稿費。當時蔣天樞先生在學校的工資是200元一個月。1000多元相當于小半年的收入。但是蔣先生嚴辭拒絕了這一筆當時的巨額稿費，理由只有一個:學生替老師編書，怎能收錢?

　　“文革”時期，陳寅恪怕自己的文稿被抄走，著作從此失傳，便把文稿做了備份寄給蔣天樞，要蔣天樞先生幫忙保存。“文革”之后，陳寅恪的視力狀況不好，蔣天樞便一肩擔起幫陳寅恪重編文稿的責任。“蔣先生自己的許多著作在‘文革’時也被抄走，‘文革’后也該先編自己的書，可是他將自己的書拋在一邊，把全部的精力用在整理陳先生的稿件上。”章培恒說，語氣敬佩。

　　蔣天樞尊師已經到了一種近乎偏執的地步。蔣天樞與陳寅恪有師生之誼，對王國維自然也是嚴執弟子禮。同行或學生“王國維長王國維短”，即便滿貯崇敬之情，都有引起蔣先生側目之虞，在他看來，說“王國維先生”已經大不敬了，何乃直呼其名也!至于他，當然恪守舊例，開口閉口是“靜安先生”(王國維號靜安)。

　　當時朱東潤算來是個高調人物，好發警言奇語，一次假工會禮堂開會，說到得意處他老人家神采飛揚起來，大概隨意說了陳寅恪什么什么，未見得有不敬之意。還沒等在座老少反應過來，蔣天樞先生從人群中拔起，指著朱先生哼哼了幾句，便拂袖而去。在平常的日子里，據說難得看到朱東潤先生難堪，這回給他的倒是十足的難堪。朱先生唯有嘖嘖幾聲，并哭笑不得地攤攤手。

　　中文系已故的教授許道明先生在回憶章培恒和蔣天樞的文章里有這么一段:“蔣天樞先生的高足章培恒教授算來已是當今滬上學術大腕了，他從他的老師那邊得到了許多做學問的道道，當是無容爭辯的。此外，他顯然還是一個上過‘尊師’課的人。記不清何人向我談過，一天，章先生隨蔣先生外出辦事，晚間完事后，他照例陪送老師歸家。途中來了一場大雨，車到第一宿舍大門，遍地清濕，而蔣先生腳上套的卻是家常的布鞋。學生背老師，是章先生的最初提議，自然被蔣先生堅拒。那年章先生的年歲好像也已直逼花甲，安全第一嘛，弄不好兩個老頭，一老一小跌成一團，終究不是好玩的。于是，老師蔣天樞跨出車門，松爽地進了大門直奔寓所，學生章培恒脫下皮鞋，一手拎著，在黑夜里穿著一雙白襪跟在老師的身后。”

　　章培恒先生說，如此恪守師禮，在蔣天樞手中已是最后一代了。他說自己仍遠遠及不上蔣先生，但是比起現在天天不愿上課不愿見到老師的大學生們，又如何?

山東腔與紹興腔

　　當年蔣天樞朗誦詩經是復旦中文系一絕。1950年代，蔣天樞講課，每天西裝筆挺，頭發梳得熨熨帖帖去上課。蔣先生上課喜歡朗讀古詩詞，用他那充滿感情的山東腔朗讀“昔人往矣，楊柳依依……”當時蔣天樞60多歲，卻依然中氣十足，神采飛揚，而且每節課必讀。上過蔣天樞課的學生都認為那是種享受。

　　根據朱東潤先生的記述，當時瘦瘦弱弱的章培恒先生有時會在課上扶著眼鏡站起來，跟蔣先生爭論一些古文的細節問題，搖頭晃腦地引用幾段詩詞，用他的紹興腔誦讀出來。大抵章培恒先生的古文天賦便在那時顯現出來，本科畢業留校后被蔣天樞收為弟子。

　　到章培恒先生開始給學生講課的時候，他也愛讀些詩詞。但是他自認沒有蔣先生那種氣勢與神采，便讀得稍微少一些。他鼓勵學生讀，要讀出古人傲世的風骨，讀得好他會擊節稱贊。當年中文系學生回憶說，可能正是因為這么有個性的老師，原本枯燥的古文課才會顯得樂趣無窮。

　　章培恒先生說，蔣天樞先生當年對學生很好，有一次他幫蔣天樞先生當下手一起幫出版社校驗一本書，“當時我干的活其實就是最后將書稿看一遍，但是320元稿費蔣先生先給了，”章培恒先生說，“他讓我去買些大部頭的書，當時他看中的有兩部，一部是《二十四史》，180元，一部是《四部叢書》，240元。我挑來選去，最后決定買便宜的那部，好多剩一些錢還給蔣先生。”

　　后來的中文系學生回憶章培恒先生，說他對學生非常好。他總是鼓勵學生質疑權威，一步一步引導學生提出自己的觀點。

《大學時代》2006年04期